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陳毅同志在淮南地區與新四軍第二師幹部合影。(圖源：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
透過1940年秋黃橋之戰，新四軍在蘇北開啟局面，站穩腳跟。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新四軍在江蘇鹽城重建軍部，並將新四軍和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在華中地區堅持抗戰，建立和擴大華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底1943年初，新四軍一邊應對日偽軍發動的大規模“掃蕩”，一邊與韓德勤等敵後國民黨勢力展開合作與鬥爭。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探索應對方略，果斷出手，適可而止，最終轉危為安，贏得有利局面。其中，1943年3月捉放國民政府江蘇省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是新四軍鞏固淮北、蘇北抗日根據地的重要事件，反映了國民政府在江蘇敵後留置軍政力量的最終失敗，影響到抗戰後期國共抗日力量在華中地區的消長。
一、 應對日軍“掃蕩”：1942年底至1943年春的新四軍和韓德勤部
1941年初開始，日軍把整理和鞏固佔領區作為對華作戰的主要任務。華中各抗日根據地與華北處境相似，面臨巨大的反“掃蕩”、反“清鄉”壓力。不過，與華北有所不同的是，國民黨在華中敵後留置了大批軍政力量，新四軍在與日偽軍艱苦作戰的同時，還隨時面臨與國民黨軍的摩擦戰。此時，身處華中敵後的國民政府魯蘇戰區面臨日偽軍進攻、物資與彈藥缺乏、內部缺乏團結等多方挑戰。正如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山東和華中地區敵、頑、我的三角鬥爭是長期的，三方中無論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決問題。因此，新四軍的戰略部署須作長期打算，在逆境中站穩腳跟，逐步發展。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軍開始對以徐州為中心的魯南、淮北和蘇北地區進行一輪大“掃蕩”，這一地區的新四軍第四師、第三師和國民政府魯蘇戰區于學忠部、韓德勤部等受到直接威脅。在日偽軍“掃蕩”危局下，新四軍和國民黨軍的關係進入一個相對劇烈的變動期。國民政府魯蘇戰區於1939年建立，統一指揮留置在山東、江蘇兩省敵後的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東北軍背景的于學忠擔任總司令，沈鴻烈(山東省主席)和韓德勤(江蘇省主席)任副總司令。該戰區位於敵後，處境較為艱難，不過與第一戰區湯恩伯部、第五戰區李品仙部之間，隔著南北走向的津浦鐵路和運河，可呼應聯絡。同時，上述國民黨部隊之間也存在相當矛盾，如中央軍與東北軍之間、中央軍與桂軍之間。皖南事變後不久，毛澤東等致電華中地區軍政負責人陳毅、劉少奇，請他們特別注意國民黨軍在華中的動態及蔣、桂在防區方面的矛盾——各欲置對方於危險地帶，置自己於有利地帶。這些矛盾的存在，有利於新四軍開展統戰工作，在華中地區堅持發展。相對而言，中共對東北軍(如於學忠部)、桂軍(如李品仙部)的統戰工作較有成績，與中央軍(如湯恩伯部和韓德勤部)的關係較為緊張。1942年秋冬至1943年春日軍發動的大“掃蕩”，影響到華中地區國共關係的走向和實力的消長。其間的變化，與既往的國共交鋒和合作歷史、當時各自的實力處境、重慶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都息息相關。
此輪“掃蕩”於1942年9月從魯南開始，位於魯蘇戰區北部的于學忠部首當其衝。1943年1月，于學忠部新編第四師師長兼暫編第一師師長吳化文率4萬部眾投敵。2月中下旬，吳化文帶領日偽軍圍剿國民黨軍，于學忠部主力第一一三師在安丘城頂山戰鬥中傷亡慘重，山東的國民黨軍迴旋區域越來越小。3月，于學忠向蔣介石陳述山東險況，催請援軍速來。此時，日軍將華北偽政權移交汪偽政府，偽軍換成青天白日旗後，“偽心益堅，偽勢益張，在敵力漸弱之中，恐將繼以偽力加強援蘇援魯。各軍經年未到，到達愈晚，恢復愈難”。其中，“各軍經年未到”，多少透露了于學忠的失望與不滿。蔣介石根據形勢，敦促此時在豫南由湯恩伯指揮的李仙洲部儘快入魯。李仙洲畢業於黃埔一期，是蔣介石信任的嫡系將領。事實上，李仙洲部1941年即受命入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東進。1943年1月，山東局勢危急，湯恩伯向蔣介石建議，將第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升任為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入魯整理各部，歸於學忠指揮。蔣介石採納了這一建議。以中央軍入魯支援于學忠部、整頓山東部隊，顯示了蔣介石對維持山東敵後地區的決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表明，李仙洲部在山東難以立足，只好於1943年夏末無功而返。山東既失，魯蘇戰區名存實亡。
