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行政區劃調整的旅遊城市，大部分以區域內比較知名的景區更改地名，而其它的行政要素基本不變。根據城鎮規劃君何方洪統計，我國透過行政區劃調整或更名的旅遊城市大約有20個左右，分別是屯溪市調整為黃山市、五大連池鎮升格為五大連池市、井岡山縣調整為井岡山市、崖縣升格更名為三亞市、灌縣更名為都江堰市、峨眉縣更名為峨眉山市、崇安縣更名為武夷山市、大庸縣升格更名為張家界市、錦西市更名為葫蘆島市、南坪縣更名為九寨溝縣、蒲圻縣更名為赤壁市、路南自治縣更名為石林自治縣、桂林市和桂林地區合併組建新的桂林市、通什縣更名為五指山市、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市、嘉興市秀城區更名為南湖區、開封市南關區更名為開封市禹王臺區、天水市北道區更名為麥積區、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對全國範圍內這一普遍的現象來探討一下更改城市地名所帶來的旅遊效應。
圖一：我國旅遊城市行政區劃調整更名情況
行政區劃調整是促進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重組區域旅遊資源和協調區域利益格局的最重要區域管制手段。旅遊城市的行政區劃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消除或減少因政區的條塊壁壘限制而釋放旅遊發展空間，提高旅遊行政管理效率。然而在行政區劃調整後，卻帶來了正反兩個方面的旅遊效應。那麼怎樣在行政區劃調整的過程中最大程度的發揮旅遊的正效應，使行政區劃調整帶來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甚至消除，使旅遊行政管理更加有效是我國旅遊業發展中應該注意和研究的現象之一。在加強行政區劃調整的旅遊效應分析的同時，更要注重區劃調整的旅遊效應預分析，以免區劃調整不但沒能促進旅遊業的發展，反而區劃調整後旅遊的負效應增多。因此旅遊城市在基於旅遊效應進行行政區劃調整時應該進行效應預分析即：是否有利於儲存區域文化和旅遊資源的完整性；．是否有利於旅遊風景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旅遊城市面貌的改觀；是否有利於當地旅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否有利於協調居民利益，促進社群與地方經濟的發展：是否有利於旅遊經營管理體制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進行旅遊效應預分析的基礎上，還要對全國行政區劃體制的基本思想進行考慮，拷問現有的行政區劃體制本身是否有缺陷和侷限性，在應用到具體的旅遊城市的改革實踐中去，是否會帶來預想的旅遊效應也是要經過反覆論證的。其實，行政區劃調整後出現的問題和矛盾，除了與各政區對行政區內的政府職能、權利體制、組織結構、旅遊管理體制和利益分配機制等沒有進行有效地整合外，其根源要從行政區劃的制度層面考慮。在中國現行體制背景下，地方政府尤其是縣政府作為轄域內社會與經濟活動的調控主體，在擁有獨立的經濟利益時，便會利用其經濟區域來謀求經濟執行的獨立性。在旅遊經濟的發展中，縣域經濟績效壓力大，更偏重於短期經濟目標，追求旅遊經濟的增長速度和產業規模，而容易以政區界限為壁壘排斥其它政區，具有很強的縣域傾向性與地方性，極容易產生地方政府行為，這就是在區域旅遊的發展過程中產生行政衝突的根本原因；另外我國實行市領導縣的體制，從旅遊管理主體來說，在一定程度上地級市的權利會跨越縣之上，干涉縣的旅遊決策的獨立性，限制了縣獨立發展旅遊業的空間和機會；從旅遊景區來說，市領導縣的體制也會使旅遊資源因政區所屬不同，囚管理主體不同而獲得不同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因此我國現行的行政區劃體制存在著許多弊端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遊業的發展，全國行政區劃調整的趨勢是透過地級市逐步放權，縣級市逐步擴權，加強省對縣的領導，當然因每個政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應根據各政區的實際情況來進行行政區劃體制的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各政區和各區域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圖二：雲南省思茅市更名為普洱市
