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每日熱文摘
女博士陳盈掰著手指頭算，在北京買一個小書房的錢足以在老家廣西小城買下三室一廳的寬敞房子。
她從來不敢跟學生聊房價，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訴那個女孩，“同學想讀博嗎，先買個房吧！”
女博士陳盈想要有一間書房。
寒窗苦讀數十載，她對書房的渴望，超過女人對擺滿漂亮衣服和鞋子的衣帽間的憧憬。但在均價五六萬元的北京，擁有一間哪怕只有10平方米的書房，對陳盈來說都極盡奢侈。
她掰著手指頭算，這筆錢足以在老家廣西小城買下三室一廳的寬敞房子。
去年夏天，陳盈拿到博士學位，在高校謀得教職，老公在北京工作。結婚後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在北京買房安居。
像很多年輕人的“6＋1”買房模式一樣，小兩口及雙方父母傾盡所有積蓄，湊出首付。
“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終究沒有長成自己期待的樣子。”陳盈一直篤信“知識改變命運”。從小靠著勤奮和在學習上的天分一次次打敗對手，躋身名校。
但當髮際線和理想一起衰退時，在埋首還房貸、找工作、相親生子的繁冗日常裡，她和她的一些同學意識到，名校的錄取書不再是跨越階層的通關卡，年少時抱有過閃亮生活的願望，可能永遠無法實現了。
看房——
陳盈相信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那句名言：女性要從事寫作，需要每年500英磅的收入和屬於自己的房間。
她從初中開始住校，直至今天。她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還是要住在宿舍裡？
自從進了天津一所985高校教書，單人宿舍的環境好了許多，有一米高的書桌、小衣櫃，以及一張一米二寬的床——上面擺著床上書桌，這是住宿生涯的標配。女生喜歡架著它看書、用電腦。她換了一個又一個，終於用上了最貴的那種電腦。
她迫切地需要一間書房，做研究、寫論文，以及裝下她的300多本書——一個4米寬，2米高的書櫃足夠了。
步入職場後，買房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同事有的早早買了別墅，升值了幾百萬；有的在朋友圈曬出買房的協議證明，讓陳盈有種緊迫感。
當初從四川大學讀完本碩，來北京師範大學讀博士時，她看著瘋狂的房價曾一臉不屑：“這麼貴，誰會買呀。”後來，她一次次被現實打臉。
周圍年齡相仿的80後同學要麼已經在北京買了房，要麼和陳盈一樣準備買房。儘管，大家都有良好的學歷背景和體面的工作，但在買房這件事情上都必須依靠父母甚至是全家親戚的大力支援。
這些自幼在家裡備受稱讚，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到了而立之年卻要啃老，陳盈覺得愧疚。“不說我給家裡帶去多少錢，但至少不能壓榨，現在這個底線都沒有了。”
老家曾是廣西海邊的小城，世代安寧，這些年隨著港口的建設逐漸崛起，父母房子旁的公路上，多了許多運輸車輛。陳盈的媽媽有些神經衰弱，不堪其擾，本來打算換套房子，但最終決定把錢給女兒湊首付，舊家只是裝了套雙層玻璃。
北京是一個與家鄉截然不同的大都市，短短几年時間裡，陳盈不再覺得住在一個每天花兩三個小時上班的地方很遠；也不再認為那些20多年房齡的房子老得沒法住人，在北京四五十年房齡的房子依舊價格不菲。
她正在被這座城市的現實改造、重塑，以至於要去買那些比自己原先的認知，每平方米的價格多了一個零的房子。
一開始，陳盈的老公並不同意買房，他用一系列資料和理性分析告訴妻子，房價太貴了，首付的錢用來買理財產品能賺更多的錢。
“他去年說我想買房的心態很病態，今年他就被現實狠狠打了臉。”可能是出於女性“築巢”的天性，經過不斷的爭吵、妥協，陳盈說服了丈夫。
因為房價一輪一輪地瘋漲，“現在所有的老公都對當初哭著喊著買房的老婆感激涕零。”
他們看來看去，在北京只有南邊的房子還能交得起首付。但不管是當年砍人的菜市口，還是埋人的陶然亭，附近都是豪宅了；本地人印象較好的房山、亦莊也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這裡的南邊指的是各種批發市場、建材市場、城中村聚集的地方。環境差，價格相對便宜。
從夏末看到秋初，天越來越冷。每個週末，陳盈和丈夫坐在中介的電動車上，迎著北京隆冬凜冽的寒風穿行於小街陋巷中，尋找合適的房源。
她至今記得看到大片的荒原，形色各異的垃圾山，以及長到腰高的雜草，“我覺得那是發生刑事案件的地方，千萬不能住在這裡”。
還有文化用品批發市場中，早晨六點卸貨的車轟鳴，方圓幾公里內都能聽到撕透明膠帶“刺啦刺啦”的聲音；城中村旁的街道，周圍搭了很多棚戶，井蓋上潑滿了汙水，雞和野狗瘋跑，他們一度懷疑自己穿越到小縣城，眼前不再是人們心心念唸的北京。
