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導讀
臨黃河而知中國。中華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幾乎也伴隨著一部生動的治河史。與中華民族悠久、輝煌、智慧、生動的歷史同步，黃河治理形成的治水文化，是中華文明豐富精神內涵的重要組成部分。
嘉應觀御碑亭
在河南省武陟縣城東南、黃河下游北岸不遠處，有一個佔地140餘畝、紅牆藍瓦的古建築群。它是清雍正皇帝為祭祀河神、封賞歷代治河功臣而特下詔書建造的集宮、廟、衙為一體的廟觀，其正式名稱叫作“嘉應觀”。最令人矚目的是進門後迎面的御碑亭，亭子正面迎門的柱子上，黑底金字書寫有一副楹聯，道：“河漲河落，維繫皇冠頂戴；民心泰否，關乎大清江山”。
這副20字楹聯，可謂一語中的，表明清朝統治者對治理黃河保安瀾的認識，也代表了自古及今歷代對黃河治理的重視。
一、文明曙光光耀於大河之畔
據歷史考證，在距今約18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在黃河兩岸繁衍生息。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存，成為中國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的分水嶺。黃河及其廣大的流域地區，誕生了黃河文明，哺育了華夏民族。這一民族瓜瓞綿延、文明永續、文化豐厚，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大禹治水安三代，開始了夏商周及之後中華文明的各個朝代的輝煌篇章。
中華民族在黃河之邊的繁衍以及與洪水的抗爭，展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史書上最早記載與洪水斗爭的是一位叫作共工的人物。相傳，共工是炎帝的後裔，其氏族封地有一部分臨黃河，一到雨季洪水就氾濫不已。傳說共工治水採用“壅防百川，墮高堙庳[bì]”（《國語·周語下》）的策略，就是水來土掩的方式。共工治水頗有成效，深得當時眾部落的擁戴。
稍後於共工的，是鯀[gǔn]。這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鯀是顓頊帝的後裔，生活於帝堯時代。史書記載中，這是一個“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的時期，於是帝堯詢問“群臣四嶽”。這些人一致推舉鯀，堯帝則認為“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但在群臣的堅持下，最後堯還是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任命鯀來治水。結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帝堯盛怒，“乃殛[jí]鯀於羽山以死”。史書認為，鯀的失敗是因循守舊造成的。他仍採用了共工的老辦法，所謂“鯀障洪水”“鯀作三仞之城”，大概類似於我們今天南方的江圩，用堤壩把居住區和田地圍起來，以抵禦洪水。一旦有較大洪水來襲，勢必造成決口泛溢之虞。
這時，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人物——大禹出現了。
《史記·夏本紀》中描述：“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wěi]亹穆穆，為綱為紀”，是一個德高望重、言行舉止成為當時社會規範的人物。大禹在總結鯀失敗教訓的基礎上，變堵洪水為疏導河流，使水利於灌溉，變害為利。他“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鑄九鼎”“開九州”，所以，我們中國又稱為“九州”；他為了治水，“勞身焦思”，三過家門而不入；他勞作時會把自己變成一隻熊，妻子喊他吃飯，他一出現把妻子嚇得變成了石頭，他的兒子就是在石頭中誕生的，所以起名為“啟”。
正是因為大禹治水時間長，成效顯著，又建立制度規範，設立九州，威望達到空前，所以禹的兒子啟繼承王位，中國遠古延續千年的禪讓制走到了盡頭，家族相承的世襲製取代了禪讓制。
大禹不畏艱辛、不辭勞苦、以德而立、勇於創新，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中國英雄故事、神話傳說大多都與大自然相鬥爭有關，如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無一不是在面對強大自然災害時執著頑強，雖然很多帶有悲劇色彩，卻也形成一種精神力量，始終鼓舞著我們華夏民族不畏天命、英勇鬥爭，直到今天。
二、天府之富 得益於大河之利
眾所周知，“天府之國”是今天四川之謂。事實上，歷史上被稱為“天府之國”的還有渭河之濱的關中平原。
