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這一年對於陳果夫來說，是極其難熬的一年，不論是從政治上，還是身體上，都讓他的內心極度痛苦。
他常常躺在床上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覺得有必要寫一本回憶錄，將自己40多年來的經歷與主張分門別類地寫出來。
對於這件事，他是這樣說的：“我寫此書的目的，在於‘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與遭謗之由來。’”
圖丨陳果夫
當然，這的確是他想要寫這本書的初衷了，但並不完全是因為這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借這本書，讓蔣介石知道。
自己是忠於蔣介石，忠於國民黨的，希望蔣介石能發惻隱之心，對陳氏家族另眼相看。
這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最想完成的一件事，他將目錄按教育、人事、經濟、政治、道理、制度、CC來源、黨務、豪門等列了出來，希望能夠儘快將這部著作完成。
但是，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病情在不斷加重，他感到死神在不斷地向自己逼近，他倍感時間的緊迫。但又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導致回憶錄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
1950年年底，他終於完成了回憶錄之一《蘇政回憶》，瞬間覺得輕鬆了許多，覺得自己精神狀態良好，準備到第二天，再寫其他方面的回憶錄。
除夕之夜，陳果夫獨自坐在床頭，腦海中不斷回想著過去的往事，這是他一直以來的習慣。
每年除夕夜這天，他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與生活，但這一年對於他來說，是非同尋常的，有太多值得他感慨的人和事了。
1951年他從臺中搬到臺北市，但因為這裡的氣候炎熱，導致他常常感到十分難受，有時候想要起來坐一會兒，但坐上半個小時左右，就支撐不了了。
所以，他大多時間只能躺在病床上，每次測量體溫，都是38攝氏度左右。
8月18日，醫生在拍完X光後，發現情況已經比預想的更加嚴重，其生命已處於垂危之際。
陳果夫知道，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臨死之際，他仍然關心著國民黨的前途及臺灣的政局，他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掙扎著起床，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在紙上寫下“諍諫之文”四個字，在寫完這篇文章後，他派人將其呈送給蔣介石，以表明他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心。
8月25日下午4時52分，陳果夫溘然長逝，終年60歲。
陳果夫永遠的離開了，在他去世當天，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了治喪委員會，並委派CC系骨幹人物洪蘭友擔任總幹事。
8月26日，陳果夫的父親，81歲高齡的陳其業匆匆從臺中趕往臺北護喪，他對兒子先他而去，表現出極大的悲痛。
蔣介石得知此訊息後，也在26日、27日兩天趕到極樂殯儀館弔唁，他望著陳果夫的遺體，表情哀痛，幾度鞠躬，似乎在和陳果夫說這著些什麼......
看到陳果夫的父親也來了，蔣介石哽咽著與其握手，只短短地說了四個字：“逝者安息！”
蔣介石知道，陳果夫病逝這件事對於陳其業老人家的打擊是巨大的，他立刻吩咐工作人員：給予他家人以特殊照顧。
蔣介石之所以這樣做，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夠得到陳果夫在天之靈對他的寬恕。當然，除此之外，他自己本身也是靠陳其美起家的，所以，陳其美可以說是他的恩人了。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日本，他覺得蔣介石明顯比很多同齡人顯得機靈很多，再加上後來兩人交往甚密，兩人情同兄弟，便介紹蔣介石加入了同盟會。
後來由認識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學計程車官學生黃郛，三人因為志趣相投，常常在一起談論談下大事，所以後來乾脆結為盟兄。
