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宣佈將2006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及其建立的孟加拉鄉村銀行（也稱格萊珉銀行，GrameenBank），以表彰他們 “自下層為建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做的努力”。一個來自世界上最窮國家的人怎麼會獲得諾獎，而且是和平獎，他為和平做了哪些貢獻呢？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饑荒中，一場洪水，飢餓的人們遍佈全城，大約150萬人在這次饑荒中死去。尤努斯，吉大港大學的經濟系主任，一個有責任感的大學教授決定要做些什麼：“當人們在我課堂對面的門廊里正在餓死的時候，我的那些優雅的經濟學理論又有什麼用呢？在這裡，好人遭受命運無情的毒打與踐踏。生活每況愈下，窮人更加貧窮。”他決定，把那些窮人作為他的老師，著手對他們及他們生活中的問題進行研究。於是在1975年和1976年的大部時間裡，尤努斯帶領著學生去附近的喬布拉村調研。一天，尤努斯在喬布拉村採訪了一位靠製作並售賣竹椅謀生的婦女。這位婦女告訴他，她辛勞一天只能賺2美 分。尤努斯大感驚愕：這麼一位勤勞的、能製作這麼漂亮的竹椅的婦女，一天只能賺這麼點錢！這位婦女解釋說，由於沒錢去購買製作竹椅的原材料，她不得不去找 一位商人借錢，這位商人只允許她把竹椅賣給他，而且收購的價錢還得由他說了算。事實上，這位婦女就是附屬於這位商人的勞動力！那這些竹子值多少錢呢？大約25美分。“我的天，僅僅為25美分就要遭這種罪受，難道就沒有人能對此做些什麼嘛？”他找出村裡另外42位有著類似困境的村民。在把這些村民們的資金需求彙總後，尤努斯經歷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震動：這個數目一共只有27美金。“造成他們的窮困的根源並非是由於懶惰或者缺乏智慧的個人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缺少資本。這種狀況使得窮人們不能把錢攢下來去做進一步的投資。一些放貸者提供的借貸利率高達每月10%，甚至每週10%。所以不管這些人再怎麼努力勞作，都不可能越過生存線水平。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們的工作與所需的資本之間提供一個緩衝，讓他們能儘快地獲得收入。”尤努斯總結道。於是，向這些沒房沒產的窮人提供借貸的想法就此誕生。在1976至1979年間，他在村裡開始了試驗，以自己為擔保人向窮人們提供小額貸款，這個試驗成功地改變了大約500位借款人的生活。1979年，孟加拉央行同意他開展這個名為“格萊珉”的專案。1983年，格萊珉銀行成立為獨立法人機構，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壯大。 為了確保還款,銀行使用"團結組"系統。這些非正式的小組一起申請貸款，由小組成員擔任聯合的還款保證人，並互相支援對方努力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這無疑是個勵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關注社會底層的人民，躬身入局，靠調研發現問題，靠實驗去創造可行的解決方案，最終摸索出一條消滅貧窮的有效方法。《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作者阿爾位元班納吉獲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專門有一章講到貸款給窮人，也是引用了這些行之有效的鄉村實驗。
貸款給窮人，使用“團結組”的方法確保還款，這些“離經叛道”的革命精神和做法實際上在差不多1000年前的中國就試行過，那時沒有銀行，政府作為貸款者，還專門頒佈了相關的法律，這就是著名的《青苗法》，該法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一項。1000年前的這場變法涉及面廣、影響巨大，比這個孟加拉諾獎獲得者的理論和實踐要深刻得多。王安石變法理念先進執行有力，但評價卻呈現極端的兩極化，時間已過千年，如今仍爭論不休，後世的好多改革者高舉這杆大旗（比如梁啟超），反對改革者也總拿來做論戰的武器，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罕有的事情。往事越千年，早已換了人間，今天可以稍微平心靜氣的看待1000年前了。
