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的晚上,周榮慶一家人正在飯桌上有說有笑地吃晚飯,突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給打斷了,周榮慶的妻子晉菊清去開了門,門外站著一個郵遞員,郵遞員把一封電報遞給了她,並說道:“你家的急電。”說罷急衝衝就走了。
晉菊清正奇怪,為何這麼晚了還有郵遞員送電報呢,開啟一看,發現是北京的大伯母鄧穎超給他們家發來的電報,晉菊清一邊往屋子裡走一邊看電報,上面寫著:
“總理已經逝世,如在京親屬則就近參加。如在外地的親屬,則要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工作,不要來北京。這是總理的最後安排。”
等到晉菊清讀完這一行字,眼淚早已經模糊了她的雙眼,她隨即放下電報,然後哭著收拾行李,作勢就要去北京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
周榮慶(後排左一)、晉菊清(前排左一)與伯父周恩來及家人合影
而他的丈夫,周總理的親侄子周榮慶看了電報之後也是一呆,等到他回過神的時候,發現妻子就要拿著行李出門,周榮慶才趕緊跑過去把著門,攔著晉菊清,眼含熱淚地說:“既然七伯(周恩來)和七媽(鄧穎超)不讓我們去,那咱就應該聽他們的話!”
晉菊清一邊哭一邊說:“哪有伯父去世不讓親侄子參加的道理啊?”
周恩來是家中的老大,他有兩個弟弟,二弟叫做周恩溥,三弟叫做周恩壽,而周榮慶就是周恩溥的兒子,也就是周恩來的親侄子。
周榮慶和晉菊清在戀愛時,還曾經因為周總理鬧過矛盾,這是怎麼回事呢?
周榮慶的婚姻
1959年的冬天特別冷,焦作的一家鋼鐵廠裡面,幾個女工人趁著工作之餘聚在一起聊天。她們為了消磨時間,七嘴八舌地八卦起了廠裡的其他同事。
大家正聊得起勁,一個男青年從這幫人身邊經過,男青年走遠後,她們立馬腦袋圍攏在一起,然後神秘兮兮地對著人群裡面長得比較清秀的晉菊清說道:“哎,你知道剛過去的周榮慶是個什麼身份嗎?”
這晉菊清長得漂亮,是鋼鐵廠裡的廠花,而且還是農民家庭出身,如今又成了女工人,因此根紅苗正,晉菊清對廠裡面的其他工人瞭解不多,因此大家都覺得這個話題,晉菊清一定會感興趣。
但其實,剛才那個男青年正在和晉菊清談戀愛,晉菊清只是知道周榮慶從北京來的,而且是個上進的工人,其他的晉菊清沒細問。
晉菊清帶著好奇對那幾個女工人發問:“你們為什麼這麼說啊?不就是從北京過來的嗎?”聽到晉菊清的回答,其中一個姑娘對晉菊清笑著說:“我聽說啊,這周榮慶的身份可不簡單,他可是周恩來總理的親侄子呢!”
這句話一下子把晉菊清給震驚了,連忙追問:“你真的確定嗎?”那女孩看著晉菊清不可置信的樣子笑得更加歡快,一邊笑還一邊說:“看把你嚇得,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要是沒有的話,他看上的人那不得幸福死!”
而作為周榮慶女友的晉菊清卻不這麼認為,她的第一反應並不是自己即將 “鯉魚躍龍門”,而是十分生氣。生氣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晉菊清認為周榮慶撒謊騙了她,故意隱瞞了自己的身份。
晉菊清和周榮慶談感情後,雙方對彼此都很滿意,晉菊清一直覺得對周榮慶很瞭解,兩人都是從小喪父,被母親一手拉扯大的,現在又都是一個廠裡的工人,在情感上有共鳴,兩人今後結婚是遲早的事情。
如今竟然發現周榮慶還有這麼一層身份,搞得自己成了廠裡的“隱形八卦主角”,下班後,晉菊清氣鼓鼓地跑去找周榮慶對他當面質問。
周榮慶一聽,頓時苦笑起來,告訴了晉菊清自己的苦衷:“大伯確實是親大伯,但並不妨礙我是我啊,更何況我大伯一直也不讓我說和他的關係,再說了,我現在不也是當工人嘛,我伯父想讓我過平凡安生的日子,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平凡的我。”
周榮慶的一番話頓時讓晉菊清心裡稍微清醒了點,其實晉菊清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主要還是覺得自己曾沿街乞討過,因此不配和周榮慶這種“官家子弟”談戀愛。
後來周榮慶的母親王蘭芳也因為此事找晉菊清談過:“我們確實是周總理的至親,這點不假,但你也看到了我們家的情況,也是普通家庭嘛,要不然我們來做什麼工人呢?”
