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政治系 李漢松
莎士比亞（1564-1616）
TIRANT的譜系
起初，“暴君”（tirant）與暴政無關。古法語tirant衍生於拉丁文tyrannus，上承希臘文τύραννος，最早引自小亞細亞的政治語言。赫梯文（tarawanaš）、非利士文（séren）、伊特魯里亞文（turon）存在若干古音近似的名詞，泛指統治者，而非桀紂之屬。“暴君”作為一箇中性詞轉向負面意涵，最早可在希臘文獻中窺見端倪。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批判暴君與暴政之前，“暴君”尚指不經世襲獲取王位之人——不論掌權之後仁慈還是殘暴。畢竟希羅多德筆下的巨吉斯並非昏君，甚至登基後略有作為，只因受王上脅迫偷窺王后，又聽命王后殺死國王，因此在法理意義上，鐵板釘釘是位“暴君”。
政治上置身美國語境、智識上浸濡莎學研究的格林布拉特先生，關注的自然是古羅馬至近代早期英國的共和主義“暴君”概念。近四十年來，政治思想史家鑽研彌爾頓和莎士比亞時代的“新羅馬”修辭，形成了近乎公式化的共和主義暴君觀。然而，現代思想中的“暴政”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並非單指君主個人濫行專權，侵蝕憲政而已。“暴政”適用於不同型別的政體：個人暴政、少數暴政、多數暴政。而不正義、不自由與不平等也並不一定在直觀上殘暴不仁。從托克維爾到密爾，自由主義思想也從未停止懷疑那些看似無害，實則具有高度支配性的社會風氣和公眾輿論。因此，不單是個人、私黨和群體可以施行暴政，觀念、文化、甚至是情感也可以“施暴”。誠然，性靈之暴，遺毒餘烈亦深。
以全球維度視之，“暴政”也不限於城郭之內。傳統共和主義偏執於在涇渭分明的政治區間內尋找合理的制度，往往遺漏了更廣闊的正義界域。米諾斯向天父宙斯求法治理克里特，但在愛琴海施行暴政。雅典公民審慎熟慮，為異域國邦戴上枷鎖。羅馬憲政繁榮，卻寄政治生命於徵伐之中。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格蘭也在大西洋的波濤中為自己覓得了“海洋支配”的政治身份。莎士比亞劇中，正義與非正義的場域不僅是陸地國境，也是政治權威不明的水域——從《錯誤的喜劇》《雅典的泰門》《伯利克里》和《十二夜》到《奧賽羅》和《暴風雨》。探求航海時代早期的“國際暴政”，勢必能為後世的帝國思想史、殖民與反殖民思想史和全球不正義史譜寫一篇啟人深思的序曲。
暴君的心靈
《暴君》一書的奇文異彩在於政治心理分析。莎士比亞的舞臺戲劇一如柏拉圖的“對話戲劇”，超越了制度探析，求索靈魂的形態。暴君施暴，源自暴虐的靈魂，如里昂提斯，“把整個國家疊合進自我之中”（108頁）。在暴君那動盪的靈魂中，過度自卑與過度自信共存，以致達到了目的“卻一點也不滿足”（92、87頁；Macbeth, 3.2.4-7）。儘管要暴君懺悔比要一尊雕像活轉還難，但暴君也會在自白中喃喃：“我其實恨我自己。”(116頁、79頁；Richard III, 5.3.182–89)
愈是自厭自戀，愈是慾求不滿，這是暴君的動機，也是他的負擔。或出於受挫的性心理，或源自扭曲的家庭關係，暴君渴望專制權力證明自己。這種病態的自我關係不可避免地投射進社會關係，直到為自己敲響喪鐘。暴君模稜兩可，愛憎不定，鼓動手下揣摩聖意，卻又接二連三過河拆橋，在自家後院樹敵，又被敵人的幻影嚇得魂不附體，顯出原形。麥克白的晚宴上，眾人不僅發現“陛下病了”（Macbeth, 3.4.53），更察覺出王上有罪。而昏聵的李爾王在被俘後還幻想連篇，洩露了他有意挫敗的潛意識渴望：在小女兒看護下頤養天年（King Lear, 1.1.121）——許下這最後的願望，他也在為忠魂送葬。
