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海橫流之中
1959年11月18日，印尼政府突然頒佈“總統10號法令”，禁止華僑在縣級以下地區經商，由此發生大規模排華遣僑事件，中國政府派船接運難僑回國，中爪哇各地難僑則由三寶壟分批乘船回國。
1960年2月29日，我國派往印度尼西亞接運歸僑的第一批四艘輪船滿載著二千一百多名華僑回國。
圖為西爪哇的華僑啟程回國時，當地居民前來相送，依依不捨。
中僑委主任廖承志親自在廣州迎接被迫回國的印尼難貧僑。
何隆朝作為三寶壟“華總”掌門人，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指導下，以雷厲風行之勢，把本市所有華人社團都動員起來為“遣僑”服務。為了把難僑所帶的大件物品運出海關，往往會受到海軍陸戰隊的盤查刁難。
因排華而被集中等待遣返的華僑茫然無助，憂心忡忡。
何隆朝親自出馬找當地軍政當局交涉，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為保護難僑的利益據理力爭。因此在全印尼遣返難僑的四個港口，數三寶壟對難僑的檢查最為寬鬆，其他省的回國的難僑聽說了，也想方設法從三寶壟走。
圖為當時三寶壟等待回國的印尼難僑。他們在何隆朝領導的三寶壟中華總會的安置下，臨時住進了當地華社會所的禮堂，日常生活都由華總派人照顧。
那些攜帶黃金物品較多的難僑知道過不了海關，都來找何隆朝，眼巴巴地求他幫忙想辦法。於是，每逢送難僑上船的時候，何隆朝就特意穿上寬大的西裝，衣褲口袋裡滿滿當當，揣的都是金項鍊、金磚、金條。碼頭上的華人中，只有他這位中華總會的“遣僑總指揮”上船不受檢查，可以大搖大擺經過海關。上船之後，他再按照事先登記好的名單，找到艙裡，把這些金貨一件一件發還給大家。
在那場歷時一年多的“遣僑”風暴中，何隆朝領導三寶壟中華總會以古道熱腸之心，向中爪哇省數千名歸國難僑伸出援手。
作為整個援助行動的總指揮，何隆朝在此過程中的表現堪稱運籌帷幄，智勇雙全，為其贏得的聲望至今為人傳頌。
1960年代的僑領何隆朝，沉著冷靜，目光堅毅而睿智。
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發後的那幾年，是廣大華僑遭受白色恐怖最為慘痛的日子，也是何隆朝在滄海橫流面前無私無畏，顯露英雄本色的歲月。
從1960年到65年，是何隆朝僑領生涯中擔任職務最多和最繁忙的時期。他除了擔任三寶壟中華總會主席之外，還兼任三寶壟 “玉融公會”主席、新友社副主席、新友中小學董事長、龍華中小學董事長、華英中小學董事部秘書長和中華醫院董事。
由三寶壟華僑新友社主辦的三寶壟新友中小學。該校成立於1947年，1966年華校被政府封閉後改為國民學校第32中學。何隆朝先生曾任新友社副主席。
三寶壟當年的華僑學校壟華中小學（現為當地政府所屬的國民學校），1957年起何隆朝先生曾擔任這所華校的董事長。
三寶壟華英中學禮堂。這所由糖王黃仲函等老一輩華商創辦的華校成立於1916年，採用英語、華語和印尼語並重的教學，是印尼最早的“三語”學校之一，後被政府封閉。
1965年10月1日晚上，何隆朝正作為中爪哇省政府訪華團顧問，陪同默達省長等印尼貴賓在北京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焰火晚會。中國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司長楊公素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一名幹部急匆匆找來，神色凝重地告訴他們：“昨天（9月30日）晚上印尼國內發生了政變，陸軍開進雅加達，控制了首都，社會上及官方輿論都說正被鎮壓的“9·30”事件是印尼共產黨策劃的。蘇加諾總統可能已處於無權的地位。”
海軍少將出身的默達省長憂心忡忡地對何隆朝說：“何兄弟，你可以晚幾天再走，我是省長，不可能不牽扯到政治問題，所以必須馬上趕回去。”結果，對中國友好的默達省長一回到印尼，便被蘇哈托革職清洗。
幾天之後，當何隆朝在深圳羅湖海關準備取道香港返回印尼時，印尼政局進一步惡化，不斷掀起反共、反華的高潮，軍警到處逮捕共產黨人，很多華人社團領導也被抓被殺，全國上下一片血雨腥風。
1965年“9·30”事件之後印尼發生的屠殺共產黨和排華暴行，是當代人類社會極其黑暗的一幕。（資料圖片）
