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90週年#，《勿忘國恥。9.18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9.18，是每一箇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的日子，是一個國恥日。讓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翻閱浩瀚如海的檔案資料，看一下這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要上 頭條#，#我要上頭條文章#，#歷史#，#歷史冷知識#

一、九一八事件真相。

日本是一個島國，地震和颱風不斷，環境惡劣，戰略物資不足，因此日本很早就有民族憂患識。

“先佔領中國東北三省，作為跳板，繼而吞併中國，統領亞洲，稱雄世界。”這樣一個瘋子也想不到的侵略計劃，卻一直在日本暗中準備實施著。

9.18事件，正是這個計劃中最重要的一環。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瀋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燬，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瀋陽東山嘴子，日軍佔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有兩個關鍵點，第一，是日本軍人炸燬鐵路，栽贓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第二個是日軍以500人攻擊了近萬人守軍的北大營。

1、先談一下第一個問題，日本軍人炸燬鐵路，栽贓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史稱柳條湖事件的真相。

1931年春，關東軍制定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原則上規定了“在滿洲採取軍事行動時關東軍必須集中於一地”，而瀋陽是東北四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東北軍主力的駐地。因此，日本決定選定瀋陽為採取“軍事行動”的爆發地，並認為“應使關東軍主力迅速集中於奉天，以便先發制人，將敵之最精銳的奉天附近的軍隊，加以擊破”，“即能控制東北四省之中樞”。關東軍內主張武力侵佔東北的激進人物板垣徵四郎、石原瑩爾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體行動計劃。

日本武藏大學教授島田俊彥在他編著的《滿洲事變》一書中對此有詳細記述：

六月底（1931年），在策劃參謀旅行時，石原和板垣對關東軍的部分人員說，九月下旬，要在柳條溝（湖）開始戰鬥行動，要求他們協助這一計劃。花谷和今田新太郎大尉（張學良顧問柴山的助理官）首先參與商談。不久，又要求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中佐予以合作。奉天獨立守備隊第一中隊長小野正雄大尉來到駐奉天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長川島正大尉（虎石臺）處，摸川島的底細，問他：‘關東軍如果動手的話你打算跟著於嗎？’川島也是河本大作在第十連隊（小倉）時的部下。川島和小野一到花谷那裡，花谷就說：‘不想於的人乾脆回中央’，接著對北大營佔領計劃作了說明。最後在特務機關二樓召開會議，今田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經兩、三次聚會後”終於炮製了在柳條湖炸燬鐵路的計劃。 　　

板垣與石原等人制定的柳條湖事件具體計劃，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爆破地點選擇在距瀋陽2.5 公里處的柳條湖，這裡比較偏僻，便於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營只有幾百米遠，便於攻擊；二是時間安排在9月18日，那時莊稼已經割倒，大地裸露，便於作戰；三是以鐵路爆炸聲為暗號，開始炮轟北大營，發起全面攻擊，一夜之間佔領瀋陽全城。 　　

為實施這一計劃，他們慎重地物色人選。“因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洩露秘密很危險，所以在人選上是頗費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給一般非軍事人員去做，無論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軍人才是上策。”

板垣和石原將爆破任務交給了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讓他倆負責組成爆炸鐵路的秘密班子。不久，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也參與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術的河本末守中尉，從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調到柳條湖分遣隊，並當面向他下達了密令。

花谷正考慮“既然在爆破後，必須立刻集合部隊開始行動，那麼，無論如何需要向駐奉天部隊的骨幹分子，透露秘密。……然後向志同道合的人，講明計劃，鞏固團結。”

他這裡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島正大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長）、小野正雄大尉（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1中隊長）、川上精一大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2中隊長）、兒島少佐（駐奉天第29聯隊附）、名倉少佐（駐奉天第29聯隊大隊長）、三谷少佐（奉天憲兵隊）等、使他們知道並支援計劃，以便屆時向北大營和瀋陽城進攻。 　　