格林布拉特暗示：暴君心理與社群心理之間存在一股紐結，但並未指明其方向。誠然，理查之所以上位，也“取決於他周圍人自我毀滅性的反應”，最終導致了“整個國家的集體失敗”（57頁），但其中關節何在？是暴政“直擊人的心靈”（62頁），甚至也如修昔底德筆下的戰爭一般，是一位“暴虐的教師”（III.82.2），顛倒了一切意義，“暴君化”了民眾？還是廣大民眾“對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理解遲鈍”（162頁），所以蠢得上當受騙？民眾為何支援暴君？作者承認，在莎士比亞去世七年後出版的對開本《理查三世》中，喊出“阿門”的不再只是市長大人，而是“全體”（68頁；Richard III, 四開本3.7.238-219、對開本3.7. 238-239）。事實上，莎士比亞雖然描繪了為數眾多的英雄平民——默默無聞的信差、僕人、士兵、警衛、工匠、農民，無名的古代羅馬和現代倫敦市民（11、30頁）——但他不信任平民，因為普通百姓“太容易被口號操縱, 被威脅恐嚇, 或者被小恩小惠收買”（124頁），所以不堪重任。反抗暴政，還要著落在菁英身上。
一如其他美國左翼自由派學者，格林布拉特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他不願自恃菁英，重居高臨下訓斥他的同胞何其愚鈍，不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盼望“普通公民積極採取政治行動”，維持那份“可以被壓制但永遠不會完全消失的大眾精神”。當他日思夜想的“政治行動”和“大眾精神”選上了自己深惡痛絕的特朗普時，《暴君》的作者惶惑了——如此惶惑，以至採取了切實行動：寫出了這部書來。他思來想去，得出了一個結論：不是人民愚昧，而是暴君太狡詐，騙了他們。因為貧富差距懸殊，約克“利用最窮苦的人心中的怨恨”掀起了血雨腥風（31頁；Henry VI, 3.1.349-357）。普遍而言，“陷入黨派政治嚴重分化的社會尤其容易受到欺騙性的民粹主義的傷害”（160頁）。但是社會的脆弱性——不正義的資源分配、黨派分化和觀念分歧、薄弱的共同認知——究竟何來？在暴君降世的前夕，自命進步的建制派菁英在做些什麼？除了承認莎翁筆下的羅馬“護民官”也“精於算計”（147頁），格林布拉特的矛頭對準的是暴君，而非孕育暴君的溫床；是病症，而非病根；是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而非一手孕育了“民粹主義”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
暴君的時空
時間和空間維度是莎士比亞戲劇的精妙所在。莎翁劇中，暴君暴起，但難以長久。一旦掌權，暴君的宏圖壯志便墮落成了鼠目寸光，充滿傲慢與偏見。他掣肘於反對派之間，因此迅速垮臺，社會秩序得以重建。但暴君卻滿心以為，一旦坐穩寶座，他便能爭取到更多，而非更少的時間。時間一旦充裕，他便可以收回陰謀篡政時做出的種種讓步，迴歸自己私慾和初衷。在現實中，政客的嘴巴在競選期間像一顆聖誕樹，掛滿了承諾，一旦選上便拋諸腦後。時間能成全正義，也能丟棄正義。
時間線的擴張與壓縮是暴政內部的最大張力和隱患。在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中，暴政並非一人獨治，而是多流混雜，是在激情和權力的潮漲潮落之間，飄飄浮蕩的瞬時政權。莎翁筆下的暴君也是瞬息萬變的怪獸。在這種完全不可預測的集體生活中（161頁），“時間不再是他的朋友。延遲是危險的”（76頁）。暴君疑神疑鬼，恐懼過去；又三心二意，前途未卜。暴君盼願“同時消滅未來和過去”，但這困難重重（90頁）。最終暴君走向了毀滅，但創痕難以撫平，損失無法彌補（121頁），永遠留在了歷史記憶之中。
