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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紅軍的“打土豪經濟”

紅軍給養主要依靠”打土豪經濟”，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昌起義朱德餘部：

“你們隊伍一切的給養，均應從豪紳官吏財主地主身上著想，千萬不要空想黨會來幫助。這不但事實不可能，而且原則所不許。”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殘部抵達井岡山，與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裝合編，但毛澤東的第一團並未立即上山，而是先開至蓮花、攸縣、茶陵等縣去打土豪。

毛澤東：

“向著一切國民黨區域去擴大我們的財政收入，向著一切剝削分子的肩上安放著蘇維埃財政的擔子……這就是克服困難的方法。”

1931年2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明確規定：

“開闢財源問題，各縣有工農武裝或游擊隊的，須向白色區域遊擊，打土豪籌款。”

1928年1月，紅軍攻佔遂川縣，進而佔領草林鎮，打了兩個大土豪，沒收全部財產，獲兩萬多塊銀洋、七百多擔布匹。5月，攻下永新縣城，沒收土豪劣紳財產，挑回井岡山三百多擔布、兩百多擔鹽和西藥等物資。9月，再佔遂川城，獲一萬銀洋與大量金銀首飾、棉花，“井岡山“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缺少布。”雖然打土豪甚有斬獲，井岡山上的日子仍十分艱難。

毛澤東寫於1928年11月25日的《井岡山的鬥爭》：

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以為繼。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

2、為何不得不去“打土豪”？

退入貧瘠山區後，經濟是除了國軍進剿以外的最大壓力，階級覺悟、革命意志之類，都是後來的文藝宣傳，紅軍不可能因“特殊材料製成”而不需要吃飽飯，窮人固然有參加革命的天然階級性，但前提仍是必須提供基本生存條件。

事實上，只有當革命鬧起來，有了一定規模與財力，窮人才會大批跟進。艱難的草創期，最堅定的革命者當然還是“理想堅定”的知識分子。

紅軍糧食發生了問題，生活更加艱苦。一首著名的井岡山順口溜：

“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打倒大土豪，夜夜睡稻草。”

不僅意志薄弱的官兵心生怨念，中級幹部也發生動搖，紅二十八團第二營長袁崇全率隊叛逃。團長王爾琢與袁崇全為黃埔同學，趕去制止，被袁開槍打死，隨後林彪率大隊人馬趕到，這次集體叛變才被制止，袁崇全帶少數親信逃脫。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平江起義之初，均發生軍官叛變。

南昌起義：僅高階軍官就有第十師長蔡廷鍇(率部叛離)、軍參謀長陳裕新、副師長歐學海、教導團黨代表魏瑾鈞；

秋收起義：師長餘灑度叛變。中下級軍官叛變的就更多了。

平江起義時，第一大隊長李玉華、第四大隊長雷振輝叛變。

1929年2月25日，紅二、四團在於都打游擊，繳獲步槍二百餘，機槍兩挺，駁殼槍四支，子彈十一擔，銀洋三千多元。1929年1月23日，彭德懷的紅五軍開往于都，因缺少彈藥，買了幾百元的子彈(五粒子彈/元)，這才3月7日打下於都。

1929年1月，國民黨調集湘贛兩省18個團約三萬兵力會剿井岡，山上五六千紅軍養困難，彈藥缺乏，大雪封山，紅軍只有兩件破爛單衣，經費即將告罄。

2月10日大年初一，朱毛紅四軍(3660餘人)攜槍1100餘支下山，在瑞金大柏地打了一仗，消滅追敵劉士毅旅兩個團，繳槍八百餘支，獲勝後攻下寧都縣城，紅軍的衣服、糧食、械彈都得到補充，並在商場籌得現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沒收現金及罰款近萬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紅軍發給白軍俘虜回家路費，“由他們自報，報多少，發多少，一共發了3500塊錢。”回家俘虜一般發路費三元，一部分俘虜當了紅軍。“由於大柏地戰鬥時我們的給養還很困難，當時向當地老俵借了很多吃的、用的。”同年5月，紅四軍再回大柏地，向借糧借物的老鄉還款3500塊。然後趁勝進寧都城停留一晚，得到寧都商人的籌款，官兵每人發了十幾個銀毫子。2月18日，紅四軍與江西獨立紅二團、四團會師東固，毛澤東仍向紅二、四團請求經濟援助。次日，“紅二、四團送了二千銀元給紅四軍，並送了一些子彈和衣服。

1928~1929年，陳毅記述：

籌款工作，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出在城市商人。有時可以叼光敵人輸送一部分來。

3、蘇區地方組織的“打土豪”

