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守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組織學院副院長、國際發展研究所所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
馬科斯·羅夫萊多
智利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2006-2010年任智利總統外交與國防事務助理，2014-2018年任智利國防部副部長。
迭戈·馬索科尼
阿根廷國防部雙邊與多邊國際事務主任，2019-2020年任阿根廷生產發展部中國事務顧問。
中國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已經完成對巴拉那瓜港最大碼頭運營商TCP公司的收購。中巴企業深度的合作，幫助巴拉那瓜港煥發出新活力。圖為2018年8月27日拍攝的巴西巴拉那瓜港TCP碼頭堆場擴建工程現場。新華社發
3月23日，智利交通和電信部長烏特（中）在首都聖地亞哥參觀中國軌道列車，稱讚這批車輛的到來是近年來智利“鐵路發展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新華社發
【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新自由主義治理危機阻礙全球發展與和平
崔守軍：文化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徵，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當前世界正處於特殊的歷史時刻，攜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面對的全球性挑戰，需要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鑑，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各國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通力合作和共同擔當比以往更加重要。然而，某些西方國家鼓吹“文明優劣論”“文明衝突論”“制度對抗論”，組建“價值觀同盟”。例如，舉行所謂“民主峰會”，大搞集團政治，挑起意識形態衝突。種種行徑令人憂心。對此，你們如何看待？
羅夫萊多：我同意“世界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的觀點。國際社會正在經歷一系列深刻變革，其中顯著的是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程序中出現治理危機。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治理的正規化，建立在私人利益高於公共利益的思想之上。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為應對世界經濟的積累性危機，新自由主義在國際上被強加於人。有趣的是，第一個應用它的國家是1975年的智利。1979年以來，它被美國應用於談判外債危機，並依託“華盛頓共識”強加給世界大部分地區（拉丁美洲、東歐、亞洲、非洲和中東）。
近50年的新自由主義統治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全球影響，帶來的消極作用愈加凸顯。比如，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加劇。從1980年到201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從佔世界GDP的16%增加到24%，2018年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15.2萬億美元）與歐盟的GDP（17.3萬億美元）大體相當。由於跨國投資的“去工業化”和產業鏈外遷相結合，不平等加劇，導致了政治制度的嚴重危機。在美國、歐洲等地區，政府的合法性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其合法性的衰竭在全球範圍內引發大規模、同步性的社會浪潮。需要強調的是，它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拉丁美洲也未能置身事外。最近一段時間，哥倫比亞、秘魯、智利以及厄瓜多、玻利維亞和巴西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浪潮。事實上，拉丁美洲對新自由主義統治的抵制始於20世紀90年代後期，這種抵制逐漸演變為帶有後自由主義或後霸權主義特徵的地區主義，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者與其他正規化倡導者之間持續鬥爭的結果，當然也是社會和政治競爭過程的一部分。
西方世界的危機已帶來深遠的國際政治後果。它引發了一波對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合法性批判浪潮，開啟了探尋和構建全球化新發展正規化的新階段。一些國家對全球化程序中的一些問題的某些反應令人擔憂，我們可以看到激進民粹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抬頭。例如在美國，特朗普上臺擔任總統，又如在歐洲和拉美也出現了激進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就拉丁美洲而言，反對不平等的浪潮正在引發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反思。迄今為止，社會浪潮也導致了政治領導和發展模式等方面的變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以及防止過度開採的緊迫性。只有這樣，全球化才可以更加健康地可持續發展。
新自由主義暴露出的治理危機，也加劇了全球地緣政治競爭。需要警惕的是，當前的這種結構變化使我們處於一種不穩定時期，國際社會應謹慎對待。面對疫情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世界各國應摒棄制度模式偏見，超越意識形態藩籬，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唯有同舟共濟、團結合作，才能有效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在這個新階段，世界各國應尊重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堅守良法善治下的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建立更加民主的國際治理模式，這樣才能更好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推動國際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馬索科尼：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引發國際格局的深刻調整。發展中國家大多認為，當前變化是實現國際經貿關係多元化發展的契機，同時也是推動本國文化和文明融入國際社會的重要機遇。當然，適應這些新變化需要時間，而最重要的則是加強國家間的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鑑。
回顧歷史，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不是新鮮事。當古希臘被作為某種文明象徵被提及，它通常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在歷史上，古希臘人試圖將一切處於其文明影響之外的人群稱為“野蠻人”，而這些“野蠻人”始終遊離在西方人的視野之外。作為西方人的希臘人與作為東方人的“野蠻人”之間，曾發生過長久的戰爭。在西方，“文明”的概念出現於18世紀，它與歐洲的海外擴張密切相關。歐洲人的對外擴張使他們看到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社會形態，包括印第安人、印度人、中國人的社會狀況。我們總是學習西方的歷史和價值觀念，卻忽視從東方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世界，然而東方古老的歷史和文明卻是非常璀璨且無法隱瞞的。