一、行政區劃調整對旅遊地的影響
一是城市更名提高了旅遊地的知名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當今，名字是包裝的基本元素，是創造品牌所必需的組成部分。地名無疑也是一個城市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之一，更改城市地名是吸引人們的眼球、向外界宣傳自己、增加曝光率、擴大影響力的一條途徑。在傳媒高度發達的資訊時代，人們往往對於某些具有獨特性、唯一性、知名性的風景名勝區、文化古蹟等旅遊資源的熟知程度遠遠大於它所屬的地區或城市。因此藉助比較知名的旅遊資源重新為城市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宣傳原本落後或不知名的城市，能提高本城市的知名度。例如中甸縣改為香格里拉縣、大庸改為張家界、灌縣改為都江堰市、南坪縣改為九寨溝縣後，極大的提高了當地的知名度，拉動了當地旅遊經濟的發展。
二是使旅遊地的面貌得到了改觀。許多城市以更名為契機，許多政區還由原來的縣改為縣級市，由於縣政府職能重點在鄉村，縣改市後城市化程序加快，縣級市政府職能須同時考慮城區、鄉村管理，注意協調城鄉關係，其中重點之一就是城市建設，這是與縣政府職能重點區別之處。所以改名後縣級市普遍加大城市建設力度，從城市規劃、城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管理和生念環境建設等綜合整治方面入手，進行高起點規劃，高效能管理，並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大部分城市酒樓商鋪改造升級，臨街單位舊貌換新顏，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城市文化、城市品位的建設也躍上新臺階。城市衛生秩序、交通秩序、治安秩序和公共衛生建設都得到了一定的加強，城市的視覺形象和感覺形象都得到了提升。城市面貌的同新月異，加強了對外招商引資的能力。
三是增加了經濟、管理成本和管理難度。地名是人們最常使用的空間地理資訊。從街、巷到區、縣、鄉、鎮到市都有自己的名字，這些名字為人們的目的地提供了明確的指向。地名的指向性決定了城市更名不僅僅是簡單地更改市名，而是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是一項涉及到國際交往、城市管理乃至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的複雜工程，必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成本與管理成本。城市各種行政以及企業、事業單位的名稱、銘牌、印章、各種證照、城市每一個市民的各種證件、出行、交流及交往，公安戶籍、交通運輸、測繪地圖、新聞出版、文教科研等各個領域都是與城市名稱捆綁在一起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與外部的關係，決定著城市一旦更名，國家所有的統計數字、資料庫、城市的航空、航運、鐵路、公路等交通通訊中的相關航站、臺站名稱也都要隨之發生更改，其他各城市與更名城市保持交往的一切有關標識與資訊也都要隨之更改。由此產生的直接成本、巨大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成本，以及社會資源的浪費是難以估量的。例如天水市“秦城區”正式更名為“秦州區”、“北道區”更名為“麥積區（因區內有麥積山風景區）”。兩區共改了三個字，在論證、報批、揭牌慶典過程中，該市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同時，更名工作繁雜並涉及到眾多部門，給一些相關的工作部門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難度。更名後張家界市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緩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更名給工商稅收徵管工作增加了難度，找不到更名前的企業單位，而登記再註冊又延長了徵收的時間，使得收費收入相應減少，造成了財政收入增速緩慢。
