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看似突發的事件，不僅都是一個連續變化的過程達到臨界值的結果，這個結果也不是孤立和獨立的，或與其他（以及後續）結果相互關聯，或產生持續的連鎖反應。
美國政府正在準備和籌備被稱為是“一個排除中國的俱樂部”（a no-China club）的“未來網際網路聯盟”（新盟約），與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終止中國電信美洲公司（CTA，等）的服務運營授權的關聯關係及其過程和連鎖反應，就是一個發人深省的突出、典型案例。
一、脫鉤與圍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之間，“脫鉤”成為一個熱詞。
1）2002年6月，在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環境計劃報告“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脫鉤的衡量指標”中定義：
● 術語“脫鉤”（Decoupling）指的是解脫“環境惡化”（environmental bads）與“經濟增長”（economic goods）之間的聯絡，即社會財富的增加率大於對環境影響的增加率。
2）2016年12月，在聯合國環境計劃報告“將自然資源使用和環境影響與經濟增長脫鉤”（修改版）中定義：
● 我們正在使用地球上不可持續的自然資源，我們需要以比經濟增長率更快的速度提高資源生產率（即“事半功倍”，doing more with less），這就是“脫鉤”的概念。
3）我們之前發表的《由“分岔理論”看“狼真來了”——從FCC撤銷中國電信“214授權”談起》文章中，基於歷史敘事和現實分析，闡述：
● 當前，美國和歐洲的一些智庫及政客們認為，美國與前蘇聯在上世紀的“冷戰”是二維的（政治和軍事），而當下與中國的“新冷戰”是三維的，包括經濟和社會被作為另一個維度。
● 如果美中的雙邊關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兩國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實質性改變，而且雙方沒有重新參與貿易和其他雙邊事務的政治意願，那麼曾經緊密交織在一起的美國和中國的電信行業註定將要被進一步“分裂”。
● 基於承認當前存在的不確定性以及對相互依存可能會繼續下去的事實，而應採取漸進式的方法；支援多邊和復邊合作，加強電信供應鏈安全；參照“英國模式”開始構建未來的安全架構，並將其更廣泛地作為一種新方法，首先擴充套件到美國盟友，然後更廣泛地擴充套件到歐盟成員國和亞洲民主國家。
● FCC的“命令”是“分岔理論”（Bifurcation Theory）在現實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分岔理論”是一種有效的問題導向之意識模式和思維方法。“分岔”（或“完全分岔”）並不表示完全“脫鉤”，而是以新的“模式”和“方法”，實現遏制中國的崛起和發展，進而透過“重新洗牌”（即“分岔”）達到使中國被“邊緣化”。
由“問題導向”，中美兩國在網信領域（包括資料安全和數字經濟）不可避免的“分岔”，是基於“相互依存可能會繼續下去的事實”；而建立“多邊”和“復邊”的新聯盟，是實施將中國電信和通訊產業邊緣化的“圍欄”（Fence）政策，進而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以及遏制中國的數字科技和數字經濟的發展。須知，就像前蘇聯的經濟一樣，被封閉的資訊環境將會導致深遠的影響和最終的失敗。
因此，不論是從基本概念與戰略思維還是從現實冷靜觀察，中美兩國在網信領域“分岔”的態勢和趨勢，不是“脫鉤”，而是“包圍”或“圍困”，其中的手段包括直接的“棒殺”和間接的“捧殺”。
二、“新盟約”圍困計劃
據媒體報道，在經過三個多月被稱為是“瘋狂衝刺”以重塑美國野心勃勃的計劃草案後，白宮終於完成了“未來網際網路（Internet，下同）聯盟”（The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暨“新盟約”（new covenant）計劃（草案）的制訂，準備提交參加12月“民主峰會”的各國，釋出行動倡議和高級別的願景宣告（Vision Statement）。
根據被披露的“新盟約”檔案（討論稿），“未來網際網路聯盟”的要點是：
1）宗旨：
● 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應對三大趨勢：
一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專制大國推動網際網路作為國家控制工具的另類目的興起；
