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中國青海省的河湟地區，位於青藏高原的東北邊緣。這兒是黃河上游河段及其支流湟水流過的地方：山高谷深，氣候嚴寒。華北黃土高原的黃土，一直向西分佈到這裡。但是，這兒的黃土堆積薄，且呈不連續的塊狀分佈。這些沿著河川的黃土臺地，也就是早期河湟居民活動的舞臺。植物生長季節短，降水量不穩定。在這環境中，人類活動的主要限制是高度。高度使得原始農業活動只能限於谷地。谷地之上，糧食作物無法在那麼高寒的地方生長。廣大的高山自然資源，孕含在無限的草科、棘科與蘚苔類植物之中，但這是原始農人無法利用的。

河湟地區的早期農民

　　新石器時代晚期，陝西、甘肅地區仰韶文化的人群在黃土地上墾地種植，並製作精美的彩陶。略晚，西方河湟地區的人們也開始製作彩陶，並在黃土臺地上開墾。他們的活動遺蹟，就是考古學家所發現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等文化遺存（見圖一）。

圖一 青海河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至銅石並用時期重要考古遺址

　　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活在河湟地區的是馬家窯文化的人群。這些人，毫無疑問是以農業為主要生業的。他們住在小型村落裡，房子為半地穴式，屋基與居住面凹入地平面下：以木柱做支架，以草杆和著泥做成屋牆。晚期的房子則完全建在地面上。有些地區屋柱的基礎’曾經多道手續加強、防朽腐，以期能長久使用【1】。在他們居住的地方以及墓地，考古學家還找到一些碳化的麻、粟種子，以及他們使用過的農業工具如石制的鐮、杵、臼、斧、鋤等等。這些都證明當時人過的是相當定居的農業生活。遺址中也發現一些動物遺骨：這些動物有馴養的豬、狗、牛、羊、雞，以及野生的鹿、羚羊、野豬等等【2】。因此，狩獵與畜養在他們的生計中也很重要。

　　公元前2700-2000年，在考古文化上，馬家窯文化被半山與馬廠文化取代。但是河湟地區的人群，在經濟生態上卻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們仍以農業生活為主，以畜養與狩獵來添補糧食。在青海民和縣一個半山時期墓葬遺址中，出土大量的隨葬陶器。在這些墓葬中，個別墓主隨葬陶器數量多寡相當懸殊：少的只有一個，最多的有五十餘個，一般都隨葬十至二十件陶器【3】。由於這些陶器的器形都相當大，數量又多，顯示擁有這種陶器的人群，必然是相當定居的人群。另一方面，隨葬陶器懸殊，也顯示在此社會中已有資源不均，貧富分化的現象。

　　在較晚的馬廠時期，人們過著更倚重農業的生活。他們的農業工具製作得更精緻，種類也變多了。顯然，為了更有效的運用人力以增加生產，當時的人制作各種石制工具，以應不同的農業生產過程所需。在許多陶罐中都發現他們儲存的糧食種子，這也說明他們是主要以務農為生的人【4】。

　　在畜養動物方面，最普遍被畜養的可能是豬。當時人普遍有在墓葬中隨葬豬骨的習俗。豬是不適於經常遷移的動物，因此，這也顯示當時此地居民不是經常移動的。有些馬廠文化墓葬中，不但發現有大量的陶器、豬、狗骨，還發現殉葬的人頭骨與骨架【5】。以人為殉，表示某些人或家族有特別的威權，能對他人制度化的行使暴力：這是明顯的社會階層化跡象。

　　到了約當公元前2200-1700年的齊家文化時期，河湟地區農業定居生活發展到了顛峰，也由此發生一些轉折，而且，地域性的人類生態差異逐漸明顯。甘肅地區齊家文化的農人，住在半地穴式地面鋪草泥白灰的建築中，有些人則住在較小的平地起建的屋子裡。他們在田裡種粟，用石制的工具翻土、剷除雜樹以及收割。考古學家在此發現許多以農業用途為主的石器，以及散落在屋中、窖坑、墓葬中的穀物種子【6】。

