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中文系 楊焄
張壽平輯釋、林玫儀校讀《樹新義室所藏忍寒廬詞人書札》
龍榆生曾將部分學界同仁的來信贈予弟子黃永年收存，時隔數十年，黃永年將這批書札複製後又轉交同門張壽平加以悉心整理。林夕（楊成凱）在《〈近代詞人手札墨跡〉讀後》（收入《閒閒書室讀書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中附有這部《樹新義室所藏忍寒廬詞人書札》（原誤作“樹新意室”）的審稿意見，強調“這些信函或互通訊息，或敘述掌故，或研討學問”，對其豐富的史料價值極為推重。儘管在檢核時也發現了些許訛謬闕漏，但他對張壽平（號縵庵）所做輯釋依然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縵庵先生為龍氏高弟，據師門聞見與個人經歷，彙集有關資料，逐一加案考證，簡介信函作者生平，說明寫信時間，提供背景知識，闡釋信函內容，補充相關資料，涉及範圍寬泛，包含縵庵先生許多研究心得，有助於知人論世，對讀者大有裨益”，欽重推許之意不言而喻。書稿在參酌審稿意見後有過一番細緻修訂，復由詞學專家林玫儀認真校讀，又經過數年才正式編印問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年），其考校釋讀毫無疑問更臻嚴密。然而茲事體大，百密終有一疏，書中所收近代藏書家鄧邦述致龍榆生的一通書札，其系年及所涉人事就有待商榷補充。
鄧邦述致龍榆生書札
鄧邦述的這封來信寫在特製的“群碧樓”紅格六行箋上，整理者根據其中所述事項，擬題為“贊壽石工詞、為姚亶素催題‘天醉樓填詞圖’並求題其‘漚夢填詞圖’札”。由於鄧氏在信末落款時僅署“九、廿二”，並無具體年份，探求來信的確切時間也就成了整理者的當務之急。鄧氏在信中首先感謝龍榆生轉贈的壽石工詞集，盛讚其“幽渺綿密，功候極深”，並代替另一位友人向龍氏商求能否“再覓一冊”。張壽平在按語中提到，龍榆生於1943年8月有過一次北平之行，遍訪諸多師友，“此行當與壽丈石工相見，或即攜其詞集若干冊歸，受託代為分贈諸詞友，故鄧丈邦述得獲其一冊”，由此斷定“本札當書於民國三十二年之九月二十二日”。這番看似信而有徵、言之鑿鑿的推論，是完全不能夠成立的。原因說起來很簡單，鄧邦述早在1939年就已去世，怎麼可能在四年後起死回生呢？其實張壽平先前在致信者姓名下已經撮述過包括生卒年在內的鄧氏生平行實，可惜在隨後的考訂過程中卻疏於照應，只關注到月份的前後銜接而忽略了年份的自相矛盾。
鄧邦述在信中提到的壽石工，本名璽，又作鉨，浙江紹興人，長年在北京各高校任教，以金石篆刻名世而兼擅詩詞，所撰《珏庵詞》包括《枯桐怨語》和《訊息詞》各一卷。詞集扉頁由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的朱孝臧題寫書名，卷首還特意影印了一封朱氏來信作為題詞。信中推許其詞作“神骨穠遠，真大傳四明者矣。雅有傾服，不能為一辭之贊”，儘管不無客套應酬的意味，然而先後四度校訂過吳文英《夢窗詞》，並被譽為“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下）的朱孝臧，居然將壽氏引為同道而歸諸夢窗一脈（吳文英為四明人），則其精於倚聲之道顯然毋庸贅言。受業於朱孝臧的龍榆生由此結識壽氏，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龍榆生後來主編《詞學季刊》，還在第二卷第三號與第三卷第三號（開明書店，1935、1936年）上相繼刊載過十餘首《珏庵詞》之外的壽氏詞作。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珏庵詞》雖未標明刊印時間，但內頁另由壽氏自署書名，落款時間為庚午，即1930年，則其正式付梓當在同一年或稍後。依據常情來推測，他如果要分贈友朋，自然應當在詞集出版後不久；即便委託龍榆生代勞，恐怕也不必像張壽平所揣測的那樣，需要遷延十多年之久，以便與龍氏當面交接，再輾轉呈送給鄧邦述。
壽石工《珏庵詞》卷首影印的朱孝臧來信