四是給當地居民帶來不便。地名是人們從事社會交往和經濟活動廣泛使用的媒介，與各種經濟社會活動和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休慼相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我國有些地名的更名，既未在更改前廣泛徵求意見，又未在更改後及時公之於眾，這就給人們的交流交往帶來諸多不便。群眾獲知更改地名後，首先，由於人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於當地居民習慣了使用多年的舊地名，一時難以理清和接受，例如更名之初的黃山、黃山市、黃山區、屯溪、徽州，因此會新舊地名混用，給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也很容易讓外來旅客不知所云；其次，在交通、通訊等方面涉及到的與城市名稱相關的臺、站等標誌物以及各種出版物的再版也需要一個週期，很難做到及時高效。城市內部尚且如此，那麼新市名與外界的接軌就更非易事了。比如，成都通往都江堰的高速公路至今還稱作“成灌高速”。
五是不恰當的更名埋沒原城市的歷史文化，喪失了真實性。聯合國第六屆地名標準化會議曾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歷史意義，隨意改變地名將造成繼承文化和歷史傳統方面的損失”。地名是民族文化遺產，是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縮影和折射，與該地的自然地理、傳統文化和民俗風情等相聯絡。一個地名無論是赫赫有名還是默默無聞，都是長時間積澱的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積澱，是一個城市文化的縮影。隨意更改地名，便會割斷歷史記憶，扯斷文化脈絡，其所蘊含的城市的歷史事件、典故、文化等資訊就極可能隨著時問的推移而逐漸被淡忘從而將這座城市的某些歷史文化埋沒掉，對地名文化資源造成了嚴重破壞，也影響了當地居民的故鄉歸屬感。例如1994年撤銷了湖北省荊州地區、沙市市和江陵縣而設立的荊沙市，則因為原有市名荊州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資訊被淹沒，兩年後，國務院恢復了荊州之名；“徽州地區”被“黃山市”取代，也無情的抹殺了徽州文化；崖縣改為三亞市，崖縣的歷史也被割裂，天涯海角的意義被隱藏；崇安縣改為武夷山市也使崇安文化受貶；蒲圻市改為赤壁市使千年古鎮蒲圻的歷史被埋沒，還有鐵法市改為調兵山市等等。
圖三：福建省崇安縣更名為武夷山市
二、行政區劃調整對旅遊景區的影響
一是形成資源形象遮蔽效應。許多城市以轄域內知名度高的旅遊資源來命名本城市，雖然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進一步宣傳了旅遊資源，促進了旅遊的發展，但卻形成了形象遮蔽效應。在統一轄域內，儘管旅遊資源和旅遊產品各有特色，並不具有相似性，但由於市名的更改使同名旅遊資源名聲大噪，對轄域內其它旅遊資源形成了形象遮蔽，抑制了區域內其它的旅遊資源的發展。例如四川省內的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著名道教聖地青城山，兩者的知名度都很高，旅遊資源各具特色，1982年，國務院就公佈青城山—都江堰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88年四川成都市的灌縣改名為都江堰市，有揚“都江堰”抑“青城山”之嫌，或以“都江堰”為主，“青城山”為輔，結果就對青城山形成了形象遮蔽效應。更改地名之後，遊客可能透過市名就知道都江堰在都江堰市，而忽略了青城山也在都江堰市，因為市名效應可能造成景區的發展不平衡。2000年11月29日，在聯合國第2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上，青城山—都江堰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說明青城山和都江堰一樣同樣具備優質的旅遊資源，各有特色而無優劣之分。再如黃山對徽州文化也形成了形象遮蔽。