二是世界範圍內虛假資訊氾濫，主導權力被集中於少數科技公司，以及網信攻擊和其他安全問題增加，需要重新評估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盛行網際網路的理想化願景，以及具有挑戰性的發展；
三是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是時候應制定和促進一個開放、可信和安全之新的和更好的網際網路願景，以促進核心民主價值觀和對人權的尊重。
2）提議：
志同道合的國家在拜登總統2021年12月的民主峰會期間聚首，發出行動呼籲，建立一個新的、基於原則的聯盟，並承諾為未來網際網路制定一個共同願景。
● 最初的行動呼籲包括一份“願景宣告”，一份公開的一系列最高級別的原則公報，以及一份在2022年和2023年期間制定實施原則和承諾憲章的計劃。
● 最終的聯盟將涉及各國簽署一個商定的憲章，其中包括使國內法律制度與聯盟原則和行動規範相一致的政治承諾，但聯盟不會被設定為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一個條約。
3）綱領：
最初的聯盟由各國政府組成；但是，聯盟最終也將包括利益攸關多方的組成部分，並認識到採納不同利益攸關方意見（如民間社會、學術界、智囊團、產業界）的重要性，與對網際網路治理的長期承諾方法相一致。
● 聯盟將提升、擴大、彙集和發展在七國集團（G7）、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合發展組織（OECD）和不同國家正在進行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將這些工作統一併擴充套件為對未來網際網路之新的協調及一致的願景。
● 美國和聯盟的核心國家將確定初始參與行動的國家，並加入2021年12月（民主峰會）的行動倡議。
● 聯盟的長期成員將向那些確實滿足商定標準和承諾的國家開放。
● 在順利情況下，2021年12月的初始行動將包括來自各大洲的成員，以及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
4）核心原則：
● 共同承諾制定和實施資料隱私、資料安全和網路安全的高標準。
● 承諾在技術平臺監管和資訊一致性方面進行合作。
● 承諾確保成員國之間的軟體和應用程式（APP）的開放接入和互操作性，以及各國的非歧視性法規和本地化資料的共享承諾。
● 承諾建立一個網信安全標準以及應對事件的技術合作論壇。
5）初擬時間表：
● 2021年9月：確定一個小範圍的“提案起草核心小組”，由致力推進這一倡議的國家以及積極呼籲實施這一建議的個人和團體組成。
● 2021年9月至10月：更廣泛地延展到潛在的初始聯盟成員群體，包括中低收入的國家作為潛在聯盟成員。
● 2021年10月至11月：制定公報，公佈“願景宣告”，籌劃民主峰會期間的聯盟啟動活動。
● 2021年11月：與非政府組織和行業利益攸關者進行協商，建立多方利益攸關者的協商機制。
● 2021年12月：領導人級別的啟動儀式釋出會，釋出願景宣告（vision statement）。
但是，據透露的內幕，數字化權利倡導者、外國政府，甚至一些美國高階官員在過去一個月裡，“爭先恐後”（scrambling）地敦促白宮重新考慮這項倡議和計劃；特別是，對於白宮在與其他國家政府討論此事之前，沒有完成美國政府內部機構間存在分歧的協商程式，迫使該倡議在揭秘前還在修改某些細節。
一位參與起草該倡議的美國高官就此表示，美國“不鼓勵任何網際網路分裂，事實上，美國希望聯盟抵制網際網路的碎片化，但是關注網際網路分裂與專注受信任網路是不同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這並沒有分裂網際網路，因為從一開始，基本人權和自由就是任何積極的網際網路願景的核心”。
有媒體認為，該聯盟的成員國必須做出承諾的一份清單，規定包括在核心網際網路基礎設施中“只使用值得信賴的供應商”，不禁讓人想起特朗普政府的“清潔網路”倡議。
最終，12月6日，白宮通知相關媒體，暫緩釋出“未來網際網路新聯盟”的倡議。
但是，這個“新盟約”不是“半途而廢”的鬧劇，也並沒有“壽終正寢”，或將在近期以其它形式“粉墨登場”、捲土重來。我國不能不高度警惕，並從戰略、策略各個層面，積極制定應急計劃和應對措施，主動採取相應、必要的戰術制衡行動。
三、“新盟約”的動機和目的之要害
美國正試圖在網際網路治理領域再次發揮“道義上”（moral）的領導（或制高點）作用。故此，建立“新盟約”的想法，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際經濟和競爭力高階主任彼得•哈雷爾（Peter Harrell）和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技術和競爭政策總統特別助理吳修銘（Tim Wu）提出。
