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明朝朱元璋借丞相胡惟庸謀反且太子朱標逝後，便大肆剔除開國功臣，幾乎殺戮怠淨，並取消了中書省這一機構並不再設立丞相，與中書省一起取消的還有大都督府和御史臺，這兩是軍事和監察的首腦機構。由他集所有權利於一身，直接統領六部，所有事物都要由他親自定奪，便由此產生了一個超強的集權體制，但國家事物多如繁星，取消的這些機構本就是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機構，而今只由皇帝一人處理，就算片刻不停，也是分身乏術，所以後來在洪武十五年設立了若干大學士來幫助他起草詔書商談國事，這便是內閣的前身。沒有了大都督府，便設立了中左右前後等五軍都督府主管統兵且統轄各地衛所，五軍都督直接向他負責，但若需調兵，卻需經由兵部。而後設立督察院取代御史臺，再建立錦衣衛來負責監察官員。整體上官員數量不多，政府不大，全國的官員當時也就兩萬四千餘人，所以只要政府保持這個規模，每年的稅額養活政府綽綽有餘了。
但是洪武皇帝因出身於對經濟較無知的環境，一路走來對鬥爭有著豐富的經驗，對金融 財政 貿易等則不太懂，在統一之前便開始建立新的金融體系，最初效仿唐宋鑄造銅錢進行流通，但因戰亂銅礦開採陷入停滯，轉而又讓民間銷燬銅器上繳用來鑄幣，又引起民間不滿。後來又效仿元朝發行‘大明寶鈔’紙幣，但是此紙幣無信用背書，雖然規定了與銅錢黃金白銀的兌換比例，但是隻能民間用這些去政府兌換紙幣，卻不允許民間用紙幣在政府兌換真金白銀，且以法令禁止民間使用金銀，只能使用紙幣和銅錢，因此紙幣氾濫以致到宣宗英宗時代終於民間不顧禁令而以白銀作為交易媒介，由此確立了銀本位，反而使明朝有了穩定又長久的金融秩序。
財政方面明初規定了嚴格的戶籍與土地清查制度，稅賦嚴重依賴土地，因此政府收入也不具有大的擴張性，但戰爭，河政，官員俸祿等的支出卻是有無限增長可能的，民間有限的人口土地資源便成了明政府取之不盡的賦稅來源。
貿易方面開始閉關鎖國，禁止中外普通貿易，只准外商以朝貢名義前來，而又給予進貢人過高的獎勵，硬生生把自唐宋開始的能給國家帶來大筆利潤的貿易變成虧本買賣。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遷都北京，又同時在南京留下一套領導班子，中央官員數量一下子擴大一倍，成祖一生北征蒙古，南攻安南，又派鄭和七下西洋，財政逐漸吃緊，加之後世整個的官僚系統更加膨脹，到明憲宗時全國文武官員累計就有十多萬人，除官員外，到隆慶末年，在籍的皇室宗親更有八千多人，祿米更達近千萬石，勳貴們除了俸祿外還有或受賞賜或兼併的大量田產，到這時，洪武皇帝按照小農思想建立起來的財政制度已難以執行，歷代皇帝不斷掙扎著，但又受制於祖宗制度，在明朝這樣以孝治本處處因循祖制的王朝裡無法變革，只能處處將就。就在這樣沉痾叢生的背景下，滿懷政治理想的張居正登場了，只一上任，便遇到了廣西剿匪正需軍費，潮白河修繕工程款緊缺的問題，國庫無銀，兩京官員俸祿亦成一大問題，不得已兩京官員胡椒蘇木折俸，因明朝伊始便是低俸政策，俸祿又從來都是一部分現銀另一部分折為實物發放，而此次，張居正剛上任便全部實物發放，這一下兩京官員和皇親貴胄們不得炸窩了，別有用心之人更不得趁此興風作浪。高供遺黨王希烈正可藉此設計，貪財如命的李國丈不得滿腹牢騷？
天下興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
綱舉目張，所謂“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 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做到“法所當加，雖費近不宥，事在所枉，雖疏賤必申”。由此進一步強化君權，加強中央集權，增強內閣事權，由內閣透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使內閣成為改革的中樞，皇帝只用控制內閣，便控制了整個政府。
