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毛主席見到章士釗，問道：“聽說您在邏輯學上有著作，能讓我看一看嗎？”
章士釗躊躇地道：“這本書印於重慶，與叛黨有關，我如果這樣呈送給您閱覽，那是對您的侮辱，怎麼可以呢？”
那麼，毛主席是怎樣回答的？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章士釗最終讓毛主席看了嗎？
01
1881年，章士釗出生於湖南長沙。
他字行嚴。
小時候在家鄉讀私塾。
1902年入南京師範學校。
次年赴上海參加蔡元培等人組織的愛國學社，認識了章太炎、張繼、鄒容等人。
這時候他開始發表文章，曾擔任《蘇報》主編。
章士釗與毛主席一生有過很多次交往，兩人的關係很密切。早在1919年毛主席就結識了章士釗。那時候毛主席的岳父楊昌濟是章士釗早年在湖南長沙時的室友，因此章士釗與毛主席的關係也非同一般。
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涯中，章士釗曾給予毛主席很大幫助。其中在1920年，當毛主席籌備黨組織時，因為勤工儉學的事急需一筆數目較大的銀元，因此他來到上海找到章士釗，請求他幫助一部分資金。章士釗立即答應，隨後發動社會各界名士捐款，由於章士釗的名望，最後籌集到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幫助他進行革命活動。在34年後，當毛主席見到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時，告訴她現在就歸還章老先生近50年的舊債，一年還兩千，十年還完。
毛主席說到做到，每年都讓秘書送來2000元，1972年的時候已經還完了，但毛主席還是堅持要每年送給章士釗2000元，說這是送給行嚴先生的生活費，先生只要健在，這個錢就要送下去。
可見毛主席對章士釗的尊重和厚愛。
他的女兒章含之後來成為毛主席的英語老師。
兩家的關係走得很親密。
章士釗是著名學者。
他有兩本著作引起毛主席的關注，一本是《邏輯指要》，一本是《柳文指要》。
《邏輯指要》是關於邏輯學的，《柳文指要》是對柳宗元文藝思想的論述。
兩本著作的學術性和專業性都非常強。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毛主席何以對邏輯學這麼感興趣？
02
毛主席是思想家、哲學家、軍事家、革命家，同時他又是一位詩詞大家，這是不同形式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結合，都需要“邏輯學”作為工具。也即是說，邏輯是思維和表達的工具，世界上第一部邏輯學著作就是用《工具學》來命名的。因此，無論是在思考還是在實踐中，對於思維方法、工具的掌握和運用至關重要。毛主席重視哲學，喜歡閱讀邏輯學的書籍，提倡青年學習邏輯學的知識，目的就是出於對“思維工具”的考察和獲取。
毛主席較早接觸的邏輯學著作是《穆勒名學》。那是在1912年，青年毛澤東利用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期間讀了很多書。其中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穆勒名學》引起毛澤東的很大興趣。
那時候，邏輯學對中國人來說還很陌生。因此在嚴復翻譯了《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之後就在學界引起很大聲譽。19歲的毛澤東讀了《穆勒名學》後增長了邏輯學的知識，掌握了思維的邏輯技術，也形成了經常檢查自己思維和表達能力的良好習慣。因此從那之後，毛澤東對邏輯學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延安時期的毛澤東讀了很多書，其中蘇聯的邏輯學著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希羅科夫、愛森堡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毛主席在上面做了很多批註。
這個時期他不僅關注西方邏輯學的發展，也關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1938年，就在毛主席寫完《矛盾論》後，他讀到了潘梓年的著作《邏輯與邏輯學》，引起了他很大興趣，認為它“頗感新鮮。”
可以說，毛主席對邏輯學的興趣，從青年時代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始終如一。那時候中國的邏輯學也大大發展起來，許多邏輯學家都發表了很多專著，比如周谷城、王方明、金嶽霖等人。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設》發表了《形式邏輯與辯證法》一文，提出了“形式邏輯的物件是推論方式，它的法則只對推論過程的形式規定，它的任務只是依據於大前提如何推論，卻不追問大前提如何成立的；它對任何事物都沒有主張，因而沒有觀點上的傾向性，它既可以為辯證法服務，也可以為形而上學服務，既能為正確的主張服務，也可以為錯誤的主張服務。”
在當時，周谷城的觀點可謂與眾不同。
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觀點，對他提出批評。