在評說黃河功過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說法，稱黃河洪水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而另一種說法，稱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母親河與心腹之患，哪個說法正確哪個說法謬誤呢？或者說，利與害之比，該如何界定？
首先，黃河洪水泥沙造就了廣大平原，為華夏民族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黃河從中上游峽谷衝出太行山後，左有太行、燕山山脈，右有大別山脈，中間部分有以泰山為頂點的魯中丘陵，在這三個高點之間，是廣大的低窪地帶。據地質學考證，整個華北平原和黃淮海平原，基本是黃河洪水泥沙氾濫淤積而成的。這個氾濫範圍，造就了大約25萬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區，使中華民族活動範圍從狹窄山區擴大到平原。這一區域，加之水文概念中黃河流域的79.5萬平方公里，一共有大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面積。這一地帶的土壤氣候等各種適宜條件，對於中華民族的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發展功莫大焉，是其他地域難以比擬的。
源遠流長，可得水之利。尤其在黃河眾多的支流河畔，洮河、湟水、渭河、汾河、涇河、北洛河、伊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河谷地帶，相對來說，人們取水方便、灌溉便利、交通通暢，軍事方面易守難攻，由此形成浩若星辰的繁榮地帶，留存了無數的遠古文明足跡。
幅員遼闊，可得土之利。廣闊的黃土高原、華北平原、黃淮海平原，十分適宜人類早期的生活居住，如史念海先生《黃土高原歷史地理研究》一書中經考證認為，當時的黃土高原比現在侵蝕面小，相對平坦，多地擁有原始森林和廣袤草原，周、秦、漢時期，是十分適宜人類生存的較好地域。比如黃土高原的窯洞，易於挖造、冬暖夏涼，在建造材料缺少、技術水平不高的古代，相較於其他地區，黃河流域生活的安全度、舒適度更高。
氣候適宜，可得天時之利。黃河流域大多處於我國季風氣候帶，四季分明，雨熱同期，巨大洪澇災害相對較少。據氣象學、地質學考證，夏商周時期，黃河流域氣候較之今天更加溫暖，雨量更大，無論是農耕還是遊牧，都十分適合人類的生存發展。
這就不難明白，為何我國公認的八大古都中，鄭州、安陽、洛陽、長安和開封五座都城都坐落於黃河流域了。這些都會，代表了五千年華夏文明中三千年的輝煌。雖然黃河及其眾多支流經常發生洪水，甚至一次次沖決堤防、湮沒都市村鎮，但是，頑強的人們還是一次次在洪水泥沙上開疆拓土，建造都市，創造文明，延續血脈。
其次，黃河流域水利是悠久的中國農耕文明的基礎，流域各方治水興利、富國強兵，為大一統的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我們不妨舉幾個例子。
戰國時期的“疲秦之計”是一個經典史實。在戰國紛亂爭雄的程序中，秦國經幾代努力，國力逐步強大，從關中西部、隴東一個荒蠻小國發展為國富兵強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戰國七雄，最後一統天下，這其中固然有多種原因，但是經濟實力是其強大的後盾力量，而水利則為其經濟實力發展發揮了不可代替的基礎作用。
到了秦王嬴政時期，“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掃清六合、一統天下勢不可擋。在這一程序中，保證物資對戰爭的供給成為迫切要求和必然選擇，因此興修水利、發展經濟是其重要戰略之一。
此時，在秦國之東的韓國，對秦國的野心和自家所處首當其衝的位置十分清楚，知道自己無法與強大的秦國抗衡。為了保護自己，韓國國君採納“疲秦之計”，即投秦國興修水利之好，希望秦國把主要精力和財力投入水利工程興建，用以消耗秦國國力從而保全韓國。於是，韓國派遣了水工鄭國到秦國遊說興建大型水利工程。此策正合秦王之意，便委任鄭國負責此項工程。但是在工程開工不久，這個計謀被別人識破並告知秦王。於是秦王大怒，要殺死鄭國。面對死神突然降臨，鄭國卻顯得從容不迫，道：“臣始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鄭國的這番辯解，特別是其中的深謀遠慮，打動了嬴政，“秦以為然，卒使就渠”，繼續這一水利工程建設。《史記·河渠志》記載：“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這一“疲秦之計”反倒成為興秦之策，加之都江堰以及此後溝通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的靈渠的建設，這三大水利工程是秦王朝奠定中國大一統格局的最偉大貢獻之一。
到了漢武帝時，延續了關中平原水利工程的開發事業。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鄭國渠之南，又開鑿了白渠，工程建成後效益巨大。有一首歌謠這樣唱道：“田於何所？池陽穀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鬥。且溉且糞，長我禾苗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這首歌謠，對涇河多泥沙的特點和優勢以及白渠建成後京都繁榮的面貌，都做了較為形象的表述。