日軍在魯南實行大“掃蕩”後，即於1942年11月中旬開始，以第十七師團為基幹，投入7000餘兵力，對新四軍第四師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據地進行大“掃蕩”，至12月中旬結束。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在《三十三天反掃蕩戰役述略》中進行了詳細回顧。第四師參考華北反“掃蕩”經驗，跳出包圍圈，迂迴至敵人側後方，在外線打擊敵人。待日偽軍“掃蕩”接近尾聲時，先尋找薄弱點拔除小據點，再逐漸恢復中心地區。
1942年12月下旬，鑑於日軍在“掃蕩”魯南和淮北之後，有可能集中徐州地區的華北派遣軍和揚州、泰州地區的華中派遣軍，聯合“掃蕩”蘇北的新四軍核心區，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計劃緊急轉移。陳毅等人向中央彙報了華中局轉移的三個方案：一是向北，轉移到魯南;二是向西，經淮南、津浦路東、津浦路西轉移到巢湖無為地區;三是向南，到蘇中。第一個方案向北到山東，遭遇的“掃蕩”可能與華中相等，而離開新四軍自己部隊及地區，存在一定風險。第三個方案向南到蘇中，仍處於日軍的大“掃蕩”圈內，緊急時可能使指揮中斷。第二個方案向西，活動範圍大，可處在“掃蕩”圈外，進行不間斷的指揮。不過華中局離開了第一師和第三師兩個主力師，也有風險。最後，陳毅等人的意見還是以向西為宜。1943年1月5日，毛澤東回電，基本同意華中方面的轉移方案。另外，毛澤東告訴陳毅，整個抗戰還需兩年，要想各種辦法熬過兩年。此時，國共談判正在重慶舉行，計劃將新四軍編為八路軍的一個軍，取得合法地位，抗戰勝利後開至黃河以北。毛澤東用“熬”字，暗示了此時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一邊擊退日偽軍的“掃蕩”和“清鄉”，一邊應對國民黨軍的封鎖和摩擦過程中包含的艱難和堅持。同時，“抗戰還需兩年”的準確預判，又為中共軍隊咬緊牙關、克服困難樹立了信心，積極進行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並提前進行戰略反攻準備。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鑑於情況緊急，在未收到延安覆電時，即於1942年12月25日分三個梯隊離開蘇北鹽阜地區，向西越過運河，往津浦路東的盱眙地區轉移。1943年1月10日，華中局和軍部到達盱眙縣黃花塘村，原駐在此地的新四軍第二師師部遷往天長縣大劉郢。此後，黃花塘地區成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在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轉移過程中，同在蘇北地區的韓德勤部也開始考慮應對大“掃蕩”的方策。1940年秋冬黃橋戰役和曹甸戰役後，韓德勤經過長時間整理，部隊包括第八十九軍第一一七師、第三十三師，第五十七軍第一一二師和獨立第六旅等，約1.9萬人，散佈在曹甸(今屬江蘇寶應)、車橋(今屬江蘇淮安)等地，佔有南北70裡、東西60裡的面積。因佔據面積狹小，韓德勤名義上是江蘇省政府主席，卻被大家稱為“韓鄉長”。日偽軍一旦開始“掃蕩”，可供韓部迴旋轉移的空間十分有限。1943年1月初，韓德勤擬派代表到附近的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部會談。陳毅和饒漱石於1月8日向黃克誠指示談判原則：“韓德勤派員到蘇北談判，我方應表示積極而誠懇的態度，爭取開啟蘇北談判的局面，加強國共合作，敵寇‘掃蕩’時，如韓部隊要轉進我區，互相以友軍看待，共同擔負抗戰。” 1月底，韓德勤部的代表潘良甫等三人帶著韓德勤的親筆信赴黃克誠部，韓德勤在信中依然顯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2月中旬，黃克誠與潘良甫等商談約定：當日軍向韓德勤部和新四軍第三師同時“掃蕩”時，韓總部(指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及江蘇省府機關在困難時可向蘇嘴(今屬江蘇淮安)以西，漣水、淮陰城以南機動;韓部其他部隊必要時可向東夏、樓夏莊(今均屬江蘇建湖)及寶應地區機動;日偽軍“掃蕩”停止，韓部向約定地區轉移的機關和部隊即返原防;不論如何“掃蕩”，韓部不得向蘇嘴、東溝(今屬江蘇阜寧)以東，淮陰、漣水城以北地區轉移，以免妨礙新四軍第三師的部署。新四軍之所以既同意韓德勤部移防至其轄區，又規定日軍“掃蕩”停止後韓部須立即返回原防，並不得前往新四軍控制的其他地區，是因為在日軍“掃蕩”時，雙方面對共同的敵人，理應配合作戰，互相支援，但新四軍與韓部之間，又有半塔集戰鬥、黃橋戰役、曹甸戰役等多次交鋒。所以，新四軍既要助韓，又須防韓。