　　在宗教生活上，齊家文化東部的人們流行用羊骨占卜。在一個墓葬遺址中間，考古學者發現一些石頭排成的圓圈。在石圓圈附近，出土一些卜骨與牛羊的骨骸：顯然在這兒曾進行一些與喪禮有關的宗教儀式。屋子的形式、石制農具、骨卜的習俗，這一切都與他們的東鄰陝西地區龍山文化的人群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們所養的牲畜，顯然較東邊龍山文化人群所養的多。許多齊家文化墓葬中都出土大量的動物遺骸。根據大何莊遺址動物遺駭的分析，這些動物絕大部分是豬與羊；豬約佔所有動物的73％ ，羊佔21％【7】。在附近的秦魏家遺址中，也發現大量的隨葬動物下顎骨：豬下顎骨有430個，羊下顎骨50個，牛，38個【8】。這都顯示，豬在他們的生計中有絕對的重要性，其次是羊與豐。這些隨葬動物下顎骨的墓葬，在形制大小，以及隨葬動物及其它物品的多寡上，都相當的懸殊‘秦魏家的齊家文化墓葬群中，隨葬豬下顎骨少者一塊，多者達68塊。顯示農業定居所帶來的資源分配不平均，在這時已相當嚴重了。

圖二 細石葉刀與雙孔石刀

　　在青海河湟地區，雖然這兒齊家文化人群與甘肅齊家文化人群使用相同或相似的陶器，但是在經濟生態上，卻與後者有相當的差別。當時住在互助總寨的人們，使用兩種用途截然不同的石刀（見圖二）。一種是長方形帶孔石刀：這與從前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的人所使用的，以及東部齊家文化人群所使用的並無不同。另一種是，以堅硬的石材打造的小型長條片狀石刀。前者的用途，主要是割斷穀類植物的莖纖維：後者，較適於切割動物的皮肉。而且，在總寨遺址沒有發現豬骨，相反的，十個墓葬中的四個都隨葬羊角。在甘肅齊家文化中，人們的隨葬陶器即大且多：在河湟總寨，人們流行以小件的銅飾物隨葬，陶器即小又少【9】。另一個河湟地區齊家文化遺址，青海貴德朵馬臺，當時的人所使用的石器,也是以細石器為主，幾乎沒有可稱為農具的大型石器。隨葬品以小件的銅飾物為主【10】。

　　究竟，在齊家文化時期青海河湟地區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使得當地的人減少農業活動；不願養豬，而養更多的羊：不願擁有太多、太大的陶器，而偏好小件的隨身飾物？在人類生態上，這些考古現象的轉變有何意義？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養豬與養羊在人類生態上的差別說起。

以養羊取代養豬

　　養豐與養豬，在人類生態上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原始農民所養的豬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環境中，豬所搜尋的食物是野果、草莓、根莖類植物、菇菌類、野生穀粒等【11】：這些，幾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費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時候，豬與人在覓食上是處於競爭的地位。這時養豬並不能增加人類的糧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尤其在河湟地區，由於牧羊這兒的人們可以突破環境的高度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

　　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元前2000-1000年全球氣候的乾冷化，使得原始農業受到打擊：另一方面，由於馬家窯時期以來長期的農業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區人口擴張與資源分配不平均。關於氣候變遷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說明。在此，我們先討論資源分配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提及，在馬廠與齊家文化中有些人遠比其它人更富有、更有權威，所謂「社會階層化」逐漸形成。當時河湟地區的人們，有可能像中原地區的人們一樣，選擇以統治者剝削被統治者，以重分配的方式來解決生存資源不足的問題。但是，可能因為在這農業的邊緣地區，沒有足夠的、可靠的農業生產來支援這樣的中央化威權，因此河湟地區究竟沒有完全發展成中央化的階級社會。同時，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另一個解決之道在蘊釀中。那就是多養草食類動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來喝羊的乳，吃羊的肉。這樣原來無法利用的高地草資源，就間接被人類利用了。

　　當時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區，一些窮苦的農人發現他們能遷到較高的地區，依賴馬、牛與羊過活，以此脫離谷地那些剝削他們的人。很快的，大家都發現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以農業為主的齊家文化生活方式漸瓦解。這種選擇，最後將河湟變成與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

辛店、卡約文化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

　　這個變化，在齊家文化之後變得相當急遽。約在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在考古上辛店文化與卡約文化取代了齊家文化。這時，特別是較晚的卡約文化時期，河湟地區的人幾乎已完全脫離了農業定居生活。

　　辛店文化人群，分佈在的甘肅省西部與青海省東部。甘肅永靖張家嘴與姬家川的辛店文化遺址，出土大量的動物遺骨。動物種屬包括有牛、羊、馬、豬、狗與鹿，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豬【12】。永靖蓮花臺遺址，也出土大量包括有牛、羊、馬、狗、鹿的動物遺骨【13】。青海大通縣的上孫家寨辛店文化遺址，考古學者在此發現包括牛、馬、羊、狗等動物的遺骨。比起齊家文化時期當地的居民來說，辛店時期的人養更多的動物。而且，雖然豬仍然被人們畜養，但羊已普遍取代豬，成為當時人們最重要的馴養家畜。