地方游擊隊也只能靠打土豪籌款，甚至各級黨委機關也需要游擊隊籌款。1927年12月，湖北省委得到游擊隊三次送來的千兩黃金，因游擊隊抄了一家銀號。

1929年3月14日，紅軍消滅閩西當地部隊郭鳳鳴旅。住了一週，向商會籌繳大量錢款，沒收郭鳳鳴一小型軍服廠，趕製四千套列寧裝式樣、佩有紅領章的灰軍裝與紅五星八角軍帽、灰布綁腿。每人發一套，紅四軍建立以來第一次統一著裝。“又籌集到軍餉現洋五萬元……給四軍每人發了四元零用錢。官長、士兵、俘虜兵一律平等待遇。不僅做了軍旗與縱隊旗幟，還給上海中央匯款。

1929年6月1日，《朱毛紅軍前敵委員會報告》(發自永定)：

在汀州十七天，僅向大商人籌款二萬，向豪紳地主籌款三萬。”

汀州距離瑞金約百里，商貿繁鬧，後稱“紅色上海。”

1930年夏，“打下吉安，贛江東西兩岸的根據地連成一片，我們籌了十萬元錢，同時擴大了紅軍，將游擊隊、赤衛隊整排整連地補充到了部隊，為粉碎敵人的第一次“圍剿”作了準備。”

1930年3月，紅七軍在黔桂邊界東渡紅河；4月初佔領懷遠，籌款數萬銀圓；4月底，攻克榕江，繳獲步槍600支、子彈十餘萬發、幾門大炮、一座電臺，籌款十萬元。11月7日，紅七軍到達武崗城下，本不打算攻城，但為解決經濟與服裝，決定攻城，連攻四晝夜，傷亡數百。

何鍵調援的五個團逼近，只得撤圍，急行軍突襲全州，籌到幾萬塊錢。入道縣空城，“商人都跑光了，無法籌款。”從道縣到江華百里行軍，正值隆冬，戰士還是單衣：

“有的戰士因為沒有禦寒的衣服而犧牲了。”

1929年加入紅軍的邱會作說：

紅軍沒有固定財源，發的物品多為打土豪沒收來的，搞到什麼發什麼，也不管合用不合用，能解決困難就行，打下吉安後，進百貨商店，紅軍士兵要得是馬燈、手電筒，其他值錢的東西也沒拿，來自山區農民的紅軍士兵並不認識城裡貨。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的邱會作承認：不會花錢、商品意識淡漠，乃紅軍一代幹部之通病。

1931年9月3日《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

“我們的經濟來源完全是紅軍本身到白區去籌款，經濟總要籌足三個月的款項。”

4、“打土豪”的經濟槓桿

1931年初，第一次反“圍剿”打了勝仗，紅軍生活仍很艱苦，只能吃酸菜蘿蔔，豆腐就算上等菜了。從總司令到戰士，同樣發一元零用錢、五角草鞋費，每週分三四十銅板的伙食尾子。紅軍第一後方醫院的工作人員，每天半斤米、五分油鹽柴菜錢；月底分點伙食尾子，還得交黨費團費、買線補衣、買信封信紙寫家信。傷員每天最少一斤米、一角或一角二油鹽菜錢、每餐一二兩肉，另發衣服被褥，“在那樣的情況，能做到這樣是不容易的……

只有在戰鬥間隙進行休整，洗澡、煮衣除蝨。1931年春，第二次”反圍剿”,紅軍為等待國軍離開堅固工事,在東固一共等了25天。

紅三軍團政治部保衛大隊政委李志民(1906~1987，上將)：

我們在東固等待敵人離開鞏固的工事，等了好長一段時間。當時，我們軍隊那麼多人，集中那麼一個小地方，糧食、蔬菜、油等都碰到很大困難。沒有菜吃，我們就上山拔筍子、下水捉魚子、撿田螺，筍子又無油，吃得肚子更難受。

經濟的槓桿作用還表現於百色起義，百色起義親歷者：

官兵薪餉一律發銀洋20元，不僅是工農分子熱烈參軍，甚至桂系軍隊中計程車兵，亦有自南寧方面出走來百色參加紅軍者，他們當時並不解革命。主要的原因是為官兵平等、薪餉待遇好所吸引。

當時白軍士兵每月只有七元而已，所以紅軍的待遇是全國所未有的。官佐的待遇雖然是低些，但亦足以維持其個人生活……從來沒有過逃兵。

國民黨軍隊圍剿蘇區，也用經濟刺激，張輝瓚鼓舞士氣的口號：“打進東固山，金子銀子用籮擔”。

1930年7月26日，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佔長沙，俘敵四千餘人、繳槍三千餘支、“正法”一大批各縣逃進城的“土豪劣紳”、釋放數千“政治犯”、擴紅七千餘人，還得款40萬元。

