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中國共產黨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中誕生的？以往多是從理論、學術的角度探討，而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則提供了一種歷史視角。由此，“覺醒”也成為一個熱詞。在華東師範大學瞿駿教授看來，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覺醒”。以下是他在上海圖書館的演講。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過程，有激盪的“前史”，亦有百年恰是風華正茂的“後續”。談及“前史”，毛澤東在《怎樣研究中共黨史》中曾強調，黨史要從五四運動談起，最好是從辛亥革命談起。毛澤東的看法說明，看待中國共產黨建黨，需要有聯絡的、發展的、長遠的大歷史眼光。從辛亥到五四，從五四到中共建黨，何謂“覺醒”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從歷史的角度對此作了生動演繹。
今天的演講，我主要從三個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一是覺醒何以構成年代，即如何從個人覺醒走向大眾覺醒；二是因何而醒，即促動覺醒的力量是什麼；三是醒來為何，即覺醒之後往哪裡走，向何處去。
覺醒何以構成年代
就馬克思主義激發的覺醒而言，過去我們常說的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2月20日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特別指出，“我們黨的誕生就是順應世界發展大勢的結果。十月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的興起，就是當時的世界大勢。”這既是對毛澤東所說的那句話的深化和發展，也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釐清“覺醒何以構成年代”。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始於十月革命以前，那個時候中國人並非對馬克思主義一無所知，但瞭解得不準確、不全面、不深刻。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傳播進入了新的階段。之所以能進入新的階段，與中國北方尤其是北京大學的知識分子有重要關係。這批知識分子中既有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共早期先驅，也有蔡元培、胡適等曾並肩推動五四運動發展，但在日後分道揚鑣，乃至勢同水火的人物。無論日後政見如何變化，但至少在當時，這些人都稱得上是中國少數的“覺醒者”。他們覺醒的起點不一，有開始於五四的，有開始於辛亥的，也有早在清末就開始的。而他們後續的人生道路更是有所不同。其中有些人作為師長輩在短短一年之後就改變了對學生運動的支援態度，認為學生要以學業為重，運動非但不可取，甚至還有點“過火”。有些人作為學生領袖，在抗議高潮過去甚至還未過去之時就已經走出國門，開始了海外留學之旅。當然，留學本身並沒有太大問題，不少人日後都成為重要學者，但他們的“覺醒”最多也就是個人覺醒，而真正引領大眾覺醒的是中國共產黨人。
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引領大眾覺醒並最終造就時代覺醒？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順應了當時的國內外大勢。
首先是國外的發展趨勢。帝國主義國家主導的那個弱肉強食、殖民掠奪的世界體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至登峰造極，給全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災難。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登峰造極”轉趨於崩潰的標誌。在世界各國中，經此一戰，無論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強國如德國、“最弱一環”俄國，還是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優秀”學生——日本，都在興起社會主義思潮，醞釀乃至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更不用說在拉美、東南亞、非洲那些飽受帝國主義國家欺凌的地區。這樣的世界大勢（不只是俄國）促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其次是國內的發展趨勢。1917年前，無論是中國的實際階級鬥爭狀況還是各種主義的傳播，都已有較為充分的顯現，在其背後，反映的是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已陷入困局，表現為：國家紛亂，軍閥混戰，水旱並行，遊民日多；國際地位日低，外交屢遭重挫；教育成本日高，輿論中孜孜以求“教育普及”，貧寒子弟上進的通道卻越來越窄；民族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資本強烈擠壓，實業不興，國貨滯銷。長期的發展困局，一方面嚴重影響著中國人的實際生活，各種階級鬥爭持續著、深入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植根於現實的大潮與大勢，令先進分子能持續引領中國人改變思考和實踐的方向。
改變突出表現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後各種“懷疑”的產生，大致可分為三種懷疑。第一種是國人對各個問題能分開解決的懷疑。從辛亥到五四，政治改良、實業興國、教育救國等說都代表著一種以解決單一問題入手，進而解決全部問題的方案。但隨著中國時局日壞，危機日重，國人對這些單一性方案越來越有所疑惑，而越來越傾向於整體性的、全盤性的解決。