在朝堂，當無德之人滿口子曰，無才之人竊居高位，魚龍混雜，冗員充斥，治事貪 散 懈，或吟風弄月或道德文章或蠅營狗苟，整飭吏治便是首要之急，若不把幹事之循吏任用在關鍵職位則後續一切改革措施則難實行，當時冗員氾濫，這是吏治腐敗的產物，同時又刺激著吏治更加腐敗，裁汰是必要的，而終張居正任首輔的十年，裁汰冗員是持續在進行的。況且此時整個進行機構調整，罷免貪官汙吏和阻止改革的官員是後續改革能夠順利進行的必要保證。
下一步，對官員省議論，核名實，推行“考成法”，“器必試而後知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優劣”，遏制辦事拖沓，公文繁多而無實效的嚴重官僚作風，大力提高行政效率，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不披靡”
此時皇帝幼齡，李太后聽政，張居正既為首輔，又為帝師，進賢用能，消除朋黨政治，拔擢慷慨任事之能臣，清巨室而利庶民，才是改革之重，為此便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任用著名治河家，潘季馴主持治理黃河，解決黃河之患；任王國光為戶部尚書理國家府庫，使金學曾為政令推行的前鋒幹臣......
朝廷捉襟見肘，各省夏賦還未解銀入京，九邊近六十萬將士需衣甲換季，江淮幾處治理工程，廣西四川剿匪，皇上經筵等都等著大把銀子，在主要依靠土地人口輔以工商稅收的明朝，定然是稅收不足的問題，且歷年稅收多有欠缺，而原因所在，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剋扣以假賬矇騙朝廷，三是明朝開國以來禁絕邊境茶 馬 鹽的貿易更是利潤頗豐，導致有不少人鋌而走險去走私，巧取豪奪，一夜暴富後回頭再拿錢來買通官服，官商勾結，牟取暴利，幾成風氣，而這一部分也是沒稅收的。因當時稅賦均為地方代收，而要有效徵收，就需改為由戶部直接任命各大稅關的徵稅御史，此一改，地方州府便少了一塊肥肉，推行難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大明自開國，已歷十二帝，每個皇帝都曾對皇親國戚近侍功臣賞賜肥沃土地，稱為子粒田，而這子粒田是不用繳稅的，皇上賞賜田地，其實就是賞的民脂民膏，天下土地財富額有定數，此處賞的多了，彼處就會減少，如今這天下的財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讓一些豪強權勢大戶佔去了。若僅從宗親的子粒田中每畝抽取三分稅銀，朝廷一年就能多出一百二十多萬兩銀子，便可相當於薊遼總督麾下十萬將士一年的開支，若是全國子粒田都依此辦理，那能解決的問題不知得有幾個十萬了。但此讓這些宗親勳貴出血的事豈能不招至一片怨恨，尤以貪鄙的駙馬都尉許從成為主的宗親們恨不得個個活吞了張首輔，京城中的戚畹大戶紛紛奔走串聯，往國丈府遊說，幸以開明的李太后允准且以身作則先從自己慈寧宮的子粒田率先徵收，此事才得以推行。緊接著一份《請裁抑外戚疏》更進一步將宗親貴胄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新政似乎在一步步有條不紊的推進者，轉眼隆冬便至，京城的北風一陣緊過一陣，刮面似刀，一連幾天的暴風雪使大片世界銀裝素裹，古北口長城上的守備士兵就更難過了，那風更是能推牆牆倒推山山裂，守衛士兵的棉箭衣都被北風撕裂了，一夜過去，竟有十九名士兵被凍死，原因竟是這棉衣的棉布似網棉如蘆花，黴跡斑斑，戚繼光大帥連夜入京御前申狀，一番究查，此棉生意衣竟是國丈李偉做的，這一申狀，正可以對宗親們殺雞儆猴，同時又進一步和皇親貴胄們交惡，面上最不好看的當然是小皇帝和李太后，最終，以替死鬼身死李國丈只是庭前聽受訓誡落幕，不過，這也使皇親們受以壓制。但十九名守國門的將士性命，真個不如宗親面子重要？這些有權有勢而又貪鄙不堪的人多了，國本不可能不動搖。