9月14日，撫順獨立守備隊中隊長川上精一召開了一個非常時期的緊急碰頭會，參加的有撫順警察署長、車站站長及在鄉軍人分會長，川上在會上透露說：“撫順中隊在萬一的情況下，擔負著奇襲奉天機場的任務。”

這一情報傳到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耳裡。翌日，林久治郎便給外相幣原喜重郎發一密電：“關東軍集結軍隊，攜出物資彈藥，最近有采取軍事行動之勢，”

9月初，日本國內就有關東軍少壯軍官要在東北動武的傳聞，曾引起內閣乃至天皇的注意。儘管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貴族院等在“滿蒙問題”上熱衷於強硬主張，但內閣的多數成員還是支援幣原外交的。

接到奉天總領事的電報後，幣原在內閣會議上向陸相提出質詢。南次郎等考慮到“除安達內相以外的大部分閣員都還缺乏認識的今天，還得要忍耐”，“於是乃派參謀本 部第二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東北，並給本莊帶去一封信，信中說：“希望暫時不行使武力。”

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積極支持者，他贊成儘早發動“事變”。因此，他在從東京出發之前，曾示意橋本欣五郎拍密電給關東軍板垣等人，要其提前行動。……

九月十五日，板垣接連收到9月14日晚橋本拍來的三份電報。夜幕降臨後，在奉天特務機關進行了最後磋商（出席的人有石原、板垣、三谷、今田、川島、小野、花谷、兒島和名倉梁少佐）。

花谷宣讀了橋本的來電，內稱：‘敗露，建川去前動手。’結果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就此罷手太遺憾，還是採取斷然行動（今田）；有的主張既然參謀本部反對，動了手也沒有用，還是作罷，另找時機（花谷）。雙方爭執不下。”

到十六日早晨，住在瀋陽館的石原給三谷打電話，三谷急忙趕去，石原重又對他說：如果守備隊想幹就幹吧！立即把今田叫來，讓川島中隊長負責執行任務。板垣只說了一句‘是嗎？還是要幹吧，’於是終於決定動手。

十六日凌晨二時，特務機關的會議結束後，花谷說過：‘等看到建川后再決定吧。’今田當時反對這一意見，堅持說：‘務必要在看到建川以前，銳氣未減之際動手。’令田這次被石原叫來，聽說要動手，高興得跳了起來，趕忙把川島叫來，要求他在十六日以前動手，越快越好。但因來不及準備，最後決定十八日動手。” 　　　　

9月18日，板垣在完成了有關柳條湖爆炸計劃的一切準備工作，並又進行了一遍檢查後，才去迎接從東京趕來的建川美次。他安排花谷和建川一起在“菊文飯館”飲酒交談，便匆匆地趕回特務機關，等待著他謀劃的那個時刻的到來。

具體執行者今田，已經準備好了42個黃色方形炸藥包，並告訴他中隊裡的中尉軍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說“今晚動手”。川島中隊立刻檢查裝備，擺好了全副武裝演習的架勢，其他部隊亦整裝待發。

入夜，“川島率領一百零五名部下向文宮屯以南地區出動，在距柳條溝爆炸地點三里的地方進行前哨指揮。其他部隊也分散在文官屯前面一帶。具體進行爆炸活動；河本，他屬於柳條溝分遣隊。河本帶領松岡軍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現場，把今田準備的黃色方形炸藥包放在西側鐵軌介面處的兩側，並將它點燃起來。

這時正值晚上10時20分左右，即距預定於晚10時40分到達奉天的快車即將透過之前沒有多少時間。”對這天晚上的情形，花谷正在1956年發表的回憶錄中有更為詳盡地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裡，一彎明月落進高粱地裡，天色頓時昏暗下來。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率領部下數名，向柳條溝方向走去。一邊從側面觀察北大營兵營，一邊選了個距北大營約八百米的地點。

在那裡，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裝置在鐵軌旁，並親自點火。時間是十點鐘剛過。轟然一聲爆炸，炸斷的鐵軌和枕木向四處飛散。 　　

