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
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重新開放,無疑是陶瓷愛好者的盛事。故宮博物院的陶瓷收藏承自清宮,流傳有序,品類既豐且精,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國陶瓷收藏之一。而此次陶瓷館從文華殿遷至武英殿之後,展品從原來的400件擴充套件至1000件,數倍於常規展覽所用的展品數量,規模堪稱盛大,足以串起中國陶瓷史的起承轉合。北青藝評已經介紹了展廳中隋以前的展品,本篇將著重介紹唐五代陶瓷精品。
邢不如越
陸羽在《茶經》裡的話,可能是品評唐代陶瓷中最著名也最詳細的一段:“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嶽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喝茶哪有如此講究,但偏是講究,才由物質引發了意趣,由意趣孵化了文化,又由文化產生了認同。寥寥數語,無心插柳,茶聖為我們帶出了唐人心目中的陶瓷產業格局:南青北白,雙雄並立。從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大抵如此,但箇中細節,又自有曲折。
越窯、邢窯,分別是“南青”和“北白”的代表。窯以州名,可能與州府地區是重要的集散地有關。窯場的實際位置要靠近原料、燃料,通常較為偏僻。據現有研究成果,唐代越窯最重要的產地在今寧波慈溪上林湖一帶,沿湖窯址密佈,至晚唐五代至於極盛,生產規模很大。也是在晚唐五代時期,越窯研製生產出“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秘色瓷,深為時人所珍,唐、吳越、遼、宋等朝帝王對秘色瓷的使用,均有跡可循。有詩盛讚“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雲”,可見越瓷“如冰似玉”之說乃有共識,而秘色為此中極品。
據清華大學尚剛教授考證,“秘”為“宮廷”之意,“色”為“類別”,秘色瓷,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皇帝的瓷器。從文獻來看,秘色瓷的使用可能確實受到了皇家的管控。從考古發現來看,生產秘色瓷所用的匣缽都比一般瓷器的胎質好,且皆為一次性適用,比生產一般瓷器要浪費得多,可能也體現出了追求精品以服務宮廷的不惜工本。如今來看,秘色瓷出現的一個重要意義,或許是確定了青瓷的審美標準:原來青瓷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
邢不輸越
越瓷雖冠絕一時,但卻並非“南青”唯一的代表。按照陸羽的說法,南方至少還有婺州、嶽州、洪州、壽州等地生產的青瓷名噪一時。“第一名”流量太大,後幾名只好被迫低調,平素展覽中難得一見。實際上,諸窯場皆積澱深厚,各有所長。如核心窯場湖南湘陰的嶽州窯,很有可能就是前文(《北京青年報》6月25日B8版)提到的南北朝時期青瓷蓮花尊的生產地點。
在唐代,嶽州窯(湘陰窯)與長沙窯(銅官窯或石渚窯)的生產地點連成一片,人大李梅田教授經比較兩地產品,認為二者可納入統一的“嶽州窯”系統。而長沙窯的彩繪青瓷別出機杼,比越窯瓷器更早稱霸世界陶瓷市場。洪州窯是最早使用匣缽進行生產的窯場,而匣缽的使用對於瓷器釉面品質和成品率的提升意義重大。壽州窯以釉色泛黃著稱,雖不入陸羽的眼,但彼時已形成了自身特色,只不過消費品位的培養尚待時日。
陸羽為解釋邢越排名大費筆墨,或許正是因為北方白瓷風頭正健。陸羽將“類銀似雪”的邢瓷排於“冰清玉潔”的越瓷之後,可能既有吐槽,也蘊含著價值觀的表達。《禮記》載,孔子曾說過,“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玉在人們心中有著特殊的意義,是君子品德的象徵。越瓷既然能顯露出玉的品質,那當然比庸俗的“銀”高明一籌。不過,恐怕只有像陸羽這樣較真的讀書人,才非要從“德性”的角度給不同釉色的瓷器分出個高下來。