王蘭芳的一番話解開了晉菊清的心結,周榮慶這才得以和晉菊清繼續處下去,最終周榮慶和晉菊清兩人於1959年5月10日完婚。
不過晉菊清在剛結婚的一段時間,依然充滿了疑慮,按道理來說作為周總理的親侄子,不求當上高官領導,但也不至於奮鬥在工人的第一線吧,難道說周總理對他們這幫親戚太苛刻了?
周恩來的三條家規
周總理家一共有三個男孩,周總理是家中的大哥,二弟叫周恩溥,最小的叫周恩壽。由於受到大哥周恩來的影響,周恩來的兩個弟弟早年也都投身到革命事業當中,而三兄弟中,也只有周總理這一脈沒有生下子女。
周恩溥於1945年參加革命活動時被國民黨逮捕,國民黨給出的條件是讓他出賣自己的大哥周恩來,敵人曾誘惑他,出賣周恩來或者退出共產黨,就會前途無量,但都被周恩溥拒絕了,最終周恩溥在國民黨的嚴刑逼供下寧死不屈壯烈犧牲。
從此以後,周恩溥的妻子王蘭芳只能獨自一人拉扯著兒子周榮慶。而王蘭芳其實也是一名革命人士,她投身革命之後一直堅持在東北抗日。
當時的東北可是日佔區,一個女人帶著兒子在東北抗日,其中的艱險不言而喻。王蘭芳一邊要養育著孩子,一邊還要參加革命,日子過得很艱難,但即便如此,她依舊把孩子拉扯大,這也是為何後來周恩來對她很尊敬的原因。
周榮慶長大之後,雖然他早就知道了大伯周恩來的身份,但在周恩來和母親王蘭芳的教育之下,他也甘於平庸,甘願奉獻自己,勇於奮鬥在建設新中國的最前線,更不曾想過攀周恩來的高枝換來大富大貴。
周恩溥本是革命烈士,國家有優待,再加上王蘭芳也一直在東北參加革命,跟隨著丈夫在東北打游擊,還在戰鬥中受過傷,屬於革命功臣。王蘭芳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伯父是至交,所以王蘭芳早早就在哈爾濱認識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
到了1950年全國解放的時候,如果論功行賞的話,王蘭芳受國家奉養頤享天年是綽綽有餘的,加上革命時期和其他革命同志建立了很好的戰友關係,要想給兒子撈個一官半職那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當王蘭芳帶著兒子前往北京找周恩來並等待國家分配工作時,周恩來卻對王蘭芳說:“蘭芳,你看現在國家困難,你們家跟我還有這麼一層關係,我建議你以後就不要再拿國家發給你的工資,也不要國家安排給你的工作了,把這些資源讓給其他更需要的同志,你要為新生的國家著想,給國家減輕點負擔。至於你以後的生活呢,就由我和鄧穎超負責。”
對於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勸說,王蘭芳表示同意,周恩來從自己每個月四百塊錢的工資裡拿出五十塊給王蘭芳一家生活。把王蘭芳的事情處理好之後,周恩來開始考慮侄子周榮慶。
周恩來本身沒有子嗣,而大侄子周榮慶的父親早在1945年就犧牲了,按理說,周榮慶的未來之路應該由周恩來這個做大伯的來幫襯。但事實上週總理卻認為,周榮慶是周家後輩中的“老大”,更應該以身作則,這個則就是周恩來給他們家族後輩制定的“家規”。
家規有三條:
一是家族人員既不能給他人送禮,更不能以家族身份收受他人禮物,同時不能放下手頭的工作跑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和鄧穎超;
二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勤苦樸素生活,不能浪費國家資源;
三是不許向外人透露自己和周恩來的關係,更不許以此搞特殊、謀取私利。
周恩來之所以制定這三條家規,是他覺得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一來國家沒有什麼錢,二來各個方面都百廢待興,需要錢和人力發展。因此周總理要求家族所有人包括他在內都得以身作則,能省兩分不省一分。周榮慶作為族中後輩長子,就得起到帶頭作用。
周榮慶之前一直在部隊裡歷練,轉業後,根據他的自身條件是可以到一個機關單位裡安心做一個幹部的,但由於周恩來對他要求苛刻,所以周榮慶也毅然決然地遵循了伯父的意志,自己選擇了下基層鍛鍊,正是他的這個選擇,讓時時操心國事的周總理在下一輩身上看到了希望。
在周總理看來,只有深入到勞動人民當中才能學到真東西,才能知道民間疾苦,這對於周榮慶來說受益終身,但這也意味著周榮慶從此與高官厚祿無緣,不過周榮慶不在乎,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習慣艱苦樸素的人。
一家人比普通百姓更艱難
1957年,周榮慶轉業後主動要求到一線去工作,最後被分配到河南小城焦作的一家衛校裡,當起了一名宣傳文化幹事,從此一家人在焦作紮下了根。而他的母親王蘭芳由於掛念兒子,也跟著一同來到了河南。
臨行前,周恩來對周榮慶說:“在國家層面我是總理,國家出了政策後,如果連我自己都不響應,那怎麼還能指望大家做到呢,你是我周家後輩裡的老大,你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我倍感欣慰!要記住,這布衣暖,這菜根香,讀書滋味才長咧!”