最初的設想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like-minded countries），共同制定包括在網信安全、隱私和資料傳輸等相關領域的一系列具體承諾，以“促進一個開放、可信和安全的網際網路之新的和更好的願景”，並計劃安排在“民主峰會”結束前釋出“新盟約”倡議。
12月6日-10日，聯合國網際網路治理論壇（IGF）在波蘭召開第16屆會議。12月9日，吳修銘在IGF的一個小型分會上發表講話，介紹了“新盟約”和“新聯盟”的計劃，引發了核心網際網路治理專家的強烈關注和爭論；不乏有專家認為：
● 該“新聯盟”將成為對網際網路發展的一個主要限制，甚至是破壞。
● 美國必須避免將價值觀和治理模式的衝突與其狹隘的地緣政治利益聯絡起來。
● 自由民主價值觀不應被武器化，也不應成為美國對抗和遏制其軍事對手的偽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吳修銘演講的這個分會議，是由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的瑞貝卡•麥金農（Rebecca MacKinnon）主持，這表明吳修銘（和美國政府）正在與人權和公民社會的倡導者保持著聯絡。
2021年3月5日，白宮任命“臺裔美國人”吳修銘為國家經濟委員會（NEC）技術與競爭政策的總統特別助理。《聯合早報》等海外媒體介紹，吳修銘的祖父是日據時期的官僚，父親出生於臺南，本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教授。
吳修銘的學術專長包括反壟斷、版權和電信法。他在2003年提出“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的概念，引發了跨領域、跨行業、跨黨派曠日持久的討論和爭論；2013年入選《國家法律雜誌》“美國100位最具影響力的律師”。吳修銘也被稱為“對大型科技企業的主要批評者”。
● 2019年2月12日，吳修銘在《紐約時報》撰文，“美國不該對中國的網際網路審查姑息討好”，其中認為：
“姑息討好無法成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貿易政策。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擁有最重要網際網路行業的國家，美國應當利用其優勢地位進行談判。…貿易談判向來都是如此這般進行的，網際網路也不應成為例外。否則，我們就會冒贏得昨日之戰、卻放棄明日之戰的風險。”
● 2020年8月19日，吳修銘在《紐約時報》發文，“TikTok（抖音短影片國際版）禁令來得太遲了”，其中表示：
“事關全球網際網路的未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正在玩一場什麼樣的遊戲。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理想主義者相信，建立一個全球網路，一種數字世界主義，這將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和諧。如今再也沒有人相信這種幻想了。”
由此可見一斑：“未來網際網路聯盟”的倡議和行動計劃，不僅是“清潔網路”計劃的進行時，而且被套上了“民主價值觀”（人權、自由）的外衣和塗上了“網際網路治理模式”的色彩，更具欺騙性、混淆性和兩面性。
另一方面，應該承認：從敬畏歷史和尊重現實的關聯性、系統性角度，客觀、科學地重新認識網際網路至關重要，不僅是創新和發展的基礎條件，而且是鬥爭和競爭的必須要素。
四、資訊是線索，不是答案
透過關聯事件驅動的定性觀察和定量分析，表明：我國網路資訊領域陷入極其重大的全域性性網信安全風險、管理治理挑戰和戰略發展危機，已無懸念。直觀地體現在，由通訊網路自治系統構成的網際網路絡拓撲結構、路由路徑及其高度的不對稱性和依賴性，其後果和關聯反應顯而易見。因此，我國網路安全、資料安全以至網信領域的整體安全岌岌可危，必然殃及國家全域性安全和總體安全。
● 從“知彼”角度，FCC撤銷“214條款授權”的命令，是典型的“棒殺”；而關注於潛在的安全風險，應對重大的安全危機，則是一個關聯的動態過程，且不只是“一時一事”的摩擦，或“一城一地”的得失。例如：
【圖1 美國的“清潔網路”計劃（來源：美國國務院）】
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宣佈“清潔網路”計劃，包括6個針對的目標（圖1）；其中對“清潔網路運營商”的解釋是：
【參考譯文：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電信運營商不與美國電信網路連線。這類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不應提供來往美國的國際電信服務。】
