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紅軍佔領遵義，中央在召開遵義會議的時候，對戰爭的失敗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也確立了毛主席領導紅軍作戰的路線。幾十年後，毛主席每當回憶起遵義會議的時候，都經常說：“他是最早支援我的人，是他在遵義會議上投出了關鍵的一票。”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他是如何為毛主席投出關鍵的一票的？
危急關頭挽救革命
1934年10月，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由此拉開了紅軍長征的序幕。長征初期，紅軍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中國革命處於最危急的關頭。為了扭轉這樣的局面，中央相繼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
特別是遵義會議，在這一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在會議上，大家都在思考這次失敗的根本原因，也對博古、李德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就將國外作戰經驗照搬過來的作戰方式十分不滿。所以越來越多的領導人，對毛澤東選為紅軍軍事指揮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了。
已經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王稼祥，早在這次會議之前，就向張聞天表達了他認為應該換毛澤東來領導的想法，張聞天聽後也表示：“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
王稼祥此前常常會和毛澤東一起進行深入的談論，在兩人談話期間，王稼祥逐漸被他的遠見給深深折服了。於是在這時候，他的內心對於讓毛澤東來領導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了。緊接著，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又找到其他負責人，都一一交換了意見，並同志大家召開遵義會議這件事。取得大家的支援後，他便通知博古來開會。
因為轉移期間，大量電子通訊器材被毀壞，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的聯絡也就此中斷，再加上長征已經進入到了茫茫大山之中。這種隔斷，似乎給予了中國共產黨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
對於這次的會議，王稼祥和毛澤東、張聞天一道做了精心的設計。會議一開始，博古就趾高氣揚地總結這次戰爭失敗的原因。但他並沒有提出自己的指揮失誤等等這些問題，而是將這次戰爭的失敗都歸於了地方資源好、人數多以及火力強盛等方面。他的這一推卸責任的報告，沒有得到與會的領導人的認可。
在周恩來做完了報告之後，張聞天隨即就做了個反報告，瞬間擊中了這次軍事路線的要害。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王稼祥等人經過充分醞釀研究得出的集體意見。張聞天結束之後，毛澤東開始了發言，一個多小時的講話中，他說理透闢，語言幽默，著重指出了這次的錯誤路線。
對於毛澤東的發言，大家都紛紛點頭。聽這眾人的發言，李德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坐在門口不停地抽著煙。隨後，聶榮臻繼續說道：“我同意毛澤東同志的話，李德同志在指揮方面確實有失誤。”接著王稼祥也表示：“我十分贊同毛澤東同志的發言。”
大家在紛紛發表意見的同時，對博古依舊是很好的態度，既沒有壓制對方，又拒絕了個別人的挑撥性意見。但此時的博古，依舊是有些不可置信，甚至有些憤怒了。
一直在聽眾人說話的朱德，此時也很嚴肅地表示：“有什麼樣的本錢，做什麼樣的事，本錢都沒有，還打什麼洋仗？如果領導層還要繼續這樣錯下去，我們就沒有繼續跟著的必要了。”聽到朱德這一番話，領導人們才都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這樣看來，由於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精心策劃了會議的議程，使得整個會議進展順利，達到了會議預期的目的。就在這時，王稼祥再次發話了：“我十分贊同總司令的看法，錯誤的領導就必須要改變，所以高層領導必須要重新考慮。”
然後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就是由毛澤東來領導中國革命和紅軍，是最為合適的。這可以說是遵義會議上的關鍵一票，也為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有著十分重要的貢獻。