二是造成名不符實。有的旅遊地更改地名歪曲了原景區的地域範圍，造成名不符實。有些旅遊風景區的地理涵蓋範圍比較廣，但以此資源性名稱更改某行政區地名後，會在形式上使人們認為此旅遊資源僅僅限定於該政區，造成了風景區這一特定空間形象與包含風景區的地理區域範圍的名稱混亂，雖然提高了該政區的知名度卻造成其他區域地處地名陰影區，受到了形象遮蔽影響，導致知名度降低，旅遊業發展受到限制。如武夷山的地理範圍涉及福建省崇安與長汀、江西省瑞金等地，崇安縣更名為武夷山市後，將名山固有的指稱範圍縮小了，對武夷山範圍內的其他縣市旅遊業發展產生限制作用；再如黃山取代徽州是將名山固有指稱範圍擴大了。
圖四：四川省成都市灌縣更名為都江堰市
三、行政區劃調整對旅遊者的影響
一是地理距離指代不清誤導旅遊者。根據國際旅遊組織調查發現，世界上各旅遊目的地似乎均與遊客出發地只有兩小時飛行距離，也就是相距離1000英里左右，因為已經證明這樣的旅遊目的地能吸引足夠數量的旅遊者“起飛”。根據遊客這一心理距離的承受能力，一般旅遊者經過長途旅行到達旅遊城市以後，無論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不能再忍受長途的跋涉。同時，又因為旅遊城市市名與風景名勝區名稱的同一性，先入為主的給遊客造成了風景名勝區與旅遊城市處於同一地域或位於同一地點的假象，如果風景名勝區距旅遊依託城市還有相當的距離，就會影響遊客的心情，產生反感情緒，對原本心中形象十分美好的風景名勝區及旅遊城市產生牴觸，出現與決策者預期截然相反的效果。如“屯溪市”改為“黃山市”可能就會給遊客造成這一錯覺。因為自屯溪市機場至黃山風景區至少還有100公里的距離，而遊客的心理距離可能因市名感知而近得多。另外如果購買了到黃山火車票或汽車票的外地遊客想遊黃山，到達後也發現都是在“黃山市”政府的駐地屯溪，而不是黃山風景區。
二是地名重複誤導旅遊者。對遊客遊覽心理產生影響的目的地路線中的名稱主要有風景名勝區、接待中心、旅遊依託城市。風景名勝區、接待中心、旅遊依託城市三者有不同的概念。所謂風景名勝區，是指以富有美感的典型的自然景觀為基礎，滲透著人文景觀美的、環境優良的主要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要的多功能的地域空問綜合體；接待中心是指風景名勝區內一些原有的居民點因旅遊業的發展而逐漸興盛起來，作為遊客遊覽的休憩地和低階流通中心的小城鎮；旅遊依託城市，又可稱為旅遊基地，是遊客前往風景名勝區的中轉地、交通節點和購物中心。然而不少地方形成多處重複，如井岡山存在井岡山自然保護區、井岡山鄉、井岡山市三級重複，使其特色淹沒在地名重複之中。
三是站名混亂誤導旅遊者。更改地名導致鐵路站名混亂出現，給遊客出行帶來了不便。一方面是行政區名稱已改，而當地火車站仍沿用舊名稱，如蒲圻火車站；另一方面是以名山之名命名火車站，標準地名被無限擴大和外延，如江西泰和（縣）站改名為井岡山站，火車站距井岡山還有約120公里等等。
圖五：湖南省大庸縣升格更名為張家界市
四、更改地名規範化的建議
（一）完善地名立法
我國地名工作現行的最高法典，是國務院1986年頒佈的《地名管理條例》。該《條例》在促進地名工作法制化程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地名管理條例》頒佈至今已有近40個年頭了，很多方面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為如地名使用和管理中的違章違規行為法律責任不明，地名管理執法艱難；地名管理部門的職責不明，管理範圍不清；對不使用標準地名無硬性措施；對不合理酌更名等不法行為沒有處罰具體辦法。由於地名法規建設滯後，導致地名工作長期困難重重，工作被動。因此，亟待國家完善地名立法，以法規、規章或規範性檔案等形式，要求各級地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要嚴格按照地名管理法規規定的原則、內容、方法、程式等實施，對一切違反地名法規、政策更名，必須依法予以追究，依法給與相應的行政制裁，用國家強制力保障法規實施，從根本上實現地名管理的法制化。
（二）對擬更名城市進行論證
地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理應上升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高度來看待地名的更改現象。應將地名管理納入規劃體系之中，儘快建立更加完備、科學的審批、備案規範和資料庫，為該領域優質的公共服務奠定製度支撐，提供相應的標準、程式、規則，進而確立專家論證與公眾參與相結合的民主化、科學化決策機制。對擬更名城市進行論證的內容主要包括：