“我有點魔怔了，熬夜在手機上看掛出來的房源，一看就到凌晨兩三點，週末拉著老公看房，發脾氣，很焦慮，在被拒絕後坐在腳踏車車座後面號啕大哭。”
之前沒看上的房子，兩個月後每平方米漲了四五千元，又變得買不起了，他們心急如焚，既想趕緊買，又不想放下在小城市住久了的心理要求。
遠在老家的父母也沒閒著，陳盈每看一個房源，他爸爸就在全景電子地圖上放大、放大，仔仔細細地研究周圍的環境，然後告訴女兒，“這個環境這麼差，你怎麼能買呢？”
在父母眼裡，四五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子，那得什麼樣呀？
在廣西的陳盈父親對於看房十分自信，單位裡的年輕人一買房，一定會拉著他去看看，“樓層這麼低，下面就是垃圾桶，不是臭死你？”“這塊地是窪地，鋼筋這麼細，不結實。”“這個戶型不好，假通透，廚衛不對門。”
女兒決定買房後，父親特意在假期裡對她進行了看房培訓，但等回到北京，陳盈發現這些統統用不上。
但凡看得上的，稍有猶豫就被人搶走了。他們曾看上一間裝修不錯的房源，本著大決定一定要過夜的原則，打算第二天再籤，結果過了一晚，房子已售出。
“我爸媽活到50歲，發現自己的人生經驗在這裡根本不適用。”陳盈說，爸媽很傷心，覺得自己的錢賺少了，再多賺一點就能給女兒買個更好一點的。
她有個同學，算是村裡的首富，賣掉老家的房子也才湊出30萬元，“你說，這個錢放在北京能幹什麼呢？”
買房——
經過不斷地尋覓、糾結、妥協，陳盈終於在年關將至之前買了一套舊公房，88.9平方米，首付100多萬元。房子出生於上世紀90年代，樓道里還儲存著可以從樓上倒垃圾的老式管道。
他們買了沒有電梯的六層，陳盈的媽媽很心疼，擔心女兒以後懷孕了還要每天爬上爬下，但當得知同樣戶型的房子低樓層要貴200萬元時，媽媽說，“還是爬樓梯吧。”
最初看到鐵管樓梯欄杆、牛皮癬廣告和破破爛爛的小區環境，陳盈心想：“這麼差的房子，總該讓我們講講價吧？”
戴著眼鏡，一臉學生氣的陳盈小兩口毫無講價經驗，“傻乎乎地告訴人家，我們只有這麼多錢，你能不能賣給我們？”
原房主是一對退休職工，京城“土著”，兒子、兒媳婦也都在北京工作，沒有談價的餘地。
最終雙方還是簽下了購房協議，約定半年後交房。
至此，陳盈人生中最大的一筆交易完成，她卻沒有感到高興，而是深深的疲憊和厭倦——這麼大筆錢花得如此艱辛、如此令人不悅。
一個師姐告訴她，在北京買房，沒有誰的經歷是愉悅的。這句話在此後被反覆證明。
今年暑假快結束的時候，交房日期也快到了。陳盈三次打電話確認，對方都說沒問題。於是，在約定的日期，陳盈的丈夫一個人帶著相關材料來收房。
原房主一家都在，突然宣佈今天交不了房。因為他們買的新房櫥櫃不能按時上門安裝，所以需要多住一個月。當時，陳盈正在家鄉陪父母，聽到訊息立馬起身奔回北京。
他們重新翻閱了購房合同，上面清楚地寫了逾期不交房，要賠付千分之十五的違約金。而過戶和物業交割手續都已辦完，從物權角度上說，這個房子已經屬於陳盈。
他們跟房主溝通，希望對方看到高昂的違約金後，能早點把房子交出來，但房主的兒子打電話說：“我們自己的房子，愛住多久就住多久，憑我們家在北京的勢力，卸你胳膊卸你腿跟玩兒似的。”
陳盈感到奇怪，為什麼之前一直說能按時交房，到了交房當天卻突然反悔呢？
她上網一查，才發現這種情況十分普遍。
北京的房價不斷上漲，每平方米漲幾千一套房就能漲幾十萬，很多房主在交房時感覺自己賣虧了，就會佔著房子不搬走。
而她半年前買的這套房子，保守估計也已經漲了50萬元。
她在高校的論壇上，看到有人說“老北京”要臉面，一般不會主動提出要買房人加錢，於是，就拖延交房時間，憋著買房人自己提出多給錢。
陳盈兩口子先是動之以情，訴說兩個年輕人在北京打拼多麼不容易，北京房租多麼貴，家裡為了這套房子借了多少錢等等。
但對方無動於衷，陳盈的婆婆聽說後，十分氣憤地跟他們說，“你們怎麼能示弱呢，應該示強啊！”婆婆立馬給中介打電話施壓，“別以為我們是外地人好欺負，能在北京砸幾百萬買房的，也不是一般的人家！”
各路親朋好友都來支招，裝修公司的師傅說“我給你拉一車民工來幫忙”；陳盈老公在北京的媒體工作，朋友建議“扛個攝像機過去，然後打110，有媒體在，很快會給你解決”。
後來，他們找了一位社會經驗豐富、滿口京片子的“土著”，扮成陳盈丈夫單位的法務人員一起去交涉。
這時原房主家說話最有分量的姑姑出面了，陳盈祭出“大殺器”：“你侄子之前威脅我們‘卸胳膊卸腿’的電話已經錄音了。”同學在一旁“添油加醋、煽風點火”，姑姑嚇了一跳，出面“主持公道”，斥責了侄子，最後恭喜他們喬遷新居，還跟兩口子握了握手。
這一場買房風波終於以一種頗為戲劇化的場面收尾，陳盈經過十多天的折騰，已經精疲力盡。
“百無一用是書生啊。”她深深嘆了一口氣，“自己讀了那麼多年書，真正碰到要解決的問題，卻那麼無力。”
她感覺，周圍的世界不再是好學生的天下，“小時候因為成績好，所有人都慣著你，我們得來東西太容易了。”
買完房之後，陳盈希望房價趕緊漲，“跌幾萬元我心裡都受不了，因為我們在付利息。”