生產於今河北邢臺一帶的邢窯白瓷,屢屢出土於唐代的政治核心區長安、洛陽一帶。遠距離的運輸和特殊的消費地點,本身就證明邢瓷受到的追捧並不輸于越瓷。邢瓷底款頻頻出現的“盈”字款,據考證,是指皇帝的私庫“百寶大盈庫”,這更坐實了邢瓷的地位。
北白與三彩
說起“北白”,邢瓷總給人以“獨尊”之感。至陸羽故去之後,晚唐時期,邢窯衰落,定窯崛起,二者接棒時段,“邢定”難分。定窯在最早的生產階段泯於眾人,至晚唐五代時期突然興盛,或與當時藩鎮割據的局勢相關。陶瓷專家孟繁峰先生據碑刻資料和定窯生產情況分析認為,晚唐時期,定窯很可能是藩鎮義武軍官窯。義武軍節度使又稱易定節度使,一些定瓷底款有“易定”二字,可能與此有關。定窯於晚唐不過初露崢嶸,其真正的綻放還是要留待於五代宋金時期。
晚唐定窯或可視為邢窯的衣缽傳承者,“北白”另有一處代表,是鞏義窯。鞏義白瓷品質頗高,當時便暢銷海外,著名沉船“黑石號”中便有精品出土,但是於今卻名聲不顯,大概是因為它還有更著名的產品——唐三彩。中國瓷器產生之後,陶器傳統並未中斷,新出現的低溫鉛釉陶器持續生產,自成一路,至唐三彩產生,光彩耀世。
三彩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產品,通常是面目猙獰的鎮墓神獸、武士,而且由於釉中含鉛,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它被視為無法實用的墓葬專用品。其實,鉛所導致的慢性中毒之說,來自於近代醫學。古語“洗盡鉛華”,“鉛華”便是古代婦女化妝所用的鉛粉,鉛粉中的一類也含鉛。倘若鉛的毒性廣為人知,女生即便愛美,也不至於不惜性命。從鞏義窯的發掘情況來看,三彩日常用品也大量出土,表明它亦見於人們的日常生活。
陶瓷的春天
“南青北白”,是《茶經》留給我們的固有印象。但至晚唐五代,南北瓷業互鑑,“南白北青”亦各有成就。談及“北青”,《茶經》本身便留下了破局的線索——“鼎州窯”。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根據古地名判斷,鼎州窯即是指唐宋時期大名鼎鼎的黃堡-耀州窯。黃堡-耀州窯地處陝西銅川,距離長安較近,其產品深受越瓷影響,幾可亂真。至五代,耀州窯青出於藍,更生產出天青釉瓷,開風氣之先,以至於不少研究者認為五代耀州窯就是後周世宗柴榮的“柴窯”。當然,“柴窯”如今仍是懸案,但黃堡-耀州窯對後來汝窯的重大影響,卻有公論。
北方白瓷的流行,讓南方諸多陶瓷原料豐富的地區蠢蠢欲動。傳統青瓷產區囿於生產傳統,不便改弦更張,安徽繁昌、江西景德鎮趁此機遇,順勢先後崛起。南方白瓷,以白中泛青著稱,故而更常見的名稱是“青白瓷”。晚唐五代時期的青白瓷尚難與北方白瓷比肩,不過此時的初綻為兩宋時的揚名天下奠基。
政治史和文學史的分期,通常把唐代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中晚唐時期,大唐頗鬱郁不得志,內有宦官,外有藩鎮,朝臣黨爭,百病纏身。李商隱詩歌中婉轉沉鬱,或早已主導了人們心中的中晚唐印象。然若從陶瓷史觀察,此時真乃陶瓷生產的明媚春天,南北陶瓷生產皆盛,且彼此交流頻繁,相互效仿。如此鮮明對比,耐人尋味。
某種可能的解釋是:地方割據勢力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增強自身經濟實力,而採取較為寬鬆的經濟政策,進而客觀上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越窯的興盛最為典型。吳越錢氏安居一隅,遠離中原紛爭,利用臨海地利,揚帆海外,偷偷發財。吳越統治期間,越瓷盛行於海上絲路沿線,產品遠達西亞、東非,所向披靡。爪哇海域出水的“井裡汶沉船”,出水越瓷近三十萬件。越瓷的出口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彼之砒霜,此之蜜糖。換一個視角審視歷史,有時竟如此不同。供圖/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