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在湖南長沙通電起義,長沙宣告和平解放。次日,四野第46軍第138師開入湖南,受到湖南群眾熱烈歡迎。長沙解放以後,為便於各項工作接管,需要確定新的領導機構。
其實早在3個月前,中央已經確定由黃克誠擔任湖南省委書記。因為他在接管天津的工作中表現出色,僅僅用了4個月時間就把天津完整接收。毛主席特意在香山召見了黃克誠,並對他說:
你有天津的經驗,又是去我們的家鄉,風土人情熟悉,你去我放心。
只是當時黃克誠有病在身,一直在天津療養,直到10月下旬才到任。他是湖南永興人,這次到湖南算是榮歸故里。
為了解地方的實際情況,新官到任一般要先進行大量調研,深入田間地頭瞭解老百姓困難,與機關幹部座談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因此,剛到湖南的黃克誠幾乎天天都奔走在各地與人座談。
一天,黃克誠到省民政廳調研,親切地與各個幹部握手。突然他在人群中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非常像井岡山時期的一位老戰友。雖然將近20年過去,容貌已經發生變化,但那副輪廓卻如刻在黃克誠腦海中一般。
黃克誠想說點什麼,但那個人卻一直低著頭,站在人群最後面。為了不影響調研,黃克誠在工作結束後才讓人對那位“老戰友”進行調查。
經查閱檔案後發現,此人是湖南解放後才進入民政廳工作的。隨後公安人員對其進行了審問,查實此人原名彭祜,正是黃克誠記憶中的那個老戰友。最終,經過人民法院審理判決,彭祜於1953年被槍決。
黃克誠為何會下令審查自己的老戰友呢?這背後有一段曲折的歷史故事。
彭祜於1894年出生於湖南宜章一個貧窮家庭。宜章是廣東入湘的門戶之地,在文化上受廣東影響很大,比較重視教育。儘管彭家很窮,仍想盡一切辦法送彭祜去上學。彭祜於1923年考入位於衡陽的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免除一切費用,非常適合窮苦出身的學生。同樣出身窮苦家庭的黃克誠比彭祜早一年進入三師。學校每期招生人數在130人左右,並不算多,想必作為校友的黃克誠和彭祜在這段時間就有接觸。
1922年時,毛澤東曾受邀去該校演講,並秘密建立了一個黨支部,後來還派人到三師任教。因此三師學生思想都非常進步,黃克誠於1925年入黨,彭祜比他晚了一年。
最開始彭祜在學校負責學生工作,畢業後被分配到衡陽地方特委組織部工作。1927年5月,由直係軍閥改編過來的國民革命軍33團團長許克祥突然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使湖南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損失。史稱馬日事變。
當時衡陽的黨組織與省委失去聯絡,為了與省委取得聯絡,報告衡陽地區情況。衡陽地方特委派彭祜為交通員前往長沙聯絡。彭祜見識了長沙殘酷的形勢,帶著密報驚慌地回到衡陽。結果發現衡陽的形勢比長沙更為嚴峻,連花名冊都被反動敵人搜去了。
年紀輕輕的彭祜哪裡見過這種世面,革命意志開始動搖。他想到的不是與敵人鬥爭到底,而是如何儘快離開衡陽躲避。恰好,當時農民起義軍在汝城一帶活動,衡陽黨組織想與軍隊取得聯絡。
這次彭祜主動請纓要求擔任交通員,他說自己宜章老家與汝城靠近,對周邊地理非常熟悉。在危急關頭,組織把重要任務交給了他,對其是寄予厚望的。但膽小如鼠的彭祜並沒有去找起義軍,而是直接回老家躲避去了。
幾個月過去,不斷有黨員回鄉躲避,他們傳遞了許多外界的訊息給彭祜。躲藏幾個月後發現平安無事,彭祜膽子又大起來了,找到幾個同鄉在村裡組織了宜章特支,並設法與湘南特委取得了聯絡。
在老蔣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決定發動武裝起義對反動派進行回應。毛澤東領導發動了秋收起義,隨後把部隊帶上井岡山。周恩來、賀龍等人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在南下途中部隊被打散。
危急關頭朱德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把起義餘部800多人組織起來,躲過敵軍圍堵,在滇軍將領範石生掩護,由廣東進入湘南,他們第一仗便攻下宜章。