一是應充分審視城市的性質。認真辨別擬更名城市是否屬於典型的旅遊城市，旅遊業是否是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或旅遊業是否在城市經濟中佔有一定地位。有些城市不是旅遊城市，沒有獨特性的、高品級的旅遊資源，旅遊產業總體產出較少，在國民經濟中地位較低，不具有一定的影響和經濟社會地位，這樣的城市應保留原來的附有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名稱；相反以旅遊業為主導的城市，旅遊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旅遊功能突出，原有的地名普通平庸而影響不突出，又沒有別的優勢產業來支撐城市的發展，可以考慮使用資源性名稱來命名城市，這樣將會取得突出的旅遊正面效應，受到的社會阻力也較小，更易於操作。
二是權衡地名中的文化要素。地名的含義是對地理實體的專指，它揭示了地理實體的歷史沿革和語源文化，各個歷史時代傳承下來的地名有很多是在普通百姓的生產生活中約定俗成的，是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都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和地方性特性，地名一旦更改或消失，其文化要素也必然消失。所以對具有長遠歷史積澱和反映特色區域文化的名稱應當審慎地加以鑑別，不可加以人為地抹殺。地名之改不應只被經濟利益和商業追逐所裹脅，必須放在整個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但並不是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名稱都值得永遠保留，有些名稱雖有歷史卻無文化內涵，有些反映的是歷史的陰暗面，對於它們不能因循守舊，適時地以特色旅遊資源名稱加以更改是非常必要的。如雲南路南縣改為石林縣就是一例。
三是更改地名要民主化。地名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是屬於當地居民共有的非物質性財富。如果任由少數人憑“長官意志”隨意更改地名，必然會導致地名管理中的急功近利或短期行為，貽害無窮。盲目更改地名侵犯了公眾使用地名的公共權益，因此更名與否應採取民主化的形式。首先，以聽證形式公開徵求人民的意見。在這方面，許多國家的做法很值得我們借鑑，在歐洲，許多歐盟成員國的地名更改都有嚴格的程式，都須在公開媒體上進行公示，並經議會表決、批准；其次，更名與否還要特別注重民意調查的結果，設定民眾調查所佔的比例的透過指標。比如在韓國，民意調查的結果要達到80%的城市更名方案才會被批准透過。因此為了使地名管理更加民主化、科學化和合法化，充分調動公眾的參與意識，應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制定一個統一的民意調查更改地名透過的指標。
四是更名後是否能將三級地名區別開來。風景名勝區、接待中心、旅遊依託城市三者無論從行政級別還是在旅遊業中的地位都不相同，其地名不能以一個專名統一冠之，應嘰顯區別開來，否則會給遊客帶來混亂。國外成功的三者命名方式值得我們借鑑。例如，尼亞加拉瀑布是世界馳名的瀑布遊覽區，其依託城市是紐約州的布法羅市，是鐵路、公路、航空樞紐和遊客前往瀑布區的中轉站，當地並未因尼亞加拉瀑布的聲名赫赫而將布法羅改稱“尼亞加拉瀑布城”。而尼亞加拉瀑布腳下的小鎮作為觀賞瀑布的接待中心，因尼亞加拉瀑布的馳名而興起，遂稱“尼亞加拉瀑布城”。維多利亞瀑布（莫西奧圖尼亞瀑布）景區的依託城市是距其中心10kｍ的尚比亞“旅遊之都”—利文斯通，“維多利亞瀑布城”（辛巴威西北邊境城鎮）是其接待中心。
五是特殊性的城市與地區應審慎更名。第一是少數民族地區，除了民族歧視類的地名以外，少數民族地區的地名多是隨著本民族發展自然出現的，既對外地遊客具有旅遊吸引力，又符合其民族語言特點和民族信仰習慣，不能從其他民族的審美習慣來考慮更名。第二是多重資源相當的城市，一個大行政區內有兩個以上重量級的資源地，對外界都有相等的影響力和吸引力，重視任何一個都會忽略其它的而得不償失，對當地旅遊業發展都是一種無形資產的損失。