因此他的文章一發表後，就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1956年7月26日，毛主席特意召集中央各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等同志召開座談會，毛主席說：“《新建設》上週谷城一篇邏輯問題的文章，我看也不錯。”對於周谷城的新見解，毛主席很欣賞。
但是周谷城說：“我的意見很少有人贊成，我很孤立，成了眾矢之的。”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有人贊成，並不孤立。”
周谷城說：“不見得，如果有人贊成，那當然好。”
毛主席說：“人民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上，有人寫文章，和你的觀點相同。”
周谷城說：“我沒有看到。”
毛主席說：“我可以叫人寄給你看看。”
毛主席所說的那個人就是王方明——也就是作家王小波的父親——由此可見，毛主席對邏輯學的關注是很廣泛的，當時很多新的邏輯學家他都很注意，並認真閱讀他們的文章，表示贊成或者不贊成。
1957年，1958年，1960年，毛主席多次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邏輯學的問題，他把對邏輯學的研究和學習提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曾不止一次地說：“我們的黨員研究哲學，就是不研究邏輯。”
為了讓邏輯學得到大家的普遍學習，改進大家的思維方式，毛主席建議出版《邏輯學論文集》和《邏輯叢刊》，蒐羅中國近數十年間的邏輯學文章和專著。其中《邏輯叢刊》共計11本書，包括中國和西方的邏輯學著作，《穆勒名學》、金嶽霖的《邏輯》等。這其中，就包括章士釗的《邏輯指要》。
03
與別的邏輯學著作不同，章士釗的這本《邏輯指要》不是單純從西方的邏輯學觀點取材，而是取材於中國古代的典籍，把中國古代的邏輯學整理出來，排比於西方的邏輯結構中，可謂別具一格。
章士釗認為，邏輯學雖然名起於歐洲，但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裡固有的，並不是說只有西方有邏輯，中國沒有邏輯，“邏輯之理，存乎天壤。”因此，在學習歐洲邏輯學的同時，我們要研究周秦時期的辯學。
《邏輯指要》最初印行於1943年的重慶。是根據1918年章士釗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時的邏輯學教學課程整理而成。當年章士釗在北大講邏輯學，可謂盛況空前，曾先後更換過好幾個大教室，仍然是座無虛席，影響很大，一時之間傳為佳話，因為畢竟這是一門新鮮的學問。
1943年2月，章士釗參加了國民政府在重慶的參政會事。當時他的朋友張君勵向蔣介石推薦，讓章士釗講述邏輯學，因此，蔣介石曾讓章士釗到大學去講邏輯學，並整理成書稿最終出版。
新中國成立後，《邏輯指要》便再也沒有出版過。
因此，當毛主席詢問他有這樣一本書時，章士釗頗為躊躇。
在一篇沒有發表的，為《邏輯指要》寫的序言裡，章士釗寫道：
北京解放後，一日，主席毛公忽見問曰：“聞子於邏輯有著述，得一閱乎？”予躊躇答曰：“此書印於重慶，與叛黨有關，吾以此上呈一覽，是侮公也，烏乎可？”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叛變革命，並最終撕毀和平協議發動內戰，徹底走到人民的對立面。對於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章士釗很清楚，因此他的《邏輯指要》與“叛黨”有關，在《邏輯指要》初版本序言裡他寫得很清楚：“今歲二月，吾為國民參政會事，議長蔣公欲得邏輯以藥之……”
章士釗有顧慮是很正常的。
因此他拒絕讓毛主席看這本書，認為讓毛主席看就是侮辱了毛主席，這是不可以的。
但是，毛主席卻笑道：“這是學問上的事，有什麼妨礙？”
毛主席的回答非常高明，體現了他寬宏大量以及對待學問的科學態度，令章士釗的心境豁然開朗。
因此三個月後，當毛主席又一次邀請章士釗參加會議時，章士釗把這本《邏輯指要》帶了過去。
毛主席非常認真地閱讀了這本書。
在後來毛主席見到章士釗時，高興地說：“這本書我已經一字不漏地看過。多少年來，我看這類著作已經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從西方翻譯過來，不能稱之為專著，但是唯獨你這本書，取材於中國古籍材料，在同類書中，是絕無僅有的……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當做今日的參考資料，應該重新印行。”於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章士釗的《邏輯指要》入選《邏輯叢刊》。
毛主席十分關心章士釗《邏輯指要》的重版事宜。1959年6月7日，他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說：
各書收到，讀悉，甚謝！實事求是，用力甚勤，讀金著而增感，欲幡然變計，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為公賀。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既借先生之著，為之籌策。
毛主席親自為章士釗寫了一篇“說明”。
當時他正患感冒，但還是很高興地在信中說：“忽得6日信，極為高興，倚枕奉復。”
毛主席禮賢下士以及對邏輯學的重視，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