沒買房之前，每平方米漲1000元，她都心痛得不得了；現在，漲了四五千元，還嫌怎麼才漲這麼點兒。
每當心情不好的時候，她就開啟手機看看上漲的房價，人會開心很多。
她說，這種快樂像在一場沒有認真準備的考試中拿了高分，完全是意外之喜。但從小，她被灌輸的教育理念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知識改變命運。
小升初的那一年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陳盈考上了重點中學，一件是她變成了近視眼。
當年她在床上支個小桌，在最艱苦的時候告訴自己：你現在努力奮鬥將來就會有書房。後來發現，奮鬥了這麼多年，讀了幾籮筐的書，卻離書房越來越遠了。
陳盈的博士同門師兄在猶豫了一年之後，終於決定離開北京。
他原本在北京一家國內頂級刊物工作，平臺很好，但月薪只有五六千元，其中一半要用來付房租。
師兄決定南下，去一所普通的高校，雖然平臺小了，但新單位給他20多萬元的安家費，外加每平方米3000元的購房優惠。
還有不少同學畢業後拿著博士學位去北京的中學工作，原因是中學有希望解決住房。
師兄離開的時候，導師很生氣，但仍然拍著他的肩膀說，“你們的難處我知道。”
導師在2005年來到北京，一直覺得房價貴沒買房，蝸居在單位分配的一間小房子裡，他和老婆都喜歡看《夢想改造家》這類節目。
直到去年，導師才在六環外買了一套房，但因為不會開車，一直沒人住，“他在北京這麼多年，混到了博導，還是沒法把父母接來住。”
“有時候失落的不只是我們這群外地人。”
陳盈有個閨蜜，打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長大，院子裡種著梧桐，有她無限的兒時回憶。後來因為全家人都想住樓房，就把院子賤賣了。
現在，閨蜜兩口子經常夜騎腳踏車，來看一眼院子。
閨蜜的丈夫學建築設計，一直想開個民宿，他跟老婆說，“我們努力奮鬥，有一天再把這個院子買回來！”
“永遠不可能了，吹牛吧。”陳盈也覺得傷感，但還是又加了一句，“永遠不可能了。”
陳盈的師兄決定走了，作為一名文學博士，他研究了多年魯迅。他最後能做的，就是選擇在魯迅離開北京的日子，離開北京。
教書——
買房只是社會給陳盈上的第一課，走出校園後，她發現，很多課只有“社會大學”能給予。
她迷戀校園，認為教書是一件“自由而有尊嚴”的工作。
她在課上給學生放郭川讀的詩《海，海和海》，她跟學生講，“我們有農耕文明的詩歌，曹操那樣的梟雄‘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是站在岸上欣賞海洋的，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風浪搏殺。”
她很希望講臺下二十來歲的學生，那些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在有一天發現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後，能像郭川一樣，有勇氣追求下去。
但現實總是搶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
有女生在課後找陳盈諮詢，說自己愛好文學，也想像陳盈一樣讀博士，要做什麼準備。說完學習上的準備後，她問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我告訴她，讀博士很長時間會沒有收入。”
她從來不敢跟學生聊房價，但那天，她十分想告訴那個女孩，“同學想讀博嗎，先買個房吧！”
陳盈極力剋制自己的焦慮，怕傳染給學生。學生們評價陳盈的課，有趣不無聊。在跟手機搶注意力的爭鬥中，陳盈總能贏。
但有一次一位學生的話把她說哭了，“陳老師在上課鈴聲響起前和下課鈴聲響起後，是憂鬱的。”
“工作的第一年也是買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諸多不如意，我特別怕影響學生，但還是有人看出來了。”陳盈說，我們總在扮演別人眼中的角色，一說是博士，應該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說學文學，應該是風趣的、幽默的。“別人覺得你是這樣的人，其實你並不是。”
陳盈靠一種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的願望活著，艱難重重。
在獲得這份教職之前，她和三個女博士在首都體育館的大型招聘會上投了20來份簡歷，“凡是符合年齡要求的都投了”，沒有一個拿到筆試通知。
“我的成績很好，本碩博985，各種社會實踐實習，怎麼就沒人要呢？”她的導師也感到奇怪，拿著她的簡歷說，“除了是個女的，沒什麼可挑剔的。”