第二種懷疑即對北洋政府乃至一切非工農政府的不信任。這一懷疑與第一種懷疑是有關聯的。正因為國人傾向於整體性的、全盤性的解決，又懷疑當時惡濁的“政治”，所以不斷被發現的“社會”成為人們思考的中心。當時有人主張“人人都得與聞政治，但不可即生活於政治，須於政治以外有其生活的基礎。”而所謂“政治以外的生活基礎”就是“社會”，持這種觀點者強調，負有改變責任的不只是精英人物，而應是社會全體。
第三種懷疑是國人對“新文化”之使用直至其本身的懷疑。1919年，李大釗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著發現。這種假冒招牌的現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可是這種現象，正如（孫）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象。”但“雜草”“毒草”若如外來植物侵入般肆意氾濫，則深重的懷疑也就隨之而生。由於軍閥、政客對“新文化”的誤用、濫用，先進知識分子認為有必要正本清源。真理越辯越明，在不斷的爭論、交鋒中，中國需要怎樣的“新文化”逐漸變得清晰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新文化的流行和對新文化的反思，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促動覺醒的兩股重要力量。這也就涉及我接下來要談的第二個問題——因何而醒。
因何而醒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依託的是五四運動後大眾的覺醒，大眾覺醒的第一步和五四新文化的流行相關。這從當時的報紙上就能看出大概。比如，泰東圖書局的廣告就特別指出：“最近出版之新文化書，凡研究新文化學、哲學、教育、經濟者，不可不讀，而中學以上學生，及小學教員更不可不人一編也。”不可不讀、人手一編的新文化出版品帶來了覺醒的大潮，其影響不只侷限在知識分子群體中，而是深入到了整個時代肌理，改變了中國人的思想結構和認知氛圍。
但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前後新文化雖然異常醒目，但舊的種種也沒有消失，而是依然隨處可見。如商務印書館就說他們的出版品既有“新文化之曙光”，又有“舊學海之巨觀”，如《四部叢刊》等都是其暢銷品。除了龐淵古奧的“舊學海”，報刊上不少自文學革命以來就樹起的“舊標靶”依然頻繁出現。有《禮拜六》雜誌，王鈍根、周瘦鵑等“鴛鴦蝴蝶派”名家的小說、文章均在其中。又有包天笑主持的《小說大觀》，其推介語中特別說“每冊有精美簡峭短篇小說，每冊有趣味濃郁長篇小說”。
以上人物、雜誌和推銷方式都是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一再抨擊的物件，“鴛鴦蝴蝶派”名家們和普通市民認為的“趣味濃郁”正是先進知識分子眼中要去除的“惡趣味”與“臭趣味”。不過在此時，他們並不能阻止抨擊物件在媒體上的出現，因為這些抨擊物件能提供豐沛的廣告費支援，其作品符合一般市民的趣味，在上海和中國各地都有廣大市場。
新與舊的並存與互滲表明，新文化有深刻反思的空間。新文化流行促動中國共產黨建黨，但同時中國共產黨從其建立之初，就要面對著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上的尖銳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
第一，中國共產黨建黨於上海都市，因此黨就需要直面明末開始興起，晚清、民初更蔚為大觀的都市市民文化。“新文化”的流行一方面確實起到了傳播先進思想的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都市市民文化亦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影響，雙方的此消彼長不是一個簡單的激濁揚清的過程，而是一個在競爭中塑造社會主義新市民文化的長期任務。
第二，“舊文化”的存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保守、落後，但亦反映著當時沉澱在中國廣大基層、更大多數“無聲”群眾的趣味和選擇。這樣的趣味和選擇在報刊上顯露的只是冰山一角，未顯露的更為龐大。其與20世紀30年代初瞿秋白等討論的“群眾文藝”“大眾文藝”等重要問題密切相關。社會主義新文化如何消融“封建舊文化”的冰山，顯然是另一個更長期的、複雜性極大的任務。
不過，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設雖然問題尖銳，任務艱鉅，但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後能迅速發展的秘密恰恰就在於，它不僅僅停留在“文化”“思想”，而是投身於時代，進行偉大實踐，促使“真覺醒”。為什麼會這樣？這就要談一談“醒來為何”的問題。
醒來為何
“醒來為何”這個問題在不同時段答案是不一樣的，辛亥革命後“醒來為何”的答案是“為了國家”，到五四時期則轉換為“人的發現”。但是民國政府並未完全回答好這個問題，鄭振鐸就明白指出“我們雖然在一九一一年的時候，把‘自由人’的資格從‘獨夫’那裡取了回來，然而這幾年來，許多軍閥、財閥又已於不知不覺之中，把我們的自由剝奪淨盡了！”與鄭振鐸的文章相聯絡，小說《雙十節》借一個孩子的思考提出瞭如何才能真正發現人：“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有錢不平等，有勢力不平等；要革命的就是這個了！但不知民國十年中，是不是人人都可免掉金錢，和勢力底欺負？是不是人人都不拿金錢和勢力來欺負人？”
從以上思考邏輯出發，一個人要不受金錢和勢力的欺負，可以自己奮鬥上進，但若要人人都免掉金錢和勢力的欺負，就必須對社會進行廣泛改造，同時是巨大改造。在1921年，這一潮流突出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言論和主張之中，但並不侷限於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觀察裡，“（當時）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如陳獨秀諸人；一派則主張改良，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其實當時的“改良”以其思考的劇烈程度和徹底程度已近似於改造。在“改造”這一標識下，各種對未來的展望紛紛出現。
