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國發生了多件大事，除了眾所周知的開國將領授銜，還有新中國的農業改革。
毛澤東對浙江的農業改革非常重視，偉人視察浙江的時候，還寫過一首古詩《七絕·莫干山》：翻身復進七人房，回首峰巒入莽蒼。四十八盤才走過，風馳又已到錢塘。
從這首詩當中，便可看出毛澤東心情愉悅，然而他去浙江的這次旅程當中，卻發生了一件隱秘的“刺殺案”。
毛澤東的專列剛剛路過蕭山火車站沒多久，車上的工作人員，突然聽到了一聲脆響，意識到主席專列的玻璃遭到襲擊，趕忙過去檢視。
走過了一節又一節的車廂，工作人員看到玻璃上有個窟窿，明顯是受硬物襲擊所導致。
在敵特形式嚴峻的大時代下，工作人員對此事極其重視，立刻就展開了調查。
最終查出了罪魁禍首之後，上報到了毛澤東那裡，而毛主席聽完彙報之後，反而主動為那人求情。
關於此事的前因後果，要從毛澤東的專列說起。眾所周知，毛主席一向主張與人民群眾接軌，所以他時常去往全國各地視察，尤其喜歡乘坐火車外出。
原因很簡單，火車可以隨時停站，毛澤東也就可以隨時下車，去了解民情。
毛澤東不喜歡坐飛機，這裡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飛機不怎麼安全，二是飛機無法隨時降落。
再有就是，毛澤東喜歡安靜，那時候的飛機噪音太大了，而火車的車廂較為安靜。毛主席在火車上架起望遠鏡，視察沿途的民情、災情、建設……所以主席的專列，也就成了移動的辦公室。
為了安全起見，主席的專列和普通火車差別不大，為了防止別人看到車裡，所以加厚了窗簾。
毛澤東的專列每到一地，當地政府並不知道主席的到來，只知道有中央首長來了，準備招待。
因為保密工作的需要，所以大家一直到見了毛澤東之後，才知道是主席來了。
毛澤東專列停站最多的地方，分別是湖北的武漢，和浙江的杭州，這體現了主席對這兩座城市的重視。
建國初的那幾年，浙江的發展一直牽動著毛澤東的心，該省經過了十多年的戰亂，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從軍閥混戰再到抗日戰爭，再加上後來的解放戰爭，戰火嚴重影響了浙江的發展。
除了人民群眾的幸福之外，還有就是浙江乃蔣介石的老家，所以讓該省富起來，具有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意義。
毛澤東多次去往浙江視察農業發展，1955年6月的時候，毛主席的專列再次開赴杭州，主要是為了指導農村合作社的工作。
專列到達杭州，按照原先的計劃，會在6月18號天黑之後出發，不過毛澤東提前忙完公務，所以要求提前出發。
太陽剛落山，主席的專列駛出了杭州火車站，同時在這列火車上的，還有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
此時的馬林科夫，在深陷於蘇聯的政治鬥爭當中，而且他的情況不容樂觀，所以這次的中國之行意義重大。
當時蘇聯的兩大實權人物，除了赫魯曉夫之外，就是這個馬林科夫，所以此人的中國之行，有種多重的含義。
毛澤東一直關心蘇聯局勢，所以他在專列上，跟馬林科夫親切交談，話題自然離不開世界局勢，以及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毛主席想要學習蘇聯的發展經驗，建設新中國的農業合作社。
而負責專列安全保衛工作的，是時任浙江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的王芳同志。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鬥爭當中，王芳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曾長期負責保護毛澤東的安全。
王芳所在的車廂，跟毛澤東的車廂緊挨著，他時刻注意著任何可能性的危險因素，因為主席的安全大於天。
毛澤東的專列，一直都是流動的國家“首腦辦公室”，要謹防敵特的突然襲擊，因為建國僅僅六年，所以浙江一帶潛伏著許多特務。
主席的專列離開杭州，大概過了三十多分鐘，抵達了蕭山火車站，誰知剛剛出站沒走多遠，王芳突然聽到了一聲脆響。
咔！
明顯是玻璃碎裂的聲音，王芳時刻警惕的心，瞬間變得緊張了起來，雖然聲音來自於後面的車廂，但他第一時間去往前面的車廂，去檢視毛主席的安全。
王芳確認了毛澤東的車廂完好無損之後，懸著的一顆心才算放下，他喊來工作人員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緊接著便去調查那一聲脆響的起因。