他後來親自把陳盈引薦給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長。副院長直截了當地回覆，“不好意思，我們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學、技校、出版社、學術網站，統統石沉大海，音信全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陳盈碩士畢業找工作時，銀行、電力、電網這些“好單位”，“很順利進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陳盈曾進入北京一所中學的最終輪面試，二選一。
“要了碩士，沒要我”。那所中學有位好心的學妹告訴她，“你講的東西我們都沒聽過，應該看看考綱，中學生跟大學生還是不一樣的。”
這種錯位感時常發生。
陳盈的一位同學，是文藝學女博士，因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務員。現在做會務，每天的工作是佈置場地，周圍是喝白開水的阿姨，看股票新聞的大叔，還有討論“雙11”該淘點啥的同事。
那雙習慣了寫論文的手，費盡心思想寫出好看的公文來，“感覺她過得不開心，朋友圈有時發雞湯，有時發牢騷”。
女博士們忙著投身高速運轉的社會齒輪裡，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顆合適的螺絲釘。
“大部分女博士畢業後都去做博士後，因為實在找不著工作。”陳盈曾遇到一位做了兩年的女博士後，燙著長卷發，叼著煙，學校出臺了嚴苛的科研標準，達不到就得離開，而她已經32歲了，“備受歧視”。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家用人單位都明裡暗裡地問陳盈，打算什麼時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開後，很多讀書期間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壓力了。”
女博士畢業後，通常已經30歲，婚姻問題咄咄逼人，買房生子緊隨其後。
陳盈的同學，“長得特別像人們心中女博士的樣子。”
她35歲，看起來卻像45歲，頭髮白了，臉上很多皺紋。一直未婚，別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戀愛這件事，陳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個女人為什麼要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呢？”
一開學術會議，男博士們都在研究課題，女博士則聊多大生小孩，痛訴“血淚史”。
但在科研壓力下，陳盈不敢輕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條件具備了，孩子是個寶貝；如果生活都沒理順，那就是個累贅。”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註定了不一樣。有個師兄，從山溝溝裡考出來，他當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最終上了大學，透過努力同樣能夠趕上城裡人。
等到師兄有了孩子，才發現，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兩個世界的人了。
“那個世界跟你隔著，怎麼趕都趕不上。”
作為大學教授，他的女兒剛上幼兒園已經能把希臘神話講得非常順溜，接觸到的世界決非一個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能比。
“以前，貧寒家的子弟可以透過勤奮彌補的差距，現在再也彌補不上了。”
如今，陳盈的人生進度條在穩步向前推進。她最終幸運地進了一所985高校教書，也早早地與自己的大學同學結了婚，雖然她要因此將生活掰成兩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給北京，並且承擔著巨大的科研壓力——六年內如果評不上副高職稱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覺地已經走入了社會的系統，人們注重回報，關心現實利益。
很多學生會下課跟她套近乎，他們看起來聰明、自信、見多識廣，高中就開始讀海德格爾，讀康德，拿著蘋果手機在課上咔咔拍PPT，下課後給老師寫郵件報姓名和學號，說自己要出國讀書，希望老師給個高分數。
“我收到過很多說自己要出國的郵件，卻只有一個家庭貧困的學生找我，並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數。他想要獎學金，其他成績都很好，如果這一門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過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間