為了何隆朝的安全，中央特別派廣東省僑辦的官員勸他留在國內。何隆朝仍然決定回到印尼，他說：“我如果不回去，三寶壟中華總會有很多事情不好辦，那裡有一些華僑處境更危險。何況我的家人也需要我。”
當他在三寶壟一下飛機，就被軍區諜報處主任跟蹤監視起來。他的家也被暴徒搗毀，還差一點被縱火焚燒。印尼各地的中華總會主席沒有逃亡的均已坐牢，三寶壟也有不少華僑被軍人抓走，種種跡象表明，何隆朝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沒有躲藏起來，而是冒著巨大風險，天天前往軍區司令部，想方設法與之周旋，目的在於營救那些被捕的同胞。
圖為被抓捕的印尼華僑在西爪哇尖美士監獄，穿著囚衣被強迫勞動。（資料圖片）
在長達一年多的大抓捕、大屠殺的日子裡，何隆朝至少營救出上百名身陷囹圄的華僑。那些遭難的同胞，有人在他的擔保下被當場從監牢裡放出來；也有一些人遭到追捕後逃往國外，何隆朝便和其他熱心仗義的華僑一道，儘可能照顧逃難者妻兒老小的生活。
若干年後才知道，何隆朝之所以倖免於難，是因為他當年在蘇哈托當三寶壟軍區司令時與之建立的交情起了作用。
圖為當年的三寶壟印尼第四軍區司令部，現如今變成一座軍事博物館。
印尼軍政強人蘇哈托（前左）後來當了總統，鐵腕統治印尼三十多年。
這期間，何隆朝還利用他和省長的私人關係，說服當局，暫緩執行軍方要在全省統一開展的強行沒收華僑財產的命令，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中爪哇華僑同胞的切身利益。
八十年代，何隆朝回鄉探望貧困的印尼歸僑老人。
回顧過去，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何隆朝先生當時所做的一切，都堪稱是一個奇蹟。他的睿智，他的鐵骨柔腸，他的勇氣和應變能力，在縱橫捭闔、折衝尊俎之中，已永遠定格在當地華人的心裡。
鄧小平的探望
日子過得飛快，彈指間就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
這時候，印尼與中國翻臉後，雙方官方之間早已不過話了，而中國仍處於自顧不暇的文革之中，但政府並沒有忘記為祖國做出過貢獻的海外兒女。1974年的國慶節即將來臨，中央決定再請一批華僑代表回來出席建國25週年的慶祝活動。
本文的主人公自然也在邀請之列。於是，何隆朝攜夫人林玉珍一同坐飛機經由香港來到北京。
1974年10月，何隆朝與太太林玉珍（中）帶領二女兒何秀玲（左）、女婿許經諒（前右）回國觀光。這是他們在當時還在國內工作的妹妹何福梅（前左）陪同下參觀上海工業展覽館時，在館內展出的國產紅旗轎車上留影。
這一年，周恩來總理已身患癌症，所以不能像以往那樣親自前往北京飯店歡迎、看望這批華僑代表。但令何隆朝夫婦同樣感動並難忘的是，另一位世界級的偉人鄧小平，——微笑著走進了他們下榻的房間。
鄧小平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他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打倒，後又被毛澤東以“人才難得”為用，於1973年4月將其復出重用。他的傳奇在於，後來再次被打倒又再次崛起，最終掌握並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
此時，周總理正在病中，鄧小平實際上成為國務院的當家人。那天下午，身穿淺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來到北京飯店，陪同人員問他，要不要請華僑代表們集中到會議室一塊接見。鄧小平說，不必了，他們人數不多，我們去他們房間裡坐一坐，談一談也很方便嘛！
在何隆朝夫婦的房間，鄧小平與他談話時沒有涉及印尼的政局，而是很有興趣地問了不少印尼華人企業生產經營方面的問題，何隆朝結合自己針織廠的情況一一作了回答。鄧小平聽了不住地點頭，說，你一個管了幾百個工人，不簡單呢！臨走時，鄧小平又對站在一旁的何隆朝夫人林玉珍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現在是資本家的太太，但是老何是愛國僑領，是紅色資本家。所以，你要支援他的工作，要對工人好一點，對家裡的僕人也要好一點。這樣，生意就會做得好，事業就會發展得更快一些嘍！”
1970年代何隆朝與夫人林玉珍。
從祖國回來後不久，與叔叔何炎妹合作開了很多年針織廠的何隆朝，決定轉往金融業投資，開辦了一家“三寶壟經濟發展銀行”。
創辦寶利集團
1970年代，三寶壟市政府制定市區擴建計劃，何隆朝先生涉足地產生意獲利頗豐。