彭祜聞訊後大喜,立即與朱德、陳毅領導的起義武裝聯絡,把自己組建的特支搬遷到縣城,被改編為縣委,他被任命為組織部長。由此開始了自己的輝煌騰達之路。
從彭祜這段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革命意志薄弱且善於投機的人。但因為有些文化,與他共事過的人後來回憶,他工作能力其實很強,而且口才極佳,說話非常有煽動力,所以能在找到起義部隊後快速升遷。
朱德和陳毅領導部隊在湘南一帶連續攻下數座縣城,並開展土地革命,聲勢越來越大,部隊人數也由原來的一千多人發展到八千多人。那段時間黃克誠也在永興組織農民起義。歷史上把這段時間稱為“湘南暴動”。
“湘南暴動”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從湘、桂、粵調集7個師的兵力從三個方向圍攻起義軍。由於實力懸殊,為了儲存革命力量,朱德等人判決形勢後決定把部隊帶上井岡山。
黃克誠、彭祜等人也隨部隊上了井岡山,黃擔任過永興獨立團團長,而彭一開始擔任紅四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在不大的革命根據地,同是紅軍幹部的兩人想必多有交集。
彭祜真正發跡也是這段時間,他在紅四軍八大上當選為前委委員,後來還出席過紅軍歷史上頗為重要的古田會議。
井岡山會師後,敵軍又數次調重兵發起“圍剿”。紅軍採取“圍魏救趙”方式破敵,率主力向閩西、贛南一帶出擊,跳出包圍圈進攻其後方,逐漸在閩西建立根據地,閩西、贛南一帶後來逐漸發展成中央蘇區。
到1930年紅四軍第一縱隊挺進平遠時,彭祜已經擔任縱隊政委,而司令員則是日後大名鼎鼎的林彪。中央蘇區時期,彭祜的職務又歷經幾次調動,到1933年秋出任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黃克誠同樣戰鬥在中央蘇區,接連粉碎敵人四次“圍剿”,到1933年秋出任紅三軍團第四師政委。
在第五次反“圍剿”戰鬥中,紅軍損失嚴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8.6萬餘人的主力部隊跳出包圍圈,開始長征。同時以少部分隊伍繼續留在根據地打游擊,牽制敵軍。彭祜的任務是留在當地進行遊擊戰爭。
那時閩贛省機關與軍區合併為省委工作團一起行動,領導班子為省委書記鍾循仁、省主席楊道明、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參謀長徐江漢,他們當時掌握的部隊尚有千餘人。
其中鍾循仁和楊道明當年都是20出頭的青年政工幹部,沒有抓部隊的經驗,而且由於新到任,在閩贛軍區的威信也不如另外三人。宋清泉等人是帶兵出身,而且在閩贛軍區任職時間長,事實上權力都掌握在他們手中。
面對敵軍重兵“圍剿”,宋清泉等人貪生怕死,一味避戰,遊而不擊,未放一槍便連丟數城。這嚴重違背了中央的精神,遭到鍾循仁和楊道明的反對。班子內部逐漸分裂成兩派,宋清泉一夥人根本不把省委放在眼裡。
紅軍主力轉移後,敵軍即以重兵撲向中央蘇區,由於實力懸殊,根據地不斷淪陷,人越打越少,糧食彈藥均無法補給。游擊隊只能退往深山之中,看到眼前這一幕幕,彭祜又想到了“馬日事變”時長沙的場景,情緒悲觀,意志又開始動搖。這時,彭祜與宋清泉等人就開始密謀投降。
1935年5月,紅軍部隊幾經挫折轉戰到福建德化、永泰、仙遊三縣交界的紫山,但下山的道路旋即被敵軍圍堵,此時紅軍已經陷入包圍。彭祜等人的悲觀情緒更為嚴重,開始實施投降行動,一方面派人下山去與敵軍聯絡,一方面在部隊裡散佈投降言論。
他們哄騙戰士說:“我們現在被圍困在山上,彈藥無法補給,連吃穿都沒有,不如暫時詐降,將來有機會了,咱們再拉出來。”
這個苗頭很快被鍾循仁、楊道明等人發現,立即開會對這種思想進行了批評。但會上彭祜等人悶頭不說話,會後仍然私底下執行自己的計劃。第二天早上,仙遊保安團一個便衣特務摸上山,彭祜等人悄悄與他們會談了一夜,天亮後還派一名幹部與他一道下山。
結果敵人派了三四個民工抬了一頭豬上山慰勞。此事被省主席楊道明發現,他嚴厲地質問彭祜:“你們搞什麼,是要下山去投降嗎?”
彭祜吞吞吐吐地說:“我們現在處境困難,只是先下去應付一下。”
楊道明聽了非常生氣地說:“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何不告訴省委,你們到底要怎麼應付?”