本科的時候，“未來”對陳盈來說還是個充滿誘惑力的字眼，她幻想著自己以後將在外企上班，住在離工作地點很近的公寓，節奏快，壓力大，報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厲風行。
現在，有時下課晚了，陳盈在7-11便利店買個便當，走在無人的小路上，忍不住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總要咬牙頂住呢？就像一個被拉得疲憊不堪的鬆緊帶。從小地方到大學，需要繃，碩士時，繼續繃，繃到博士畢業，進了高校，還要繃。
“我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買房，而是我這根弦要斷了，為什麼不能讓我有個歇腳的地方？”沮喪至極的時候，她也會想“我這樣的家庭條件，是不是不該買房。”
她曾努力克服買房的焦慮，用前輩的故事激勵自己。
讀本科時，學校有位敦煌學泰斗，沒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裡。夫人是教音樂的老師，每天很多人來唱歌彈琴，他在旁邊支個小桌子寫字，鋼筆的頭裂了一個口，歪到一邊去了，他用手撥回來，接著寫。
“我有時覺得，中學時候老師、家長灌輸給我們的三觀有問題，把人的成功具體化成很多標準，比如在哪裡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車，但其實成功應該有很多不一樣的定義吧？”
陳盈的導師說，雖然現在買不起大房子，但做學術的好處是“心中自有歡喜事。”
“在專業上，提出獨到的有價值的看法，推陳出新，即便大冬天窩在被子裡讀書也開心。”這是屬於陳盈的快樂。她在書裡看到更寬廣的世界，遠比繁華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還在裹著小腳，而我已經能夠在大學課堂上講課了。”陳盈說，有的同學喜歡天文學，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恆的時間和空間裡，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邊，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歡喜事”的例子不少。
陳盈的閨蜜兩口子，住在一個大開間，侷促狹窄，每天晚上老婆開燈加班都讓老公睡不好覺。
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葉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裡，老婆開玩笑說，“我們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們喜歡在晚上繞著故宮騎腳踏車，說角樓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剛剛好的舒適。
後來他們又買了電動車，為了在秋天陽光好的時候，帶著籃子去野餐。
他們很早之前就搖到了號買了車，卻因為堵車很少開出去。
父母想讓他們攢錢換更大的房子，他們卻更願意花錢買老式的手搖放映機看電影。
陳盈說，現在有很多人喜歡到熱門的“文藝聖地”拍照，營造一種自己是文藝青年的錯覺。
閨蜜兩口子衣著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們不會把放映機和野餐發到朋友圈來讓大家點贊，只有三五個密友知道他們的興趣愛好。“是骨子裡的文藝。”
只是這樣的故事越來越少了，陳盈看到她出身優渥的學生，喜歡攝影，喜歡騎行，卻很少有人寫詩了。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寫詩這種最廉價的疏解方式不再像80年代一樣，流行於校園。如今倒是打工詩人層出不窮。“到了物質生活這麼豐富的今天，精神生活反倒成了奢侈品。”
她看話劇時發現一個現象，通常晚上九點半話劇還沒結束時，有一半人就離開了，一路小跑趕去地鐵，“你能想象他們坐在那裡的時候都是坐立不安的。”
去年，北京統計局首次釋出北京環路的人口資料，有超過一半的常住人口，住在北京五環外。
陳盈決定，把新家採光最好的房間當作書房，9平方米，理應是個主臥。
關於這間書房，她曾有過很多設想：客廳可以是美式鄉村風，有蜂蜜色的實木傢俱和仿古磚；但書房一定要簡約日式或者北歐風，木頭保持原來的顏色，微風把窗簾一吹，看著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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