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和重要關頭，毛澤東能得到大家的支援是很關鍵的。而在這一過程中，首先站出來公開支援毛澤東、並積極為此展開工作就顯得十分的重要。王稼祥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而且充分發揮了這一個角色的作用，才能在最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在這樣的情形下，遵義會議的第三天，周恩來主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會虛心接受各個同志的批評，也十分贊同並極力推薦毛澤東作為紅軍的指揮者，也請求組織將他的職務撤掉。聽到周恩來這一番話， 博古和李德十分震驚，他們從沒想到周恩來竟會做出這一番舉動。但此時，周圍的其他同志們卻紛紛為周恩來熱烈鼓掌。
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確定了之後，如何讓革命事業轉危為安，走向勝利，依然面臨著多方面的重大挑戰。根據敵軍的變化，毛澤東及時制定了合理有效的策略，很快便取得了四渡赤水河的勝利。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對王稼祥也一直十分倚重和關懷。長征結束，紅軍到達陝北之後，王稼祥開始常駐延安協助毛澤東工作，既是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又是毛澤東的重要助手，對毛澤東幫助很大。王稼祥傷病復發後，毛澤東對他也是十分關心，並對他的工作做出妥善安排。
後來王稼祥才得知，自己差一點就不能參加長征，跟著其他領導人一起參加革命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王稼祥因為受傷還在休養。紅軍隊伍即將出發時，軍委給他派來了幾個擔架員和專門照顧他的醫護人員，還送來了馬匹，準備用馬和擔架交替帶著他行軍。
博古當時在商議轉移人員時，曾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養傷，把毛澤東也作為身體不好的給留下。但當時許多同志們都為他們力爭，說毛澤東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毛澤東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後，都為他爭辯，說他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所以最後博古才同意。
這件事讓王稼祥深受感動，並且為自己能參加長征而慶幸，又為毛澤東等在關鍵時刻這樣關懷和幫助自己而深懷感激。
初次見面一見如故
1929年底，遠在蘇聯學習的王稼祥聽說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便決心回國加入革命。1930年，他轉道西歐回到上海。第二年，當時根據地急需領導幹部加強領導，中央便派王稼祥、任弼時、顧作霖三人，和兩個共產國際駐華人員，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在紅軍的護送下，王稼祥一行人終於來到了江西寧都縣的青塘，並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了蘇區擴大會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王稼祥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他饒有興味地觀察和傾聽著毛澤東等人的言談，為自己能置身於他們中間而感到高興。
會上，毛澤東那帶著濃重的湖南鄉音，以及紅軍將領們對他的信服之情，都給王稼祥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會議間隙，他忍不住走過去對毛澤東說：“澤東同志，我剛從白區來，很多情況不瞭解，對打仗更是外行，聽了你們的發言，深受啟發。會後我再向你專門請教，可以嗎？” 毛澤東忙點點頭道：“自己同志，莫客氣，我也正想向你請教呢！”
第一次見面就讓兩人一見如故，為他們之後第二次會見、一起工作做了鋪墊。
會議結束之後，部隊轉移到了五六十公里以外的龍岡古鎮。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請到毛澤東的住處。兩人再次見面時，忍不住一起熱情握起了手，王稼祥先開口說：“毛委員，我早就看過你寫的很多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淺。”
毛澤東也接著表示：“稼祥同志，我也拜讀過你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 兩人這一次見面，上來並沒有過多的客套和寒暄，一落座就促膝交談起來。