總之，城市更改地名前要進行更改地名所產生的效應預分析。由於各個城市社會經濟、資源狀況、區位條件和旅遊業發展程度不盡相同，不能一味採取以資源名稱取代原有城市名稱的模式，必須綜合考慮地理、歷史、文化、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影響，提高城市地名的標準化水平。在進行詳細論證和社會調查後才能確定，否則將得不償失，帶來多方面不確定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成本。
圖六：海南省通什縣更名為五指山市
（三）地市合併和整縣改市的旅遊效應
旅遊城市的行政區劃調整除了單純的更改地名外，還有的是保持城市地名不改變，其他的行政要素髮生改變和城市名稱及其它的行政要素都改變。這兩類行政區劃調整主要涉及到了市領導縣體制中的“地市合併”和“整縣改市”的設市模式。
一是地市合併。地市合併，指把原來的地區和縣級市或地級市合併到一起，組建新的地級市。其目的是為了精簡機構和行政編制、打破城鄉分割，以經濟比較發達的市來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旅遊城市地市合併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重新整合旅遊資源，共享旅遊基礎設施、旅遊市場、旅遊資訊和旅遊客源，打造區域旅遊大品牌，共享整體旅遊形象，增強旅遊經濟實力；同時也是為了發揮增長極的作用，以中心城市的旅遊產業實力來帶動全區域的旅遊發展，或以中心城市的熱點、知名景點來帶動全區域的旅遊景點的發展。
如果縣級市與地區合併，相當於縣級市與地區合併後升格為地級市，雖然地域範圍擴大了，權力配置提高了，但由於原來是縣級市，經濟實力相比其它的同級地級市還是存在差距的，升級為地級市後可能會出現“小馬拉大車”的局面，升級後的地級市為了快速發展市中心的旅遊經濟，利用權力往往會盤剝、限制其它縣域發展的資金、技術、市場等要素。
如果地級市和地區合併，因為地級市本來經濟實力比較強，對縣級旅遊經濟有明顯拉動作用，進而會帶動周邊地區旅遊經濟的發展。例如1998年以前桂林地區和同級桂林市同駐一地的行政區劃體制給桂林的行政管理帶來許多矛盾和問題，影響了城市的統一規劃、建設和管理，不利於灕江風景區的整治和保護。1998年桂林市和桂林地區和併成立了新的地級市桂林市，就充分發揮了增長極桂林市的作用帶動了周邊縣域的發展。桂林市的各縣域在區域旅遊發展中與大區域形成有效的、良性的協作發展，形成一定的區域旅遊系統，能給處於區域範圍內人、財、物帶來更好的交流和發展條件。各縣域可以充分利用系統內的資源如藉助區域尤其熱點景點、品牌的帶動，促進縣域旅遊經濟的發展和提升。縣域旅遊資源被帶動發展，同時也緩解了旅遊高峰時對桂林市區、陽朔等傳統景區（點）的旅遊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域旅遊的均衡發展，形成了“大桂林旅遊圈”，由地市合併前的各縣域與市區的“七星伴月”格局向“平分秋色”的旅遊態勢發展。但是桂林透過地市合併，導致了人事幹部體制臃腫、市管縣的幅度過於龐大，帶來行政效率低下等問題，形成了“小馬拉大車”即一個桂林市帶12個縣的局面。儘管全市12個縣的旅遊經濟在地市合併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縣域經濟實力仍然不強，大部分縣的財政實力依然不足。而目前桂林市80%以上的人口和土地在縣域。桂林市透過地市合併達到市管縣的區劃改革在總體上不利於縣域旅遊經濟的發展，達不到城鄉差距縮小的目的，也不利於整個桂林市總體經濟社會的發展。
地市合併這種設市模式本身是存在缺陷的，在旅遊更深入的發展過程中，會對以後旅遊的發展會形成一定的威脅。由於各政區都有依託自己獨特地域和文化所形成的旅遊資源，地市合併後，周圍縣、市便或多或少的雀失了獨立性，由於中心地級市權力配置高，使地級市的旅遊資源對周邊縣、市的旅遊資源也形成了強大的遮蔽效應，造成周邊縣、市的旅遊資源依附於中心城市的旅遊資源，而同益邊緣化，喪失了自己的獨特性。也加大了中心城市與落後縣域、鄉村的旅遊經濟差距。例如黃山市和徽州地區的合併成地級黃山市，黃山市的黃山風景區對徽州的文化資源形成極大的遮蔽，隨著黃山旅遊的進一步發展，會使徽州文化日益邊緣化，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得不到發展而日益萎縮。
浙江等先進發達地區普遍實行省管縣，試圖讓縣域經濟跳出地級市的“建設中心城市”的各種截流、剋扣財政轉移性支付，擺脫各種羈絆，從而實現縣域經濟良性發展。為以後旅遊城市的行政區劃調整提供了很好的借鑑，此外加強省對縣的指導，地級市放權，擴權強縣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克服城鄉差距過大的局面。