　　他們留下的大多是墓葬與窖穴，房屋居址明顯的減少。他們製作的陶器，也較齊家文化人群的陶器要小得多。顯然辛店文化的人群較從前的人移動多，可能因此他們的房子結構簡單，不易儲存在地層中，因此他們所擁有的陶器器形變小、數量變少，也因此，養羊、馬、牛比養豬更重要。雖然如此，因為文化層堆積厚，而且發現大量使用過的石制農具，因此考古學者認為他們仍是，在某種程度上，定居的農業人群。

　　由這些考古證據看來，齊家文化時期萌芽於青海河湟地區的養羊重於養豬的風氣，在辛店文化時期不斷的往東方擴散。終於，羊在畜養動物中的地位超過了豬。被馴養較晚的牛與馬，此時也在河湟地區人群的生計中佔有較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種植穀類作物，一方面畜養馬、牛、羊等草食動物，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這看來是個很理想的人類生態適應方式。但是，實際的情形可能不如此樂觀。畜養羊與行農業之間，有難以避免的矛盾。為了避免羊侵犯作物，牠們必須被栘到較遠的地方放牧。而遠離農業聚落，豐易受野獸侵害，需要人力來照顧牠們。因此，一邊養羊一邊務農，在家庭人力運用上會有無法避免的矛盾。只有羊的數量不大，而農業較粗放的情形下，家庭人力才勉可兼顧。相反的，任何一方的擴張，無論是多養羊或是行較精緻化的農業，都必須放棄另一方。在農業邊緣的河湟地區，農業難以進一步擴張，因此當資源不足時，一個較可能的發展便是養更多的羊而犧牲農業。

走向遊牧化

　　卡約文化遺存在時代與地理分佈上都與辛店文化部分重迭，但前者時代延續較長、位置更向西延伸。所有考古學上所見的現象都顯示，留下卡約文化遺存的人們已過的是遊牧生活了。首先，在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文化中常見的房屋、居址幾乎完全消失：唯一的卡約文化居址，被發現在湟源的莫布拉。這個居住遺址，被建在避風向陽的山谷中一個相當陡峭的斜坡上。在這兒，有四個房子的遺蹟。其中兩個房子的遺蹟，只是些柱洞與石頭迭成的灶，沒有牆基或屋頂的痕跡。另兩個房子沒有牆與屋頂，甚至沒有柱洞，只有比較硬的居住面。這幾個房屋，原來必然有某種形式的牆與屋頂，可能由於它們是由可攜帶的材料或易腐朽的材料製成，因此不易被儲存在考古遺存之中。屋內外，都發現有大量的動物骨骸：在其中兩個屋址，還發現大量燃燒過的羊糞。根據藏族民族誌資料，羊糞是牧民最好的取暖材料，而且只有在冬天羊被圈養時羊糞才容易被收集使用。這個居址的選擇，一個背風向陽的山谷，也是現在牧民理想的過冬場所。因此，所有這些證據都說明這是個遊牧人群過冬的居址（15）。

　　卡約文化人群的生產工具主要是細石器製作的石刀、骨針及可繫繩隨身攜帶的小磨石等。馬家窯到辛店文化中人們常使用的農具如長方形石刀、錛、鏟、鑿等，在卡約文化中全部消失（見表一）。他們所製作的陶器，又比辛店文化中的還更小，而且數量也變少了（見表二）（16）。

　　在墓葬中，隨葬品主要是些隨身飾品。這種小型隨身飾物，作為一種財產，較能配合經常移動的生活型態。更重要的是，在卡約文化人群的考古遺存中，豬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羊、馬、牛等草食動物。顯然，為了配合遊牧生活，他們必需放棄住屋、笨重的陶器、不宜長程移動的豬，以及其它一切妨礙移動的財產。

　　遊牧經濟由兩個基本因素構成：一是畜養草食動物，一是移動。在卡約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經常發現有斬下的馬、牛四肢骨，排在死者棺木的四個角上，羊的趾骨被放在死者身邊。因此，遊牧對卡約文化的人來說，似乎不只是由利用植物轉變為利用動物而已：以象徵「移動」的動物腿骨陪葬，說明他們也意識到「移動」在這種新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因為飼養草食動物，卡約文化人群比較早的人群能夠利用河流上游的高地，因此他們的遺存經常被發現在較高的地方。一項在黃一河上游青海省循化與化隆兩縣所作的考古調查，顯示這兒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代人類生活空間的利用與分佈情形（見圖三）。這項資料顯示，卡約文化人群可以利用相當高處的環境資源，這是當地由馬家窯到齊家文化中的人群所做不到的。