楊道明感覺事態嚴重,立即向鍾循仁報告,鍾聽完後立即吹響集合哨,把部隊往山頂上帶。在行軍途中,鍾循仁又組織會議對彭祜等人進行批評教育,告誡他們大敵當前要堅定信念,不要被困難嚇倒。但彭祜等人卻矢口否認自己要投降。
然而鍾循仁等人還是低估了他們的險惡用心,當天晚上安排宿營時,宋清泉等人以方便保衛為由故意把部隊安排在裡省工作團較遠的地方,另以彭祜混入工作團穩住鍾循仁等人。次日拂曉,宋清泉便把大部隊拉下山去投敵了。
彭祜日後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吹噓說,在宋清泉、徐江漢把大部隊拉走後,他藉口與鍾循仁一起去看地形。鍾走在前面,彭走在後面,在離駐地較遠的一處山坡時,彭祜在背後開槍將鍾循仁殺害,隨即他也下山。叛徒拉走的部隊總共五百多人。
彭祜下山後不久,敵軍保安部隊就上山對剩餘的幾十人發起進攻,激戰當中20多人犧牲,10多人被捕,剩餘人員全部被打散,閩贛省的革命力量就此斷送。
實際上,彭祜是為了討好國民黨而吹牛,鍾循人並沒有被殺害,他在戰鬥中和省主席楊道明一起突圍。由於到處都是敵軍搜捕,他們與組織失去聯絡無處藏身,最後只能到一家寺廟當了和尚。
組織曾派人去尋找鍾循仁等人,但無果,鍾循仁的下落成了黨史上的一段謎案。一千餘人的隊伍被斷送,鍾循仁對組織抱有歉疚,始終不願去尋找組織。臨終前仍交代楊道明,對其身份千萬保密。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晚年的楊道明預感時日不多,有責任揭開這段謎案,才向組織說出自己和鍾循仁的身份。
彭祜等人投降後各自寫了一份自首書,對紅軍大肆汙衊詆譭。敵軍將此三人的自首書大量印刷,投送到中央蘇區,對黨的名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當時紅軍戰士們個個對彭祜咬牙切齒,欲除之而後快。彭祜的投敵行為,包括黃克誠在內的絕大部隊紅軍將領都是知情的。
彭祜等人投敵後並沒有得到敵軍善待,他們三人都被判處三年刑期,關押到福建省反省院“感化”。
其中宋清泉於1937年5月被釋放,抗戰爆發後,他再次混入新四軍,結果被項英發現,審查清楚後於1939年春槍斃。徐江漢於1937年8月被釋放,隨後輾轉趕到延安,隱瞞歷史重新入了黨。解放後罪行才被查明,不過得以善終。
彭祜於1937年5月被釋放,此人性格上有個缺陷就是好了傷疤忘了疼。被釋放之初,以教書為生,誓不參與政治。然而抗戰爆發後,各地淪陷,他的日子過得越來越緊張,於是加入了國民黨。不過對於他這種有叛徒經歷的人是很難得到重用的,只能謀個閒差,混口飯吃。
直到解放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彭祜才預感事情不妙,立即離開了國民黨回到家鄉過起了隱姓埋名的生活。那段時間,他心驚膽戰,害怕自己的罪惡歷史暴露,幾乎很少與外界來往。
然而,湖南和平解放以後,彭祜觀察了一段時間並沒有人清查他的歷史,又開始浮出水面。改名換姓,隱瞞歷史混入湖南民政廳工作。
1949年6月,曾與彭祜一起工作過的方誌純在與陳毅討論閩贛省革命失敗的問題時提到了彭祜等人叛變的事。陳毅非常惱火地說:“這些傢伙終究會找到的,他們是歷史的罪人,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
果然,解放後彭祜混入湖南省民政廳,被黃克誠識破。雖然彭祜殺害鍾循仁的事是編造的,但是他帶敵人上山使許多其他同志犧牲,同樣罪不可恕。
縱觀彭祜的一生,在革命的道路上意志薄弱,總以保命優先,充滿投機心理,最終當了叛徒也就不奇怪了。在中央蘇區時期,彭祜的地位與林帥並駕齊驅,可以說是很有發展潛力的。
然而正是由於他的投機心理,最終誤己誤人,不僅使閩贛革命力量損失殆盡,還使閩贛省另外兩位領導被迫出家,荒廢餘生。
都說革命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只有把一些投機分子不斷淘汰,留下最精華的部分,才會形成最強張鬥爭。彭祜的叛變正是大浪淘沙的結果,及早淘汰動搖分子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否則貽害無窮。
古人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彭祜叛變投敵,只讓自己多苟且了幾年,最終結果仍難逃一死。假如當年被圍困在紫山之上時,彭祜等人如果意志足夠堅定,拼死一戰未必沒有突圍的希望。即便真的犧牲,也會百世流芳。
但他選擇了當叛徒,註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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