曾與韓德勤多次鬥爭的劉少奇此時剛抵達延安，顯然對韓部很不放心。他致電黃克誠等人，指出日偽軍“掃蕩”開始後，一面照應好進入我根據地的韓部，相機援助，改善關係，同時“決不要放鬆警戒，應以有力部隊監視他們，以便在‘掃蕩’後能使他們退回原防，不致佔領我重要地區不退。這些部隊是毫無信義的，你們必須留心，以免上當”。這一指示反映了劉少奇對韓德勤的戒備心理，而後來的事實表明預言成真。
1943年2月12日開始，日軍集中第十七師團、第十五師團及獨立混成第十二旅團各一部近7000人，並配有偽軍1.5萬人，由第十七師團師團長酒井康指揮，對江蘇鹽阜地區實行大“掃蕩”。日偽軍首先“掃蕩”的是韓德勤部駐防的車橋、鳳谷地區。韓部第八十九軍軍長顧錫九彙報作戰經過時，稱日軍使用“連續包圍貫穿戰法”，固守車橋的第三十三師第一九八團雖積極抵抗，但還是難以守住陣地，團長王允聖被俘。面對武器裝備精良，且有飛機投彈配合的日偽軍，韓部作戰方法單一，損失慘重，最後不得不分散作戰。顧錫九率部轉至漣北遊擊，第一一七師師長劉漫天率第六九八團轉至鹽阜邊境遊擊。韓德勤本人則率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縱隊和李仲寰的獨立第六旅向西北轉移至淮泗邊境。2月16日，韓德勤致電蔣介石求救：“各部隊彈藥兩年以來未得補充，現每兵僅有二三十粒，勢難長久支撐，殊為焦慮。”國民黨軍第三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部奉令援蘇，卻遲遲未能東進。韓德勤希望王仲廉部迅速越過津浦路，在睢寧、宿遷、泗縣(以上三縣均位於江蘇和安徽交界處，睢寧和宿遷今屬江蘇，泗縣屬安徽)邊區建立據點。這樣可與韓部彼此呼應，挽回國民黨軍在蘇北的被動局面。
韓德勤之所以對王仲廉部寄予厚望，是因王仲廉於1942年春起擔任國民政府魯蘇邊區遊擊總指揮，後又任江蘇省保安處處長和安徽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雖然王仲廉部常駐皖北太和縣，但該部奉蔣介石之命向東遊擊，旨在加強國民黨軍在魯蘇豫皖敵後地區的力量。在李仙洲準備入魯後，王仲廉成為可能援助蘇北的重要力量。事實上，當得知日偽軍“掃蕩”蘇北的訊息後，王仲廉於2月19日派第六縱隊(由江蘇保安團第三、八兩團組成)苗秀霖部由太和出發，於2月23日越過津浦路。不過苗部與該地的新四軍發生衝突，未能在津浦路東立足，隨即無功而西返。韓德勤部被日偽軍反覆“掃蕩”，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原駐地很快被日偽軍完全佔領，韓部不得不向周圍地區突圍。在日偽軍2月中旬集中力量“掃蕩”韓德勤部時，新四軍按照約定，配合韓部作戰，在鳳谷村東等地積極襲擾日偽軍。
2月17日，日偽軍接著向以阜寧為中心的新四軍第三師地區發動大規模“掃蕩”。由於新四軍已分散轉移，日偽軍撲空，即將兵力分成數路向黃海沿海八灘(今均屬江蘇濱海)、鮑家墩(今屬江蘇射陽)等地“掃蕩”。第三師留在阜東的主力部隊，除沿途阻擊敵人外，未與敵人硬拼，儘量分散轉移。日偽軍雖然佔領了阜寧、東坎等地，但找不到新四軍主力，不得不分十數路挨村挨戶用騎兵、警犬搜尋，後轉移到阜寧和鹽東“掃蕩”，並設16個據點。2月21日，陳毅等向蘇中的第一師、淮北的第四師等部隊發出進攻令，策應鹽阜地區第三師反“掃蕩”作戰。3月14日開始，日軍主力撤退，留下一部分兵力修築與守衛據點。第三師發動八灘戰鬥、陳集戰鬥等，拔除敵人據點，收復被日偽軍佔領地區。蘇北大“掃蕩”歷時50天結束，日軍在“掃蕩”第一期主要針對韓德勤部，第二期主要針對新四軍第三師。較之以往華中地區的歷次“掃蕩”，此次日偽軍投入兵力多，“掃蕩”時間長。
1943年初，面對日偽軍大規模“掃蕩”，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從第三師所在的鹽阜地區遷至第二師所在的淮南盱眙。黃克誠亦率第三師主力在鹽阜地區分散轉移，先避敵主力，待敵“掃蕩”鋒芒過後，再積極組織戰鬥收復據點，不僅渡過艱危時刻，還保持了基本區。不管是彭雪楓第四師、黃克誠第三師反“掃蕩”，還是稍後蘇南的第六師進行的反“清鄉”，新四軍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戰辦法，“不是不打，也不是硬拼”，人員和物資損失雖在所難免，但能在“掃蕩”“清鄉”過程中儲存主力，在敵後地區屹立不倒。韓德勤部在與日偽軍作戰時打法呆板，損失較大，王仲廉部也未能及時東來援助。韓德勤部不得不轉移至漣東、漣北、淮泗等地遊擊，原駐防區曹甸、車橋、鳳谷等地被日軍佔領。喪失了長期駐地的韓德勤部遭遇政治、軍事、經濟方面一系列困難，待“掃蕩”危機過後，韓部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難題。