不管怎麼說，也沒有張作霖時那麼大的規模。這一次，不僅沒有必要把火車炸翻，而且還必須使在滿鐵線路上馳騁著的列車免受損害。因此事先讓工兵作了計算，直線單面鐵軌即使炸斷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駛的火車，也只要它暫時地傾斜一下，還能夠透過。根據計算所得的這個安全係數，規定了所需的炸藥數量。 　　　　

在炸燬鐵路的同時，河本一面用隨身攜帶的電話機向大隊本部和奉天特務機關報告，一面向北大營開槍射擊，並傳令一等兵令野去向川島報告：“北大營的中國兵炸燬鐵路，正在戰鬥。”

這時呆在爆破地點以北文宮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進攻北大營，在現場附近直接監督實施爆破任務的今田，此時也揮舞軍刀，殺向北大營。其他各部隊也都按計劃進入各自地點，擔負起警戒、聯絡和進攻任務。

事件發生後約1小時，即9月18 日夜11時18分，關東軍參謀、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宮花谷正，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當時不在瀋陽）的名義，給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和陸軍大臣南次郎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十八日晚時半許，暴戾的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面的北大營以西，破壞滿鐵線，襲擊我守備兵，與我前來之一部守備隊發生衝突。據報告，奉天獨立守備第二大隊正向現場出動（奉第205號）。 　　

接著又發出第二封電報，編造說： 　　

北大營之中國軍隊炸燬滿鐵線，其兵力有三四個中隊，隨即逃入兵營。我虎石臺中隊，十一時過後正在與北大營之五六百敵軍交戰，並佔領其一角。但敵軍正在不斷增加機槍和野炮。我中隊正在進行苦戰。野田中尉身負重傷（奉第208號）。 　　

事變爆發後，關東軍除向軍部謊報軍情外，急忙大造輿論，謊稱“華兵爆破鐵路，引起中日兩軍大沖突”。

9月19日上午9時，便在瀋陽城中張貼出早已準備好的石印大布告，詭稱。“華軍之破壞鐵路，攻擊守備隊”。

9月20日，日本主辦的《盛京時報》以顯赫的大字 標題，報導“北大營兵炸燬南滿路，尋致南滿各地成戰場”。

20日，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當局協議結果認為：“本事件之真相，雖未判明，但日軍軍事行動，為自衛權之發動，必為國際法上當然容許之處置。”

同日，東京各報紛紛就所謂“奉天事件”發表評論，認定“此次事件之發端，由於破壞滿鐵”，因而“日軍此次行動，系屬正當”。

關東軍怕敗露破綻，便製造假現場，他們在現場放置了三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偽裝成被擊斃的爆炸鐵路“兇犯”。

對此，事變當時中國方面已明確指出，所謂中國士兵屍體，為日軍“槍殺十七日僱用之華丐十數人，衣以中國軍人服制，複用刺刀刺破軍衣，拍攝照片”。

曾於9月19日，到瀋陽調查過事變的記者喬·畢·巴魯在戰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時，談到了柳條湖現場的情況：

“我在本莊司令部會見了舊友上肥原。見到在司令部前廣場上堆積著鐵路被破壞了的部分物品，還把拍下來的照片給我們看。越過高粱地來到現場，只見現場已經完全清掃完畢，換上了新路軌和兩根新的枕木；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離路軌約五十碼到一百碼的地方，用鐵板圍起來。他們的頭部衝著爆破地點的方向。同行中的一個夥伴，調查了一具屍體，他見到的是一個沒有血跡，被放置了相當長時間的屍體。”

當時的奉天省日本郵政局長歧部與平在參觀了現場後也認為日本的這種作法大愚蠢了，人們一看就明白現場是偽造的，屍體是在人死後扔到現場的。

臺灣東北問題研究會編輯的《“九·一八”事變》一書中，在“九·一八事變之責任者”一節中有一段記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學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論主筆，為日本名士，記者友人，曾於事變後，訪問於其東京私邸。即以事變真相，並歷陳證據，證明鐵路爆破確係日本守備隊之行為時，被答，此中內幕，確如貴談，然內田滿鐵總裁，已照實報告政府，同時外務省接各方外交官之報告，亦知事變為日軍計劃的行為也。 　　

