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國疫情居高不下，奧密克戎威力莫測之際，美國政府精心策劃的“領導人民主峰會”檔期不變，即將於本月9日上演。
在圈哥看來，民主失靈、內亂不止的美國強打“民主牌”，本身是極具諷刺意味的。美國想要的是“高光”，我們看到的是瘋狂，還有它帶給世界的創傷。
據說，承受多年戰火和“民主改造”後的伊拉克是美國“民主峰會”邀請的唯一一個阿拉伯國家。就從伊拉克說起吧。
11月7日，伊拉克總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位於巴格達的宅邸遭3架無人機襲擊，其本人受輕傷。
10月25日，蘇丹軍方拘押軟禁了總理哈姆杜克及多名政府高官，臨時政府被宣佈解散，直到最近局勢才恢復平靜。
最近，中東地區又進入新一輪的局勢動盪期。圈哥注意到，與以往國家陣營之間的衝突不同，此輪動盪更多出現在國家內部。
如何看待這些國家的動盪？圈哥覺得，這些貌似內亂的事件，根源卻不能僅從國內找，也不能僅從當下找。
以“喀布林時刻”為標誌，美國在大中東地區的足印已經變“輕”了。為什麼變“輕”了？因為20年來的投入之重，早已令美國難以承受。
而滄桑廣袤的中東地區，20年來曾留下美國軍事或非軍事的沉重足跡，這片土地承受得是何其艱難痛苦！
“選舉遊戲”之亂——豈止水土不服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中東地區國家的原政權領導人被接連推翻，部分國家建立了所謂的“民選制度”。但如今，這套制度已經成為各方博弈的“選舉遊戲”，民眾反而成為制度的犧牲品。
最為典型的就是剛剛結束的伊拉克議會選舉。2018年以前，伊拉克議會選舉採取簡單的分割槽比例代表制，即根據選區內政黨的得票率進行席位分配。而在2021年的選舉改革中，“為了保證獨立候選人和少數群體的利益”，此次選舉採取了“不可轉移單票制”，並擴大了選區數量，並規定了女性獲得至少四分之一的席位。根據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的報告，這樣的選舉制度使選舉戰術直接決定了一個政黨的成敗。
從得票總數上看，針鋒相對的法塔赫聯盟比薩德爾運動多獲得兩萬張選票，但獲得的席位卻只有後者的四分之一。根據初步選舉結果，薩德爾運動只獲得了約65萬張選票，而法塔赫聯盟獲得了約67萬張選票。薩德爾運動的席位從2018年的54席增加到73席，而代表親伊朗的人民動員部隊的法塔赫聯盟從48席減少到只有16席。這樣詭譎的情況實為美國製造，它讓人不禁聯想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在得票總數上領先，卻最終在選舉人票制度下敗給了共和黨。
對此，埃及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拉賈認為，伊拉克最終的選舉結果無疑證明薩德爾運動對於新規則的研究卓有成效，其準確地預測了每個選區的各黨派支援水平，提名正確的候選人數量，在技術上獲得了“完勝”。但是，這樣的勝利能否代表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意願呢？民眾的投票率也直接驗證了對於選舉的極度失望，此次選舉初步投票率約為 41%，甚至低於改革前2018年的44.5%。
選舉後，伊拉克民眾在首都巴格達“綠區”入口附近遊行，抗議大選結果，警民衝突致125人受傷。親法塔赫聯盟的民兵組織巴德爾旅指揮官哈迪·阿米里說：“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們都不會接受這些捏造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此次伊拉克總理卡迪米遇襲，就是有人對選舉結果不滿，希望阻止政府組閣程序。
拉賈表示，並不是地區國家的民眾不想要民主，但是西方國家為其描繪和設計的民選制度“過於激進”，與具體國情不匹配，權力尋租、黨派鬥爭、宗派政治、操縱民意等選舉弊端被迅速放大，已經成為阻礙國家發展的新桎梏。
軍閥割據之困——這裡也有美國的利益
眾所周知，美國人在大中東地區“播種民主”，為的是自身利益。圈哥想說，“民主改造”雖然完全不靠譜，仍然是需要美國人投入一些時間的。一旦時間來不及的話，美國就會放下民主理想，用短平快的方式確保利益。近年來，美國與中東地區非國家武裝團體的瓜葛，即源於此。
非國家武裝團體指完全或部分獨立於政府的軍事團體，主要包括人民解放運動、宗教和意識形態組織、私人軍事承包商、自衛民兵和反政府武裝等，或者更為通俗地講，就是“軍閥割據”。阿拉伯國家聯盟媒體部專家齊亞德認為，阿拉伯世界的非國家武裝團體已經成為導致政治機能紊亂的頑石。
回顧歷史，阿拉伯世界的非國家武裝團體興起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隨著動亂蔓延，敘利亞、葉門、利比亞等國家陷入內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聞風而起佔領了大片疆域，各個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阿拉伯世界呈現高度碎片化。2015年5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兌現反恐諾言，決定對地區內的民間武裝團體提供經濟和武器裝備支援，首批就撥款16億美元的軍事物資，援助物件包括親伊朗的人民動員部隊、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民兵以及各地方武裝團體，這為上述團體的存續提供了保障。
