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莊沐楊
2021年，《雅各賓》雜誌（Jacobin）連同YouGov平臺以及研究機構“工人階級政治中心”（Center for Working- Class Politics）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並透過相關結果分析工人階級在當下美國選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該調查依據YouGov的大量樣本，從五個選舉形勢頗為激烈的州里面對工人階級選民進行抽樣調查，這五個州分別是內華達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以及北卡羅來納州，受訪者共計2617人；最終分析樣本數則按照每州400人、共計2000份。這些受訪者均為18歲以上具有投票資格的成年人，他們並非共和黨鐵桿支持者，但也沒有獲得大學本科文憑。
最終，《雅各賓》以《團結之為常識：進步派與工人階級的聯盟如何建立和維持》（Commonsense Solidarity：How a working-class coalition can be built, and maintained）為題釋出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主要試圖弄清的是工人階級對於民主黨派出的候選人的看法，因而其調查樣本也進行了進一步的篩選，將政治上不認同共和黨的工人階級選民列為調查物件。本次調查圍繞工人階級對待民主黨（或者“進步派”）的競選話術的看法、選民自身所處的地緣環境、中間選民的傾向、進步候選人與民主黨的距離、對階級認同的不同定義及其影響，以及性別與種族因素對工人階級的左右等幾個方面展開分析，讓受訪者比較了幾組候選人的情況，主要是：進步派民粹主義者（Progressive Populist）、覺醒進步派（Woke Progressive）、覺醒溫和派（Woke Moderate）、主流溫和派（Mainstream Moderate）以及共和黨人。本文根據這份報告的相關要點，對於調查的執行背景、目的、觀察結果以及相關建議進行簡要的整理。
為何《雅各賓》及另外兩個機構會在這個時候選擇做這樣一個調查報告呢？在撰寫報告的作者們看來，這事實上關係到另一個問題，即工人階級對於進步派政治人物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工人階級政治中心”給出的判斷是，只有獲得更多來自工人階級的選票，進步派的主張以及政治目的才有可能得以實現。首先，工人階級在美國選民中佔比是最高的。2020年，有63%的選民沒有大學學歷，另有高達74%的選民家庭年收入少於10萬美元。在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樣的選民往往會把選票投給民主黨，但從1970年代開始，工人階級明顯不再是民主黨的票倉，這一趨勢在過去十年尤為明顯。如此一來，未來一段時間，進步派人士想要在選舉上有所作為，不去想想怎麼扭轉這一趨勢、吸納工人選民，顯然勝選會是天方夜譚。其次，工人階級與進步派的政策主張之間似乎天然就具有一種特殊的互利共生關係，後者力主推行的政策，尤其是從平等主義和再分配改革，將讓勞工們成為最大獲益者。而在20世紀，美國的進步派人士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包含羅斯福新政與民權運動，無一例外都得到了工人階級的支援。
選民投票表決