然而到1980年前後，他所經營的私人銀行，卻因誤信他人，監督不當，瞞著他在椰城炒賣黃金髮生巨大虧空，導致資金週轉不靈，損失慘重，債主上門，經濟幾乎破產。何隆朝為此經受了巨大打擊，但他終於挺住，發誓要把欠債還給客戶。一批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朋友、同鄉挺身而出，調撥各自企業的資金，無限期借給何隆朝，助其度過難關。一年以後，銀行欠賬全部還清，他這才將其停業關閉。
上世紀七十年代何隆朝先生的全家福合影。
1982年旱季來臨，一批美國援助給印尼的大米，運到了中爪哇首府三寶壟。
不過誰又能想到，這批美國大米的塑膠包裝袋，卻無意中引起一個人濃厚的興趣，並由此成就了一番稱雄海內的事業。此人正是當時尚未從銀行破產陰影中走出的何隆朝。
在此之前，何隆朝只見過裝化肥的塑膠袋，這種用來裝大米的編織袋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心裡暗自讚歎，美國人生產的塑膠袋子倒真不錯！美觀、輕巧、結實，布面平整，搬運方便，還能防水防潮。他想，要不了多久，印尼當地人裝大米用的麻袋就會被淘汰吧！
1978年，何隆朝夫婦在女兒的婚禮上。左一系他們的次公子何平。
憑著自己在商界多年打拼的經驗，他馬上判斷出，這種裝大米用的塑膠編織袋，作為一種化工產品，工藝不會太複雜，如進入工業化生產，其成本也絕不會比麻袋更高。他接著又想到，印尼的勞動力資源，不知比歐美國家便宜多少倍，如果把這種產品引進到爪哇島本土生產，一定大有競爭力。
於是，他在親友的支援下，創辦了一家專業生產塑膠編織袋的工廠——寶利塑膠有限公司（POLIPLAS）。工廠位於三寶壟遠郊20公里外的翁阿蘭（Ungaran）地區，最初只有一座廠房和5條生產線。由於產品暢銷，經營有方，寶利公司發展迅猛，短短几年時間，何隆朝便把這種產品推廣到整個印尼市場，並出口至日本、中東、澳大利亞等國家。
何隆朝創辦的寶利塑膠有限公司（POLIPLAS）工廠外景一角。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寶利公司的塑膠圓織機已經增加到750多臺，擁有4000多名員工和將近30條國際一流技術水準的拉絲生產線。至此，何隆朝的工廠以年產3萬餘噸10多億條塑膠編織袋的規模，在亞洲數千家同類產品的生產商中，無論是產量還是銷售額，都成為排名第一的業界翹楚。
寶利公司的塑膠圓織機。
1992年，何隆朝又新建了一座佔地2萬多平方米的水泥袋廠，年產數千萬條牛皮紙與塑膠布粘合而成的複合式水泥袋。水泥袋廠建成投產後，何隆朝又相繼投資創辦了塑膠玻璃紙廠、包裝紙廠和錄音帶廠。他從英、美、日、德等國引進當代國際最先進的ＢＯＰＰ、鐳射製版等技術裝備，建成了印尼最大的雙向拉伸薄膜生產線（見下圖）。
寶利集團旗下的企業還包括紡織與針織廠、塑膠編織廠、B.O.P.P工廠、水泥袋、牛皮紙袋、塑膠化工包裝袋廠等。他還在香港設有亞華貿易公司，代理從中國輸入機械、化工產品等業務。
寶利公司的女工。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餘年間，是寶利集團成長的黃金年代，規模不斷擴大，訂單似雪片一般飛來，機器開足馬力，車間晝夜繁忙，財富亦隨之像河流發洪水一樣滾滾上漲。何隆朝這時雖已60多歲，但身體尚好，精力過人，每天工作10來個小時而毫無倦意。
2004年5月，筆者與曾經在國內報社一起工作的同事好友張文喜（右一，現為印尼國際日報執行社長）前往三寶壟採寫何隆朝先生的生平傳記。何老當時已過古稀之年，但身體還好，每天都去工廠上班。圖為他帶人在車間巡視，我在前面拍攝了這張照片。
情懷與信仰
1990年8月8日，中國與印尼恢復了中斷長達23年的外交關係。兩國捐棄前嫌，重歸於好，中國派錢永年先生前往雅加達出任復交後的第一任大使，而何隆朝先生則是第一個前去登門拜訪中國大使的印尼華人。
2004年6月，已經退休的錢大使又一次來到印尼，這期間他專程到三寶壟看望老朋友何隆朝先生。筆者當時也在現場，聽到何隆朝先生感慨地回憶說：“海外華僑最高興的事，莫過於祖國親人的到來，所以我一聽說中國派大使來了，就即刻趕去探望。”錢永年也拉著何先生的手說:“我在印尼當了5年大使，能順利開展工作，完成國家交付的使命，多虧了有何先生他們這些僑領的幫助啊！”
錢大使說：“我一生在好多個國家工作過，印度尼西亞是我非常懷念的地方。為什麼呢？主要是與一大批像何隆朝這樣的老一輩僑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對祖籍國的熱愛已經成為一種信仰，實在是感人至深。”