莎士比亞植根於，但不限於他的語境。他無需沉默，但慎之又慎。時間上，他迴歸古代；地域上，他遠渡他鄉，因為與時政保持距離更易道出真相（3-4、19頁）。但正因如此，莎士比亞也引入了廣闊的地政空間。城邦內部，西西涅斯喊出“沒有人民, 還有什麼城市？”公民們附和：“人民就是城市。”（148-49頁；Coriolanus, 3.1.177-94）這是莎翁在迴歸“城市”這一空間概念和“公民”這一法理概念的譜系紐帶（cives, civitas）。他描述境外勢力如何回國策劃顛覆活動、國內精英如何與國外代理人秘密接觸、暴君如何把國內矛盾轉嫁給國際戰爭（6、40頁）。意味深長的是，莎翁個人似也發了昏，以為發動境外戰爭能緩和國內情勢。格林布拉特指出但不批評這一點，大約是對自己的研究物件存有一種“溫情的敬意”吧！但為了洗白莎翁，作者猜想是贊助人慫恿了莎士比亞，而非文豪本意。這種臆測並非全無可能，但也剝奪了受資助的作家本人在政治思考中的施為性。將作家的政治動機都歸咎於他的“贊助者”是一種拙劣的語境主義實踐，其根本正是思想史學者一向懷疑的“唯經濟基礎論”。考慮到莎士比亞的教育、階層與社交，他有條件地支援對外開戰完全合情合理，甚至可能出自本意。
《暴君》在美利堅
若說莎士比亞是“旁敲側擊的大師”，尤擅“移花接木”“規避方法”和“用程式碼說話的技術”（3、12、158頁），那麼格林布拉特先生則完全沒有掩飾《暴君》一書的美國政治語境（163頁）。作者不但反覆挪用當代政治理論家掛在口邊卻無法定義的“民粹主義”一詞硬套近代早期的英格蘭（31、143、146、160頁），而且對特朗普個人的含沙射影也貫穿全書。在他筆下，叛亂首領凱德成了一具特朗普稻草人：他“承諾要讓英國再次偉大起來”“承諾要排幹沼澤”“荒謬顯而易見，但它引發的笑聲絲毫沒有削弱其威脅性”（36頁），無疑是諷刺特朗普的總統競選。談到麥克白時，作者分析暴君受性焦慮的驅使，對帶有性暗示的奚落格外在意（83-84頁），似乎是在奚落特朗普在初選時過度回應馬爾科·盧比奧議員奚落自己的手掌太小。之後，格林布拉特又轉向理查三世影射特朗普：“他一直很富有”“他喜歡談論成功”“他對權力的佔有包括對女性的支配，但他對她們的蔑視遠遠超過對她們的慾望”（46頁），也是斯文的美國精英為特朗普貼上的不雅標識。讀者讀到美國學者對美國政客發洩的憤懣之情不一定產生不了共鳴。亦或許，讀者能夠想到，特朗普的人性缺點，譬如崇尚物化的“成功”概念，熱衷於被世人喜愛——正如阿瑟·米勒《推銷員之死》中落魄潦倒的威利——是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過度商業化的產物，而非特朗普一己之疾。這位被本國建制派斥為“不美國”的政客，恰恰是美國社會風氣的印證和美國政治心理的諷刺。
然而，這種跨時空的比較常常失準。凱德渴望成為一個富有的暴君（40頁），但特朗普是個大富翁。事實上，特朗普自我合理化的主要機制便是反問美國同胞：我已經擁有了一切，現在卻甘願放棄閒適為你們服務，我圖什麼？這也是雅典貴族從政時慣用的套路。再有，格林布拉特諷刺政客衣冠楚楚，卻戴著安全帽參加建築工地的集會（146頁）——這至多是在諷刺鮑里斯·約翰遜，畢竟特朗普出身房地產，理所應當頂著哈佛教授從未戴過的安全帽。作者怒斥民粹主義領袖“大膽又無恥”，發洩心中怫鬱，但卻擱置了更有意義的對比。譬如，凱德被約克利用，而特朗普上臺後也在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中被共和黨建制派架空。這恐怕比為了諷刺特朗普不是“成年人”，把英國王權和美國聯邦“有足夠多的成年人”與否相提並論（58頁）更具建設性。
為了拉進與美國讀者的距離，格林布拉特大量使用“助力者”“把不正常的東西常態化”這些美國新聞界流行的表述（57頁）。許多情況下，借古諷今無傷大雅，譬如說勃魯託斯自備“新聞發言稿”（129頁），再如將莎翁筆下的弄人比作美國深夜節目中的脫口秀演員（100頁）。但有時，這種倒植詞彙的技藝更顯笨拙，例如將約克和薩默塞特與“阿富汗軍閥”比較（23頁）、將擊斃本·拉登與斬首瑪麗女王相提並論（第9頁），語境相去極遠，不倫不類。再如，煽動英國農民出兵法蘭西，這是一種擴張主義和軍事主義，而非醉心本土利益而不願涉外的“本土主義”。作者為了諷刺特朗普“本土主義”得到的瞬息快感，不惜用詞失準。其實，過去與時下之間的創造性張力處處可見。譬如，美國對外“反恐”催生了對內“恐伊”，觸發了廣泛的穆斯林歧視，大可以與英格蘭的反天主教激進主義相互印證。凡此種種，都是可供作者開墾的“時下主義”議題。