今年的12月16日是王安石誕辰整整1000年，這個大丞相、大改革家、大文學家，是一個1000年爭議比較大的人物，又是一個在多個領域都很有建樹的大家。我這一段時間把康震老師寫的《王安石傳》找出來回爐，又找來《宋史·王安石傳》、梁啟超《王安石傳》，把以前讀過的有關蘇軾的書裡王安石的也找出來，一併做參考。
考慮從三個方面來寫這個大人物：一是變法，這是王安石最被人熟知的部分，也是爭議最大的部分；第二個方面是王安石與北宋的幾個主要人物如司馬光、蘇軾還有變法派幾個主將的關係流變，這個對於理解變法、理解宋朝計程車大夫有些意義；第三個方面是寫寫王安石的詩詞文章，這方面我水平太差，只能談談蘇王作品的一些淺顯的對比。主要就是這三部分，寫王安石，不是作傳、不是翻案，也不是軼事獵奇，就是想把一些思想的小火花記錄下來，算是讀書之後的一個小結、一個整理。
寫王安石有幾難，一難是正史史料飽受質疑，《宋史》乃元丞相脫脫主持，改朝換代，又是異族，中間又經歷宋室南遷，好多史料頻遭篡改，梁啟超就覺得《宋史》是二十四史中比較不靠譜的；二難是1000年來，對王的評價呈現了很極端的兩面，王安石去世後的100年就是這樣，近900年的評價也是這樣。翻案也好、站臺也罷，無非是借古喻今、借古諷今，借古人說今事，我以區區後學，粗淺的讀幾本書，實在難以評說；三難本人才疏學淺，對這等重大題材，本就能力淺薄，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翻閱太多資料。卻又要強自出頭，如螻蟻撼樹，望洋興嘆，只是不甘寂寞，撰文自樂而已。
私下裡有個野心，就是從今年開始每年寫幾篇北宋的文章，這樣一直寫到2036年蘇東坡誕辰1000年的時候，也算是對這幾年讀很多北宋書籍的一個小結，也是致敬偶像了。都知道我喜歡讀蘇東坡，但這個不是追星，是一種對於他生活態度、人生觀的一種認同，而且自然而然的，對蘇所處的時代、周邊的朋友也有興趣讀讀，一方面是對蘇的作品更深刻的瞭解，另一方面也是對於蘇這個人更全面的認知，畢竟人是社會動物，一舉一動、所思所想都離不開當時的環境。
一、變法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取自《詩經·大雅》，意思是說周雖然是舊的邦國，但其使命卻是在不斷革新。中國是有維新和變革的傳統的，歷史上大的變法就有三次，分別是“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戊戌變法”，有意思的是秦朝的商鞅變法開啟了中國的封建王朝、清末的“戊戌變法”的短命從實質上否定了清政府自主改良的可能性，為結束封建帝制的敲響了喪鐘。這一頭一尾的兩次變法現在評價都比較統一了。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恰好處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中段，上接盛唐，下啟明清。我們今天一提起“王安石”這三個字就與變法聯絡起來，一提起北宋就想起王安石變法。這種影響甚至跨越國界，比如列寧就在1906年討論農民政策時指出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並贊同王安石的土地國有政策。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曾出乎意料的稱讚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認為美國在經濟危機時發放農業貸款的做法，與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挽救美國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安石變法的理念是很先進的，有些理念比如青苗法、募役法直到現在看也是不過時的，讓人不禁懷疑王安石是不是一個穿越人物，這一點當然可以完全否定，王安石是國學大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電視劇《慶餘年》中範閒那種角色，雖能背一些詩詞，但國學功底一試便知，經不起考驗的，範閒自己也是承認的。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江西撫州），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父親為真宗朝進士，歷任縣令、知州、員外郎等職，按今天的來看算是個廳級幹部，王安石是妥妥的幹部子弟，起點比較高。“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宋史對他才華的評價相當高。讓我們對比一下同時代的老鄉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還有蘇軾“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這三位都是唐宋八大家，從幼年的評價看倒是王安石的智商更高、記憶力超絕。