這些對未來的展望，一方面反映了“醒來為何”的答案從五四時期的“人的發現”向“社會的廣泛改造”轉變，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畢竟“我們思想新，也只三五年的事”。新文化的流行、新政治力量的崛起未能讓世道人心塵埃落定，反而帶來了更多問號，其中先進知識分子心中的問號或還尤多。1919年9月毛澤東撰寫《問題研究會章程》，裡面大大小小的問號多達一百多個。這些問號與“重新估定價值”的口號有關，但更多的是來源於對國內危局的追問，對國際秩序和其在華存在的質疑，對辛亥革命以來十年曆程的重新審視與對未來的不同期望。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時代語境既呈現出豐富的色彩，又伴隨著以上種種的追問、質疑、審視和期望，需要其以實踐來回應。而回應的憑藉和依託正是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回應時代之問的獨到之處
面對1921年的諸多時代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三個層面上有其回應的獨到之處。
第一，馬克思主義相較舊日流行的那些主義，其特點是能同時“改造世界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和視野範圍不侷限在一國，而是著眼紮根於全世界的無產者、勞苦大眾和受壓迫民族。同時經過蘇俄十月革命的實踐，又讓中國人相信其有在一國而且是相對弱國率先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它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把國內危局和國際危機一起解決的方案，這恰是它的吸引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方案不止於解決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而是能融入中國乃至人類“新社會”的建立過程，深深地影響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如何生活。從根本上，它相當於樹立了一套新的“大經大法”，為青年們提供種種確定性，包括過去應該怎麼看，現實生活應該怎麼過，未來之路應該如何走，等等，這又進一步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
第三，一個主義再有吸引力，其若不能配合已有的歷史條件，就不能在中國“落地”，影響亦不能持久。馬克思主義的全球性恰與中國人的天下觀契合，如毛澤東曾說：“我們多數的會友都傾向於世界主義”“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同時早期中共黨員也大多不把馬克思主義看作停在紙上的域外理論，而是把它作為投身於改變中國實踐的指導方針與行動指南，陳獨秀就指出：“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幹馬克思革命的運動。”由此，馬克思主義隨著當時的世界大勢，紮根於中國大地，開啟了時代的真覺醒。
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實際狀況迫使並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紅色文化完成“落地”。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上海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視窗和文化出版重鎮，上海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高地。而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也是由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和上海的獨特地位所決定的。
“覺醒”明晰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未來面目，即它雖然有待進一步的政治成熟，但已在提出和實踐解決國內危局的科學方案；它雖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已在全力以赴改變著不公道的國際秩序，撬動其在華存在之基；它雖然還未與國民黨開展合作，但已洞察新的革命與舊的革命的根本區別；它雖然力量弱小，但對於未來之路該如何走，已揭示出“人間正道”的模樣。此正如當時的一首小詩所言：
國民程度不足
還只怪走岔了路
我們趕快指點——
一條簡單明瞭的大路
讓他們真實純粹的往前走
這條路再不要走錯！
【思想者小傳】
瞿駿，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入選中央組織部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第四批）。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上海歷史學會理事、副秘書長。著有《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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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上觀圖編 圖片編輯：徐佳敏
來源：作者：瞿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