時至今日，在葉門、敘利亞、利比亞，各非國家武裝團體派別仍處於交戰或分治狀態，獨立於中央政府管轄。也有如黎巴嫩、伊拉克等，非國家武裝團體派別部分參與國家政治活動，但是同中央政府齟齬不斷，暴力活動時有發生。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一場線上研討會上，中東問題專家蘭吉·阿拉丁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域外勢力對於這一現象難辭其咎，在扶植非國家武裝團體過程中體現了“投機主義”傾向，為了自身利益沒有充分考慮其嚴重後果。美國為了在地區內推行“阿拉伯之春”，支援了部分有極端主義色彩的組織，如敘利亞自由軍，又在其戰場失利後“棄如敝履”，這種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政策嚴重加劇了地區武裝割據的複雜性。
齊亞德認為，目前地區內的非國家武裝團體問題已經“積重難返”。一是這些武裝團體多由相同的宗族、信仰人群組成，其內部結構相對穩固，很難被打破重新回到非武裝狀態；二是其參與了一定的經濟活動，如農業、石油、貿易等，可以不依賴國家財政維持生存；三是在西方選舉框架下，這些武裝團體期待在政治上擴大權力，更不願意主動交權。非國家武裝團體的發展根源是由於國家治理不善，又進一步削弱了國家治理，形成了惡性迴圈。
覺醒和糾偏——拒絕“精神分裂”式的外部影響
齊亞德表示，不論是選舉制度還是非國家武裝團體，一個共同的影響就是為外部干預提供了抓手。
11月8日，在拜登政府上臺後的第一輪美埃戰略對話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埃及在人權方面還要做更多工作，並威脅可能對埃及採取更強硬立場。埃及外交部長舒凱里對此予以駁斥，稱人權必須與其他政策相平衡，並強調穩定的重要性。他指出，過去10年埃及的經驗表明，保護民族國家的社會凝聚力、領土完整以及維護國家的穩定性至關重要，是實現有序變革和現代化的基礎，應防止身份政治和宗派分裂的興起。人權的定義更多是關於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而不是“政治空間”或“政治寬容”。
美國駐埃及使館每年都就埃及的人權問題發表一份報告，在最新報告中全面抨擊埃及的人權狀況，並設立了諸多目標，美國還以此為由削減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但是，事實上埃及已經在人權方面做了長足的努力，如啟動國家人權戰略、提升婦女權益、解除國家緊急狀態等。
齊亞德指出，在拜登政府時代，一方面，為了服務於美國國內選民的喜好，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幾乎凌駕於所有事務之上，美國對於“民主倒退”的國家動輒制裁、削減援助、降低信用評級；另一方面，在逐步退出中東的大背景下，美國也需要依仗地區政權穩固的國家，防範伊朗等主要對手。這就導致美國的中東政策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分裂”。
埃及主流媒體《日出報》評論文章認為，相比埃及、沙特等美國傳統盟友，蘇丹近期的局勢動盪為美國的“民主表演”提供了舞臺。蘇丹並不在美國的核心利益框架中，因此美國可以肆意實施嚴厲制裁，阻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援助，而不用考慮其對於蘇丹不穩定局勢的嚴重後果。
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說，激進選舉制度、非國家武裝團體和美西方外部干預，共同組成了壓在地區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這一結構性困境的特點就是，各個負面要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難以輕易擺脫。
正如敘利亞庫爾德自治區駐埃及代表萊伊拉所言，地區人民早已受夠了常年的戰亂紛爭和矛盾衝突，只有發展和穩定才是真正能造福人民的“硬道理”，只要這一點成為地區人民的共識，阿拉伯世界再次迎來複興的道路就在前方。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
圈哥想說，各國的民主道路、民主模式應當符合本國國情和發展實際，應當由本國人民自己去探索和發展。用一套標準、一個模式去衡量所有國家是不是民主，這本身就違背民主理念。
已經有國家對於西方吹捧的民選制度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深度衰退，曾被西方公認為阿拉伯世界唯一一個民主轉型成功範例的突尼西亞，今年7月宣佈凍結議會，罷免總理，加強總統職權。當然，這在美西方口中被描述為“民主的倒退，獨裁的開始”。
突尼西亞迦太基大學政治學教授穆拉德指出，突尼西亞憲法規定，行政權由總統和總理共同行使，相互配合監督，但在實際層面雙方卻相互掣肘，各方勢力和政商遊說集團插手議會，突尼西亞政治已經成為一個“令人厭惡的官商共生腐敗體系”。突尼西亞商業新聞網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86%的突尼西亞人贊成對憲法進行修正。
覺醒和糾偏，已經在路上。因為，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再到阿富汗，事實一再證明，美國對外推銷自身民主和價值觀給中東和世界帶來的不是穩定和繁榮，而是動盪和災難。
最後再說說民主峰會吧！借“民主”聚攏盟友、打壓對手，拜登政府的設計很精明，卻未必高明。因為高明的思想離不開實踐的支撐，而精明的算計卻可以基於自欺欺人。
（文/肖天禕，漫畫/千里，責編/林風 山羽，編輯/千里，圖片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