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黨政軍領導職務，在接下來的8月和9月兩個月裡，鄧小平多次召開座談會，強調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希望。
由於很多工作都需要復出的鄧小平來做，所以每天都顯得十分忙碌。
在10月的一個晚上，鄧小平在一間四合院忙碌的工作，他喜歡帶院子的住所，在忙碌時候，可以走動走動，這樣就可以勞逸結合了。
這時，伍修權夫婦帶來一個30多歲的女人，進了院子後，見到在院子裡走動的鄧小平，介紹說：“今天我給你帶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叢德滋的女兒，叫叢丹。”
鄧小平感覺有點吃驚，立刻走了過來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你長得真像你父親。”
聽了鄧小平的話後，叢丹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就像是受委屈的孩子終於看到了親人一樣。
她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對於父親的記憶，是掛在她家牆上的一張烈屬證。
那是1951年12月初的一天，在蘭州寧沃莊文化造紙廠的家屬小院，叢丹像往常一樣，中午放學回家吃飯，剛走到家門口，就聽到喧鬧聲鋪面而來，一大群人送來一塊牌匾，上面寫著“革命烈屬”。
父親高克明在客廳裡，拿著錘子和釘子，把一塊玻璃鏡框掛了起來，因為叢丹的年紀還小，並不懂得玻璃鏡框上面的字的內容是：“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第00001號，查叢德滋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員傷亡褒恤條例》發給其家屬卹金外，併發給此證以資紀念。”
落款是“毛澤東”三個字。
在一切都收拾妥當後，高克明把叢丹叫到了身邊，對她說：“我不是你的親生父親，你的親生父親叫叢德滋，解放區被特務害了……你真名叫叢丹，是你爸爸取的。”
小叢丹一直以為高克明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沒有想到竟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這突如其來的轉變，讓叢丹不知所措。
從母親那裡，叢丹逐漸得到了一些父親叢德滋的事情，但是又沒有多講，她也不好多問，擔心傷了養父的感情，對於生父叢德滋，叢丹更多的印象是來自於牆上的烈屬證。
烈屬證
在中蘇關係惡化的時候，曾經叢德滋入黨介紹人的伍修權為人誣陷為蘇修特務，剛剛當上老師的叢丹也被學校停止教學，她帶著剛生下不久的兒子到農場去勞動。
她不相信生父會是什麼“蘇修特務”，而是堅信是為革命犧牲的，因此她下定決定要搞清楚父親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可是，她查了很多資料，都沒有找到父親的資訊，叢德滋這三個字開始變得越來越神秘，越是這樣，她越要弄清楚。
1977年10月，叢丹帶著父親的烈屬證來到北京，找到了父親的入黨介紹人伍修權，受到了伍修權夫婦的熱情接待，對於去見鄧小平，她絲毫沒有準備。
當鄧小平跟她說“你長得真像你父親”時，她的情緒怎麼可能控制得住？在叢丹痛哭的時候，卓琳撫著叢丹的肩頭安慰說：“孩子，別難過，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鄧小平卻攔著卓琳說：“你別勸，就讓孩子哭個痛快吧。”
想起犧牲的叢德滋，鄧小平的心裡也不得勁，他們早在1937年就已經相識，並在一起共事，“八一三”事變後，叢德滋到山西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被安排在八路軍總部，擔任115師團級文職幹部。
在叢丹情緒得到宣洩後，鄧小平詳細詢問了叢丹一家這些年的生活情況，並鼓勵她要經得起挫折，不然就不是革命烈士的後代。
在分別的時候，鄧小平給叢丹留下一個地址說：“孩子，以後有什麼事就直接跟我說。”
叢德滋烈士到底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為什麼他的烈屬證編號是00001號，在烈屬證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
叢德滋，字悅生，1910年11月18日出生在遼寧鳳城縣的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一家人靠租種土地維持生活。
1923年，叢德滋由鳳城縣高小畢業，考入鳳城第二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他酷愛學習，喜歡讀書，深受教師和同學們的歡迎。