毛澤東首先問王稼祥，從他的個人經歷問到莫斯科的情況；從他對馬列中的某個觀點問到對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從四中全會的經過問到他初進蘇區的印象，王稼祥都一一作答。隨後，王稼祥也迫不及待地開始請教起對方，從湖南的農民運動問到井岡山的鬥爭，從紅軍的壯大問到根據地的發展。
儘管他們的見解很多都不是很一致，但卻能坦誠相待、各抒己見。聊完了之後，毛澤東興奮地坐到桌子前，拿起毛筆，在鋪好的毛邊紙上行雲流水般地寫下兩行字，然後得意地對王稼祥說： “來，請你欣賞一副對聯。”
王稼祥湊近一看：“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裡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果然一副佳對，王稼祥反覆讀了兩遍，便準備要抄下來。
毛澤東阻止了他，說道：“不必了，這張就是專為你寫的。不過不是請你欣賞書法，是為了便於你記得這幾句口訣。我們蘇區軍民，特別是紅軍指揮員，人人背得，並且就是靠這個打贏敵人又發展自己的。”
王稼祥邊看邊聽，連聲讚道：“好，好得很！概括得簡單明瞭，言簡意賅。你的書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體，令人佩服！”毛澤東也笑道：“見笑了，比不得你們留過學吃過洋麵包的學問家。不過，我這副對聯可是哪個洋學堂也學不到的喲！”
王稼祥忙說：“對，對。你一直在與敵人鬥爭的第一線，閱歷深而廣，經驗極豐富，我得好好向你學習。”毛澤東說：“自己同志，不要客氣嘛！我可以介紹些檔案材料，請你抽空看看，可以從中瞭解我們的工作和許多情況。有的是本人執筆起草，也請你不吝指教。”
王稼祥也真誠回道：“是，我們都不必客氣。”毛澤東笑道：“好，一言為定，從今有什麼說什麼，還可以爭論、吵嘴，不過，君子動口不動手！”毛澤東邊說，邊從檔案箱中取出厚厚一疊材料。這其中很多都是會議上的決議，和各地方情況報告和總結材料，內容很廣泛。
毛澤東一邊熱心地介紹著檔案材料，一邊伸手去摸煙，誰知掏出來的是個空煙盒，他們剛才聊天的時候都給抽完了。王稼祥見狀，從口袋裡掏出一包從上海帶來的用以掩護身份裝闊氣的名牌煙，說：“哦，我這裡還有一包好煙呢！”
毛澤東一看，瞬間高興地說：“好！三炮臺，真難得！”但開啟煙盒一看，只剩下最後兩支了。毛澤東看見後，隨即安慰道：“那正好，你我二人一人一根。”
正在兩人談話間，窗外卻突然響起了一陣嘹亮的號音，此時他們才反應過來已經是清晨了。於是毛澤東先道歉，說道：“我們暢談一夜，誤了你的好覺，抱歉，抱歉！”王稼祥隨即也深感歉意地說：“不，該道歉的是我，我影響了你的休息，實在慚愧！我該告辭了，你快休息一下吧！”王稼祥拿著資料檔案，和毛澤東作最後的告別後就匆匆離開了。
毛澤東心中的王稼祥
在王稼祥心中，毛澤東一直是他所仰慕的物件，而在毛澤東心中，王稼祥也是他一位很欣賞的政治家。他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看問題有他自己獨特的視覺，分析問題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判斷問題有他自己深邃而卓越的思想。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2週年之際，毛澤東很自然地想到了王稼祥，想要讓他來親自執筆寫一篇紀念黨的生日的大文章。
1943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毛澤東特意來到王稼祥的住處來看望。 警衛員趕忙搬來了兩把椅子讓他們坐下交談。毛澤東開門見山，對王稼祥說：“黨誕生22週年的日子快到了，是不是請你寫篇紀念黨的生日的文章。”
王稼祥詢問，應該從哪些方面寫，並謙虛地說：“我還沒個準備哩！”毛澤東說： “22年來的歷史你都知道，就從總結經驗教訓，再針對目前黨內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寫吧！”
王稼祥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望，接受任務後，他很快就進入到了寫作的狀態。警衛員張志在回憶王稼祥當時在寫這篇文章的經過和情景時，說：
“他接受了主席的建議之後，就開始忙著翻閱書刊，查詢資料。這段時間差不多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鐘，有時直到天已大亮才休息。那時延安生活條件很艱苦，一盞小煤油燈若明若暗，時間一長，窯洞裡就煙霧瀰漫；加上他在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中腹部受重傷一直未愈，傷痛隱隱發作，經常一邊捂著肚子上的傷口，一邊伏案疾書。”
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王稼祥因負傷而引起的疾病復發。1943年2月間，他的胃病發作加重，到了不能再帶病工作的地步。3月11日，中央會議做出決定：王稼祥因病休息3個月。