但無可置疑的是今天的美國民主黨對於工人階級選民的吸引力的的確確在日漸流失。包括托馬斯·皮凱蒂在內的學者也都認為，過去的幾十年間，民主黨已經從新政時期那個依賴藍領工人的政黨，搖身一變成為大學精英們所擁護的黨。但至少在過去十年間，工人階級不再“溫和”（moderation），尤其在民粹主義席捲全球之後，工人階級的不滿被更多地聽到。另一方面，既有的分析框架更多地將美國選舉政治放置在自由派、保守派、溫和派等以既定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含糊陣營之中，忽視了不同選民群體之間在面對具體政治問題時在選擇上的多樣性。如果照這種現成框架來看，不少選民的立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即使把工人階級放在核心考量範圍內，這個群體也並非鐵板一塊，隨著性別、種族、城鄉差距等因素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工人們對待政治人物時，也不再是用統一的思維方式作出選擇。在社交媒體愈發壟斷資訊傳播接收的時代，選民需求與政策傳達的方式也需要被納入到分析之中。
在形勢愈發讓進步派陷入危機的當下，這份報告的推出是為了試圖弄清如下幾個問題：美國的進步派人士需要如何贏得工人階級的選票？這些進步派政治人物如何在種族與地緣因素的影響下，更有效地爭取到中間選民？種種用以讓進步派發聲的渠道所帶來的利弊有幾何？他們的主張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不同區域的勞工之間引起共鳴？在美國選舉政治框架中，這份報告更為實際的目的是分析民主黨進步派如何鞏固選舉基本盤、儘可能多地爭取中間選民。考慮到前述提到的共計2000位受訪者都來自五個選舉上的搖擺州，這份報告得出的結論也會對投身後續選舉活動的進步派人士提供一定的參考。那麼，從這份報告當中，到底能一窺工人階級在選舉中的哪些偏好呢？
首先也是最為直接的觀察是，工人階級選民更傾向於那些優先關注麵包與黃油的進步派候選人。換言之，工人階級需要聽到清晰的經濟政策，並且這些政策的傳達能夠越簡單明瞭越好。在非深藍州之外，也就是民主黨的鐵票倉之外的地區，這一點尤為明顯。並且，這些政策要具有足夠的普適性，往往是注重就業、醫保等政策比起宣傳種族和少數族裔議題來說更加吃香。換句話說，儘管《雅各賓》也不希望進步派在選舉中丟掉對種族議題和社會正義的討論，但實際上過去一段時間的自由派政治觀念，使得前述議題深入人心的同時，越發成為讓進步派候選人頭疼的點，因為進步派和這些議題繫結得如此緊密，那麼工人階級選民需要看到的也就不是你在這些議題上作何考量，反而會觀察候選人有沒有能夠就更加普遍的經濟政策提出自己的觀點。這個問題在中小城鎮和農村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那裡又演變向另一個明顯的極端趨勢，就是這些白人選民根本不會去管社會正義和種族歧視，他們只關注麵包和黃油，而即便如此，在實際的選舉操作之中，這也不意味著進步派就可以拋棄這些工人。
如此一來，就關係到另一個選舉策略問題，也就是資訊的傳達。顯然，“覺醒”（woke）席捲進步派或自由派的政治話術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項，但對於中間選民和長期的民主黨支持者而言，他們並不會對操持這一宣傳話術或政策導向的候選人有更多的青睞。當然，對於少數族裔的民主黨人來說，“覺醒”話術與政策導向對他們來講並非什麼負擔。但總體而言，進步派人士依然需要對選舉期間對資訊傳達和政策宣導有更精細的盤算。調查結果表明，基於民粹和階級立場的進步派競選策略對於工人階級選民而言更具吸引力，最起碼與民主黨其他的宣傳策略相比不落下風。在2000份樣本中，民粹的、桑德斯式的發聲方式與其他候選人同樣受歡迎，尤其是在中小城鎮和農村選民，以及自我認同為工人階級或藍領階層的選民那裡，這種進步派的民粹式宣導方式會讓他們勝過其他候選人，包括拜登式的主流溫和派。
因此，對進步派來說，最有效的競選話術選擇首要的是避免面對工人階級選民時採取覺醒派話術對競選資訊和政策宣導。受訪者收到的五種競選話術選項之中，進步民粹主義依然是他們最青睞的（相比進步覺醒派、溫和覺醒派、主流溫和派和共和黨），甚至主流溫和派也取得了比覺醒派更好的表現。其次，民粹主義的宣導方式在中小城鎮和農村的工人與藍領階層那裡是最受歡迎的，其威力會在非精英背景的候選人那裡得到更多發揮的餘地。
