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帝王能成其霸業者,身邊必附有一大群能人異士,這些人或與帝王運籌帷幄於帳中,或運糧安政於幕後,或衝鋒陷陣於前線,可謂有定鼎之功。但歷史的怪圈在於,這些人在一個政權建立之後卻往往是對新政權最大的威脅。因此,歷代皇朝的開國之君都不得不面臨一個難題:該如何處置這些昔日的夥伴?面對這個難題,西漢的劉邦與東漢的劉秀給出了不同的方案,究竟是怎樣的原因才使他們做出了這樣完全不同的決定?
一、弓藏狗烹
漢十年,淮陰侯韓信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走進了長樂宮。在這裡,他迎來了自己的死亡。他一踏入宮殿,便被武士所執,呂后漠然而又倨傲地宣佈了關於他的判決書。《史記》中記載韓信是被“斬之於樂鍾室”,具體的死法並沒有記載,民間一直有劉邦對韓信“三不殺”的承諾,相傳韓信是被宮女用棍子擊打而死,也有說是被宮女用竹子插死。這些說法都不見正史,只供人們飯後閒談。
在這之前,劉邦已經流露出了對韓信的猜忌之心,將韓信從楚王貶為淮陰侯並幽禁於京城。韓信的結局在西漢初年並不是個例,在劉邦的清洗名單上也不僅僅只有韓信一個人的名字。
在韓信被殺的同年,陳豨反於代地。劉邦震怒並親自率軍前去平叛,在經過邯鄲的時候向當時的梁王彭越徵兵,彭越稱病拒見劉邦,這一舉動讓劉邦心生疑竇。恰好彭越有一個手下跑到劉邦那告密,宣稱彭越將反。劉邦順水推舟,讓人逮捕彭越並將他貶為了庶人,發往蜀地。
如果彭越隨遇而安老老實實地去蜀地,而不是選擇向呂后訴苦,他或許還不會落得和韓信一個下場。可是彭越偏偏碰上了呂后,這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怕彭越捲土重來,遂再次誣陷彭越謀反,將他剁成了肉醬分給了群臣,這樣的死法比上韓信都慘烈幾分。
當彭越的肉醬被使者送到黥布案上時,這位曾經衝鋒陷陣的豪傑也不由得渾身戰慄,韓信和彭越的前車之鑑,讓黥布覺得自己的頭上始終懸著一把利劍。於是他暗地裡集結部隊,以防不測。恰好一個叫賁赫的人跑到長安告發黥布謀反。當時有人分析黥布的行為是:“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這樣的分析是十分貼合黥布的心理狀態的。
當劉邦率軍和黥布對峙時,劉邦還假惺惺地問了一句:“何苦而反?”黥布也並不矯揉造作,直接回了一句:“欲為帝耳!”但是結局卻是黥布初戰不利敗走江南,劉邦設計將黥布引誘到鄱陽並在此誅殺了黥布。
劉邦愈到晚年,對這些開國功臣就愈發不放心。韓信、彭越、黥布被誅之後,剩下的異姓王韓王信和燕王盧綰也相繼遭到猜忌,並逃往匈奴。其中盧綰還是劉邦的少年同伴,二人相識多年,多年的情誼最終還是輸給了權力鬥爭。
西漢的其他開國功臣,諸如樊噲等都曾受到劉邦的猜忌,劉邦命陳平前去誅殺樊噲,而樊噲是呂后的妹夫,陳平懼怕呂后會有所報復才遲遲沒有下手。等劉邦駕崩的時候,大部分開國功臣死的死,逃的逃,尤其是勢力最為強大的異姓王也幾乎被剪除殆盡。
當劉邦晚年回到家鄉後,與父老鄉親飲酒高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雖短,但蒼勁豪邁,最後一句明顯是劉邦明知故問,為什麼會沒有猛士鎮守四方,劉邦比誰都清楚。
二、將上雲臺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漢明帝追懷往昔,想起昔日幫助漢光武帝劉秀問鼎江山的勳臣舊將們,於是命人在洛陽南宮雲臺閣畫了二十位將領的畫像,供後人景仰。一邊是雲臺閣內的香火供奉,一邊是韓信、彭越、黥布臨死前絕望的哀嘆,兩朝之差別,不言而喻。
《東觀漢紀》載東漢開國之初:“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為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這樣一個多以武人居多的龐大功勳集團,他們從戰爭中走來,很擅長摧毀推翻一箇舊政權,但是很顯然建設一個新政權並不是他們的能事。自古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天下太平之後,文武各站一端的天平便傾向了文臣一方。更何況,如此龐大的功勳集團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皇權最大的威脅。
因此,劉秀在建立東漢之後採取了“進文臣而退功臣”的策略。劉秀大肆招攬文臣為自己的新政權服務。而為了抑制功臣的勢力,劉秀對這些功臣集團大肆封賞,劉秀曾於建元前後和建武十三年兩次大肆封賞功臣,《東觀漢紀》中所載就很直觀地體現了這一點。
但劉秀的封賞並不是沒有目的的盲目封賞,而是寓貶於褒,在建武十三年的封賞中,位居雲臺二十八將的鄧禹卻未增一邑,對於其他功臣,劉秀也是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法,對於那些沒有去官任職的舊臣封賞很少甚至不予以封賞,但已經去官賦閒的舊臣卻給予很高的封賞,就是要暗示這些勳臣自己退出權力圈。
當時有一個叫賈復的將領,他位居雲臺二十八將第三,但是他的戰功在前七名中是最少的。在建武十三年的封賞中,賈復的食邑也遠遠超過其他人,原因就在於賈復“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於是很識趣地辭官歸家了。劉秀稱讚賈復“賈君之功,我自知之”,賈復的功勞不僅僅在於戰功,還在於不戀棧權位,能夠給其他的舊勳做一個表率。