表一 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遺址生產工具數量表

表一

　　表一（含表二）資料來源：中莊，《考古與文物》5（1985） ：張家嘴，姬家川，《考古學報》2（1980）：秦魏家，《考古學報》2（1975）：皇娘娘臺，《考古學報》4（1978）：林家，《考古學集刊》4（1984）：蓮花臺，《考古》4（1980）：柳灣，《樂都柳灣》：山坪臺，《考古學報》2（198）：總寨，《考古》4（1986）；大何莊，《考古學報》2（1974）：土谷臺，《考古學報》2（1983）；陽山，《考古》5（1984）；崖頭，《文物》4（1981）：鴛鴦池，《考古學報》2（1982）：花寨子，《考古學報》2（1980）；莫布柱，《考古》11（1990）。

表二 甘青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遺址陶器形制大小分佈表

　　以上各遺址陶器（盆、罐、瓶）以口沿寬度與器體高度數值大小分類

　　第一類：口寬小於10cm，體高小於20cm

　　第二類：口寬10-20cm，體高20-30cm

　　第三類：口寬20-30cm，體高30-40cm

　　第四類：口寬30-40cm，體高40-50cm

　　第五類：口寬大於40cm，體高大於50cm

圖三 化降、循僕縣馬家窯罕卡約文化時期考古遺址分佈

　　這些證據都表示，當時的人們已放棄依賴種植，養豬的定居生活。他們可能還有些簡單的農業：或因農業活動太少，或在意識形態上他們覺得從事農業不光榮，在考古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農業痕跡。無論如何，現在他們主要過著依賴草食類動物的生活。利用羊、牛、馬特殊的消化系統，他們得以突破環境的限制，來使用農人無法利用的高地水草資源。而動物的移動性不僅讓他們得以配合季節移動，以獲得廣大的水草資源，也讓他們在艱苦而又變幻無常的環境中，可逃避各種自然與人為災害。最後，移動也造成他們特殊的社會結構，以及相關的社會意識型態。

河湟遊牧人群的社會結構及其特質

　　全球遊牧流行的地區，在環境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農業資源(水分、溫度)不足：但更重要的還是這些資源不穩定。青海河湟地區便是如此的環境。不定期的乾旱與突來的風雪，對於定居的農民常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遊牧成為在此農業邊緣地區的一種特殊適應，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進步【16】。遊牧不僅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改變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說，遊牧經濟必需配合著特別的遊牧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的組織原則便是：

　　分裂(segmentary)與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中國漢代時，住在河湟地區的人群一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荒人」一便在如此的社會之中。為了適應這種水草資源貧乏且不穩定的環境，河湟牧民必需結合在聚散有彈性的人類社會群體中。配合人畜卓越的栘動性，一個社會群體隨時能分裂成更小的群體，或與其它群體聚整合更大的人群，來利用環境資源，或逃避自然與人為災害。這就是一般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分裂性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17】。

　　根據漢代文獻，以及參考當代遊牧民族志的資料，我們對漢代河湟羌人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理解大致如下。幾個家庭，組成一個牧團：許多牧團，構成一個次部落：許多次部落又構成部落。因此，中國文獻中以大豪、中豪、小豪，來稱不同層級的羌人領袖。在分裂性結構中，每個牧團都可以自由的加入或退出一個部落。他們缺乏中央化的領導，部落首領的權威十分有限；除了戰時，沒有上級領袖能指揮下級領袖。因此中國文獻描述河湟地區的人群為：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18】。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決策權」(decision making)散在每一個牧團中，甚至在每一個遊牧家庭之中；這就是在許多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平等自主」原則。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與一些羌族部落結盟，結果聚集了200多位羌族首領。公元87年，一位中國將領設宴招待羌人首領們，伺機將他們全部殺害；結果有800多位羌人首領被殺。公元164年，3000餘帳的羌人集體對漢朝政府投降，率領前來的領袖多達355人【19】。這些資料都顯示，無論是結盟或投降，每一個小遊牧單位都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由他們的首領代表出席。

　　各遊牧人群間的對立、仇殺與戰爭，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藉此，各層級的遊牧人群得到暫時的凝聚。譬如，與其它次部落之間的戰爭，凝聚一個次部落下的各牧團。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則能凝聚部落下的各個次部落。部落問的結盟，只在非常必要時才會出現；通常是為了戰爭。在漢代，為了對付中國的入侵，羌人每次結盟時各部落都必須先解除彼此仇恨，交換人質取信，併發誓盟詛，這也可見部落結盟並不容易。戰爭結束後，結盟就解散，又回到各個分散的遊牧人群之中。然後，又開始各遊牧人群間無止的相互仇殺與戰爭【20】。