附帶提一句，這位壽石工的尊翁，就是魯迅年幼時在紹興三味書屋的發矇老師壽鏡吾。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收入《朝花夕拾》，未名社，1928年）裡對昔日的晨讀場景有過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寫：“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想必壽石工也加入過這類喧騰嘈雜而又各自為政的大合唱。魯迅在1923年12月1日的日記中還提到過這位小師弟，只是一時疏忽大意，將其姓名誤書作“壽（土爾）”。今人根據其手稿整理日記（收入《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對此尚未予以指出糾正。
鄧邦述在信中另有一事向龍榆生商請：“姚亶素君前求兄題《天醉樓填詞圖》詞，盼之已久，亦屬弟代催。求暇時為之濡墨，亦寄弟處轉交。”龍氏平生所作詩詞屢經刪訂，今存《忍寒詩詞歌詞集》（收入張暉主編《龍榆生全集》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內並沒有為《天醉樓填詞圖》題寫的作品；而姚亶素聲名不彰，生前更無任何著述結集可資覆按推尋。張壽平在釋讀時對此事原委未置一詞，對姚亶素這位當事人也沒有任何介紹，實屬事出有因而情有可原。所幸姚氏後人曾將其詩詞及相關資料裒輯為《姚亶素詞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儘管編次稍嫌凌亂蕪雜，魯魚亥豕更是所在多有，卻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若再鉤稽比勘其他文獻，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還是可以略做補充申說的。
姚亶素
姚氏原名肇崧，字景之，號亶素，浙江吳興人。因與晚清詞學名家王鵬運（號半塘）有舅甥之誼，故少時“嘗從王半塘叔舅遊，授以作詞之法”（《枳薗詞自序》，載《姚亶素詞集》），由此得以和“與王半塘給諫最相契”，“窮究倚聲家正變源流”（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載龍榆生主編《詞學季刊》創刊號，民智書局，1933年）的朱孝臧（號彊村）結識，並偶有酬唱。姚氏詞集中有一首《過秦樓·秋齋夜涼，蛩聲唧唧，彊村過齋頭，閒話及昔年事，月色穿林，翛然成趣，拈調同賦》，而朱孝臧《彊村語業》（龍榆生輯《彊村遺書》本）卷三也有一首《過秦樓》（“雨澈蟬音”），兩者所賦情景相似且所押韻腳相同，當即“拈調同賦”之作。朱氏去世後，姚氏賦有《齊天樂·題彊村老人遺像》，提到“四印宗風，千秋位業，留得荒祠遺貌”云云，還曾憶及兩人當年追隨王鵬運（書齋名四印齋）倚聲填詞時的往事。
朱孝臧在1930年秋冬之際曾與潘飛聲、夏敬觀、龍榆生等人發起成立漚社（龍榆生主編《詞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所載潘飛聲《漚社詞選序》誤系此事於1931年秋，茲據《詞學季刊》創刊號所載《詞壇訊息·漚社近訊》），邀約同道，定期集會，互相切磋，姚亶素也名列其中。諸家所賦詞章後來彙編為《漚社詞鈔》（民國鉛印本），略加翻檢，可知詞社集會前後共計二十次，而姚氏僅參加過八次。龍榆生早年在《最近二十五年之詞壇概況》（載《創校廿五週年、大學成立四週年紀念論文集》，暨南大學秘書處印務組，1931年；又收入《龍榆生全集》第三卷《論文集》）中介紹過各地詞社的活動，提到漚社“遇宴集時，縱談文藝，宴畢而散，各不相謀”；晚年在《詞籍題跋·彊村晚歲詞稿跋》（載《詞學》第五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又收入《龍榆生全集》第九卷《雜著》）裡又再次述及當年“約結漚社，月課一詞，以相切磋”。前後兩次總共列舉了二十多位漚社的發起人和參與者，卻都沒有提及姚亶素，這自然和他在詞社中表現不甚活躍有關，而據此也足見龍、姚之間並無深交。
《漚社詞鈔》卷首《同人姓字籍齒錄》