圖丨蔣介石
三人還互換了蘭譜，盟約稱“安危他日終須杖，甘苦來時要共嘗。”蔣介石還將誓言刻在了兩把寶劍的柄上，作為禮物，分別送給了兩位盟兄。
這一次結盟，締造了三人的終身友誼，尤其是對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後有非常大的影響。
由於蔣介石精通軍事，擅長策劃，越來越得到陳其美的賞識與器重。後來陳其美直接將其介紹給孫中山。
蔣介石也因此受到孫中山的單獨接見，蔣介石頭腦清楚，見解深刻，孫中山對他大為賞識，這為蔣介石之後政治上發跡準備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有陳其美的大力扶持，再加上孫中山的賞識，1914年之後，蔣介石在革命黨人中的地位也日漸提高，漸漸地取得了獨擋一面的地位。
所以，陳其美對於蔣介石來說，既是盟兄，也是恩人，更是蔣介石與陳果夫建立親密關係的紐帶。
1911年7月，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陳其美親自到南京囑託陳果夫組織了陸軍第四中學同盟會分佈，秘密籌劃南京舉義計劃。
因清軍加強防範，行動困難，陳果夫只得與兩個同學赴上海向陳其美請示。
正在此時，武昌起義爆發，陳果夫按照宋教仁的要求，即率南京同志前往助戰，奉派守衛漢陽兵工廠，後被調到軍政分府軍政科辦事。
圖丨1911年武昌起義時，革命軍的炮兵
漢陽失守以後，陳果夫東下上海，奉父親之命，組織招待所聯絡陸軍小學、中學的同學，分別介紹至各部隊，從事訓練工作。
這時由於工作關係，陳果夫與蔣介石有了接觸。
陳果夫後來在回憶文中專門寫下自己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時的場景。
“那是在1911年10月，我以南京學生軍的身份預備去武漢，到了上海，我在二叔的病榻前見到了蔣先生（蔣介石），二叔向我介紹，說蔣介石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的革命工作的。.....蔣介石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十分深刻。”
後來兩人之間的往來也越來越多，陳對蔣十分敬佩，稱“我對他的敬仰之心，便與日俱進。”
從那以後，蔣家、陳家常來常往，如同一家。陳果夫與蔣介石也成為了最親近的朋友、無話不說的至交。
CC組的一個成員在描述陳果夫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
“在委員長（蔣介石）面前，說話能夠盡言而無所畏懼的，只見過兩個人，一位是陳辭修（陳誠），另一位是陳果夫先生。他們兩人跟其他人不一樣，即便他們說的話讓委員長生氣，但他們仍會繼續說下去，並強調讓委員長注意聽他們的話。”
圖丨陳誠
要知道，當時能夠在蔣介石面前直言不諱的，甚至能夠在蔣介石生氣之後仍敢繼續講話的，那一定是蔣十分信任的人。
而陳果夫就是靠著蔣介石的這種信任和庇護在國民黨內展開活動的。
陳果夫幼年患過肺結核病，身體一直十分虛弱，1913年春，曾赴日本調治。
不久，從陳其美的來信中得知將舉行二月革命，陳果夫即提前於6月15日趕到上海，與陸軍中學同學等200餘人組成奮勇軍，自任副司令。
7月中旬，奮勇軍奉派攻擊上海龍華西炮臺，相持數日，終因遭側面攻擊，後援中斷而失敗。
1914年春，開始學習德文，並研究有關合作事業。1915年12月15日，陳其美在上海發動討袁，肇和艦舉事，陳果夫又負責聯絡、通訊及郵件抄寫工作。
討袁失敗後，留陳其美身邊工作。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被刺身死，陳果夫返回吳興原籍。
1918年春，陳果夫由其岳父朱五樓介紹去上海晉安錢莊學習錢業，當了助理信房。
1919年秋天，孫中山為了政治活動需要籌集資金，指示在上海設立一家商品交易所。
1920年秋，陳果夫就和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一起開始籌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陳果夫組設茂新號任經理，併為這一交易所第54號經紀人，經營棉花、證券等投機生意；不久，又和朱守梅組設鼎新號，朱守梅任經理，陳果夫任協理，經營棉紗、金銀生意。
從1920年 到1921年，交易所生意十分興隆，做了數萬元交易，佣金收入總計達20餘萬元。