1943年春天的時候，王稼祥從楊家嶺搬到了棗園，同毛澤東、陳雲住一排窯洞，互相成為了鄰居。此後在病休期間，王稼祥仍一直不間斷地閱讀檔案、電報和各種報刊，有時毛澤東等人還會前來和他一起商談問題。但繁重的工作和很多會議，王稼祥都可以選擇不做。
能看得出毛澤東沒有忘記王稼祥。1945年3月，毛澤東函告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今日印50本，給參加七中全會的每人一本，叫他們收到即看，附白紙一張，請他們再寫意見，於31日開會時帶交。給陳紹禹、岡野進、王稼祥各發一本。
王稼祥收到報告修改本之後，馬上就開始認真閱看、思考。接著他又收到一項決議的草案修改稿，在3天內他連續看了兩遍。看完這些徵求意見稿後，王稼祥在七大召開前，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具體意見。
毛澤東收到王稼祥的這兩封信後，也是十分重視，在5月2日時還作出批示：此兩件請富春同志印發到會代表。但也是在這次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稼祥因為傷病沒有參加完延安的整風運動，最終落選了。
儘管在討論候選人的過程中，有一些代表很瞭解王稼祥，尤其是他在遵義會議上起到的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很多的代表對王稼祥缺乏瞭解，也有的是對他寫的兩封信不滿意，覺得寫得太簡單了，於是對王稼祥也產生了一些誤解。
4月中旬，因為這件事朱德、彭德懷、李富春等先後來到王稼祥的住處看望他，除了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之外，也是怕他心中難過來安慰他的。每次大家來，王稼祥都是笑著迎接大家，他還對楊尚昆說：“沒關係，我身體有病，選上了不做工作也不好。”
但王稼祥沒有當選這件事，毛澤東卻感到很意外，同時心裡也很不安。於是在6月10日，第二十次會議的時候，毛澤東便向全體代表們做了一次報告，並且專門提到了王稼祥落選的事情，隨後他一一列舉了王稼祥過去的一件件功勞。
“他現在病重，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他這次寫給我的信，已印發給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說寫得太簡單。但是他的確是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毛澤東的這番話，一下子讓原來不太瞭解王稼祥的代表們對他有所瞭解了，原來比較瞭解王稼祥的代表們，也對他有了更深的瞭解。而這次報告之後，大會對中央委員的投票按先後順序，王稼祥以第二名的票數當選。
1949年春天，西柏坡召開了全國勝利前夕的最後一次重要會議。當時正在東北局工作的王稼祥也來出席。會見，毛澤東拉著王稼祥的手，親切地說：“看你這個外表，病體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你在東北局的工作有成績。”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毛澤東和王稼祥單獨談了話，毛澤東對他說：“現在要進行一些人事安排，你不必回東北局了，現在有另外兩項工作，中央都覺得需要你來勝任，一個是中央宣傳部長，一個是出任駐蘇聯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王稼祥聽完後，沒有直接給出選擇，而是提出需要的考慮，毛澤東同意了。回去之後，王稼祥想了想，覺得兩項工作自己都可以勝任，但出任蘇聯大使，會比宣傳部長更有意義一些。所以最後經過再三思考，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了第二個職位的選擇。
隨即，建國後的10月20日，毛澤東便向斯大林寫信，說明委派王稼祥去蘇聯擔任中國的駐蘇大使。
1966年6月中旬起，王稼祥因為外部特殊的環境和種種因素，精神到身體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折磨，毛澤東知道這一情況之後，心情十分沉重，並且很快就親自出面予以保護。
而第二次對他的保護，是在這年的10月份，毛澤東在中央工作的會議上，再次將王稼祥以往的功勞提及了一遍。就這樣，王稼祥一家人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
1973年，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委員。9月30日，王稼祥出席了外交部為慶祝新中國成立24週年舉行的招待會。10月1日，他又出席了北京慶祝新中國成立24週年的遊園活動。
1974年1月25日凌晨，王稼祥辭世，毛澤東以及其他領導人為他送上了花圈。王稼祥的一生，一直和毛澤東一樣，堅持履行著“為人民服務”的準則，同樣是為中國人民的事業貢獻了自己一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