從萬曆二年開始，整頓財政一直是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的主要內容，從子粒田徵稅到萬曆四年開始的馳驛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實惠，在一系列治理下，不但吏治逐漸清明，國家財政也徹底擺脫了困境，張居正也成了大明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首輔。
然而對於稅賦改革，子粒田抽稅也只是開始
一來因為明朝中後期朝廷行政效率的低下，徵稅的田畝數額還是遵循著幾代以前，如某一丁門小戶之家，在幾代之前有著十畝地，那就按十畝的田賦繳納，可是後來因為天災人禍的變故，實際可耕種的只有五畝了，但賦稅繳納還是按十畝，災害頻仍時，一年收成還不夠納稅，故此朝廷徵稅不全，且天下流民眾多；二來龍子鳳孫貴胄勳戚遍佈，這些人的田畝又不用繳稅，故此可以大肆兼併土地，而子粒田也只是其田產中的極少部分；三來一些民眾為了逃避朝廷的重賦及各種苛捐雜稅，會自願把田地交給這些勳貴，農戶變成無田戶，一經核實後就不用交稅，而這些勳貴變成了民義上的田主，農戶只用給他交比朝廷少的薄稅便可，這些勳貴也是各地官員們惹不起的存在。故此從根本上來說，賦稅不足其實因為天下人丁與田畝不清，也因此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要化解這種矛盾，那就需要“清田”，丈量天下土地，梳理稅源，可理小民而監控巨室，此是對整個地主階級的一個打擊，這也為張居正死後整個地主階級反撲清算致使其身後抄家險有滅門之災埋下了伏筆。
清田既畢，稅源理清，所測量結果竟比政府此前已有記錄多出了2億多畝，有此基礎，下一步就是重新制定稅收標準及方式了，稱其為“一條鞭法”，在一條鞭法未實行之前，歷代王朝採取的是賦稅、徭役分開的制度，最典型的莫過於唐朝的租庸調製度。賦稅根據田畝多少進行交納，並且是該地區產什麼便繳納什麼，而繳納之物的好壞優劣以及折價均由徵收的官員自己評判；而徭役由家庭中男丁的多少進行徵集。除此以外還有很多雜亂的徵稅專案，比如說“方物，土貢”。這樣很容易加重農民負擔，同時也增加政府工作負擔，也讓腐敗更有可乘之機。
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實行之後，首先在徭役上，過去都是按戶丁攤派，是必須去的，現在將徭役與田畝戶丁結合起來納稅，將原本必須每戶所應的勞役改為由政府僱人進行。
二是將之前的夏稅，秋糧以及其他雜稅核編為一條，由政府統一徵收。
三是無論稅糧，差役現在一律改為直接徵銀。
隨著一條鞭法的實行，社會的階級矛盾逐漸得到了緩和，經濟也得到了一定發展，農民的負擔也有所減輕，也使得農民對集權政府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
而終張居正任首輔的十年，其也可說是歷代宰輔中威權最盛的，一方面是明朝的政治體制所導致，再就是其深得明朝當家李太后的信任和支援，而其終其一生也是衷心耿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其對於當時時代的貢獻也是無人能及，在勳貴宗親，官紳地主的土地兼併之風日益劇烈，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劇烈的時代，張居正有效的對這種矛盾進行了緩解，使空空的國庫日益充盈，使大批可能淪為遊民或土匪的農民能安居樂業，也同時刺激了私營經濟的發展。在河政上，使年年氾濫的黃患有效治理，大益民生。在官員俸祿上，後期也大幅提高金銀比例，相當於是漲薪。在開放和加強邊境貿易的過程中，也使民族矛盾有所緩解。在軍事上鞏固了北部邊疆，鞏固長城，這使得明末袁崇煥等一批名將能夠憑藉長城抵禦後金的進犯。而滿清直到明王朝的最後幾年才透過繞道首次突破長城，進犯北京。其對於吏治的整飭，更是一改之前劉瑾亂政及嚴嵩當政的數年病態疲態。這一系列動作成功的為明王朝續命幾十年。