二、 先發制人：捉放韓德勤
1943年2月底3月上旬，日偽軍“掃蕩”鹽阜地區的高潮即將過去，面對韓德勤部滯留於新四軍部分轄地的情況，新四軍軍部開始謀求應對之策。事實上，新四軍一直關注著韓部退出原駐地區後的轉移動向。2月底，霍守義和王光夏部抵達運河東側的六塘河(靠近程道口)兩岸，新四軍認為兩部北去魯南和西去阜陽均有可能。3月1日，新四軍根據霍、王兩部積極控制運河渡口的態勢，判斷其可能西進阜陽，與津浦路西的王仲廉會合，亦有盤踞運河兩岸和進佔洪澤湖區的可能。果然，不久之後，韓德勤率保安第三縱隊和獨立第六旅越過運河，向西轉移。3月9日，陳毅和賴傳珠等向第三師作出指示：通知韓德勤部迅速返回原防，不得藉故侵佔新四軍地區。韓德勤部之所以未向南回到曹甸、車橋一帶收復原駐地，是因為在被日偽軍“掃蕩”追擊的情況下，心有餘而力不足。向西轉移，一方面可跳出日偽軍在鹽阜地區的“掃蕩”圈，一方面可與東進前來支援的王仲廉部會合，就近在淮北和蘇北交界處、洪澤湖北岸站穩腳跟。如韓德勤部無法與王仲廉部會合，亦可繼續向西越過津浦路，逃往後方。3月上旬，霍守義率領的第一一二師首先向西北突圍，之後強行越過津浦路，到達國民黨後方安徽阜陽休整。因霍守義部駐紮蘇北時，與新四軍保持較好的統戰關係，所以該部西返時，新四軍沿途一邊監視，一邊慰勞、歡送。
3月13日，蔣介石致電第八十九軍軍長顧錫九，表示已“電飭王仲廉部攜帶彈藥兼程東進馳援，現王部五縱隊與蘇保三及八兩團及暫五五師李師長所率之一團均已進到宿泗地區，餘續進中”。蔣介石令顧錫九堅持待援，維持蘇北局勢。事實上，此時顧錫九部也難以在蘇北立足，3月14日與韓德勤碰頭後，即率第八十九軍第一一七師主力和第三十三師一部，以接應王仲廉部和補充彈藥為名，向津浦路西轉移。
3月14日夜，韓德勤部近3000人從泗陽的里仁集、程道口一帶向西偷渡運河，隨後佔領新四軍第四師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據地山子頭、盛圩(今屬江蘇泗洪)一線。山子頭和盛圩位於成子湖(洪澤湖西北部也稱“成子湖”，是洪澤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岸，離第四師師部駐地、同在成子湖西岸的半城(今屬江蘇泗洪)僅20多公里。彭雪楓在韓部到達泗陽程道口一帶時，即派員交涉，呼籲團結，韓部卻進一步侵入淮北抗日根據地內。新四軍軍部得知訊息後，認為王仲廉此時已率領苗秀霖部和暫五十五師等部東進，如韓部與其順利會合，淮北的局勢將變得非常複雜。此前經過33天反“掃蕩”的第四師彭雪楓部尚未得到充分休整，與日偽軍小規模的作戰仍在繼續，現在又面臨被國民黨軍勢力東西夾擊的危險處境。3月15日，陳毅與饒漱石、張雲逸、賴傳珠研究驅逐韓部的部署，決定先發制人，在韓德勤和王仲廉未會合前，先集中兵力殲滅韓部。此次戰鬥以彭雪楓的第四師為主，第二師第五旅和第三師第七旅參戰，由彭雪楓、鄧子恢統一指揮。不過，從統戰和政治角度考慮，新四軍還是先派人慰問了韓德勤部。
同日，陳毅和饒漱石致電粟裕等新四軍各地負責同志，指出韓德勤所屬王光夏部在鹽阜區“掃蕩”結束後，仍不返回原防，而在泗陽一帶構築工事，逮捕我方行政人員與群眾領袖，破壞我根據地，軍部決定先禮後兵，以武力驅逐韓德勤部，並請各師注意與所在地友軍維持友好關係，目前不必派重要代表或幹部前往接洽與活動，以免被扣留或捕殺。陳毅安排第二師和第三師一部配合第四師行動，並與新四軍各部及時通氣，體現了新四軍各師之間的統籌策應。
3月16日，劉少奇就如何應對闖入淮北抗日根據地的韓德勤部，覆電陳毅等人。劉少奇認為，韓德勤似有放棄江蘇敵後、竄至津浦路西之意，但又礙於蔣介石命令，不敢轉至大後方，所以仍有在各地盤駐的極大可能性，應小心應付。此時重慶談判仍在繼續，新四軍和韓德勤部之間最好能避免嚴重的武裝衝突，以免妨害談判。劉少奇的這一指示，更多地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提示國共談判背景下儘量避免大規模摩擦，反映了中央的全域性意識。而以陳毅為代表的新四軍軍部此時已做出武力解決的部署。
3月17日，陳毅等人向中共中央彙報了韓德勤部隊在“掃蕩”結束後，既不返回原地堅持抗戰，又不像霍守義一樣退到後方，而是先盤踞在泗陽的程道口一帶，又向西到達成子湖西岸金鎖鎮、莫塘圩(山子頭、盛圩附近)，擬與東來的王仲廉部會合。陳毅等人還彙報了王仲廉部準備於16日晚越過津浦路的情報。陳毅指出，如韓王會合並佔領洪澤湖兩岸，蘇北、皖東至山東的交通線將被截斷。陳毅計劃先攻打韓德勤部，然後再應對王仲廉部東進。未等中央覆電，陳毅當晚即命令新四軍第四師主力在第二師第五旅和第三師第七旅的配合下，對盤踞在山子頭一帶的韓德勤部發動進攻，戰鬥至18日中午取得勝利。隨後，陳毅立即將攻打韓德勤部經過、王光夏被當場擊斃及韓德勤被俘情形電告毛澤東，並請示對韓德勤的處置辦法。事實上，在戰鬥發起前，新四軍軍部已致電第四師，表示戰鬥發生時最好讓路使韓德勤和隨從人員逃竄，如韓德勤被俘，立即禮送出境，否則難以處理，政治影響也不好。但韓德勤被俘後自己承認了身份，不願離開，要求談判。這樣，新四軍就面臨如何與其談判、是否儘快釋放的棘手問題。