2004年，何隆朝與中國前駐印尼大使錢永年在三寶壟。
實際上，即使在兩國尚未復交之前，何隆朝也在默默地為促進兩國貿易往來奔走幫忙。他堅信籠罩於中國和印尼國上空的陰霾終將雲開霧散，而雙方的友好合作必將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1987年6月，一年一度的雅加達國際博覽會隆重開幕。第一天，觀眾人數即達11萬之眾，比去年增加6萬人。據當時的印尼《雅加達郵報》報道說，觀眾人數的激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首次參加了博覽會。這是兩國斷交20年之後，中國第一次派出大型展覽團到印尼，一共組織了北京、上海、江蘇、廣東、福建等10個省市的機械和電子產品前來參展，轟動一時。
此次展覽大獲成功，意義重大。中國以經貿開路的方式，展開與印尼交往的破冰之旅，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對方的敵意，也為三年之後兩國順利復交埋下了伏筆。
何隆朝先生即是這次中國展覽團到印尼參展的幕後推手之一。
他的一位在香港的侄兒何偉誠先生，當年亦全程參加這場展覽活動的組織與策劃。何偉誠回憶說：“由於那時兩國還沒有復交，活動空間有限，國內來的人要在這裡辦什麼事情非常困難。伯父在印尼上層有很多關係，他也一直利用這些關係熱心地幫助我們，可以說是功不可沒。”
2000年前後的何隆朝與時任中爪哇省長馬迪安託。當地政要均對其十分尊重，他平時進出省長官邸從不需要事先通報。何先生頗為自豪地對我說，我的汽車和我本人這張面孔就是通行證。
中國和印尼復交之後，何隆朝興奮之中馬上想到要為祖籍國表表心意。他決定把從中國進口一批塑膠機械產品，把買裝置的錢花在祖國他心裡舒服。廠裡有技術人員認為中國機器不如日本、德國的好用，何隆朝堅持要買，便從杭州的一家塑膠機械廠連續訂購了好幾批裝置。後來，他又在此投資開辦了一家企業——杭州寶利華塑膠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何隆朝兒時在故國家園僅僅生活了9年，但他卻用一生的情感熱愛著曾經養育過自己的祖國。幾十年來，他也像很多熱衷回報桑梓的華僑那樣，以不斷為家鄉和國家公益事業捐款捐物的方式，表達一顆赤子之心。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何隆朝就自己帶頭，並發動海外的親友長輩，為家鄉捐建了一所很漂亮的小學。
後來，他又和其他華僑一道，先後捐建了家鄉的華僑影劇院、衛生院、老年活動中心以及村委會的辦公樓等公共設施。
1980年代，何隆朝先生回國參加福清華僑罐頭廠投產剪綵典禮。
上世紀80年代，何隆朝曾領導過的三寶壟福清同鄉會的諸位僑賢，共同募捐數百萬元港幣，為家鄉捐建了一所在福清數一數二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龍華職專。1987年建校時，正值何隆朝銀行倒閉後進行二次創業的艱難時期，但他仍毫不猶豫地從多方籌措的辦廠資金中，抽出7萬元港幣捐給學校。十年後，當他再度創業成功，又拿出30萬港幣捐獻給該校。
90年代，福清市政府為徹底解決本市工農業用水問題，發動海內外全體福清人共同捐資，並在國家支援下建起了全國縣級轄區規模最大的水利設施——閩江調水工程。何隆朝也慷慨解囊捐資40.5萬元人民幣。
福清閩江調水紀念碑。
除此之外，他還向北京燕京華僑大學捐資上百萬元，在該校建起了現代化的“何隆朝教學室”。
何隆朝幾十年為公益事業捐出的錢物，當然不止以上記錄的這些專案。當他健在時，筆者曾就這個問題採訪過他，他笑笑，很認真地回答說：“我也沒記住，真是忘了，捐過了，就忘記了。”
應當承認，一個人愛國思鄉的信仰，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丹心終不改，白髮為誰新”，到了晚年，何隆朝的這種信仰歷久彌堅，愈發痴迷。
何隆朝晚年回國時與家鄉領導親切座談。
半個多世紀以來，何隆朝先後數十次回到中國，即使在兩國政府斷絕來往的年代，他也想盡一切辦法回國參觀考察。
2000年10月，何隆朝與夫人林玉珍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此時，夫人的身體已十分衰弱，次年6月2日病逝於三寶壟。