當時的東北是北洋軍閥奉系的地盤，也是北洋軍閥勢力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一向對學校管控極嚴，不讓學生們接觸到新的思想。
鳳城位於遼寧東部，今丹東境內，處於奉系軍閥的腹地，但是在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叢德滋所在的學校很快受到影響，在此期間，叢德滋接受了革命思想，意識到中國人想要獲得獨立、自由與解放，就必須打到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推翻舊制度。
自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啟北伐戰爭後，將矛頭對準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軍閥，叢德滋每天都在期待革命軍的到來。
然而在北伐軍接連擊敗吳佩孚和孫傳芳後，蔣介石為奪取革命果實，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浩浩蕩蕩的大革命以失敗告終，東北也沒有等來北伐軍，這讓叢德滋很是失望。
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敗後，叢德滋也從鳳城第二師範畢業，畢業後，他在學校的組織下，到江浙一帶遊覽參觀，這次參觀給他提供了一次考察社會的機會。
在此期間，叢德滋等同學聽聞李大釗同志被軍閥殺害的訊息，十分震驚，從此立下了“要為民族的獨立，解放去奮鬥”的革命志向。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發後，接替張作霖主持東北軍政的少帥張學良擔任東北大學校長，張學良提出了“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才，應社會之需要，謀求文化之發展”的宗旨，叢德滋同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東北大學教育學院。
在校期間，叢德滋攻讀史地專科，並接觸新的思想，愛國熱情更加高漲。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東北大學被迫搬遷到北平，叢德滋和同學們一塊到北平去復課，在北平，他接觸到《共產黨宣言》《唯物主義》等進步書刊，也結交了很多進步學生，從而進一步堅定了他的革命志向，投身到抗日救亡鬥爭中去。
1933年，叢德滋在東北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軍北平軍分會政訓處工作，當時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不斷高漲，尤其是像叢德滋這樣流亡在關內的東北人，想要收復山河的情緒很重。
在全國抗日熱潮此起彼伏的時候，蔣介石卻堅持發動內戰，為了圍剿紅軍，蔣介石竟然將在華北一帶駐防的東北軍調入關內作戰，以實現分化瓦解東北軍的意圖。
1935年2月13日，叢德滋隨軍來到湖北麻城等地，與紅軍作戰，不知道是東北軍水土不服，亦或者是思鄉心切，裝備精良的東北軍接連打敗仗，士氣更加低落，反內戰情緒更高漲。
作為東北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叢德滋的文筆是很厲害的，在此期間，叢德滋寫了不少通訊、評論等文章，發表在北平的一些報紙上，主要揭露抨擊國民黨反動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和投降賣國的行徑，極力呼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叢德滋的愛國主義言論，很快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察覺，在1935年6月13日，以“共產黨嫌疑分子”將其抓捕，並監禁在武漢行營軍法處，經張學良營救，才得以釋放，恢復自由，然而有“共黨”嫌疑叢德滋卻深受張學良的胃口，從此便將其留在武漢行營工作。
1935年9月，紅軍北上先遣支隊攻克天險臘子口，北出甘肅南部，隨即進入陝北根據地，在這樣的形式下，蔣介石急調張學良率東北軍開赴陝西圍剿紅軍，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叢德滋也隨軍到達西安，擔任剿總辦公廳秘書。
1936年4月1日，叢德滋在張學良的授意下，創辦了東北軍進步刊物《西北響導》，他親自執筆，在刊物上連續發表23篇文章，其中，《收復東北，保衛東北，開發西北》一文，因為表達了對全國局勢的認識，表達了東北軍和全國人民的意願，宣傳反對內戰，團結抗日，很快引起轟動，極大地激發和鼓舞了人們的鬥志。