莎學碩儒格林布拉特對美國右翼的反感既強烈又模糊。談到古羅馬的貴族黨，作者稱之為一個“右翼黨”——其核心利益是不均等分配的“財政政策”。而米尼涅斯·阿格立巴則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136-137頁）。美國大眾讀之，如覽《紐約時報》。即便是為了可讀性，這種套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左”“右”概念定義古羅馬政治集團的作法也值得商榷。再如，作者談及凱德不切實際的經濟承諾，著力抨擊了所謂的“巫術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這是美國新聞界對里根式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負面稱呼。實際上，“里根經濟學”與凱德口中既有些無政府自由意志主義，又有些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願景（Henry VI, 4.7.16）大相徑庭。更何況，特朗普在前期競選中一改共和黨人的“里根經濟學”說辭，轉而貶損自由貿易。作者無法抵禦嘲諷右翼的誘惑，但他的嘲諷經常打錯了靶，甚至時空錯置。可見泰斗級文學批評家不一定是富有卓見的政治理論家。
作者絲毫不掩飾對特朗普的鄙夷，挖苦他缺乏“成年人的自我控制力”，展現出“一個大孩子的自戀、不安全感、殘忍和愚蠢”（142頁）。他雖然承認特朗普對美國民眾的吸引力，“我們一次次地被惡棍的肆無忌憚吸引”（69頁），但卻避談這種吸引力的結構性導因。格林布拉特只提出了一種玄之又玄的心理分析闡釋機制：普通人民受到畸形和醜惡的吸引（71頁）。是的，《理想國》中，萊昂提烏斯也忍不住察看令人作嘔的死屍（4.440a）。但若說特朗普令人作嘔才贏了選舉，恐怕太過荒謬。文學批評家立論而不論證，所以我們無從知曉他的思辨過程。“欺騙群眾說”也罷，“吸引群眾說”也好，格林布拉特無法解釋美國大選的結果，卻拒絕承認群眾支援他認定的“暴君”是受系統性因素驅使、經過審慎熟慮之後的現實決定。因此，格林布拉特對《裘力斯·凱撒》那無可厚非的評價——“深入探索了心理和政治困境，但並未對此提供任何解決方案”（132頁）無疑也適用於他的這部《暴君》。
《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唐建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182頁，52.00元
莎翁中譯
《暴君》譯文暢曉，文采可嘉，但亦非無改良空間。必要時，譯者注應含納更多資訊，以助讀者跨時空、跨語境理解原著。以“米達斯的妻子”為例，譯者僅解釋說米達斯點石成金（12頁），但與“妻子”無關。事實上，作者指的是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之一則：米達斯的濃髮之下潛藏著一對驢耳，敦請愛妻保守秘密，妻子忍受不住，一路小跑到小溪邊，向水波一吐為快（958-988）——改寫自奧維德《變形記》中關於米達斯僕人的一段敘述（11.172-193）。讀者若不諳其典，恐怕要像格林布拉特先生讀到“銀樣鑞槍頭”一般不知所云。此外，譯者稱米達斯是“呂底亞國王”，實為“弗裡吉亞國王”。“驢耳米達斯”應在特洛伊戰爭之前，而弗裡吉亞於公元前695年之後才歸入呂底亞。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阿德拉圖斯誤殺了兄弟，逃往呂底亞尋求克洛伊索斯的庇護（1.35.3），自稱祖父是“米達斯”。此“米達斯”非彼“米達斯”也。