中國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尤為突出。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坐二望一”。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國在世界經濟復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是唯一在2020年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資料表明中國經濟已迴歸疫情前的正常狀態。
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中國作為主要貿易伙伴之一，因此中國能夠迅速實現恢復，是防止疫情造成更大經濟危機的關鍵。目前中國經濟規模相當於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總和，而在10年前中國經濟規模僅和日本持平。可以說，在這場危機中，中國從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轉變為“生命線”。
中國經濟的騰飛備受矚目，在國際上也引發了對中國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的不同聲音。中國秉持和平發展的治國方略，從未將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強加於他人，在國外開展的投融資專案及基建專案也從未乾涉他國內政。然而，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西方大國的經濟騰飛都是以輸出意識形態、干預他國內政為手段的，因此西方國家不免會對中國產生猜疑。這種疑慮原本完全可以透過加強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和對話解決。然而，西方一些國家卻秉持冷戰思維，透過組建“價值觀同盟”來挑起意識形態衝突，這種方式是不可取的。在我看來，中國的增長正有助於在國際體系中創造新平衡，這對拉丁美洲等南方國家是非常有利的。而這一新現實意味著，中拉雙方可以在開放包容的氛圍中加強對話交流和文明互學互鑑。
“一帶一路”倡議將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崔守軍：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程序的加速推進，不同經濟體、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愈加頻繁，而伴隨全球化出現的全球性問題也日益凸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為應對全球性問題而提出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旨在構建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所主張的互聯互通在本質上是跨越文化差異、打破文明隔閡、推動文明對話。你們如何看待文明對話的作用和意義？
羅夫萊多：不同文化和地區之間的對話在國際政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拉丁美洲，人們饒有興趣地討論“中國夢”和“迴歸歷史常態”這兩個概念。拉美地區同樣有著類似的“復興”思想，中國的“復興”思想正與全球範圍內，尤其是南方國家的“復興”思想相互激勵。
在拉丁美洲，近現代全球化帶來的危機根深蒂固，廣泛分佈於各個領域。例如，以現代性思想為基礎，北方發達國家對南方國家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這一危機從16世紀的殖民時代開始，以資本主義經濟和一系列種族、民族、性別和階層劃分為基礎。儘管不徹底，但拉丁美洲是第一個在19世紀就開始尋求擺脫這種殖民統治的地區。拉美各國儘管在政治上取得了獨立，但仍難以脫離西方主導的“中心—外圍”世界體系，也難以擺脫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依附性殖民經濟關係。西方國家以“榨取式和食利式資本主義”為手段，以種族化和父權制的殖民社會關係為依託，將拉丁美洲置身於依賴“資本主義中心”的“外圍政治共同體”。
全球化危機在兩個層面引發了對這種長期支配結構的調整。第一個層面是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帶來西方全球霸權的衰弱，這一調整深刻而長遠。第二個層面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出現的大規模社會浪潮推動了社會政治秩序的結構性轉型。拉丁美洲對“榨取式和食利式資本主義”日益強烈的反抗，是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和增強國家自主性的突出體現。拉美國家希望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世界經貿秩序，以實現自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總的來說，這些變化旨在改變自16世紀以來在世界秩序中建立的權力關係。
隨著全新多極結構的出現，我們能夠想象建構一個多樣文化並存、多種文明交融，以更加跨文化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未來國際社會。在這種長遠觀點的基礎上，基於各國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經驗，以全球視野促進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間對話將尤為重要。在這個全球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擴散的新階段，國際社會有著建立尊重文化多樣性的多邊對話的可能。
拉美國家有著推動構建尊重多樣性、非霸權的百年傳統。二戰後，拉美地區大力支援非殖民化程序，為聯合國的誕生和《世界人權宣言》的透過作出了重大貢獻，不結盟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南美國家，也是首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南美國家。2018年11月，智利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夥伴。在歷史上，絲綢之路推動了東西方之間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交流傳播，是各國人民熱愛和平、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在當下，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為世界各國跨越洲界進行文明多邊對話提供了平臺。
馬索科尼：數百年前，絲綢古道上的商貿往來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溝通，不同文明透過相互交流和學習得以交融發展。當前，各國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是推動文明進步的關鍵所在。