　　部落間的戰爭與仇殺，主要為的是爭草場與肥美的山谷。漢代河湟主要羌人部落都是兼營農業的遊牧人群。他們在春天出冬場(遊牧社會人畜過冬的地方)後，先到河谷種下麥子，然後往山中移動，展開一年的遊牧。秋季回來收割後，再回到冬場。如此在河谷中種麥，在附近山上游牧，生活所需大致無缺。因此，一個美好的山谷是各部落必爭之地。為了爭奪、維護一個山谷，部落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組織，也因此使得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結合都是短暫的。

　　漢代遊牧的河湟地區與東方的中國相比，可以說是兩個極端相反的世界。在中國的世界中，皇帝統治著一大塊地方。皇帝之下是各層級的貴族、官僚，他們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這個巨大的政治體制，主要依賴著農人的徭役賦稅來維持。在這個中央化與階層化的世界中，強調的是尊卑之分，下位者對於上位者的服從與效忠，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秩序。在西方遊牧的河湼地區，這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因為環境是如此困苦，而人們的財產大都是長了四條腿的牲畜，所以分散、平等、自主成了普遍的生存原則。在這兒，每個家庭或牧團都為了生存而努力，沒有徭役賦稅。「移動」使得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短暫的、易變的。因此，個人對所屬牧團或部落的認同，以及對部落領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

　　公元前3000年，河湟地區的人類文明原是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的延伸：無論在物質文化上，或是經濟生產方式上，兩者都沒有太大的差異。約從公元前2000年前後開始，兩邊各自發生一些變化。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時，河湟地區與中國問的分野，不只是定居與遷徒、農業與牧業的差別而已。更重要的是，東方的中國成為中央化、階層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區則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於是，對中國而言，一個生態的、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邊緣已經形成。

註釋：

【1】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民和陽窪坡遺址試掘簡報〉，《考古》l（1984）：15-16。

【2】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寧夏回族自；台州文化局、東鄉族自治縣文化館，〈甘肅東鄉林家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4（1984）：154-59。

【3】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民和縣陽山墓地發掘簡報〉，《考古》5（1984）：388—95。

【4】申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52。

【5】張學正、張朋川、郭德勇，〈馬家窯、半山、馬廠型別的分期和相互關係〉,《考古論文集》1（1980）：62。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發掘簡報〉，《考古學報》2（1974）：29-62。

【7】同前，38-56。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秦魏家齊家文化墓地〉，《考古學報》2（1975）：57—88。

【9】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總寨馬廠、齊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4（1986）：309-17。

【10】青海省文物管理局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2。

【11】Frederick E．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Jmals（L0ndon：Hutchinson ＆ Co．，1963），262；我在四川松潘地區，對於羌族在山區牧豬的採訪與觀察,也有同樣的結果。當地放牧的豬，經常尋找一種野穀粒為食。據當地羌族告訴我，在六十年代的三年饑荒時，就是這種野穀粒救活了許多人命。適也說明，在糧食缺乏時，豬輿人在覓食上處於競爭的地位。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張家嘴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1980）：204’215。

【13】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蓮花臺辛店文化遺址〉，《考古》4（1980）：308—309。

【14】高東陸、許淑珍，（青海湟源莫布拉卡約文化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l（1990） ：1012-16，1011：Ming-ke wang，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Ph．D．dl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v．1992）．40—43．

【15】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49-50.

【16】許多學者認為，人類文明的演進曾經歷漁獵、畜牧、農耕三個階段。因此，畜牧或遊牧是人類文明發展序列申，介於原始的漁獵與進步的農耕中間的階段：這是農業定居人群的偏見。事實土，考古資料顯示，在全球主要遊牧地區中人類都曾由農耕，或以農為主的混合經濟，轉入遊牧經濟之中。

【17】Evans-Pritchard, The Nuer, 142-150; 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 Pierre Bonte, “Segmentarit* et pouvoir chez les *1eveurs nomades sahariens. El*ments d’une probl*matique,” in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171-99.

【18】《後漢書·西羌傳》87／77。

【19】《漢書·趙充國傳》69／39；《後漢書·西羌傳》87／77：《俊漢書·段頭列傳》65／55。

【20】《後漢書·西羌傳》87／77：Ming—ke wang，TAc Ch’iang ofAncien，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90-94．

來源：《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