當候選人的出身背景為非精英人士時，民粹作風往往會讓進步派人士獲得更多選票。例如最為傳統的主流溫和派退伍軍人在調查中獲得51%的選票，一位進步派的民粹主義教師則獲得了超過65%的支援度，關注種族正義的覺醒派只有49%的支援率，而如果是一個關注就業議題的進步派民粹主義者的話，也能拿到63%的高支援度。即便是非民主黨擁躉，在對覺醒派的政治主張冷感的前提下，他們也更願意支援擁有進步派和民粹主義雙重標籤的候選人——同樣以就業問題為核心主張的候選人之間，進步派民粹主義者支援度會是53%，而溫和派則只有38%。
那麼，候選人的身份背景又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選民對他們的觀感呢？至少這份調查報告表明，工人階級選民更偏好工人階級出身的候選人——當然也包括社會地位較低的中產階級候選人，而不是商業精英或者專業人士。在受歡迎的選項裡，教師、退伍軍人、小企業主以及建築工人的受歡迎程度差距較小；而可以預見的是，企業高管是最不受工人階級歡迎的候選人型別，其次則是律師。
選民本身的出身背景也勢必會影響工人階級選民對待進步派候選人的看法。從調查結果來看，郊區或者城市居民比起中小城鎮或農村受訪者來說會更多地關心種族問題、全民醫保等進步派的常規核心議題，而後者則依然更買民粹主義的賬。換言之，進步派參選人在吸引不同區域的選民支援時需要做出更加精細的盤算，權衡不同區域選民關心的核心議題，最為直接的方式則是加大對經濟問題的討論比重，弱化固有的覺醒派言論。
2016年，希拉里在電視中直播辯論。
工人階級選民對於候選人性別與種族的看法在這份報告中也表現出與一般認知有所出入的地方。在民主黨政客和媒體普遍的看法裡，女性候選人或少數族裔往往比起白人和男性來說當選機率更低，其中一個被引證的例子則是希拉里·克林頓在2016年開出的選票中，相當多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並不青睞這位前國務卿。但是，這份調查結果表明，這種性別和種族偏見逐漸在工人階級選民之中消退，至少在潛在的民主黨支持者之中是呈現這一態勢，甚至可以看到黑人候選人會比白人更加受到支援，這一情況在不同膚色的選民那裡呈現類似的比例分佈。實際上，性別也好，種族也好，在這份調查報告以及近來的學術研究成果之中，都不再是最為顯眼的那個左右選舉的因素。與之相對的是前文提到的，工人階級選民更在乎候選人的階級出身。
不過，儘管性別的作用在大選之中並非勝負手級別的因素，但總體資料還是可以看出些許差異。在選民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支援進步派的政策主張；而在候選人這邊，女性人選對於獲取工人階級的支援有著細微的領先優勢。當然，女性選民也會更加青睞女性候選人。至於種族因素，少數族裔與白人候選人相比，在受訪者中的好感度是旗鼓相當的。在少數族裔受訪者眼中，民權和醫保問題是他們最為關切的，這是他們與白人選民的其中一個政見差異，另外一個則是對於覺醒派候選人的評價：少數族裔對於覺醒派的宣傳話術依然沒有感到厭煩。同樣是少數族裔，非裔和拉丁裔選民也有著不同取向，換句話說，民主黨或者進步派的政策宣導依然需要做出更加精細的區分與權衡，才能夠準確地找到不同族裔工人階級選民的核心關注點。
至於工人階級選民是否天然會對民主黨或者進步派參選人有好感，如同一開始提到的，近十年來的政治趨勢已經表明，這並非是什麼鐵律，那麼那些立場不明顯或者沒有表露出強烈投票意願的中間選民，尤其是他們中的工人階級，對於進步派來說會帶來更多的選票嗎？2020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桑德斯就採取了爭取政黨傾向較為模糊的中間選民的策略，但成果甚微。實際上，這份報告也無法就這一問題給出更加清楚的回答，但顯然，任何將工人階級中間選民視作當然票倉的進步派候選人都有可能在擴大受眾時吃癟，儘管激發他們的投票慾望對於民主黨或者進步派來說並非是壞事。
桑德斯