除了在爵位上給予勳臣極高的封賞,劉秀還賜給這些勳臣大量的錢幣、珍寶、府邸、服飾、車馬。例如劉秀對卓茂的獎賞就是“封(卓茂)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當遠方有珍寶上貢時,劉秀也是“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可見,劉秀對這些勳臣寵遇優渥。當勳臣中有人去世時,劉秀往往也會親自前往憑弔,卓茂死後,劉秀就賜棺槨墓地,並親往送葬。
劉秀對這些曾經追隨他的勳臣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善意,王夫之評論說:“光武之於功臣,恩之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
劉秀試圖以高爵厚祿來打消這些勳臣進入管理層的念頭,在“進文臣退功臣”的政策下,絕大部分功臣都淡出了權力圈,相率“剽甲兵、敦儒術”。但這並不表明劉秀完全拋棄了這個功臣集團,一旦國家遭遇多事之秋,劉秀還是會召見他們商量對策,“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籌策”。
這表明雖然東漢功臣集團逐漸淡出了權力的核心,但依然在權力的邊緣徘徊,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了東漢初年正式機構外的補充。
三、原因何在?
同樣是開國勳臣集團,為何西漢與東漢的勳臣集團下場迥然不同?有人將此歸為劉邦與劉秀個人性格上的差異,認為劉邦本是市儈小人,心胸自然狹隘。但這只是最表象的一個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得從當時的歷史環境與歷史形勢中去獲得。
西漢建立之初去秦不遠,當時的人們依舊十分懷念列國並列的情形,項羽滅秦之後恢復六國故土即是一例,而劉邦本人對分封制本身並不反感。但是秦朝建立之後,專制皇權畢竟是進入到了歷史的視野之中,劉邦既然嚐到了專制皇權的甜頭,自然而然會維護自身的專制統治。劉邦反感的並不是分封制,相反在劉邦看來分封制乃是維護劉姓江山的大好舉措,他反感的是那些隨時有可能並且有能力顛覆他的異姓王。
劉邦在西漢分封異姓諸王也是迫不得已之事,為了消滅項羽,劉邦不得不做出這樣或者那樣的承諾,但是專制皇權下的政治生態無法容忍這些異姓王的存在。因此,這些異姓王起初就以一種變態的身份參與到了皇帝的權力分配圈內。在西漢起初整個國家的權力結構中,這些異姓王和勳臣一開始就佔據了最高等的位置,使得劉邦無法再用以進為退的方法使其離開這個權力結構,唯有將其徹底消滅。
總而言之,西漢大量以異姓王為代表的勳臣集團的出現是在西漢初年去秦不久和楚漢爭霸戰爭的特殊歷史產物,他們一開始就以最高的姿態佔據了西漢權力結構中的較高地位,但是專制皇權的出現令他們並不能穩坐釣魚臺,再加上劉邦個人的性格原因,西漢開國功臣才落了個如此下場。
與西漢不同的是,東漢此時去秦已久,自從七國之亂、漢武帝推恩令之後,裂土封王的思想已經黯淡了不少,因此劉秀並不需要作出這樣的承諾,也為東漢建立之後消除了隱患。最重要的是,這些勳臣以相對較低的姿態參與到了東漢初年的權力分配之中,使得他們與皇帝之間的權力衝突還有迴旋的餘地,並不至於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再加上劉秀的性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以進為退,寓貶為褒,化解了一場血雨腥風。
東漢開國功臣集團背後所代表的豪強地主集團也是劉秀不敢效仿劉邦的一個重要原因。東漢是依靠眾多的豪強地主建立起來的,縱然劉秀不想讓這些功臣集團進入權力中心,也不會肆意屠殺這些功臣,不然很容易就會遭受這些豪強地主勢力的反噬。
劉邦與劉秀雖然採取了不同的手段化解了自己所面臨的難題,但是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皇權的專制統治。若要論哪種手段更為高明,自然不能將二者剝離出歷史的具體情境,儘管在這其中個人的性格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文史君說
劉邦與劉秀的事例很容易就會讓我們聯想到明太祖朱元璋和宋太祖趙匡胤,一個大肆屠殺功臣,一個杯酒釋兵權。歷史的延續性經常驅使我們將這些相似的問題擺在一起來思考,但是倘若將這些問題剝離出具體的歷史條件,就很容易陷入主觀的喜愛厭惡的批判之中,一葉之障目而不見泰山。
參考資料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
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
蘭青青:《論司馬遷筆下西漢前期功臣人物及其命運》,重慶師範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趙瑞軍:《劉秀“退功臣而進文吏”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浩然文史·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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