周榮慶對於周恩來臨行的話牢記在心。
到了河南後不久,組織把周榮慶調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鋼鐵廠裡工作,後來又讓他去焦作輪胎廠,群英機械廠等等單位工作。因為周榮慶的特殊身份,他調來調去也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直到1959年5月10日,周榮慶和晉菊清喜結連理的時候,周榮慶已經30歲了。
由於婚禮在焦作舉辦,因此周恩來跟鄧穎超兩個至親並不能到場,但周榮慶還是把訊息告知了大伯,周恩來聽聞自己的侄子跟一個農家女喜結連理十分高興,不停地稱讚道:“勞動之家最光榮,最光榮啊!”
同時,周恩來夫婦為了表示對大齡結婚青年的支援,除了去信表示祝賀外,還寄了一份賀禮,賀禮包括了一條烙花毛巾被,一對鴛鴦枕頭,一條純毛毯。
周榮慶跟晉菊清兩人婚後恩愛有加,先後育有兩兒一女。而晉菊清嫁入周家後只聽說自己有個總理伯伯,但十年都不曾見過一面,一直到1968年,王蘭芳由於想念周恩來和鄧穎超,所以叫上兒媳婦晉菊清陪同自己前往北京看望,這才算是正式見上了一面。
此行由於沒有買到坐票,他們祖孫三代只能靠著一張硬紙,坐在車廂介面處,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中南海。晉菊清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後,就回了河南,因為是第一次和侄媳婦見面,所以臨走時鄧穎超送了很多衣服和鞋子給她。
而周恩來則是送了晉菊清一塊手錶作為見面禮,同時還對晉菊清囑咐:“你媽啊,當年為革命流過不少血,是革命的功臣啊,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不可怠慢了啊。”
晉菊清連連點頭,直呼:“放心,放心。”相對於侄子輩的苛刻,周恩來對侄孫輩卻顯得寬容許多,根據周榮慶兒子周志勇的回憶:“小時候我們姐弟會時不時被接到中南海住上一段時間,由於大爺爺(周總理)沒有兒女,所以對我們都視如己出,他還收養了許多烈士子女,事無鉅細,關懷備至。雖然我們身在中南海,而且一住就是半個月,但有時候這半個月裡,連見他(周恩來)一面都難。”
“我們去的時候,大奶奶(鄧穎超)一般都在家,對我們非常疼愛,只要去了就做肉末丸子,有時候他還帶我們到中南海的湖裡撈魚撈蝦,還從西花廳前的桃樹上摘桃子,那對於童年的我們來說十分美味,所以我很喜歡待在那裡。”
1975年農曆十一月初七,68歲的王蘭芳去世,周恩來和鄧穎超未能到場,甚至鄧穎超都不敢告訴周恩來,因為此時的周恩來同樣病得很重。
1976年1月8日晚上,當週榮慶一家人收到鄧穎超的電報時,晉菊清哭著要去北京,而周榮慶在門口把著門不給她去,還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我們去,那我們就要聽他們的話不能去。”最後周榮慶在自己家裡擺下了靈堂,遙遙拜祭。
1992年2月18日周榮慶因病去世,7月11日鄧穎超離世,這個曾經的總理家庭徹底歸咎於平靜,周榮慶的後代比普通百姓生活得還要艱難。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晉菊清所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周榮慶在群英機械廠工作時分的。這個家就像集體宿舍一樣,是一間再簡單不過的筒子樓,連廚房都是靠石棉瓦給隔離搭出來的,上個廁所要到一樓的公共廁所。
一直到2011年,年過七十的晉菊清才在當地政府的支援下住進廉租房,這是市裡專門為困難家庭建設的廉租房。而周榮慶家的後代裡唯一擁有公職的就是周志勇,他從軍隊轉業回來,一開始被安排在焦作市賓館當服務員,後來又調到市政搞綠化環衛方面的工作。
到了1988年市裡成立了城管支隊,於是又把周志勇抽了去,周志勇當時主要負責大街上的巡查。後來由於工作努力,他很快被提拔為焦作市城管支隊大隊長。之後在這個崗位上整整幹了20年,一直到2008年才被選拔到城管支隊機關工作。
而周志勇的妻子則沒有固定工作,在一家日雜公司打工。周志勇的妹妹周小莉,弟弟周志軍雖然也各自成家立業,但都沒有什麼固定工作,曾經貴為總理至親的家庭,卻一直過著比普通人還要簡樸的生活,讓人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