王芳
王芳走過了一節節的車廂，當他進入第六節車廂的時候，目光鎖定在了玻璃上，那裡有個小小的破洞，玻璃已經出現了裂縫。
幾塊玻璃渣子散落在車廂裡，在電燈下閃著微光，幸虧是後面的車廂，而不是前面毛澤東所乘坐的車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王芳的第一反應就是敵襲，認為極有可能是浙江一帶潛伏的特務，想要行刺毛澤東。
掌握了初步情況之後，王芳趕緊去報告毛主席，說有一節車廂遭遇了襲擊，為了安全起見，要立刻採取措施。
毛澤東聽完之後，並沒有為此而慌張，他一邊辦公一邊囑咐工作人員，先把這件事調查清楚之後再報告。
毛主席雖然鎮定，但此事引發了王芳的高度緊張，當主席的專列抵達諸暨，王芳立刻下了火車，打電話聯絡呂劍光。
王芳是浙江公安廳的廳長，而呂劍光是公安廳的副廳長，呂劍光從1939年開始，就已經從事與黨的保衛工作，截止1956年，已經在公安戰線拼搏了十七年。
呂劍光從電話當中得知，毛主席的專列在浙江居然遭遇襲擊，內心非常的緊張，認為此事非同小可。
王芳下了死命令，要求呂劍光在一天之內抓到犯人，保衛主席的安全。
呂劍光接了命令，立刻調兵遣將去往蕭山調查此事，並且透過電話聯絡了蕭山的公安局局長潘振鐸，傳達了王芳的命令。
因為毛澤東的專列是高度保密的，所以縣一級的公安機構，只知道有一列火車路過蕭山，在天快黑的時候遭遇了襲擊，並不知道車裡坐著的是誰。
不過潘振鐸也猜到此事不簡單，因為是副廳長親自下的命令，所以那列火車當中，大機率有中央領導。
潘振鐸對於此事非常重視，居然有人敢在自己的轄區襲擊火車，他當即下達命令，要求蕭山的公安和民兵，全部出動去調查此事。
而另外一邊的毛澤東，則繼續在浙江視察工作，因為王芳提高了保衛等級，所以提前疏散了群眾。
同樣是在浙江，蔣介石在浙江視察的時候都是坐著轎子，但毛澤東在浙江視察的時候，都是邁開雙腿走路。
由於王芳的提前布控，所以毛澤東走了一路，都沒有看到他心心念唸的老百姓，所以表情不太高興。
毛澤東自然知道，肯定是因為王芳的提前佈置，所以自己才見不到浙江的群眾。
毛澤東為了發表內心的不滿，恰好遇到了村裡的一隻大公雞，所以專門寫了一首詩，委婉批評了王芳的警衛工作。
與此同時，公安部的副部長許建國，正在杭州地區視察，他很快就接到了王芳的報告，得知主席的專列遭遇襲擊。
許建國對於此事非常重視，他指示說：“這件事一定要認真嚴肅對待，不能將主席的安全視為小事。如果蕭山當地的公安不夠，就從外地調，一定要查明事實。”
許建國是卓越的公安領導人，戰爭年代做過張學良的警衛團上校，長期從事與情報保密工作。
國民黨的陳長捷評價許建國：“神化莫測！”
許建國
而今毛澤東的專列遇襲，等於是頭等的大案要案，許建國本人親自登上了毛主席的專列，親自調查這一重大的“刺殺案”。
許建國擁有多年的刑偵經驗，他望著破損的車廂玻璃，看到那破口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樣。
如果是槍擊，憑藉子彈的威力，能把車窗玻璃打出一個圓窟窿，而且也會打穿另外一側的玻璃。
可實際上，車窗的玻璃僅僅破了個小洞，而連帶著整面玻璃，也就僅僅裂開了幾條縫隙而已。
許建國調查之後，認為主席專列這次遇襲，並不是被子彈打穿，應該是某種硬物。
許建國親自下令，要求調查襲擊發生的地點，他猜測可能是當地的老百姓沒有見過火車，所以才會拿石頭砸。
到這個時候，許建國已經意識到，此案可能並沒有那麼複雜，以自己多年的刑偵經驗，大機率不會是敵特所為。
原因有三點：
第一，武器粗陋，誰也不會蠢到拿著石頭去刺殺毛澤東；
第二，主席專列的行蹤是高度機密，敵人如果得知了此事，肯定會派遣頂尖殺手，而不是普通的石頭；
第三這才剛剛建國沒多久，對老百姓的教育還不夠，所以砸車的事情屢見不鮮。
公安部的警察，聽了許建國的分析之後，認為副部長說得很對，大家也都為此鬆了口氣。
既然不像是特務襲擊，所以調查此案的時間也就放寬了，而不是拘泥於二十四個小時之內破案。
緊接著，周圍多座城市的警力，開始奔向蕭山縣，調查“襲擊”主席專列的人。
根據專列遇襲的地點，警察鎖定了“曹家橋”警方派人進行地毯式的摸查，詢問那天天快黑的時候，都有誰在鐵路邊，見到了一列火車，有沒有人朝著火車扔了石頭。
曹家橋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村莊，村裡人大多數都姓曹，老百姓一看村裡來了這麼多的警察，內心也非常緊張，意識到村裡可能出了什麼大事兒。
原本安靜的小村莊，在當晚籠罩在緊張的氣氛當中，彷彿山雨欲來。
警方經過詳細的調查，查到了村裡的一位貧苦農民，名叫曹文生，此人是重點的懷疑物件。