備註-1：“清潔網路”（Network），不是“Cyber”（即須予以區別之），其中定義的6個目標都是網路的硬體和軟體基礎設施。
備註-2：“清潔網路路徑”是後加的，雖然是針對5G技術，但是行動通訊的路徑必須透過傳統和現有通訊網路互聯互通。
備註-3：美國對於通訊網路及其安全有多個專職部門負責，國務院的主要職責是外交，但是卻主導提出“清潔網路”計劃，至少佐證網路和網信安全是美國的國家大戰略，也為當前的“未來網際網路聯盟”（或“新盟約”）作了準備和鋪墊。
有人認為，特朗普下臺後，“清潔網路”就將不復存在。然而，2021年11月2日，FCC的“命令”似乎使中國電信“亂了方寸”，不能不說是偏見與傲慢使然：
1）從2020年4月9日，美國國家電信與資訊管理局（NTIA）釋出終止CTA在美國運營的建議和司法部發布採用“外國情報監視法”（FISA）調查CTA（以及4月24日FCC的“自證令”），就必須視為是“危險徵兆”（canary in the coalmine），並應該能夠預見FCC的最終“命令”和上訴法院的“裁決”是必然結果（之前類似的案例包括華為、中興通訊、卡巴斯基）。但是，在20個月中，CTA似乎沒有做出相應的應急準備和應對措施，其中不排除“心存僥倖”，或是“無知無畏”。
2）在中國電信官網的宣傳中，其產品和服務包括國際專用線路（IPLC）、國際乙太網專線（IEPL）、多協議標籤交換/虛擬專用網路（MPLS VPN）等。CTA不會不知道，電信服務的直接體現是使用者的體驗，是透過什麼產品和網路資源提供服務則對使用者透明。特別是，FCC從啟動撤銷運營授權的程式到釋出終止運營的“命令”，其中貫穿始終的是所謂“國家安全”，並不關心CTA的運營是“公共”或是“私有”、CTA的客戶是“中長期合約”或是“散戶零售”，以及CTA被終止運營後的可能“傷害”或“混亂”。
3）12月3日，CTA公告將終止其CTExcel的業務和服務；又在12月6日致函FCC，要求澄清IPLC等“專用”服務和業務不在被終止的範圍。作為一個世界級的電信運營商，CTA在“最後時刻”提出的問題顯得“慌亂”和“幼稚”，以至於在FCC的兩次回覆中被奚落和羞辱。CTA與FCC的這些往來函件被公之於世，潛在的連鎖反應和影響，將不僅僅是對中國電信！不久的未來也不僅僅是對中國聯通！
FCC在12月10日給CTA的回覆函中表示：
“最後，我們指出，‘214條款’適用於向廣大公眾或所謂‘分類使用者’提供有效和有償的電信服務（美國法典第47卷第153章第53條），價格或其他服務條款的細微差異並不能改變某項電信服務的性質，而不論基於是私有運營或是公共運營。”
FCC明確了其“命令”的覆蓋範圍，即包括中國電信在美洲的所有“有效和有償”的電信服務（業務及運營），也就是包括了國際專用線路（IPLC）、國際乙太網專線（IEPL）、多協議標籤交換/虛擬專用網路（MPLS VPN），以及網路接入點（PoP）和資料中心（IDC，雲Cloud）等服務的資源載體和運營的基礎設施。
備註-4：12月14日，CTA再次致函FCC，請求與FCC人員在12月17日緊急會晤，以進一步闡明相關的更多事實，並準備提供對私有運營狀態的更多重要資訊，包括有關營銷和服務方式的詳細資訊，以及與個性化客戶的協商性質、客戶合同和客戶屬性的具體資料。
備註-5：12月17日，FCC的回覆拒絕了CTA的請求，認為為時已晚，沒有再討論的必要。
請注意，FCC“命令”的生效時間是2022年1月3日。
● 從“知己”的角度，一些西方政客與我國內某些公知內外呼應，在“捧殺”的喧囂中製造“中國威脅論”，過分渲染中國的能力和實力，煽惑自以為是、盲目陶醉的麻痺情緒，故有必要回顧和重新認識通訊網路的歷史變遷和發展沿革以及現實狀況，以迴歸到正確的軌道。
例如：在通訊網路領域，基礎物理網路是唯一的資料傳輸載體，而當下湧現的形形色色的“網路”，諸如“內容推送網路”（CDN），視聯網、物聯網（IOT）等，都是基於應用（或使用者）層面建立的“點”和“線”集合的邏輯虛擬網路；其中的“點”是使用者端（包括與使用者端互聯互通的伺服器以及網路接入點 POP），“線”是租用、租賃物理網路資源的整合（如：連線線路的頻寬、伺服器）。另一方面，為了適應電信市場的發展，擁有物理網路的運營商開發和提供了相應的產品和服務，其中跨境資料傳輸的國際專用線路（IPLC，圖2）得到廣泛應用。
【圖2 國際專用線路（IPLC）的示例】
備註-6：事實上，任何跨界跨國的通訊網路都是“虛擬”整合的網路資源，即需要租賃、計費或補償對等，包括託管和代管。
在這個示例中，一旦中國電信“境外CT POP”（網路接入點）被關閉，所有相關的“點到點”國際專線（IPLC）、國際乙太網專線（IEPL）、虛擬專網（MPLS VPN）等都將被斷服斷網（或被迫重構、變更網路的傳輸路徑）。
因此，網路“互聯互通”是有條件的，而有“管轄權”並不等同於有“控制權”，且有“控制權”未必需要具備“管轄權”。尤其是，當“政治化”的態勢被作為常態、“武器化”的趨勢被成為現實，“管轄權”與“控制權”就成為無法迴避的主要矛盾和不可讓渡的爭奪焦點。