3月18日，陳毅指示彭雪楓：嚴防韓德勤自殺和對外自認;其他一般俘虜開歡送會，發旅費，遣送回津浦路西;宣傳上要指明王光夏破壞黃克誠與韓德勤的協定，反“掃蕩”後沒有返回原防，而是停留在運河兩岸及洪澤湖沿岸，製造摩擦，並欲乘王仲廉大軍東進消滅新四軍，所以新四軍不得不自衛，現在王光夏部已被解決，新四軍對江蘇省政府官員及韓德勤總部官兵，皆系抗戰朋友，絕無惡意。陳毅還指示，立即在俘虜官兵中派一人去顧錫九軍中，表示如其願西移，新四軍絕不妨害，且予以贊助。此時陳毅採取的策略，是把矛盾焦點聚集在王光夏身上，緩和與韓德勤、顧錫九的關係，減少與韓部其他部隊衝突的可能性，並對韓德勤被俘事予以保密，以便控制事態發展。因顧錫九部此時正向津浦路西轉移，故不再是問題的關鍵。
3月19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覆電陳毅、饒漱石，同意釋放韓德勤。劉少奇同時急電周恩來，說明彭雪楓部俘獲韓德勤，韓不願立即出境，正在第四師師部優待中。劉少奇這樣做是擔心此事可能對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產生不利影響，讓周恩來儘早掌握最新動態，以便應付國民黨方面可能的追問。
3月20日，陳毅接到中央19日覆電。21日，陳毅又接中共中央數電，對新四軍處理韓德勤的意見帶有批評性質。其中一封是21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致彭雪楓、鄧子恢並陳毅、饒漱石的電報：“韓德勤被俘前，蔣介石令王仲廉星夜援韓，韓被俘後尚無反應。你們應準備釋韓，但暫時不釋，待王仲廉與重慶反應明瞭後再行處置。”即中央的意見由釋放韓德勤變為暫時觀望，先不釋韓。陳毅感到事態重大，遂決定親自去第四師主持對韓德勤的處理事宜。23日，陳毅與新華社華中分社社長範長江一行離開軍部，前往第四師駐地半城。陳毅讓範長江隨行，很可能考慮到如果新四軍主動將俘虜韓德勤一事公開，那麼如何措辭、如何引導輿論，均需慎重對待。同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釋放韓德勤問題，決定：如韓同意向西去，則發還一部分人槍，就地解決問題;如韓不同意西去，則暫留一時期，待國民黨表示態度後解決。這一意見比21日的意見更為具體。
在山子頭戰鬥結束後的3月19日，未明形勢的王仲廉仍按計劃準備強越津浦路。王仲廉將之前從津浦路東折回的第六縱隊苗秀霖部編為左縱隊，將親自率領的本部直屬隊和暫五十五師第一團編為中央縱隊，以暫五十五師師部、第三團等為右縱隊，分三路強越津浦路，並規定了在路東的集結地點。21日，王仲廉部越過津浦路後，即被日偽軍3000餘人攻擊，戰況激烈，只得暫時到尹集(今屬安徽靈璧)休整。抵達路東後，王仲廉於23日遇到西撤至尹集附近的第八十九軍軍長顧錫九。顧錫九部3000人左右經過月餘戰鬥，彈乏力疲，當晚即西開阜陽整理。因此，顧錫九給顧祝同電報中所稱的接應王仲廉部實為藉口，因顧錫九、王仲廉會面之時，已傳來韓德勤部與新四軍戰鬥的訊息，顧錫九未與王仲廉一起行動，而是獨自先向西退卻。24日，王仲廉兩度致電蔣介石，報告韓德勤被新四軍第三、四兩師“劫持”，但“尚屬安全”，韓部獨立第六旅旅長李仲寰和保安第三縱隊司令王光夏已陣亡。王仲廉過津浦路東後，一方面受日偽軍攻擊，且得到宿遷、靈璧、睢寧敵偽據點陸續增兵的情報，一方面又聽說韓部已基本全軍覆沒，對於繼續東進持動搖態度。
陳毅於3月25日抵達第四師師部駐地半城。韓德勤提出，他已一個星期沒有給上級發電報，國民政府高層有可能委派湯恩伯擔任江蘇省主席，所以要求給顧祝同發報彙報近況，以穩定局勢。新四軍方面表示同意。26日，韓德勤給顧祝同去電，只說保安第三縱隊和獨立第六旅在山子頭戰鬥中傷亡慘重，“副總部亦被衝散，電臺未能架設，以致失去聯絡”，隱瞞了自己被俘之事。27日，陳毅召集彭雪楓等研究對韓德勤的處理問題，並於是日兩度致電中央，判定俘虜韓德勤之事並未為外界確切知曉。如王仲廉繼續東進，新四軍準備與其戰鬥。陳毅還建議在蔣介石對韓問題下決心之前，主動送韓出境。28日，周恩來和林彪在重慶與何應欽會談。何應欽詢問韓德勤的下落，周恩來解釋了韓德勤滯留新四軍處之事。蔣介石在當日日記中寫道：“中共態度似未比前惡劣，對於其挾劫韓德勤之舉動，亦尚未承認也。” 29日，陳毅見韓德勤，批評他破壞團結抗日，韓德勤表示，以後不再和新四軍搞摩擦。同日，中央覆電，同意按陳毅27日兩電所提辦法，在韓德勤留蘇北比較有利，去路西反為不利時，可使韓德勤留在蘇北。不過，新四軍必須與韓訂立一項合作抗日密約，以免上當。
3月30日，陳毅派員通知韓德勤，新四軍將歡送他出境。韓德勤向陳毅提出要求，給他留點面子，發還一部分人槍，仍然讓他掛江蘇省政府的牌子，劃一塊活動地盤。陳毅應允，並給他一個鄉的地盤。此後，韓德勤變成了真正的“韓鄉長”。31日，劉少奇電告陳毅，國民黨方面已提出韓德勤被俘之事，但尚未提出嚴重的交涉與條件;湯恩伯已令王仲廉主力開回津浦路西。劉少奇還令新四軍照中央方針處理韓德勤問題。劉少奇指出的國民黨方面提出韓德勤被俘事，應是周恩來報告的何應欽28日詢問韓德勤下落一事。在國民黨與中共進行正式交涉前，新四軍已釋放韓德勤，可以說掌握了主動權。