譯著包羅眾多莎士比亞原文，珠璣彌珍。其中名詞名句譯法大致無差，但也不乏錯訛。薩特尼納斯（Saturainus）應為Saturninus。人名譯法而言，譯者仰賴朱生豪先生的中譯本。朱先生是近現代翻譯學名宿，但囿於時代限制，不通古典語言和歐洲語文，譯名多可商榷。譬如裘力斯·凱撒（Julius Caesar）、卡厄斯·馬歇斯·科利奧蘭納斯（Caius Martius Coriolanus），同一譯名之內英文和拉丁文發音混雜無章，缺乏連貫性。譯著引用朱先生的原著譯文，也時有不章。麥克白認為夫人無畏的精神“只應鑄造”男性，而非“應該鑄造一些”男性（84-85頁；Macbeth, 1.7.72-74）：“Nothing but males”之排他性是此句關鍵。“Thou troublest me”（Richard III, 4.2.99）是“你令我煩惱”，而非“我真麻煩”（75頁）。“Considerate eyes”（Richard III, 4.2.29-30）是“細察入微的眼睛”而非“鼓起眼珠”。理查在追求到安妮時“沾沾自喜”道：“哪有一個女子是這樣讓人求愛的？ / 哪有一個女子是這樣求到手的？”（69頁；Richard III, 1.2.228-229），其中“in this humour”並不指追求的方式，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情緒——理查見到安妮在積憤鄙夷之餘還接受了求愛，也感到訝異。
此外，“schoolboy”概念的詮釋也出現了偏差。這個詞出現在《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 2.7.139）最著名的一段臺詞“世界是一座舞臺”（All the world’s a stage），本書所引則是《亨利六世》的一句話：“像小學生一樣，能受你們的擺佈。”（Henry VI, 1.1.36）朱先生對英國文化史語境知之甚少。莎翁筆下的“學校”指的不是“小學”，而是淵源甚久、延存至今的語法學堂。莎士比亞自己在斯特拉福德度過的“schoolboy”生涯近乎是他戲劇創作的全部積澱所在，是一個完整的教育經歷和重要的人生階段。
概而述之，在翻譯《暴君》這樣的當代作品時，新一代譯者尊老敬賢固然是美德，但也不必為此擱置校對版本、勘磨譯文，甚至審慎斟酌的機會。畢竟後人用功旨在超越前人，而非步權威之後塵。
《暴君》之後？
《詩》雲：“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警示暴君暴政不得善終。“陽風習習而熇熇，群生閔懣而愁憒”，格林布拉特先生《暴君》一書充滿了“閔懣”和“愁憒”，而沒有“大諫”。時下美利堅的“暴君”並非理查三世，也不是麥克白，而是在龐大的民族國家和國際秩序中左右逢源的利益代理人。如果沒有系統性的變革，申飭暴君再酣暢淋漓，也無濟於事。
正如自負而死的安提戈涅與克瑞翁、各執一詞的約克和薩默塞特一樣，社會中的人偏執於區域性真理。格林布拉特先生堅持的是美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批評的是他心目中的右翼民粹主義暴君，也是美利堅近乎半數選民認可的執政官。暴君非暴，只是腐朽深淵之前的一面海市蜃樓。拋卻現代社會的暴虐諸相，立一具前現代式的暴君稻草人，狠狠抽打，這是直覺上的正義，也是智識上的懶惰。病得久了，病根不除，恐怕連病人也對病症麻木了。
正如所有不具反思性的憤懣一樣，或許迴歸莎士比亞的暴政理論也只是一瞬之思。重掘莎士比亞對暴君的批判，究竟是自命先知的滿腹牢騷，還是根本性變革爆發之前的先鋒號角？是油然而生的不滿，還是澄思渺慮的批判？是反應，還是革命？這是讀罷《暴君》，所有靈魂深處都潛藏著暴君，卻又在眾生相之間抵抗暴君的人們不可避免的一問。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