比起姚亶素來，鄧邦述與龍榆生的關係就要密切得多了。龍榆生在《清詞經眼錄》（署名“籜公”，載《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十二號，1941年；又收入《龍榆生全集》第三卷《論文集》）中評述過鄧邦述之父鄧嘉縝所撰《晴花暖玉詞》，文中引述了鄧邦述所撰識語，並附帶介紹道：“邦述為先君分校江南鄉試時所得士，克承世業，視其父功力為深。曾自刻《漚夢詞》，守律特為嚴謹。其群碧樓多藏善本。”鄧氏年長龍氏三十餘歲，致信時卻稱其為“世兄先生”，又自稱“世小弟”，正是因為與光緒年間曾任江南同考官的龍榆生之父龍賡言有過這麼一段師生淵源。不僅如此，鄧邦述還曾跟隨朱孝臧研習過詞章之道，他在《漚夢詞序》（載《漚夢詞》卷首，民國二十二刻本）中盛讚“吾師彊村先生，一代詞宗，後學津逮”，並感慨“餘幸廁門牆，叨聞緒論；願傳衣缽，自怍鈍根”，可知他與龍榆生還另有一層同門問學請業的特殊關係。
籜公（龍榆生）《清詞經眼錄》
由於年紀相仿，姚亶素與鄧邦述倒是過從頻密。姚氏集中有《晝錦堂·丁丑之亂，避難窮鄉，明年還城，頗有城郭人民之感，群碧翁先有感賦一詞，悵觸予懷，依韻和之》《晝錦堂·再和漚夢》《晝錦堂·群碧翁亂後歸來，萬端懊惱，一再感賦，仍用前韻賦和，兼以慰之》等多首詞作，都是與鄧氏（號漚夢詞人、漚夢老人、群碧翁）往還酬唱之作，多寓同病相憐之感。姚氏因痛感世事稠濁，遂以“天醉樓”名其書齋，藉以寄託其“牢愁孤憤”（劉廷琦《枳薗詞序》，載《姚亶素詞集》），還特意請人繪製《天醉樓填詞圖》，邀約諸多名家為之題詠。而在詞作部分位列其首的就是鄧邦述的《多麗》（載《姚亶素詞集·天醉樓填詞圖題辭·詞》），由此不難想見兩人交誼之深厚。
姚亶素此前懇請龍榆生為其《天醉樓填詞圖》題詠卻未果，念在自己年長對方三十歲，又與其師朱孝臧有過交遊酬和，礙於情面恐怕不便再次開口，如果要尋覓合適的人居間催問討要，鄧邦述無疑正是不二之選。而鄧氏順勢又找了件類似的事情一起拜託龍氏，即其在信中所說的“前託吳湖帆畫一《漚夢填詞圖》，劫後尚未失去，俟呈紙求賜鴻題”。鄧氏提出如此請求，興許是考慮到倘若直截了當地要求龍氏特意為交情泛泛的姚氏題詠畫卷，不免有些強人所難甚至盛氣凌人，而若讓龍氏看在他們兩人的交誼情分上，在為自己命筆揮毫之際再附帶著兼及姚氏，則既能順利完成姚氏的囑託，又不致令龍氏感到不悅，看似得隴望蜀而實可謂用心良苦。
不過，鄧邦述在信中所央求的那兩幅《填詞圖》題詠，在龍榆生的《忍寒詩詞歌詞集》內都沒有見到。鄧氏不幸早逝，似乎還能藉此替龍榆生稍作解釋開脫；而姚亶素一直要到六十年代初方才下世，龍榆生對其再三請託卻始終未予回應，不免令人略感費解。當然，浮泛應酬之作不收入自家文集也是人之常情，可受贈者在千方百計求得之後總該珍若拱璧吧。《姚亶素詞集》中附有《天醉樓填詞圖題辭》，包括諸家題詠及姚氏自題之作，然而其中同樣未能見到龍氏之作。那麼是否還有一種可能，即由於某些特殊原因，以致《天醉樓填詞圖題辭》蒐羅未備而尚存遺珠之憾呢？比如姚亶素有一首《綺寮怨·自題天醉樓填詞圖》（載《藝文》創刊號，1936年），與其相應的還有朱師轍的兩首步和之作《綺寮怨·題姚亶素天醉樓填詞圖和韻》和《綺寮怨·和亶素天醉樓填詞圖韻》（載《華西學報》第三期，1935年），就都沒有被收入其中。推想起來，《天醉樓填詞圖題辭》應當是依據畫卷所載直接輯錄而成的，而姚、朱的往來酬唱很可能是事後補作而未及迻錄至畫幅之上，這才導致最後彙輯時闕略失收。不過由於朱孝臧在1931年歲末病故，姚亶素和龍榆生共同參加的漚社集會也隨即消歇；而鄧邦述在1939年去世以後，姚亶素與龍榆生之間似乎再無任何交集。根據現在所掌握的資料，龍榆生很可能並沒有像朱師轍那樣為《天醉樓填詞圖》補撰過題詠。反倒是姚亶素在1937年曾應約為龍榆生的《授硯圖》特意填了一首《玉漏遲·榆生仁兄屬題即希吟正》，並直接題寫在畫卷之上（參見張暉《龍榆生年譜》“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條，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但令人頗覺蹊蹺的是，姚氏在編輯個人詞集時不僅將“榆生仁兄”這樣頗顯親密的稱呼棄置不用，徑直將詞題改為“題龍榆生《受硯廬圖》”；晚年在刪訂詞集時甚至索性將其剔除在外，根本就不準備留存下來（現已收入《姚亶素詞集·散蓮宦集外詞》。按：“宦”疑當作“宧”，又張暉《龍榆生年譜》據《授硯圖》圖卷迻錄詞作時多有訛誤，可據姚氏詞集予以補正）。這是不是由於龍榆生未能恪守禮尚往來的古訓，才使姚亶素最終有如此不同尋常的奇特反應呢？這倒是很耐人尋味的事情。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