此外，歷史上，黃河水利在交通航運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以黃河為中軸線興建的水路交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隋朝開鑿的通濟渠和永濟渠，史書曾多予評述。通濟渠是聯絡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的紐帶。這一工程首先“自西苑（洛陽）引谷、洛水達於河”，然後“自板渚（今滎陽汜水鎮東北35裡）引河通於淮”，再從淮水之南“自山陽至揚子江”。工程長度總計約2200餘里，形成自東都洛陽至江南的交通要道。
而永濟渠則是通向北方的重要水路，隋朝稱之為“御河”。《隋書·煬帝紀》記載：“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渠長2000餘里，從黃河和沁水大致經汲、黎陽（今浚縣）、內黃、館陶、長河（今德州）等地至天津附近，再西北行，達薊城。隋煬帝進攻高麗時，不僅親自乘坐龍舟北上，還曾徵發江淮民夫、船隻以及洛口等地倉米至涿郡。永濟渠通航能力相當可觀，特別是其在溝通中國西北與中原再達南北，交通運輸效益十分顯著。
從神話英雄傳說，到文明來臨的夏商周，再到秦漢唐宋，在華夏文明的漫長時代中，其主要內容和輝煌篇章，幾乎都發生在黃河流域。以這些為主線展開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化，應該說，就是黃河文化的根和魂。黃河文明，是始終發展、從未間斷、延續至今的文明。
那麼，為什麼又稱黃河是中國之憂患呢？
三、洪旱之災 憂患於大河之下
前人稱黃河“善淤、善決、善徙”，這是黃河下游河道特點的真實寫照。閱覽前世，黃河洪水氾濫和大旱的災情不絕於史書。
據史料不完全統計，自公元前602年有史料記載黃河決口改道至1949年間，黃河下游決溢有一千五百多次，大的改道有百餘次。在以鄭州為頂點的扇形平原上，北至天津、南抵江淮的黃淮海大平原上，到處都有黃河決口改道的痕跡。西漢時，黃河下游普遍修築堤防，開始形成“地上河”，決溢次數逐步增多。東漢王景治河後，河患相對減少，人稱“王景治河、千年無患”。北宋以降，歷金、元、明、清包括抗日戰爭階段，決溢頻繁，洪水泥沙俱下，衝淤之處良田盡毀、城鄉湮沒，餓殍滿地、哀鴻遍野。
“道光二十三，洪水漲上天。沖走太陽渡，捎帶萬錦灘。”這首民謠說的是1843年發生於黃河中下游的一場特大洪水。據當時官方上報的萬錦灘水情記載：“黃河於七月十三日巳時報長水七尺五寸，至十五日寅刻，復長水一丈三尺三寸，前水尚未見消，後水踵至，計一日之間，長水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歷考成案，未有長水如此猛驟者。”這場洪水導致豫皖蘇3省一帶一片汪洋，約30餘州縣受災，僅河南省內被淹村莊就多達12120個。
除了“天災”，敵戰雙方“以水代兵”、利用黃河攻擊敵人的事例更為黃河蒙上層層陰影。公元前225年，秦軍大將王賁決堤淹大梁，魏國百年大梁城毀於一旦，魏國滅亡；1128年，宋東京留守杜充為阻止金兵南下，決堤大河，黃河改道由泗入淮；1642年，明王朝為阻止李自成軍，決開黃河，洪水直衝開封城北門，城中居民無處躲藏，水深數丈，開封幾十萬人陷於滅頂之災，只有三萬餘民眾倖免於難。
自然的因素，人為的原因，加之黃河本身洪水泥沙的複雜特性，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人們面對黃河決口無可奈何，談河色變。治理黃河水害，也成為當政者和布衣百姓的夙願。
四、江山永固必治河於上下
黃河是世界上最為複雜難治的河流。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探索治理黃河的思考與腳步。
我們遠古先人還沒有足夠的能力與洪水抗爭，只能“擇丘陵而處之”。後來有了農耕生產，選擇定居，建築村落，於是有了共工、鯀的採用“堵”“障洪水”的方法來暫時保障一方安全。從“跑”到“堵”，這是人們抗爭洪水方面邁上的第一個臺階。從失敗的教訓中，大禹總結出“疏”的方式，利用“水流就下”的規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這在治河思路上又上了一個臺階。
但是，僅靠“疏”不能約束水勢、控制河路，在大禹時期，下游地廣人稀，可以任洪水四流，不與水爭地。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增加、都國成型，人們已然不能任由洪水、河流四處遊蕩，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實現堤防，秦漢以降，黃河堤防得到進一步發展，提高了防洪的能力，並且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黃河的流路。
