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都先後部署開展敵後游擊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創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奇觀，成為主要的對日作戰方式，直至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在1941年前後即告失敗。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戰取得了成功呢？ 1946年1月，歷史資料供應社發行了由齊人編輯的《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一書，收錄了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中部分外國記者的報道，除此之外，其中也“有些是學者和專家的印象，也有些是被解放區營救的盟國航空員的感想”。從這些原汁原味的外國記者親眼所見撰寫的報道中，我們不難尋覓出中國共產黨敵後游擊戰的成功之道。
官兵平等，幹部廉潔
為克服困難，陝甘寧邊區號召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登介紹了八路軍三五九旅大生產勞動成果的分配情況：“三五九旅生產的糧食和棉花，剩餘的東西賣給政府或市場，將所得按照他們每人所花的工作日，平均分配。部隊中從連起，都選出經濟委員會，管理軍糧和公家正當支出等等。在這種委員會中，官兵處於同等地位，委員會必須計算各個士兵的需要，要做到這一單位的生產物，每個人有平等的分配。”
官兵平等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的途中，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實行“兩個建在連上”，其一“支部建在連上”，其二即是“士兵委員會建在連上”。每連推選戰士5至7人組成士兵委員會，參與軍中的紀律管理，對於軍官違反紀律，有權做出罰站崗、挑水、劈柴和向士兵大會檢討的處理。士兵委員會還負責分配伙食“尾子”。取消軍官小灶，一個盆裡吃飯，士兵有了開會說話的權利，極大地鼓舞了戰士們的鬥志。“朱德的扁擔”成為官兵同甘共苦的佳話。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根據地厲行廉潔政治，幹部嚴於律己，帶頭艱苦樸素，三五九旅“旅長王震，穿著比他部下許多兵來得破舊的制服和草鞋”，這一幕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看到了延安的領袖們“唯一的薪俸是食物、衣服、住所，和極少的原始的小奢侈品，卻同時實現著三項任務：他們幹著他們的工作，他們為提高自己的質能而學習，並且他們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空閒’時間，生產著他們所謂薪俸的東西的三分之一平均量，以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
與敵後根據地艱苦樸素的生活相比，國統區奢侈浪費的招待也給外國記者留下了鮮明對比的印象。史沫特萊說，“在西安和其他中心地區裡，記者們得到了超乎節約的款待”，而在“通過了封鎖線，進入八路軍區域的時候，那極度浪費的款待終止了”。中國共產黨各級幹部以身作則，廉潔奉公，與群眾同甘共苦，帶領群眾艱苦奮鬥，最終以廉潔的“延安作風”打敗了國民黨腐敗的“西安作風”。
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
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黨。外國記者對邊區農民生活水平非常關注，認為這是共產黨能否獲得群眾支援和擁護的關鍵。記者派西福拉斯認為，“生活水準的改進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愛潑斯坦也持類似的觀點，認為，“改善生活，是為了民族解放而動員人民的首要步驟”。
中國共產黨在敵後開展了大規模的大生產運動，教育改造“二流子”，建立互助合作組織——變工隊，提高了勞動效率，開墾了更多的荒地，增加了農作物產量，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外國記者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與國民黨關係較密切的記者武道在山西、陝西兩省訪問了5個月，回來之後，許多人問他：“對於中國共產黨治理的區域，你的感想怎樣？”武道欣喜地說：“ 最動人的事情，就是為人民大眾生活的進步。” 愛潑斯坦認為，共產黨鼓勵人民組織變工隊，“陝北的農民幾百年來第一次憑自己的努力，能以恬靜的心情來面向災荒的年份”。
記者們高度肯定了邊區所實行的地主減租減息、農民繳租繳息的政策，認為這一政策解決了地主和農民之間“內部的巨大的緊張問題，進而至於共同應對這一對外的抗日戰爭，這一件事已經得到成功了”。這種改良“增加了生產，減少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爭執”，既改進了佃農和小農的生活，又使地主擁護政府。共產黨不僅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還“免去一切企業的稅，來鼓勵私人工業”， 建婦女合作社紡紗，建織布廠，用糖漿製糖，用繳獲的日本裝備建立起鼓風爐和機械工廠。共產黨想方設法改善群眾生活，釋放生產力，贏得了各界抗日人士的擁護和支援。愛潑斯坦因此認為，“民心是依歸於給予他們機會、以改進自己、並向前進的人的”。