4月1日，陳毅按照中央指示，和韓德勤簽訂《新四軍陳毅軍長與韓德勤會談備忘錄十條》，隨後將韓德勤禮送出境，劃出睢寧與宿遷之間凌城、埠子集、邱集一帶供韓德勤部駐防。4月初，陳毅在半城接見參加山子頭戰鬥的第四師第十一旅旅長滕海清等人，詢問部隊對放韓的反應後說：我們部隊的高階幹部不僅要拿起武器打勝仗，還要學會政治鬥爭，要懂得政治鬥爭策略。有意思的是，韓德勤被釋放後，即於4月3日給顧祝同發電報，再次概述山子頭戰鬥情形，報告李仲寰和王光夏已陣亡，自己“決心殉職，服毒未死”，隻字未提被新四軍俘虜事，僅說4月1日和2日積極收容部下予以整頓，之後準備西進靈璧地區，與王仲廉會商善後。韓德勤極力向頂頭上司顧祝同掩蓋自己被俘之事，顯然是想繼續保有自己的省政府主席之位。
韓德勤欲與王仲廉見面會商的願望，並未達成。湯恩伯有感於韓德勤部已基本覆滅，王仲廉部孤軍深入路東，易遭受攻擊，遂令其返回路西，重新部署，待命東進。4月8日，已返回安徽太和的王仲廉向湯恩伯報告，與韓德勤取得了聯絡。此時的韓德勤在老家泗陽洋河附近，由兩個連的警衛部隊護衛，一切物資由新四軍供應。至此，捉放韓德勤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淮北抗日根據地是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西大門和北大門，是華中與山東、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聯絡的樞紐，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當韓德勤部西進、王仲廉部東進，兩部計劃於淮北會合時，對淮北抗日根據地構成極大威脅，新四軍軍部決定先發制人，果斷出擊，先擊潰韓德勤部，然後計劃待王仲廉部繼續東進時予以打擊。此時新四軍亦面臨日偽軍“掃蕩”之後部隊分散、蘇北的第三師仍在進行反“掃蕩”作戰等種種困難，可以動員組織起來攻打韓部的兵力僅有兩三千人，所以必須以突襲方式，速戰速決。從3月14日韓德勤部到達淮北地區中心地帶金鎖鎮，到15日新四軍軍部決定攻打韓部，再到17日戰鬥正式打響，決策和準備時間只用兩三天，戰鬥僅進行了十多個小時，可謂兵出神速。俘虜韓德勤後，新四軍軍長陳毅親自到第四師師部處理韓德勤問題，就是否釋放、何時釋放、放去哪裡等問題，與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電報往返，中央又與在重慶的周恩來磋商，力爭將俘獲韓德勤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內。在國民政府對韓德勤被俘做出反應和進行正式交涉之前，新四軍及時禮送韓德勤出境，使消滅韓部和俘獲韓德勤之事平穩落地，順利解決，有利於新四軍在蘇北的統戰工作和長期發展。
三、 走向成熟：新四軍的戰略與策略
新四軍捉放韓德勤的大背景，一是國共關係處於緩和期，兩黨談判已持續半年時間，雖未產生積極成效，但也沒有破裂，總體而言國民黨採取了拖的態度。此時新四軍如採取過激行為，消滅韓德勤，極有可能授人以柄，不利於國共談判。二是1942—1943年日偽軍加強在華中敵後的“掃蕩”，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都面臨在敵後如何堅持的問題。中共中央提出在最嚴重形勢下堅持鬥爭、切忌張揚、儲存力量等口號，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和貫徹整風運動、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以渡過嚴重、危險的局勢。從捉放韓德勤這一事件，可以進一步探討和分析新四軍此時的戰略與策略。
消滅韓德勤部和捉放韓德勤，是新四軍戰略落實的體現。這一戰略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內涵。其一，從戰略目標言，山子頭戰鬥發生地位於淮北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洪澤湖沿岸，是新四軍必爭之地。1941年5月，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部在李仙洲等部的壓迫下，從津浦路西被迫轉移至津浦路東。隨後，陳毅等人和華中局指示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淮河以北、運河以西的區域，由第四師軍政委員會領導，主要任務是肅清當地國民黨軍殘部和運河西岸的土匪，阻止李仙洲部東進，阻止韓德勤部和霍守義部西竄。完成上述任務，更便於集中力量應對日偽軍大舉“掃蕩”。可見，淮北抗日根據地起到的是屏障國民黨軍東進，防止韓德勤部西竄，保證運河以東蘇北抗日根據地和淮河以南淮南抗日根據地安全的作用。同時，第四師在淮北還可保持在有利條件下向津浦路西發展、重新回到豫皖蘇地區的戰略態勢。1943年3月，當王仲廉部東進、韓德勤部西竄，兩方欲連成一氣時，第四師感受到威脅，必須防止兩部會合，於是迅速制定了先集中力量打擊韓德勤部、再應對王仲廉部東進的策略。