堤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洪水，但是，黃河含沙量高，水量不足攜沙入海，日積月累，造成下游河道淤積、河床抬高，形成地上“懸河”。黃河又是典型的季節性河流，每遇洪水，河道不能滿裝來勢兇猛之水，溢、衝、決成為必然之勢。決溢愈多，為害愈烈。
所以，自漢之後，又有了“分流”的主張。認為黃河決口為害的主要原因是下游河道在汛期洩洪能力不足，應當透過分流，即多開支流來分減水勢。這一觀點到了宋元時期佔了主導地位，並付諸實施。
分流方略不能解決泥沙淤積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較好解決防洪和黃河治理問題。到了明代中葉，潘季馴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堤束水”“束水攻沙”“以清釋渾”等一系列主張，束水攻沙，以較大規模水勢攜帶泥沙入海，“以河治河”的思想顯現出來。
民國時期，西方現代水利理論和實踐引入我國，以李儀祉先生為代表的現代水利學派對黃河的認識更加全面深入系統，設立了現代水文測報，出現了眾多科學家深入黃土高原研究多沙粗沙特性，還有科學家遠在德國進行室內模型實驗等。在這些研究實踐的基礎上，逐步提出上中下游結合、治標與治本結合、治水與治沙結合、除害與興利結合等雛形的綜合治理方針。
從跑、障、疏、堤、分、束到綜合治理，飽含了中華民族對這條大河的願景和不懈探索，看似山路彎彎，但是一步一個腳印，隨著時代的前進、社會的要求而逐步深化和提升。
在治理黃河漫長的歷史程序中，中華民族出現了眾多奮不顧身、埋頭苦幹、孜孜不倦、畢生探索的人物，他們像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閃爍於曲折的治河史冊之上，光耀於中華文明燦爛的銀河之中。
明朝水利專家潘季馴
明朝水利專家潘季馴可以說是其中優秀的代表人物。他不循舊規、不懼讒言，窮畢生精力探索黃河規律，親訪當地農民和老河工，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治河主張，形成完整的“束水攻沙”理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最後一次擔當河事時，已是古稀老人，卻仍“日與役夫雜處畚[běn]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有一次船翻人落，潘季馴被河邊樹梢掛住才倖免於難。經過潘季馴的努力，黃河河道基本穩定，一直延續到清代後期。
歷史上，黃河的治廢與否，與國運昌衰、政權穩亂之間，有時有著密切的聯絡。河寧天下寧，世治則河治。歷代王朝對於抗洪治河十分重視，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和人力，很多時候帝王還親自下詔，甚至親臨抗洪前線指揮。
漢武帝不僅親自參加了黃河下游瓠[hù] 子堵口，還賦詩《瓠子歌》一首，詩中唱道：“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平，功無已時兮吾山平”。詩的最後，“宣防塞兮萬福來”，表達了山河無恙的美好願望。
雍正帝胤禛在康熙朝後期抗擊大洪水的過程中得到鍛鍊和考驗，幾乎是從抗洪一線步入皇宮大殿、加冕皇冠的。據載，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元年，即從1721年到1723年，短短三年間武陟黃河先後5次決口，康熙指派胤禛親臨堵口。不久，康熙帝崩，胤禛即位，年號雍正。雍正繼位後的元年，便命兵部侍郎、河道副總督嵇曾筠加固堤壩，併為他在親王位時曾經在此奔波抗洪的一段堤壩題名為“御壩”。
縱觀中國數千年曆史，黃河治理始終是國家戰略要事。但是，因為自然因素、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制度等條件約束，黃河寧天下平的美好願景，卻始終只是一個宏大的夢想，在中華民族胸懷中縈繞。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便著手黃河治理開發大業。1950年，嘉應觀作為治理黃河指揮部，開始了人民勝利渠工程建設，並迅速完成。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在剛剛建成不久的人民勝利渠水閘上，親手搖動搖把開啟閘門，並感慨道：這樣的渠道，一個縣有一個就好啦！巡視離別時，他還發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
從此，黃河治理開發保護開始譜寫新的偉大篇章，黃河一步步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來源：《團結報》2021年11月25日第8版、2021年12月2日第8版；作者：陳維達，作者單位：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圖片：原文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