桑德斯對中間選民的爭取不奏效，或許有可能正是因為他黨派立場，尤其是當考慮到他一旦出線，所要面對的對手將是時任總統特朗普時，黨派對立就更容易讓選民或潛在的中間選民在做選擇時趨向極化。不過，桑德斯的例子並不能說明黨派立場對於進步派候選人來說就是弊大於利的，實際上，這份報告表明，民主黨人的身份並不會拖累進步派人士。現在在左派人士中流行的一個觀點是，由於民主黨與企業高管或者富人之間的密切聯絡，許多擁護進步派的選民會對這個黨感到失望，從而把這種情緒轉嫁到民主黨候選人之上，哪怕他們是實打實的進步派。2016年桑德斯在民主黨總統初選中的表現就表明，當進步派人士有意識地與民主黨保持距離時，他們的選情往往看漲。但是這種觀點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足夠紮實證據的支撐，依然是一個問題。至少從這份調查報告的結果來看，受訪民眾對於獨立參選人的支援度是要略微低於民主黨候選人的，兩者在城鄉或地緣差別、收入層級、種族與階級身份等不同因素加入考量的情況下，也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
相較於左派人士，更青睞獨立候選人的要屬右傾的中間選民；而面對同樣可以被歸類為進步派的候選人時，非民主黨支持者往往也還是傾向於更加保守的選項——像桑德斯就不在他們的考慮範疇之內。當然，總體來說，民主黨身份還是對於進步派候選人有所加分的。那麼，進步派人士還需要和民主黨保持距離嗎？從這份報告來看，獨立候選人的姿態的確會吸引到右傾的中間選民，但立場偏向進步派的非民主黨支持者並不會就此更加傾向他們。這是進步派人士在思考與民主黨建制派關係時需要作出更合理論述的地方。
當然，如前文所述，這份報告的撰稿人並不認為工人階級是一成不變的一個整體，為此他們嘗試對受訪者的階級定位作出了更加細緻的區分。這份報告也提醒進步派候選人，最關鍵的是他們會如何衡量工人階級這一群體。相較於中產階級或者專業人士，這份報告調訪的工人階級在政治立場上往往會與進步派有著更加天然的親密性，但工人階級這個概念也需要適時調整，以讓進步派參選人能夠靈活應對不同選區的選情。另外，受訪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會左右他們對候選人的偏好，如果父母獲得了大學文憑的話，他們的孩子往往也會更加支援進步派參選人。雖然同屬工人階級這一群體，但是藍領工人比起那些相對而言的工薪白領來說，在接收和評估候選人身份背景資訊時要更加敏感；他們也更傾向於使用民粹式的語言而不是覺醒派的話術，並且比起移民問題，他們還是盯緊了麵包與黃油。
總體來看，這份報告有著較為明顯的立場預設和目的導向，它所關心的是進步派，尤其是民主黨陣營的進步派參選人士如何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援，從而一改近十年來工人階級與民主黨越走越遠的趨勢。在《雅各賓》及另外兩個參與機構看來，民主黨、進步派以及工人階級之間的歷史紐帶依然有修補的可能性。或許在一些人眼中，這份報告得出的結論並沒有太多的驚喜，甚至在一些問題上老生常談，但包括對性別等議題的調查結果表明，許多掩藏在主流媒體，尤其是親自由派或進步派媒體的目光之下的潛流，依然值得想要投身選舉的進步派人士好好思考。而這份報告著眼的是五個搖擺州的工人階級，並且它關心的問題與提出的建議都相當注重選舉實際，而非意識形態攻防，更像是對親進步派勢力選情的一次回顧與展望。進步派到底能否繼續打造與工人階級的互利共生關係，將會是接下來美國選舉政治中值得進一步觀察的關鍵一環。
原文：https://images.jacobinmag.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08095656/CWCPReport_CommonsenseSolidarity.pdf
報告撰寫人：Jared Abbott, Leanne Fan, Dustin Guastella, Galen Herz, Matthew Karp, Jason Leach, John Marvel, Katherine Rader, Faraz Riz
責任編輯：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