讓人民當家作主
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共產黨領導人民實行民主選舉，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實行“三三制”政策。愛潑斯坦認為，這種從村選一直到邊區參議會選舉政府的民主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革命”。記者們吃驚地發現，替他們記者“用本地的羊皮縫一些大衣和上衣的一個熟練裁縫，竟是參議會的議員”。
陝甘寧邊區實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選舉原則，克服了群眾文化水平低的困難，從群眾中汲取智慧，採取了燒洞、投豆子等簡便有效的選舉方式，實現了群眾的選舉權。白勞德對此評價說：“關於民主的辦法，現在也沒有問題。”他生動地舉例說，你可以去請一個曾經被踢打被欺負、腦海中還有著父輩被壓迫的記憶的農民來，“然後，你拿他當人看待，徵求他的意見，讓他去選舉他當地的政府和治安機關，讓他自己去表決減租，讓他自己去選舉軍隊和民軍，假如你做了這些，你就已經給了他以社會的權利，這樣，他就願意為社會和給予他權利的黨二者而戰”。白勞德這個通俗易懂的例子深刻地揭示了根據地的農民一心擁護共產黨和八路軍、踴躍參軍、捨身為家國而戰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透過發展人民民主，掌握了群眾，把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白勞德最後得出結論，民主“確實地成為中國本身、共產黨和群眾三者同時發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組織群眾，動員群眾
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規定部隊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紅軍在打仗之餘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外國記者們在敵後游擊戰中親眼看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奇觀——人民戰爭，以大量篇幅記錄了敵後地雷戰、地道戰、軍民合作抗戰的情形。共產黨教給農民地雷戰術，“小河中的腳踏石被裝上了地雷，日軍的碉堡周圍也安了地雷”，甚至“在天井裡、門旁，在繫繩的柱子旁都有”。廣大的婦女也都動員起來，“你可以到一個農家區看洗衣做飯的主婦，而在她頭上的擱物架上，便有兩個準備使用的手榴彈。這是農民完全專心致志於戰爭和抵抗的一部分”。
共產黨把廣大群眾都動員起來，形成了“最完善的情報網。日軍一切動作和車輛行動，都逃不脫農民的注意和報告”。八路軍把得來的武器分發給農民，“人們看見他們在田地裡背上揹著槍，屁股上搖擺著手榴彈，準備隨時作戰。在收割前，當飢餓的敵寇出動搶糧時，老百姓同八路軍商定了辦法，把鬼子圍困在據點中，直到莊稼收完並藏起來為止”。
轟炸手布士，在1944年12月7日襲擊日本本土飛回中國基地的途中，因飛機受傷，跳傘之後被敵後根據地軍民所救。他深有感觸地說：“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已經把他們管轄區內的中國人民有效地組織起來了。甚至就在我所降落的荒僻多山的區域中，農人們都正確地知道：當我們在別的地方出現時，他們應該怎麼做。”福爾曼在敵後村莊生活了好幾個月，親眼見證了地雷戰、地道戰的奇蹟，地雷處處都是，“就連一隻面帶傻氣的南瓜，都沒有一個鬼子敢稍碰”。
《紐約時報》記者介紹了婦女兒童查路條的情形，“路條是一點也含糊不得的。每個人都得拿出路條來，無論是穿軍裝或不穿軍裝的” 。斯坦因考察後認為“共產黨軍隊，是和人民緊密聯結著的”“就是日本人也怨恨地承認說，‘共產黨最有力的武器，乃是老百姓在游擊隊、正規軍每天作戰中的合作’”。
《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收錄的這些報道，記者們以其親身經歷，從多個視角實事求是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戰的情況，從一個側面為我們探察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文中引文均見於《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齊人編輯，1946年1月曆史資料供應社發行。
編者注：引文部分文字因適應今天讀者閱讀習慣，稍做改動。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朱瓅 攝 圖片編輯：蘇唯
作者單位：上海市靜安區委黨校
來源：作者：徐振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