對第一戰區河南、安徽的國民黨軍而言，淮北地區是向東伸進蘇北，與江蘇敵後國民黨軍力量取得聯絡呼應的必經之路，也是長期經營、準備爭取之地。1942年，蔣介石令第八十五軍軍長王仲廉擔任魯蘇邊區遊擊總指揮，主持徐海公署，意在恢復津浦路東的敵後地區，使皖北國民黨後方與蘇北敵後取得直接聯絡。此後，王仲廉多次派小股部隊到津浦路東。1943年3月下旬，王仲廉親自率部越過津浦路後，蔣介石指示：“在運河西、津浦路東、隴海路南、淮河以北地區，建立根據地，並收容韓主席餘部，俟霍師到達，再行開展。”可見，蔣介石命王仲廉建立的根據地，與新四軍第四師所在的淮北抗日根據地，區域完全一致，這也是新四軍先發制人，發動對山子頭的進攻，不得不爭、不得不戰的根本原因所在。山子頭戰鬥的勝利不僅消滅了韓德勤部，還逼迫王仲廉部無法繼續東進，新四軍確保淮北抗日根據地和拱衛蘇北、淮南抗日根據地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
其二，從戰略配合言，此時的新四軍在重建軍部兩年後已經取得相當發展，各師之間能形成迅速有效的戰略配合。除新四軍第五師在鄂豫邊區外，第一師在蘇中、第二師在淮南、第三師在蘇北、第四師在淮北，基本形成四方格佈局，與蘇南的第六師，皖中的第七師均能形成有效呼應。山子頭戰鬥以新四軍第四師一部為主力，第三師第七旅從運河附近、第二師第五旅從淮南趕來支援，統一由第四師師長彭雪楓、政委鄧子恢指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四師反“掃蕩”後兵力分散的弱點。此外，1943年2月日偽軍在蘇北“掃蕩”時，陳毅命蘇北南邊的蘇中第一師和西邊的淮北第四師進行戰略配合，攻打兵力空虛的日偽軍據點，形成了日偽軍“得之蘇北，失之蘇中”的局面。在日偽軍“掃蕩”蘇北之前，陳毅和饒漱石在往南、往北、往西等各種轉移方向(往東是大海，不可行)中權衡利弊，最終率領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往西轉移至淮南第二師所在地，亦表明新四軍在華中地區騰挪的空間增大。無論是應對反“掃蕩”或是反摩擦，各師之間的戰略配合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四軍透過各種分散轉移戰術，達到了在華中敵後地區以空間換時間、頑強堅持的效果。韓德勤各部在反“掃蕩”中東奔西突，無法再在敵後立足的困窘局面，與其孤懸敵後，附近國民黨各部不能團結配合、互相奧援有關。原在江蘇敵後的韓德勤指揮的霍守義師和顧錫九部亦在兵疲力乏的情況下撤往後方休整，造成了韓德勤完全孤立無援的狀況。李仙洲入魯援助於學忠部，王仲廉入蘇援助韓德勤部，既不積極，亦不得力，最後均未成功。
其三，從戰略原則言，新四軍的戰略服從於中共中央的大戰略。中國共產黨當時處理國共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維持現狀、減少摩擦、爭取好轉。此時林彪和周恩來仍在重慶談判，因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何應欽於1943年2月訪問印度，蔣介石於3月中下旬視察貴州，俘虜韓德勤事件發生時的3月下旬，國共談判處於暫時停頓狀態。待蔣介石3月底回到重慶後，認為中共在服從國民政府政令和軍令方面並無改進，林彪和周恩來此前提出的四項要求等包含具體內容的談判“無從談起”，談判遂擱置。而這四項要求包括新四軍的編組、中共黃河以南部隊的北移等，與新四軍有密切關係。因此，在新四軍3月中旬俘虜韓德勤後，中共方面需考慮這一事件對重慶談判產生的影響。其間，劉少奇明確提醒此時最好避免嚴重的武裝衝突，以免妨害談判。毛澤東和劉少奇也特別注意蔣介石、湯恩伯和王仲廉的態度，要視其反應，決定何時釋放韓德勤。在應對王仲廉可能的繼續東進時，中共中央指示陳毅：“對王仲廉須先禮後兵，不必急打。”這些都反映了中央此時採取的態度比新四軍方面更為慎重。中央此時對華北的國共摩擦亦採取類似態度。如3月下旬，第一戰區龐炳勳部與八路軍發生摩擦，毛澤東和朱德對彭德懷的指示是以自衛為主，避免引起重大沖突。中共對國共談判的重視，以及緩和國共關係的努力，為的是集中力量應對日偽軍“掃蕩”，保持主力，贏得民心，渡過難關。如何能在敵後屹立不倒，是新四軍和八路軍此時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陳毅軍長親臨第四師駐地主持與韓德勤的談判，積極聽取中央意見，及時釋放韓德勤，在處理國共摩擦時適可而止，體現了新四軍遵行和服從中共中央維護國共關係的基本原則。