1930年11月7日，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發出《緊急通令》，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迅速集中經濟節省費用應付階級決戰”,務必於三個月內籌集現金60萬元。11月20日,又發出”財字第二號”《通告》，要求十天內籌款30萬元。其中贛東贛南須籌集十萬元，贛西各縣區共籌集20萬元。

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圍剿龍岡一役，全殲張輝瓚第十八師，繳獲兩個旅一個師部九千餘人全部軍械，紅六十四師全部“換裝”，梭標及八百多支土造槍，全部改為五響快槍“漢陽造”。

1931年1月10日，寧都小布召開反圍剿祝捷大會，張輝瓚一押上來，會場上響起一片口號：“殺張輝瓚的頭，吃張輝瓚的肉！”後來張輝瓚被槍決。

不久，朱毛接中央來信：

國民黨派員接洽，願以二十萬元現金及釋放所有政治犯，以交換張輝瓚，但張已死，“大家都感到可惜!”

5、繳獲——蘇區經濟的另一大來源

1931年1月18日，紅16軍攻佔通城，繳獲步槍千餘支，手槍二十多支，重機槍數挺，子彈數萬發，籌款三萬餘元。

1932年4月20日，紅軍攻佔漳州，籌款百餘萬元，獲得大量布匹、糧食、食鹽、膠鞋、藥品等，還有兩架飛機，組織三千餘民工耗時一月才全部搬回蘇區。

1932年湘鄂贛全省財政收支：

收入：

1. 向土豪籌款1640元。2.沒收逆產4100元。3.轉運局、金礦局盈餘7000多元。4.銀行146000元，共計收入158740元。

支出：

1. 軍隊在省庫支出90000元(軍隊在鄂東和各縣支用未計入)。2.省級機關和醫院給養支出77800元。共計支出167800元。

1932年3月中旬，毛澤東率紅軍主力進入贛江流域，夾江而下，下旬打下漳州，得到許多金銀珠寶與大批軍用物資。如蘇區奇缺的布匹、藥品、汽油、食鹽等，還籌得100多萬元軍費，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僱了不少挑夫將物資挑回瑞金，稍緩蘇區的資金匱乏與供給緊張。

1931年8月，鄂豫皖紅四方面軍在英山、浠水、廣濟、羅田一帶殲滅國軍七個團，繳獲步槍四千以上、迫擊炮28門、機關槍26挺、彈藥無數，俘敵五千；經濟上獲與籌款七萬銀圓、黃金20餘斤、白銀1600餘斤，以及南下部隊的所有軍裝，“解決了部隊的經濟困難，大大減輕了老根據地人民的負擔。”

據中央蘇區經濟大事記，數筆較大進賬：

1、1929年2月13日，紅四軍進佔寧都縣城，該城商界籌軍餉5500元；2、1929年3月，紅四軍在長汀境內分兵17天，攻下閩西重鎮長汀(國府專員公署駐地)，打土豪籌款五萬元，縫製四千套軍裝，統一換上灰布軍裝；3、1930年10月中旬，紅一軍團在吉安透過商會籌款13萬元，縫製上萬套軍衣軍被；4、1932年4月20日，毛澤東率領東路軍攻佔閩南重鎮漳州，籌款數百萬元並大批物資。

1931年，閩西蘇區沒有自己的經費，要靠中央接濟。地方軍閥張貞來進攻，閩西蘇區的經費——金銀財寶，全靠四人攜帶保管，即老黨員方維夏與三位鐵桿紅女——留蘇生李伯釗、危拱之、唐義貞。

所謂“經費”就是金銀首飾，多是金子，需要時每人背它一包，四四方方一包，可真沉呀，行軍時肩膀都背爛了。每人還要背一枝步槍。

6、外線出擊“打土豪”

1931年4月，方誌敏率領紅十軍挺進閩北，結束長澗源戰鬥三天後決定攻打崇安赤石街，那兒是福建巖茶產地。春茶上市，商賈雲集，“存款”甚多，打下赤石街後，果然從街上錢莊、茶商銀櫃中“籌”得20多萬元，黃金兩千多兩，還有許多槍支。離開時，除了找麻袋塞裝，政委方誌敏、軍長周建屏及全軍官長騰出坐騎馱運銀洋，剩下的再由戰士身背肩挑。10月，方誌敏再率紅十軍入閩北，二次攻打赤石街及浦城，再籌款十萬元、黃金千兩，搞到贛東北蘇區緊缺的大批物資。如食鹽、布匹等。

1935年紅二、六軍團會師黔東，也要靠出擊外線解決給養。不僅解決糧食、款項、冬衣，還解決兵員補充。

賀龍：

“我們出去如魚得水，要怎麼走就怎麼走，不走出去，硬把蘇區吃得光光的，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壇壇都吃了好?還是出去開大倉好?”