目前，CTA等所面臨事件的實質和問題根源，不僅揭示了前所未有的鬥爭（和競爭）之長期性和不可調和性，而且折射出對網信安全的風險思維之不對等性和不對稱性（即顯著差距）。
五、孰輕孰重
曾幾何時，當談到網路安全或網信安全，我國網信業界某些“專家”，往往熱衷於所謂的“乾貨”，即僅是關注“獨門絕器”的技術、相關“獨一無二”的產品和“排他性”的專案立項，關注於譁眾取寵的技術渲染套路。至於大環境和背景，則認為是“國家的事”，或自以為不需要、不必要“過分解讀”。
通訊行業有一句警示：解決關鍵（Critical）問題難，發現問題根源（Root Cause）更難。換句話說，不知道問題根源所在，又怎麼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
以史為鏡，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所面臨的困囿，不是孤立和獨立的事件。一旦“新盟約”的模式和方法形成既成事實及主流趨勢，不僅國家安全和資料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和挑戰，而且任何單獨的企業都將無法抵禦“被壓制”、“被排斥”和“被邊緣化”的市場和產業格局，即使曾經富庶的“一畝三分地”也難以為繼。畢竟，電信和通訊的基礎與先決條件是“互聯互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其實，不論是網路（Network）安全，還是網信（Cyber）安全，淺顯且周知的道理（但不限於）：
1）必須定位對手（目標）、明確對標（目的）；“安全”本是保國衛家（包括企業利益），沒有“國”，豈有“家”（或“自娛自樂”）。
2）不“知彼”，則不“知己”，或其結果必然是關起門來或坐井觀天，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無厘頭地妄自尊大。
3）一個關鍵且不可忽視的根源是，對通訊網路的歷史和網際網路的發展過程知之甚少，甚至篡改歷史、歪曲過程，或以陳舊經驗和滯後觀念為“慣性”導向，直接造成誤導和誤區。
客觀地認識通訊網路的歷史和網際網路的發展，有助於反省自身存在的缺失和短板；正確地感知網信領域的態勢和趨勢，有利於解放思想、轉危為機，培養意志、提升鬥志，萬眾一心、創新開拓。
目前，國內的民眾（網民）還沒有感受或體驗到FCC“命令”的波及；也許，暫時不會理會“未來網際網路聯盟”的影響；但是，我們再一次強烈呼籲，國家網信安全已面臨全面（線）崩塌堵塞的重大危機：一個新的“包圍圈”已被精心設計並初步形成，對中國網信領域的眼前（2022年新年）乃至未來（2030年前後），必將產生“多米諾骨牌”的重大影響和連鎖反應。
請注意，網路通訊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性行業或增值性產業，已經演進為：
● 不僅是改變了人類文化和文明的載體；
● 而且是資料安全暨國家安全的底盤基礎；
● 以及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高速路”、“快車道”。
尤其是，網路通訊的基礎設施絕不能夠簡單地替代重構，關鍵底層技術，絕不能夠以一朝一夕而一蹴而就。不同於經濟、社會的傳統環境領域，在網信領域不存在“脫鉤”，卻會產生“作繭自縛”般的層層纏繞“圍困”和盲目困惑；美國及其盟友在網信空間對我國的遏制和擠壓、逼迫和威脅的終極目的是纏繞與圍困，且直接關係我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環境和生存條件。
綜上，絕非危言聳聽：大敵當前，中華民族網信事業的偉大復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退守，覆水難收，步步被動，只有束手待斃。突圍，釜底抽薪，大智大勇，絕地重生，定能闖出一番新天地。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必須毫不手軟地堅決打擊內外勾結的違法犯罪、賣國求榮行為，堅決清理糾正管理、治理和技術上的各種錯誤與失誤，萬萬不可姑息養奸，不可讓鬼魅魍魎借屍還魂。“打鐵還須自身硬”！
面對和應對網信安全、國家安全危機的生死挑戰，必須全黨、全民、全國同心同德，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堅決打破我國網信體制機制不合理的羈絆，堅決衝破追隨美國“作繭自縛”的怪圈，堅決樹立網信突圍的強烈意識，創新突圍，突圍創新，在“十四五”期間，只爭朝夕、堅定不移地建立我國網信領域自主、自立、自信、自強的新空間、新天地、新格局、新時代。
（邱實，網路資訊保安技術專家；牟承晉，崑崙策研究院高階研究員、中國行動通訊聯合會國家戰略研究中心主任。2021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