2004年5月，中國政府又特別邀請一批海外僑領回國檢查身體，並在北京、上海、廣東進行為期10天的觀光。邀請函分別發往印尼、俄羅斯、義大利、英國、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加拿大、新加坡、菲律賓等10個國家，每個國家只邀請一人。
何隆朝先生作為印尼唯一的代表，也應邀參加了這項活動。上述安排，對於應邀回國的海外華人華僑來說，顯然帶有宣示殊榮與褒獎慰問的雙重色彩。被邀請者，當然是對祖國有過重大貢獻以及各國華人領袖中的代表人物。
這一年九月，國務院僑辦再次邀請何隆朝等海外華人、華僑代表來北京歡度建國55週年慶典。他的大女兒何巧玲與長子何林陪同父親一道回來，他們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了國宴，並受到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親切接見。
離開北京，何先生一行前往上海、杭州，並打電話給筆者，讓我從福建趕來與他們會合。記得到達杭州市那天，何先生又提出來要請大家陪他去宋城觀賞仿古歌舞。結果開車到那兒一看，人擠的水洩不通，票也早已售完。何先生執意要看，一再央求其寶利集團杭州公司的經理張亦明，“你跟門衛說說，我們願意多花幾倍的錢進去看看行嗎？沒有座位，站站也好啊！”但那天晚上，人實在太多，門衛也愛莫能助。張亦明告訴我：“何先生每回來都要看，我已經陪他已經看過4次了。”
他為什麼看不夠呢？
得知今晚無論如何進不去了，何先生非常失望。他坐在汽車裡喃喃自語道：“仿古歌舞，我喜歡啊！都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呢，我們在印尼看不到呀！”
返回酒店時，汽車開得很慢。明天就要回印尼了，何先生一路上目不轉睛地注視車窗外緩緩後移的街景，解饞似得看著路邊店鋪的招牌，那都是漢字寫的，這使何隆朝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車子一邊走，何先生一邊不停地大聲念出招牌上寫的店鋪名字：興隆南貨店，——西湖麗人彩妝店，唔！——如月茶樓。
路過西湖，何先生的大女兒何巧玲也不由想起了小時候背過的白居易寫西湖的詩：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車上，每個人的心裡都湧起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時候，我對眾多海外華人割捨不斷的故國情懷，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體會。
2004年10月，何隆朝在長女何巧玲、長子何林以及《千島之國閱滄海——僑領何隆朝傳》的作者丁劍（右一）陪同下，在浙江海寧觀看錢塘江潮。
2008年10月，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後，為祖籍國倍感自豪的何隆朝先生不顧年事已高，再次應邀回國觀光，坐著輪椅來到天安門廣場，興奮的一直唱歌，他還參觀了奧運場館，並最後一次登上長城。
遊遍千山萬水，去過多個國家，何隆朝先生一生最愛的還是幾十年魂牽夢繞的祖籍國——中國。這是2008年10月他最後一次前往北京觀光，並請他的印尼司機用輪椅把他推上長城，面對鏡頭深情地豎起了大拇指。
何隆朝先生每次回到祖國，不管去任何地方，總是那麼心情愉快，興致勃勃，他當然知道自己的祖國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他卻用一種極端包容的心態看待這一切，不喜歡人家說中國半個“不”字。對此，何隆朝先生的妹妹何福梅女士解釋說：“我大哥是在舊中國生活過的人，他深知那個時代的腐朽與黑暗。對比新中國發生的鉅變，他是從內心感激和擁護這個政府的。”
2003年，何隆朝先生與三寶壟同鄉好友許孫雄（左三、曾任三寶壟福清同鄉會主席）先生，在家鄉福清和龍華學校幾位老師在一起。
這是一種執著的愛國情懷，始終在何隆朝先生內心深處佔據著最重的份量。與其說是情懷，不如說是信仰，而信仰一旦形成是很難改變的。他帶著這一盞光亮，在滄桑的歲月裡行走，無論身在何方，都足以印證了人生的輝煌。
何隆朝先生與世長辭已整整十年了，印尼華社一顆具有那個時代象徵意義的將星殞落，幾成絕響。
但是，他將長久地活在我們心中，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