叢德滋隨後又擔任《西京民報》主編，在此期間，受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東北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影響下，叢德滋思想更加傾向革命，因此，經常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在東北軍內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而第一個將西安事變真相刊登出來的，就是叢德滋。
在12月13日凌晨，張學良派叢德滋等人接管了《西京日報》，讓他以最快的速度將西安事變的事情刊登出來，宣傳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的抗日主張。
接到任務後，叢德滋和大家商議決定將《西京日報》改名為《解放日報》，由叢德滋擔任總編輯，他親自手書報頭、組稿、編排、校對、印刷，僅僅用一天的時間，《解放日報》就以嶄新的內容創刊發行。
12月17日，以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成立了以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方代表組成的“三位一體”聯合辦公廳，下設有宣傳委員會，叢德滋擔任宣傳委員會委員，負責特別宣傳工作，從此，《解放日報》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
在《解放日報》發行之前，叢德滋有時會送到周恩來那裡親自審閱，周恩來對叢德滋的工作非常關心，經常給予指示，讓叢德滋感觸頗深。
1937年2月8日，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不久，國民黨中央軍開入西安，《解放日報》被迫停刊，叢德滋也緊急撤離。
離開西安後，叢德滋先後走訪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在上海結識了在上海讀書的山西女青年王竹青，王竹青白天學習，晚上到我黨主辦的工人夜校教書，十分嚮往革命。
“八一三”事變後，叢德滋與王竹青投入到守衛上海、反擊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去，上海失守後，兩個人回到王竹青山西汾陽老家，在這裡結婚。
當時八路軍總部就設在這一帶，叢德滋因此與八路軍取得聯絡，結識了鄧小平和楊立三等同志，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
因為叢德滋的身份比較特殊，黨組織決定讓他打入到敵人內部，為黨做地下情報工作，剛開始，叢德滋有些猶豫，他認為自己更適合做宣傳方面的工作，並不適合做情報方面的工作，擔心自己業務不熟練而給黨組織帶來巨大的損失。
但是組織上是信任他的，認為他是值得委以重任的，就這樣，叢德滋答應了。
當年年底，在組織的安排下，叢德滋來到蘭州，受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處長伍修權的直接領導。
當時叢德滋為了有一個合法的公開身份作掩護，他想到創辦一個通訊社，但是這個想法雖好，卻並不好執行，國民黨當局對進步刊物的出版和發行一向管控得很嚴格。
叢德滋的通訊社立案登記遲遲得不到批准，為此，叢德滋便動用了一些關係，經過一番鬥爭和努力，於1938年2月中旬獲得登記，創辦了《民眾通訊社》，並於3月1日開始發稿。
當年4月，叢德滋又擔任了甘肅省抗敵後援會宣傳組的組長，主持編輯了《抗敵》雜誌，影響很大，當時蕭軍等進步文化人士到達蘭州，受到了叢德滋夫婦的熱情接待。
為了方便開展工作，叢德滋以進步文化人的公開身份積極組織動員廣大群眾宣傳抗日活動，並利用曾經的老關係，多次營救紅軍戰士，經過嚴格的考驗後，叢德滋在1938年10月被批准為中共特別黨員，從事我黨的情報工作及第三國際情報工作。
在謝覺哉的安排下，叢德滋順利打入國民黨第八戰區政治部，擔任政治部主任曾擴情的秘書，早在之前，叢德滋就與曾擴情共過事，因此很受信任。
除此之外，叢德滋與一位叫張漢臣的人結為朋友，張漢臣是張學良的朋友，以前與叢德滋一塊工作過，透過張漢臣，叢德滋準確蒐集到許多國民黨軍事部署和設施等方面的情報。
自1938年到1941年的三年多時間裡，叢德滋做了很多情報，然而由於隱蔽戰線的原因，很多工作內容都不得而知了。
透過一些資料查到，1938年秋，蘇聯曾援助中國一批武器，其中包括中國軍隊最缺乏的野戰炮，卻被國民黨反動派藏匿了起來，叢德滋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和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從而揭穿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的陰謀，謝覺哉藉此對國民黨這一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