歷代改革家往往都落得身死或名裂的結果，張居正也不例外，因為其改革首先觸及到的就是宗親勳貴和地主階級的力量，而這股力量的支撐其實就是高高在上的朱家天子，自朱元璋之後對於宗親犯罪行為的處理就不斷在鬆懈和讓步中，導致法令形同虛設，這些擁有特權的蛀國白蟻越長越肥，也越來越自私，越來越凌駕於法令之上，也越來越護食和沒有底線。而在任何朝代，古今概莫能外，當越來越多的特權群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時，國將不國。所以張居正的改革也可以說是一場自下而上的改革，但也只能如此改革，只能依附於皇權進行，所以在身死之後改革措施也在特權群體的摧殘下漸漸被廢弛。
除了得罪於權貴地主階級之外，其在改革過程中也得罪於讀書人，當其父死，在回鄉丁憂守制與奪情之間，使道德文章家門的矛頭紛紛對準了他，這些個衛道者們一個接一個的跳了出來，因為奪情一事挑戰了儒生們敬天法祖的價值觀，在那個將一切的技術問題或是政治問題都可以轉換為道德問題的時代，父死不三年守制，哪怕再利益天下也要被視為楚狂人或是大奸大惡之徒，這些個好表名節亮風骨的清流腐儒們沒有鐵肩擔道義的任事氣概，沒有真正為民請命利益家國的概念，平時除了金玉錦繡的文章沒有什麼他們嶄露頭角的機會，此時正是他們跳將出來揚名立萬的時候，而歷史往往由這群人寫就或編造，手裡的筆桿子比背後的暗箭更危險，滿口道義用來作鬥爭的時候面目比任何時候都猙獰。靈魂的醜陋本沒有什麼丟人，但醜態蒙著道德的皮，這就令人作嘔。
由此，這群平時清高到就是用清水洗臉都怕水髒了臉的道德家們，開始彎著腰去和吃人的勳貴們合流，最後，此事在李太后的支援下小皇帝以杖責吳中行 艾穆 鄒元標等並流配三千里的鐵腕手段下收尾。
再到後來張居正禁全國私設書院禁民間講學中，更使自己到了千夫所指的境地，原因是明朝的講學之風是歷來最盛，但其所講或所談論，盡皆是以四書五經的道德來評論時政政策，沒有多少立志於學或利益民生之真學問，知識僅成了形而上，聖賢書也只是成了道德外衣。對明朝後期的衰弱與滅亡也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東林黨們深深證實了這一點。
身死而政廢家歿，似乎這也是一種必然，在宋朝從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慾”而以此觀點著述五經，再到朱元璋將被閹割過的四書五經作為科考之依據時，便給後來歷史的封閉，落後，屈辱埋下了伏筆。
一場大改革，十年裱糊匠。看似最後是敗於地主階級的反攻倒算中，實則是落於封建體制的禁錮中。成也因皇權，敗也因皇權，成長於被張居正教導和壓制下的萬曆皇帝，不得趁機彰顯皇權，擺脫張居正的陰影，正好落得個順水推舟。但這卻實也不是個多麼合格的皇帝，因人而廢政，論叛逆不如祖上正德皇帝，論帝王之術更不及其皇祖嘉靖皇帝，一場立太子之爭和朝臣抗議幾十年，最後也未能如願。
歷史沒有相同的細節，但過程卻總是重複的相似，王朝更迭，戰爭 建國 封賞 特權階級出 地主階級膨脹 失衡 起義，又再下一個王朝。直到蔣介石敗走，地主階級對政權的威脅才在歷史的政治舞臺上謝幕，當只為維護少數群體的利益而不擇手段致法令於不顧的時候，失敗是必然的。現在看來，當時的一句“打土豪，分田地”是多麼簡單的號召，又是多麼偉大的創舉，從“君權神授”到“治權民授”，從愚民以弱民到喚醒人民十四億，由“小農經濟”到“商業經濟”，資源的核心不同了，金融經濟政治更加融合的緊密了，對於政府的權威與民主，法制的健全與公平更是面臨重重考驗。但相信，在我黨的帶領下，人民的力量必將大放光芒，人民的力量空前的團結，人民的信仰愈加的堅定，對黨和政府的擁護和愛戴愈加的濃烈。我們在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我們 終將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