陳果夫的這一段經歷，使他獲得了國民黨“理財專家”的稱號。
一次他在高興之餘，談到過去自己經商的“五大財神”：第一路是擴大營業之神，第二路是縮小營業之神，第三路是維持營業之神，第四路是停止營業之神，第五路是改換行業之神，條條大路通羅馬。
這是根據市場的潮漲潮落、需求變化及時改變自己的經營規模、方式。
在瞬息萬變、捉摸不定的上海證券市場，他的經驗之談不無道理。
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2年，一部分財政一直掌握在陳果夫的手中，長期兼任國民黨四大銀行之一——農業銀行的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和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
之所以這樣，還是因為他是個“理財專家”，和蔣介石在上海共過難，一起做過股票生意賺大錢。這是陳賺錢出奇的地方。
陳果夫進入國民黨的權力圈已是1924年，當時正值黃埔軍校創辦，他在上海養病，孫中山派人送來委任狀，任命陳和趙澄志、劉祖漢為上海地區招生委員，同時為軍校採購各種軍用品。
1926年陳果夫擔任中央監察委員，並正式進入國民黨中央決策機構。
國民黨官場權力大小的關鍵不在職務的高低，關鍵在於能否出沒於蔣介石的身邊和為蔣所重用。陳果夫一到廣州就成為蔣介石最重要的助手。
在反共的道路上，陳果夫追隨蔣介石是亦步亦趨，步步緊隨。
在作為蔣介石的反共助手的同時，陳果夫還積極協助蔣介石對付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挑戰，是蔣介石度過政變上臺後至1931年底這一困難時期的堅定支持者。
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陳果夫聯合戴季陶、丁惟汾等一批人，在上海灘成立“中央俱樂部”，糾集擁蔣力量，準備迎蔣上臺。
“三會”召開時，陳果夫、陳立夫透過CC系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的活動，直接控制大會代表的選舉，一腳踢開與蔣不合作的汪精衛派和西山會議派，聯合另一大派胡漢民系，單方面召開“三全”。
透過“三全”，二陳成功地把國民黨改造成清一色的“蔣家黨”，大大鞏固了蔣介石在黨內的統治地位。
“三全”開完，陳果夫的職務被升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委常務委員等，隨著他在黨內位置的升遷和鞏固，CC系的勢力在“三全”前後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三全”以後至“九·一八事變”，國民黨內進入混戰高潮。
在蔣介石對付挑戰的過程中，陳果夫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勢力，公開的秘密的拆倒蔣各派的臺，挖各家軍閥的牆角，起到了蔣介石的槍桿子無法起的作用，有效和及時地配合了老蔣的軍事和政治行動，深受蔣的讚賞。
1931年6月，陳果夫因肺結核病日益嚴重，提出辭去中組部代部長的要求，到政府裡去任職。
表面上從此就提出國民黨的中央黨務部門，不再從事以進行派系鬥爭和權力鬥爭為主的繁重的黨務工作。後來他的黨權移交給了陳立夫。
1932年8月，陳果夫被任命為導淮委員會代理副委員長，負責治理淮河的工作。
1933南10月，陳果夫又被任命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兩職相兼，工作便利，使導淮工程加快，到1937年上半年，導淮工程已見成效。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導淮入海入江工程被迫中斷。
1937年12月19日，蔣介石任命正在撤往大後方途中的陳果夫為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主持由陳自己創辦的國民黨政訓幹部的最高學府工作。
1939年，委員長侍從室增設第三處，陳果夫調任處長。該處許可權極大，負責選派參加蔣介石專門培訓高階幹部的中央訓練團人選，掌管黨政軍各部門上層人物的獎賞與處罰。
抗戰勝利後，侍從室改組，第三處撤銷，陳果夫的“主任”職自動停止。
自此以後，除了在經濟界掛有幾個頭銜外，僅是中執委和中常委，在政界再也沒有什麼具體職務。
由於CC系名聲越拉越臭，再加上他的身體越來越壞，蔣介石已讓其處於半退休狀態。
到1948年12月，國民黨的軍事形勢是一片昏天黑地，凶信一個接一個。徐蚌方面，東援而來的黃維12兵團已被團團圍住，逃離徐州的杜聿明的8個兵團正在落入包圍之中。