1935年5月29日，陝北紅二十六軍打下延長縣城，除繳獲430餘支槍、15挺輕機槍、一部電臺、170餘匹馬，還有15萬元銀幣。

《中國革命根據地經濟史》：

“一蘇大”(按：1931年11月)以前，蘇區財政收入的來源主要是靠打土豪籌款，取之於敵。“一蘇大”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紅軍發展了，根據地擴大了，紅軍和政府的開支大量增加。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蘇區內的土豪基本打盡，取之於敵的財政來源減少，因此必須廣開財源，擴大財政收入，才能保障日益發展的革命戰爭的供給。

廣開財源的途徑主要是：1、整理稅收，奠定財政基礎；2、發展國營工商業；3、繼續打土豪籌款和向富農捐款；4、採取非常措施，彌補財政收入之不足。

…“一蘇大”以後，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蘇區內的土豪雖然基本上打完，取之於敵的財政來源較前減少，但打土豪籌款仍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這時打土豪籌款，主要是到白區和新發展區域去進行，據說在老蘇區內也還有一些打土豪籌款的任務。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調查隱藏漏網的地主分子，沒收其一切財產；二是設法挖掘已打倒的地主土豪所埋藏之銀錢物品。

7、“打土豪”的不利局面

“打土豪經濟”必須依靠高歌凱進不斷擴張才能維持，一旦擴張停止，僅僅依靠赤區經濟體系，無法長久挺持。執行階級鬥爭政策，嫌富愛貧，蘇區農民都怕冒尖成富——成為打擊物件，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沒人願意多種地，只要全家夠吃就行，各蘇區出現大量拋荒，越是老蘇區，拋荒地越多。鄂豫皖蘇區放棄前，1931年下半年已出現糧荒，“外面不能輸入裡面儲蓄已罄。”1931年8月，鄂豫皖紅軍總指揮徐向前(1901~1990)抱怨：“全軍不僅沒有發過一個零用錢，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難的地步。”

1934年1月23日，毛澤東在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原有七十萬人口銳減至四十萬。

蘇區經濟發生困難並非個別現象，具有相當普遍性。1929年10月閩西蘇區，一位巡視員給福建省委的報告：

在紅色區域中目前有嚴重的問題，即農村生產品價格低落，而且銷售不出去。同時市場冷落、工人失業，造成社會經濟的恐慌。這一現象目前黨必須有很好的政策來應付，才能使蘇維埃政權日益鞏固。

紅四軍、紅十二軍在1930年6月22日，從長汀出發……我們從汀州向長沙進軍的途中，一邊行軍一邊籌糧籌款，每個戰士都背糧食，到了沅水流域就籌得更多了。在黃陂、小布以後才改為紅軍的糧、款統由地方黨組織供給。

為填補蘇區財政赤字，1932年6月“中央蘇區”發行第一期“革命戰爭公債”60萬元，10月再發行第二期120萬元，1933年7月22日，再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

1934年1月底，軍情日緊，“中央蘇區”國家銀行工作人員記述：

“公債已發行了近半年，交庫尚不及半數，土地稅自十二月開始，至一月下旬，所收不及十分之一，後方機關限量吃飯，直到開始長征。”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各機關晚上辦公，每室一燈改為集中辦公，多人共享一盞燈，在月光下開會，甚至節省火柴。此前每人每月發一盒火柴，改為每室一盒。最後乾脆不發了，“利用香代替洋火”，點一根香作火種。工作人員的伙食標準一降再降，家在蘇區的自帶伙食。

軍事局面稍穩定，1932年3月毛澤民兼第一任鎢礦總經理，招聘技工，建立三個鎢礦，開採鎢出口香港換物資。1933年鎢產量達1800噸，1934年秋產值200多萬元。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蘇區金融。毛澤民還協助毛澤東抓了林木、樟腦、紙張、夏布、薄荷油等經營，搞到不少錢。

1931年3月，紅十二軍政治部發布的《籌款政策》第四條：

發動貧農僱農反地主、富農的鬥爭，並從快取得他們對紅軍籌款的熱烈擁護和幫助。所以每到一處，就要發米、發豬肉、分衣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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