“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透過對基建、交通等方面投資推動各國間貿易發展，同時也為跨文化交流創造機會。這一倡議的關鍵詞就是互聯互通。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45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在“一帶一路”框架內簽署了200多份合作協議。許多拉美國家已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倡議。阿根廷也有機會藉助這一全新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國際合作平臺，改善其在基建方面的不足，進而加強與亞洲地區的聯絡。這一倡議將進一步促進中國與遙遠國家之間的基建連線和數字連線，拉近彼此的經濟與文化聯絡。“一帶一路”倡議是和平的、包容的，它透過加強國家間的政策協調建立多樣化的合作機制，旨在建立一個促進國際合作的全球平臺。
在我看來，“文明衝突”是一個消極的概念。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應該突出文明交流的積極一面，即透過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對話來夯實友誼根基、增進國際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也讓我們目睹了很多國家之間的團結抗疫，如捐贈疫苗和醫療器械，舉行視訊會議交流抗疫知識經驗。阿根廷的聖達菲省與中國衛生防疫機構線上舉辦了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經驗交流活動。雖然中國與拉丁美洲地理上相距遙遠，但當下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無疑為中拉之間的友好交流合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
除此之外，還有學習語言和文化的重要性。目前，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開設外語和外國文化課程，而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國家越來越多的大學開設了與亞洲相關的學習和研究中心。隨著中文教育的不斷髮展，如今拉美各國的許多組織都設立了獎學金，鼓勵學生前往中國學習。這些人瞭解中國的語言、文化和特質，可以在拉中交流中發揮橋樑一般的重要作用。
經貿合作推動“中拉命運共同體”之船揚帆遠航
崔守軍：近年來中拉經貿關係發展迅速，雙邊貿易額已連續三年超過3000億美元。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向拉美30國捐贈急需的醫療物資裝置總共3000多萬件，舉辦經驗交流視訊會議40餘場，還向有需求的10多個拉美國家提供疫苗。中拉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和相互支援，促進了雙邊經貿關係的向好發展，2020年拉美對華出口在疫情下逆勢增長，可以說疫情非但沒有阻隔中拉合作，反而使中拉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然而，中國在拉美的存在被一些西方媒體鼓譟為“新殖民主義”，這不僅抹黑了中國形象，還引起了部分拉美民眾的疑慮，對此你們怎麼看？
羅夫萊多：拉美地區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加劇了疫情的影響。至2021年6月，儘管拉美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8.4%，但其疫情死亡病例卻佔世界總數的32%。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疫苗合作對於挽救拉美眾多生命而言至關重要。以智利為例，截至今年7月23日，全國63%的人口接種了疫苗，其中近75%的人口接種了中國生產的疫苗。疫情有力增進了智中兩國友誼，也是對西方“新殖民主義”論調的證偽。
拉中經濟合作有望隨著雙方戰勝疫情而快速復甦，且將呈現出不同於疫情前的常態。從地區來看，過去20年中，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融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區的同時，南美洲國家與中國和亞太地區建立了新的結構性經濟聯絡，這種聯絡隨著疫情大流行而不斷加深。毋庸置疑，在後疫情時代，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將繼續展現出更大的活力，因此南美洲與中國之間的經貿聯絡將日益加強。
未來，中國和拉美必須與一系列國際行為體一起為構建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新發展正規化貢獻力量。在探尋新發展正規化的過程中，最重要領域之一是各國加強在公共領域中的國際合作，例如在可持續發展目標、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達成共識。走向新的區域主義是拉丁美洲發展的內在要求，區域一體化是擺脫危機的關鍵，拉美與中國的關係將繼續對地區一體化程序起決定性作用。可以觀察到，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拉雙方利益趨同。拉美國家的投資並不足以彌補基建、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上的差距，而來自中國的投資將有利於拉美加快區域一體化程序，更好地融入全球價值鏈重組，降低該區域面對供應鏈中斷的脆弱性。拉中合作還應推動拉美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以及可持續發展。當前，拉美面臨鞏固自身民主制度、扭轉社會不平等的轉型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拉中合作面臨的挑戰更復雜更艱鉅。
馬索科尼：疫情大流行嚴重打擊世界經濟。2020年拉美外貿是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下降了13%。其區域內出口下降24%，對美國出口下降14%，對歐盟出口下降13%，但對華貿易量保持不變，某些拉美國家甚至還有所增加。中國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證明，它不僅經濟增長強勁、穩健，而且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
中國國內消費已成為其經濟增長的最強引擎。2012年中國人均GDP不到阿根廷的一半，而今天已經顯著超越了阿根廷。如果中國城鎮化率能如聯合國所預測的那樣，從2019年的60%提高到2049年的80%，那麼在未來幾十年其總消費需求將以穩定的速度增長。到2049年，中國將實現幾個重要目標，即成功晉級高收入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中國正在迅速轉型為一個進口型國家，每年進口增長超過10%，而出口增長則低於5%。中國的進口食品數額從1997年的40億美元增加到目前的600多億美元。肉類、乳製品和海鮮位於進口食品前三位，佔進口食品總數額的近50%。2019年阿根廷是中國在拉美的第六大貿易伙伴，僅次於巴西、墨西哥、智利、秘魯和哥倫比亞。2020年中國從阿根廷進口總額達66億美元，比2018年增加192%，大豆產品佔50%以上。幾年前這個佔比更高，這是由於阿根廷對華出口日益多元化。面對中國巨大的市場，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出口種類更多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到中國，這就要求更多的阿根廷企業不斷創新進步；如何制定面向中國消費者的最優營銷戰略，這需要阿根廷公司加深對中國市場的瞭解。需要指出的是，拉中服務貿易合作潛力巨大，例如在軟體設計、計算機服務、電子商務平臺、生物技術、地質與勘探、奈米技術、航空航天與衛星工業和核工程等領域。
我不認為中國在拉美的貿易投資是一種“新殖民主義”，相反，這正是拉美面臨的巨大發展機遇。我相信，拉中雙方在互惠互利基礎上展開經貿合作，能夠在真正意義上推動“中拉命運共同體”之船揚帆遠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