平津方面，60萬大軍在東起灤縣、西至張家口的長達600公里的戰線上被分割包圍。
蔣介石集團覆滅在前，大佬們紛紛開始安排自己的退路。陳果夫捷足先登，一走了之。
12月6日晚10時，身體已經非常糟糕的陳果夫登上“中興輪”，離開上海去臺灣，第二天深夜到達基隆港，連夜趕到臺中雙十路八號定居。
從此永遠離開祖國大陸，離開家鄉，流落海島，偏安一限。到臺灣後的陳果夫並不輕鬆，政治上的打擊尤甚。先是大權盡去。
蔣介石從培植兒子蔣經國出發，乘國民黨失敗移臺之際，把黨政軍各種大權集中到蔣經國、陳誠為首的新實力派手中，不得不怠慢過去長期跟隨過自己的老人。陳果夫也不例外。
兄弟倆掌管22年之久的黨務、組織、特工、宣傳等大權，全部落入蔣經國系的手中。
陳果夫從抗戰以來已剩不多的幾個具體職務也被剝奪而去；一生高高在上的他，開始嚐到重權盡失、寄人籬下的味道。
再是又遭清算。國民黨在大陸慘敗，使得黨內不少人起來要求追究失敗的責任。陳果夫和陳立夫作為黨務最高負責人，首當其衝遭到清算，要對國民黨失敗負責。
而此時的他們，身為國民黨過去的黨國重臣、軍隊統帥、派系首領，在蔣介石、蔣經國、陳誠嚴密控制下的臺灣，失去了施展各自政治權術的市場，只有聽候發落。
陳果夫因為病重臥床不起，只好任人指斥，與很多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一起，充當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替罪羊。
陳果夫的壓力除了來自政治上的麻煩外，還有是來自一輩子沒有治癒的肺結核病。
數十年來，肺部屢屢出現險情，靠著憑藉特權弄到的國內外稀有藥品，得以維持生命，控制病情。
圖丨蔣介石
為了弄藥，甚至宋美齡、蔣緯國等人親自出面到美國、或到駐華美軍中去搞。
臨赴臺前夕，肺部病情再度加劇，背後炎症流膿不止，經蔣介石特准後馬上去臺灣安心養病。在臺中市，請遍港、臺的名醫會診，暫時控制住病情。
“安心養病”，怎能“安心”下來，各種打擊不從一處來，除有政治方面、體質方面的外，還有經濟方面的，還得整日為高昂的支出發愁。
治療肺結核，需要鉅額醫療費。陳果夫既無積蓄，又無財產，更無以前的地位。
醫藥費都要靠朋友資助。為方便治病用車，農業銀行看在老董事長的面上，給了一輛小車。可因為農行在臺灣沒有業務，再加上不久農行撤銷，故不提供汽油，汽油靠老部下接濟。
這並不奇怪，陳果夫雖說是國民黨統治集團裡的重要一員，但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為了保持他的地位，提防他人暗算，很少斂財斂物。
圖丨宋美齡和蔣介石和蔣經國
正如他給農業銀行的題詞那樣：
“文不取謂之清，深思熟慮謂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勒，注重時效謂之敏。”
在國民黨上層，“慎”的人有之，“勤”的人有之，“敏”的人也有之，但像陳果夫這樣“清”的人可真不多見。
事到如今，經濟上的拮据使得陳果夫不得不放下架子，親筆寫信給交通銀行的趙棣華，索取自己兼職董事的車馬費。
趙棣華急忙讓洪蘭友把陳果夫的窘境轉告蔣介石。蔣介石趕緊批給5000銀元作為醫藥費，另外還批給一筆特別費。
老蔣需要的是陳果夫、陳立夫等昔日的軍政大員交出手中的權力，而不是把他們逼入死路，以表現自己的豁達大度和不失情義，尤其是對二陳這樣的重臣。
蔣介石不會忘記陳家兄弟和CC系對自己的突出奉獻。1949年11月6日，蔣介石到阿里山休養，路經臺中時特意到陳府拜訪。
此時陳果夫正在發病，不能講話，只好用書面交談，蔣介石讓陳果夫不要太節省。
圖丨蔣經國
次年10月9日正逢陳果夫58歲生日，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倆專門前往祝壽，詢問治療情況。問陳果夫“用中醫治，抑西醫治？”陳答道：“現在用西醫，將來培補時需要中醫。”
蔣介石勸說：“還是西醫可靠。”但是陳果夫已病入膏肓，中醫、西醫均已無濟於事。
臨走前，蔣介石再一次叮囑陳果夫有困難就提，一定不要太節省
1951年1月22日，為方便治療，陳果夫從臺中遷往臺北青田街。
同年8月病情再度惡化，25日下午病逝。蔣介石對他的死去很是悲傷，26、27日兩天連續到臺北極樂賓館悼念，送上輓額，頒發褒揚令。
並且成立了包括陳誠、蔣經國、何應欽、王世傑、吳國楨、周至柔、張道藩在內的31人的治喪委員會，洪蘭友為總幹事。他們把陳果夫埋葬在臺北觀音山西雲寺的右側山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