二是整縣改市。整縣改市是指把原來的縣改為縣級市或把原來的縣級市升級為地級市，前者已經主要以城市更名為例做了說明，在此不予以討論，以後者為主。整縣改市後全縣地域範圍是改市後的城市地域範圍，目的是打破多年來市縣之問的行政壁壘和城鄉分割、工農分離的格局，以縣城或某一經濟發達的鎮為核心，來帶動全縣鄉村的發展，以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許多旅遊城市整縣改市的目的也是為了發揮增長極的作用，透過中心城市或中心城市的著名旅遊資源進而帶動全區域旅遊景區的發展。整縣改市擴大了市的範圍，提高了市的權利配置和作用，能促進市中心旅遊經濟的發展。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整縣改市的弊端越來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備經濟輻射能力的城市強行升格，與轄縣矛盾加大，弊端明顯。由原來的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則由於地級市本身的經濟實力弱，因而收權收利，形成“漏斗效應”，削弱了區域旅遊經濟發展的能力。對地級市而言，有一級政府設定，相應就有一級權力機構、審判機關、檢察機構等各類機關、事業單位的對口設定，人員、機構成本很高。投入高額成本維持的龐大地級市架構，在實際工作中卻有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這被概括為三大“漏斗效應”：第一是“財政漏斗”。由縣級市或縣所在地的鎮新升格的地級市領導縣，但由於一些地級市本身城區的經濟體量較小，靠自身財力不足以每年拿足夠的資金維持地級市運轉，所以地級市往往汲取本地區資源來建設中心城市，只能靠行政手段對下“抽血”、對上截留。二是“權力漏斗”。爭權和爭利益的事情不斷在一些地級市和縣級市之間發生。因為整縣改市後使原縣級政區的範圍和權利都增大了，使原來與縣級政區平級的其它縣也都隸屬於原縣級政區之下，使升級後的市級政區凌駕於各縣級政區之上，相應的加強了市級政區的旅遊資源，而遮蔽忽略了各縣級政區的旅遊資源，導致各地的旅遊經濟發展不均衡。三是“效率漏斗”。地方縣級市的審批程式要經過上級層層審批才能完成，效率降低，不利於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整縣改市也是市領導縣體制下的設市模式，對旅遊的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礙。在省管縣體制還不能普遍推行的現實情況下，可以逐步對現有的行政區劃體制進行改革，例如約束地級市膨脹的權利，適當的放權，而也應該相應的擴大縣或縣級市的權利、強權擴縣等。
因此，地市合併與整縣改市並不止是行政區劃的簡單變化，而是一場深刻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它不但牽涉到行政管理手段的變革，而且還關係到行政權力的再分配問題。行政區劃的改革對各政區的旅遊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對於這些制度性的改革應該有更科學的論證以及更慎重的舉措，不應該馬虎從事，以一種簡單劃一的辦法作為普遍適用的公式，而不顧及我國實際存在著的複雜的地域差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設反作用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築阻礙了經濟發展的時候，就迫切需要對上層建築進行改革。行政區劃對區域旅遊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長期的，行政區劃的設定和變化影響區域旅遊經濟發展；區域旅遊經濟發展又是推動行政區劃調整和變更的動力，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行政區劃調整和變更的方向。現有的行政區劃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旅遊的發展，而旅遊經濟不斷髮展的要求決定了要對現有的行政區劃體制進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