儘管日本關東軍如何製造柳條湖事件的假象，並向世界廣造輿論，但歷史不容篡改。日本戰犯們也不得不交待事實真相。 　　

曾在1940年任偽滿洲國總務長官的武部六藏，於1946年8月在伯力寫的筆供中供認： 　　

昭和六年爆發了滿洲事變。事變爆發的契機，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營附近的鐵道而揭開序幕。炸燬鐵路雖然是基於關東軍的計劃而實行的，可是關東軍卻說是中國軍隊所破壞的。以此為藉口，採取了立刻佔領滿洲的行動（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是本莊大將（中將），參謀長三宅大佐，參謀板垣少佐（大佐），還有其他青年將校）。

侵略滿洲是日本多年來的大陸政策的一環。結果是日本政府及軍部都支援了滿洲事變。 　　

曾經親手炸死張作霖，並積極主張製造“滿洲事變”，建立一個受“日本控制的‘滿洲國’”關東軍高階幕僚河本大作，於1953年寫的筆供中說： 　　

……熱中於軍國主義的少壯軍官們，對於滿蒙這一‘國防生命線’的被侵犯，忍無可忍，甚至有人認為如伺機侵略滿蒙，將其納入我國的勢力範圍，以樹國家的百年大計。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國內參謀本部第二部（處理情報事務）的少壯軍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橋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鷹次（大尉）、長勇（大尉）等人。在滿洲則有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為首，包括奉天特務機關長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屬獨立守備隊的大部分青年軍官。而其中最有力者為板垣與石原二人，他們早已志同道合。首先，為了做好準備，他們指責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劉隆（中將）對滿洲問題態度冷淡，鼓動東京中央軍部以本莊繁取而代之，然後一心等待時機的到來。由於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發生，導致日本國內輿論沸騰，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在此之前，位於奉天北郊鄰近北大營的柳條溝道口，多次由北大營的奉天軍士兵或堆石塊，或拔道釘，屢屢製造破壞南滿鐵路執行的事故。因此便選中了這一地點。於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臺（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備中隊破壞柳條溝的橋樑（鐵路），就如同奉天軍士兵乾的一樣。另外，還計劃利用中國人的密探炸燬太子河鐵橋，但被日本軍哨兵趕走，未能達到目的。結果，只破壞了柳條溝的一座小橋。然而它卻成為“九·一八”的直接導火線，使事變發展擴大。 　　

1946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參加訴訟的各大國的聯合公訴代表達西先生在對日本戰犯的起訴發言中說：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滿鐵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製造爆炸事件並把此事歸罪於中國人。損壞程度根本不那麼嚴重，甚至沒妨礙從長春向南開來的快車正點到達。

首先，為了做好準備，他們指責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劉隆（中將）對滿洲問題態度冷淡，鼓動東京中央軍部以本莊繁取而代之，然後一心等待時機的到來。由於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發生，導致日本國內輿論沸騰，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在此之前，位於奉天北郊鄰近北大營的柳條溝道口，多次由北大營的奉天軍士兵或堆石塊，或拔道釘，屢屢製造破壞南滿鐵路執行的事故。因此便選中了這一地點。於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臺（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備中隊破壞柳條溝的橋樑（鐵路），就如同奉天軍士兵乾的一樣。另外，還計劃利用中國人的密探炸燬太子河鐵橋，但被日本軍哨兵趕走，未能達到目的。結果，只破壞了柳條溝的一座小橋。然而它卻成為“九·一八”的直接導火線，使事變發展擴大。

2、再談第二個問題，日軍以500人攻擊了近萬人守軍的北大營。

現在我們看到這段歷史，真的不相信這是真的，太憋屈了，但這卻是真正的歷史。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以其製造的柳條湖事件為藉口，立即襲擊了北大營火藥庫。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爆炸後，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守護火藥庫的眾多中國士兵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著裝，便被射殺屠戮。