民警掌握了初步的證據之後，立刻就抓著曹文生，去了蕭山縣的公安局進行審問。
曹文生從未見過這種陣仗，所以戰戰兢兢的很害怕，面對警方的問題，也含含糊糊說不清楚。
曹文生僅僅承認，自己在那個時間段見到了那輛火車，其他的並不肯透露。
隨著審問的繼續，曹文生只肯點頭或者搖頭，偶爾回答問題的時候，也結結巴巴說不清楚。
緊接著，潘振鐸親自負責審問，很快就看出眼前這個老實巴交的村民，是個膽小怕事的人。
潘振鐸說：“我知道你是普普通通的貧農，並不是咱們無產階級的敵人，想想你家裡的老婆孩子，你只有老實交代，才能夠儘快回家。”
曹文生猶豫許久之後，這才說起事情的經過，原來那天太陽落山之後，他和村裡的好朋友們，相約去鐵路邊看火車。
因為是第一次看到大火車，所以滿臉都是好奇，忍不住地就撿起了一塊石頭，朝著火車砸了過去。
曹文生再三表示，自己並不是故意的，僅僅是看著稀罕，畢竟以前沒有見過。
到這時候，此案已經捋清楚，正如同許建國猜測的那樣，是蕭山站附近的老百姓，用石頭砸碎了火車的玻璃，而不是特務要刺殺毛澤東。
但這些並不能證明曹文生的真實動機，還需要關鍵的證人，於是潘振鐸又問，有沒有誰能夠為你作證？
曹文生趕緊回答，說自己扔石頭的時候，身邊站著的是好朋友曹培興，不知道曹培興有沒有看到。
潘振鐸又讓公安幹警去曹家渡，帶著曹培興進了警察局，潘振鐸親自審問此案，而曹培興的回答，跟曹文生一模一樣。
由此可確定的是，曹文生一時興起砸出去的石頭，好懸沒惹下大禍。
蕭山縣的公安機關調查清楚之後，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曹文生，於是上報到了省裡，因為牽扯到毛主席的專列，所以浙江省公安廳也不好定奪，於是上報到了中央。
許建國拿著蕭山縣的案情，又上報到了毛澤東那裡，主席靜靜聽完了專列的遇襲經過，認為曹文生只是一個農民，因為沒有見過火車所以才砸車，既然不是歹徒，也就沒有必要追究。
許建國一聽主席求情，於是說曹文生犯下的，是破壞交通安全罪，如果不從嚴處理的話，無法警示眾人。
毛澤東笑了笑，又為曹文生求情說：“他也沒造成什麼後果嘛，教育教育就可以了，可以當個典型嘛。”
也正是有了毛澤東的求情，所以許建國處理此事的時候，指示浙江省公安廳，判了曹文生三年的有期徒刑，然後緩期執行。
曹文生在公安局，戰戰兢兢蹲了二十多天，本以為自己小命不保，誰知公安幹警又開啟鐵門，將他放了出去。
蕭山縣的公安機關，只知道那輛列車當中坐著領導，而隨著此案的水落石出，才知道列車當中坐著的是毛澤東。
此事讓潘振鐸驚出了滿身的冷汗，意識到自己應該加大力度的去教育群眾；而曹文生得知自己砸的是主席專列，更是嚇得亡魂皆冒，感激主席求情這才免了自己的牢獄之災。
蕭山縣開始了廣泛的宣傳教育，要求大家正確認識火車，不要因為沒有見過，就朝著火車砸石頭，此乃破壞交通安全罪，那曹文生就是典型的案例。
文章寫到最後，以毛澤東視察浙江為結尾：
浙江杭州，一直都是毛澤東的第二故鄉，自從建國之後，毛澤東曾經五十多次視察浙江，在杭州生活了將近八百天，開了無數次的大會小會。
舉例來說，我國的第一部憲法草案，就是毛澤東在浙江主持起草的。
毛澤東尤其重視浙江的農業發展，重視浙江農民的生活水平，親自視察了浙江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
建國初剛剛引進雙輪雙鏵犁，然而這種農業裝置，因為設計的時候有缺陷，所以在南方推廣的時候並不順利。
毛澤東專門去往浙江的農場農具管理局、浙江省農業科學研究所、視察雙鏵犁的改進，讓這種外國裝置適合中國使用。
毛澤東聽完了技術人員的講解，隨後親自去往試驗田，看技術人員操作改進後的雙輪雙鏵犁。
毛澤東親自牽著牛，在農田當中耕作，耕種了大概五十多米，查看了改進後的雙鏵犁使用情況。
臨走之前，毛澤東囑咐浙江的省委領導，要讓農業幹部多讀書，尤其是《耕作學原理》和《土壤學》要做到科技興農。
那時候杭州的小巷又破又舊，垃圾遍地臭氣熏天，一個小院子裡能住上百口人。也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指示下，杭州開始了舊城區的改造。
1975年2月8日，毛澤東乘坐著專列，最後一次去往杭州。
不過這一次，毛澤東的身體已經大不如以前，他在杭州接受了各種身體檢查，治療眼部的疾病。
因為趕上了除夕夜，所以工作人員做了蛋糕送給主席，這便是毛澤東在杭州，度過的最後一個春節。
4月13日，毛澤東的專列離開了杭州，從那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過他的第二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