新四軍以奇襲方式發起山子頭戰鬥，在確定釋放韓德勤之後又就放去哪裡、如何釋放等關節點進行仔細考量，反映了新四軍的策略。首先，新四軍抓住韓部處於孤軍狀態、日偽“掃蕩”暫停之機，發動山子頭戰鬥，先發制人，速戰速決。此時，韓部所屬霍守義師因在反“掃蕩”中損失較大，已西開安徽阜陽休整。顧錫九部也向津浦路靠近，王仲廉部正準備越過津浦路東進。護衛韓德勤的部隊僅有戰鬥力相對較弱的獨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縱隊，兵力不到3000人。對新四軍而言，第四師淮北地區反“掃蕩”已基本結束，第三師蘇北地區“掃蕩”的日軍也已大部撤退，新四軍進入反“掃蕩”階段，士氣較高。3月14日至16日，韓德勤部剛陸續進入山子頭及附近地區，立足未穩，而泗陽洋河日偽軍3月24日進入這一區域，所以新四軍於17—18日發動戰鬥，選準有利時機，克服自身兵力分散的困難，果斷出手。
其次，在釋放韓德勤的方針已經確定的情況下，新四軍需要考慮把韓德勤這支力量放在哪裡更有利的問題。一種辦法是放韓德勤越過津浦路西去，因霍守義部和顧錫九部已經西去阜陽，從此蘇北敵後再無國民黨軍的力量，這是中共中央和新四軍的考慮之一。當然，韓德勤本人的意願也很可能如此，畢竟在實力盡失的情況下留在蘇北敵後，面對日偽軍“掃蕩”時有性命之虞。第二種辦法是留韓德勤繼續在蘇北作重慶國民政府的江蘇省主席，國民政府自然也希望有中央軍一脈駐紮蘇北。將韓德勤留在蘇北，給了國民黨情面，又不致威脅到新四軍在淮北和蘇北的發展，事實上這也是新四軍後來採取的辦法。新四軍在俘獲韓德勤後，一直未對外公佈訊息，且把韓部佔領山子頭之事歸罪於王光夏，從而掌握了處理韓德勤的主動權。在韓德勤已成為空頭司令、防地盡失的情況下，維護韓德勤的省主席地位與名譽，努力緩和國共關係，乃順勢而為。此時若趕盡殺絕，不留餘地，政治上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無益於統一戰線，對於爭取蘇北的中間勢力亦有害無益。
再次，新四軍迅速消滅韓部，在俘獲韓德勤後未予公開以及很快無條件放韓，讓國民黨方面猝不及防，難以接招。王仲廉最早獲知韓德勤部全軍覆沒和韓本人被俘的訊息，已是韓被俘5天后的3月23日，且是從該部派往韓部的一名聯絡員處得知，訊息並不十分準確具體。稍後，王仲廉才從韓德勤部保安第三縱隊參謀主任王漢(被新四軍俘虜後逃脫)處獲知山子頭戰鬥的詳細情形。王仲廉於24日向蔣介石彙報，此時蔣介石正在貴州視察，待其回到重慶，已是27日。29日，蔣介石第一次在日記中記錄韓德勤問題，推斷中共不至採取激進手段。而這一天陳毅已和韓德勤談話，並打算禮送韓德勤出境。3月下旬，湯恩伯、王仲廉等人給蔣介石的電報均稱韓德勤被“劫持”，王仲廉表示要東進救出韓德勤。而新四軍方面稱韓德勤因遭遇日偽軍“掃蕩”，在新四軍地界內“打埋伏”。從3月下旬至4月13日，韓德勤發給顧祝同的數封電報也一直未承認自己被俘。如是劫持，新四軍可能不一定立即釋放韓德勤，或需要國民黨方面答應新四軍提出的某些條件，才能將其釋放。後來，新四軍禮送韓出境，並送人槍，確實符合“打埋伏”說，而非“劫持”說。王仲廉部在津浦路東遭遇日偽軍襲擊，繼續東進亦無人接應，只好退回後方，與韓德勤部會合淮北的計劃，在軍事上完全失敗。從政治角度看，新四軍很快釋放韓德勤，亦讓國民黨方面無隙可乘。
捉放韓德勤事件，新四軍先發制人、消滅韓部，軍事上採攻勢;後又將俘虜的韓德勤主動禮送出境，維護其國民政府江蘇省主席的地位，緩和國共關係，政治上採守勢。這是中共在維護統一戰線過程中，在鬥爭中求團結的典型案例。較之皖南事變中的被動挨打及後續處理，此時中共中央和新四軍對於國共關係變化的應對更為積極、果斷、成熟。事實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941年至1943年華中敵後形勢的悄然變化。國民黨在敵後設定魯蘇戰區，從南往北運用第三戰區、第五戰區和第一戰區的兵力遏制華中新四軍的發展，摩擦不斷。其中，以1941年皖南事變的影響最大。此外，1940—1941年後日軍將作戰重點放在已佔領地區，加強在敵後的“掃蕩”與“清鄉”，一度給新四軍和八路軍帶來極大壓力。不過，新四軍在反摩擦、反“掃蕩”和反“清鄉”的複雜局勢中逐漸學會靈活應對，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辦法，頑強堅持，最終得到發展和壯大。而魯蘇戰區于學忠部和韓德勤部在應對日偽軍“掃蕩”過程中，作戰經常失利，投降時有發生，在1943年後舉步維艱。儘管有李仙洲部和王仲廉部東進，亦無法挽回頹勢，最後都不得不離開魯蘇敵後，退往後方。日偽軍的“掃蕩”和“清鄉”亦投入多、收穫小，在1944年後逐漸沉寂。可見，1943年新四軍捉放韓德勤，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在華中日偽、國、共三方軍事和政治長期交鋒過程中具有轉折意義。1943年後，國民黨軍在蘇北的力量與影響越來越小，新四軍在敵後獲得更大發展，政治上日益成熟，根據地逐漸鞏固，最終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
作者吳敏超，系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