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據史料記載，“九一八”時北大營是王以哲第7旅駐地，王鐵漢時任620團團長。 　　

王鐵漢曾說起，當時旅長王以哲因參加水災賑濟，不住在營房。日本人進攻北大營時，上面不斷傳來“不許抵抗”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 　　

於是，一場沒有抵抗的屠殺開始了。據史料記載，日本兵一開始都是用刺刀扎，東北軍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鑽到床下計程車兵都被機關槍掃射而死。 　　

為了帶領兄弟們突圍，王鐵漢冒著違抗軍令的風險，命620團士兵待日軍一走近就開火。

由於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駐北大營王以哲旅，人數近萬人，裝備齊整，素有東北軍模範旅之稱，由於忍辱執行不抵抗的命令，卻被日軍500人一舉將營地攻佔。王旅行倉皇潰退，進而日寇鐵蹄踏進瀋陽。日軍第29聯隊，彷彿進入無人之境，所有中國警察憲兵都被繳械。

當日本士兵躡手躡腳開啟中國軍隊武器庫和兵工廠大門時，被堆積如山的武器彈藥驚得合不攏嘴：迫擊炮和各種口徑大炮3019門，坦克和裝甲車26輛，各式機關槍5864挺，各種步槍和手槍118206支，數不清的彈藥…… 這些武器，足以武裝一支20萬人的亞洲先進水平軍隊——而當時整個日本全國陸軍的總兵力，也就是23萬左右。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了相當於日本國土面積三倍多的土地。這片土地當時佔中國經濟總量一半左右，工農業資源極為豐富，工業基礎在整個亞洲來看也頗為優越 日軍所佔領的瀋陽兵工廠，擁有機器8000餘臺、工人近2萬人，是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兵工廠之一，可以生產從220毫米重炮到裝甲車，以及各型火炮、槍械、彈藥，其三個月的槍械火炮產量就可以裝備1個日軍師團。

二、國民黨蔣介石對敵政策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進攻採取不抵抗政策。事變發生前，蔣介石於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國民黨和蔣介石，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前，他的主要精力不在日本軍隊上，因此，為了不至於和日本人鬧僵，使自己手忙腳亂分身乏術，才出此下策。 　　

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瀋陽全城佔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佔的殖民地而採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峰，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由於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佔北大營，次日佔領整個瀋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

三、“九一八”事變的意義

1、“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先後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各種抗日武裝。1936年2月，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 進一步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鬥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併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採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

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1931年，日本軍部秘密制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2、揭開二戰序幕 。

九一八事變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震驚中外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也是法西斯國家在世界上點燃的第一把侵略戰火，它的爆發標誌著亞洲戰爭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的揭開，同時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格局。

3、社會性質轉變。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華北地區擴充套件， 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中華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覺醒和團結。

4、民族團結抗日。

九一八事變及時向全國人民敲起警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越來越成為華夏兒女的共識。在民族危機感逐步加深的過程中，民族責任感也迅速提高，並付諸實踐；許多愛國知識分子積極發表政見和主張，呼籲全國人民“徹底明瞭國難的真相！”“人人應視為與己有切膚之痛，以決死的精神，團結起來作積極的掙扎與苦鬥”，廣大民眾和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國共兩黨是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九一八事變後，隨著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民族團結也日益增強，兩黨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強，有力的促進了兩黨的再次合作，從東北地區到西北地區，最後發展到全中國，終於開創了團結禦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新局面，實現了民族大團結。

四、今天回顧九一八的意義。

1、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2、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3、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不容任何外國侵略者踐踏。

4、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5、勿忘國恥。

6、臥薪嚐膽。

7、熱愛和平。

8、誓死不做亡國奴。

9、落後就要捱打。

10、愛我中華。

11、只有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不畏懼強敵侵略，才能讓中國的聲音響徹世界。

12、珍惜當下幸福，對未來充滿信心。

友友們對9.18有什麼看法，請給我們說說聽聽。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歡迎友友們在評論區內發表意見。期待友友們光臨。

圖片資料來源於網路，侵權即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