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則新聞值得深思。
一則來自土耳其。截至今年第二季度以來，土耳其爆發嚴重通貨膨脹，食物價格上漲高達27%。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約55%。搞了快100年工業化的土耳其經濟依然脆弱不堪，在國際市場變局之下，再次成為外國資本的提款機。
另一則是來自中國。前三季度中國GDP預計約為12.9萬億美元，首次超越整個歐盟27國GDP的總和。前11個月，中國中央企業利潤總額達2.3萬億元，淨利潤達1.75萬億元，中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7267億元，同比增長6.3%，加大新能源、5G應用等產業佈局力度。
事實再次證明，在七十多年前，在建國之初，中國選擇以國有化為主，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走對了。
在上世紀50年代，各國都在忙於戰後重建，全球化大分工尚未形成之時，中國抓住了發展重工業、建設完整工業體系的機會，正是這一決策奠定了“大國崛起”的基礎。
無論是之後的改革開放，還是加入WTO，正是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重化工基礎為國內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更為之後與國際市場的對接提供了對等合作的資本。
其中“對等合作”至關重要，這使得中國引入國際資本後，不會形成西方工業對中國工業的粉碎性碾壓。這為中國提供了學習和反超的可能。
如果，中國當時真按照西方的市場化理論那樣做，在建國之初，選擇了優先發展民營經濟、發展輕工業和加工貿易，這樣似乎可以使我們快速富裕起來，但是也必將使得中國失去發展完善工業體系的機會。
就像現在的土耳其一樣，不僅機械裝備、鋼鐵、塑膠等工業原材料將長期依賴進口，而且整個國家的資本積累也將會被迅速抽乾。
而且，隨著上世紀70年代後全球化分工的發展，就連輕工業也將難以發展。在外資產品價格、品質的碾壓下，整個國內市場最終也將被西方的先進工業製成品佔據。
工業能力沒有了、關鍵原材料沒有了、市場也沒有了，整個民族工業將再無翻身之日。
然而，現在中國經濟似乎又面臨著同樣的歷史抉擇。
隨著全球化的“退潮”，無論是疫情導致的全球供應鏈斷裂，還是美國再次爆發金融危機的威脅，世界格局再次面臨動盪。同時，世界各國都已經看到了全球資源在向中國“匯聚”的趨勢。
中國的崛起是瞞不住的。如果任憑全球資源繼續向中國“匯聚”，那麼西方文明將再次陷入“衰落”。這是整個西方各國共同的擔憂。
因此，一旦疫情有所緩解，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將如何對待中國？如何在合作的基礎上，面對更強勁的競爭？這是中國將不得不作出的重大判斷。
在貿易上，歐美一定會全力復興本國的產業，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將與國際合作並存。
在科技產業上，全方位的科技競爭將更加激烈。大資料網路科技、5G通訊、人工智慧、晶片製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中國不僅將面臨來自核心技術上的封鎖，而且其巨大的投資、漫長的週期，以及對供應鏈將產生的深遠影響，其實都不亞於開啟一次新的“重工業”化程序。
國際上的掣肘、甚至是封鎖，以及高科技領域的再一次產業升級——這種情況和上世紀50年代何其相似，歷史似乎正在經歷新的輪迴。
能否應對全球化退潮和各種外部衝擊，能否抓住全球供應鏈重組和高科技產業升級的機會？這將是中國最終完成大國崛起、實現百年夢想的基礎。
因此，我們看到了中國又在重提大力發展國有企業，進行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並且不遺餘力地打造央企“巨無霸”。
繼中國南北車、南北船合併，中遠中海、五礦中冶、寶鋼武鋼合併、中化集團與中國化工合併，中國電科重組中國普天之後，中國物流的誕生，以及籌劃中的中國稀土集團，都意味著中國正在“攥緊拳頭”。
打破地域、部門、所有制的阻隔，更大的產業聯合體，更協調的組織體系、更強的風險應對能力、更高效的投資佈局正在形成。
這種變化絕不是隻為了一個單一的目的，而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基本判斷和根本邏輯正在轉變。歷史正在開啟新一輪的“正反合”演變。
其中，上世紀50年代中國為什麼選擇了計劃經濟？
為什麼，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紛紛陷入了經營困難？
又是為什麼，當西方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給中國成功“洗腦”之後，中國卻開始重新提出發展國有企業？
在各種表象背後，如何看清中國經濟變革的底層邏輯。在各種思潮背後，如何抓住核心本質？下一步中國經濟又將如何開啟新一輪的“正反合”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