為了掩護中共在蘭州建立的電臺，叢德滋派人在電臺處開辦了一個煤場，以經營煤炭作為掩護。
當時甘肅是西北馬家軍的地盤，叢德滋還蒐集了關於馬步芳、馬步青和國民黨中央之間的矛盾等情報。
西北馬家軍
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僵持階段後，國民黨更加消極抗日，反而於1939年1月，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動方針，叢德滋的《民眾通訊社》也被勒令要求停止發稿。
在這樣的環境下，鬥爭形勢變得更加嚴峻，1939年6月，中共甘肅工委遭到破壞，工委負責人李鐵輪、羅雲鵬等同志被捕入獄。
因為叢德滋的黨關係就在甘肅工委，伍修權指示大家做轉移，讓叢德滋到延安去，這樣會安全一點，但是叢德滋卻表示要留在敵人的心臟戰鬥下去的請求。
不久，黨中央調伍修權同志回延安，臨行前，他特意約叢德滋密談，對他說：“現在情況不好，外面風聲很緊，我們不得不充分的準備。”
叢德滋堅定地回答說：“你就放心去吧，革命工作能堅持一天就堅持一天。”
在白色恐怖的鬥爭中，叢德滋堅守在蘭州，為黨收集情報，因身份暴露，於1941年1月20日，曾擴情以“過小年”為名，邀請叢德滋赴宴。
接到訊息的時候，有朋友已經意識到情況不了，讓叢德滋趕快離開蘭州，但是叢德滋卻並沒有害怕，跟大家說：“曾擴情讓我去，我就和他再談談，如有變化，再研究怎麼辦，你們明天早上到我家來，等我把情況告訴大家。”
他也預知到此行的危險，臨行前跟妻子王竹青說：“現在情況很緊張，為了摸清曾擴情的動向，我還是決定去一趟，如果今晚沒回來，就是被捕了……及時與組織取得聯絡，要鼓起勇氣，帶好孩子，必要時，可請求離開蘭州。”
曾擴情
就這樣，叢德滋以大無畏的精神孤身前去赴宴，當天晚上，曾擴情下令讓人將叢德滋逮捕，投入到蘭州大沙溝秘密監獄。
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叢德滋在中共黨內地位很高，為了取得機密資訊，特務們先是採取軟化手段，以榮華富貴來誘導叢德滋，卻遭到叢德滋的呵斥。
特務們開始對叢德滋施以酷刑，對他進行嚴刑拷打，卻依然沒有使叢德滋屈服。
在軟硬兼施都沒有得逞的情況下，敵人開始施展“持久戰”來長期折磨叢德滋，敵人特意給他安排一個特殊的牢房，睡覺不能把腿伸直，站立直不起腰，吃的是糠饅頭，爛白菜，喝的是洗菜水，在這樣的非人待遇中，始終沒有動搖叢德滋的革命意志。
在叢德滋被捕後，黨組織進行了多方營救，卻始終沒有成功。
惱羞成怒的敵人們，在叢德滋患重病發高燒的時候，給他的水裡下了毒藥，1942年4月19日，叢德滋在獄中犧牲，時年32歲。
在叢德滋犧牲後，國民黨反動派擔心被人抓到迫害共產黨的把柄，編造了叢德滋“得腦膜炎死的”的謊話，然後將叢德滋遺體扔到黃河鐵橋北面的山洞中，並通知王竹青去領屍。
叢德滋的生前好友，以“東北同鄉會”的名義，將叢德滋葬於蘭州城東南方向的五省義地墓區。
1942年，鄧小平曾找到王竹青一家，對叢德滋同志的犧牲表示慰問。
在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對叢德滋同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51年開始，中央開始落實烈士遺屬的政治待遇，以便讓那些為革命作出犧牲的人的家屬有更多的照顧。
謝覺哉、鄧小平等人第一個就想到了曾經一塊出生入死的戰友叢德滋，因此派人前去打聽叢德滋烈士家屬的下落，經過多方打探，終於與王竹青取得了聯絡。
王竹青給謝覺哉寫信說叢德滋的孩子都活著，還拍了一張照片寄給謝覺哉，謝覺哉從照片上看到烈士的兩個孩子十分可愛，但是穿著確實有點寒酸，叢丹穿的鞋，腳趾還露在外面，心裡很難過，當即給甘肅省民政廳寫信：叢德滋的遺屬王竹青現在帶著兩個孩子，生活比較困難。
他給民政廳提出三條要求，第一條是提供孩子們上學期間的公費待遇；第二條是將叢德滋的遺骨遷葬至當地的烈士公墓；第三條是給王竹青安排適當的工作。
謝覺哉隨後把這些情況都彙報給了毛主席，本來謝覺哉以為毛主席不會知道叢德滋這個特別黨員的事情，沒有想到，毛主席感慨地說：“我從西安事變時期就聽說過叢德滋。”
在隨後頒發的烈屬證上，因為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叢德滋，所以的烈屬證上就是“第00001號”。
根據相關部門統計，自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以來，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烈士約有2000萬人，他們用鮮血換來了革命的勝利。
然而由於戰爭年代一些資訊儲存並不完整，全國有名可考並收入各級《烈士英名錄》的僅有193萬餘人。
對於叢德滋來說，能夠在成千上萬名烈士中，編號為00001號，實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