21歲參加科舉考試，據說內定是第一名，但到了仁宗那裡，老人家看到卷子裡引用了“孺子其朋”這個典故，這是周公教育成王的話，用的是長輩教育晚輩的口吻，而仁宗此時30多歲，比王安石大十幾歲，覺得王安石口氣太大，就安排到了第四名。王安石後來聽說了，也是淡然處之，從未說過自己曾中狀元，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其人的傲氣。慶曆二年，22歲的他被授予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公事，大概就是揚州市政府辦公廳秘書，做了當時的揚州知州，後來的宰相韓琦的秘書。兩人大概應該相處不是很愉快，後來的王安石升官軌跡跟韓琦沒半毛錢關係。26歲出任寧波鄞縣縣令，一干就是4年。
“優秀縣委書記”的代表：
“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王安石深受父親為官影響，勤政愛民。下面這張時間表，可見王安石工作的日程之緊：慶曆七年十一月七日，從縣城出發，奔赴城東萬靈鄉，視察、動員百姓開挖水渠，當晚入住慈福院；八日，登城東金雞山，看望鑿石建水閘的工匠，天將大雨，無法出行，當晚入住廣利寺；十一日，雨停後抵達靈巖山，渡石湫水潭登高望海，計劃在江海交匯之地設定水閘以便蓄洪灌溉；十三日，達到蘆江村，視察水渠開渠之處，當晚入住瑞巖山開善院；十四日登天童山，入住景德寺；十五日一早考察玲瓏巖，飯後繼續出發，到達東吳村，坐船連夜奔赴鄞縣以西；十六日一早，在大梅山保福寺用餐，餐後經五峰山步行十餘里又坐船，半夜到達小溪村；十七日一早，視察新修水渠後在普寧寺用餐，下午視察林村，當晚入住資壽寺；十八日一早，視察縣城以西桃源、清道二鄉，動員鄉民興修水利（《鄞縣經遊記》）。鄞縣即現在的鄞州區，屬寧波市轄區。我沒去過寧波，在地圖上把靈巖山、金雞山、天童山找到了，發現這幾個地方距離縣城很遠啊，特別是靈巖山，在今天的象山縣，鄞縣到這裡還得坐船過海的，那時沒有高速、高鐵，這100多公里路是怎樣的辛苦才能抵達呢？這個時間表讓我想起電影《焦裕祿》中焦書記帶著大家冒雨奮戰的情景。王安石做事就是這麼拼，“靈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興修水利是王安石的重要工作，有了水利工程，才能旱澇保收，這才能年年豐收。“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路之利”，《宋史》的這段介紹讓我們看到一個務實能幹的好官員形象，放到今天就是個優秀的縣委書記代表啊！話說大宋的好官很多都重視水利工程，比如蘇軾，疏浚西湖，率全程百姓在徐州抗洪，整修水利。
“貸谷與民，立息以償， 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我覺得這可能是後來推出的青苗法的最初實踐。作為縣官，青黃不接時，把糧倉裡的儲存拿出來借給老百姓，然後在豐收時回收，這體現為人父母官的愛民作風。創新的一點就是“立息以償”，這是一種投資，要拿利息的，這種經濟頭腦真的是其他官員遠遠不及的。這樣的做法，可使官民兩便，也就是共贏。後來變法時富國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貸款給百姓，然後拿利息。
主持變法，期待富國強兵
大宋的變法不是開始於王安石，而是范仲淹等的慶曆新政。當時西夏邊防失利，仁宗希望在治理國家上有所作為，數次問政於范仲淹，遂上十項改革措施，天子都接納了，遂頒佈執行。這十策中分幾部分：第一部分是改變官員選拔任用，更加制度化，減少不必要的福利；第二部分是發展生產的，“厚農桑”，主要是發展水利；第三部分國防和法制建設的，應該說新政的重頭戲還是在選官任官，官僚隊伍建設，十條中五條都說的這個。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宋史》中的春秋筆法啊），親自推進官員考核淘汰，可惜隨之而來的就是官員隊伍巨大反彈，新政不了了之。仁宗時代除西夏有戰事外，天下太平，久安之弊到仁宗朝後期越來越明顯。仁宗嘉祐三年，也就是蘇軾中進士的第二年，已經到了中央工作的王安石用洋洋萬言，給仁宗皇帝寫了一封諫書，涉及國家管理的各個方面，希望再次進行改革。可惜不知為什麼，卻如泥牛入海。年紀大了的仁宗皇帝對於改革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估計是因為有個事更加重要，就是自己沒兒子，後繼無人，快50了還得努力造人。
仁宗、英宗兩朝天下總體太平，據說仁宗的死訊傳到遼國後，遼國皇帝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見刀兵矣”。檀淵之盟後宋遼兩國基本上沒有大的衝突，百姓不識干戈，武備鬆弛。這個和平很大程度上是靠宋朝每年的歲幣就是戰爭賠款，每年30萬貫，後來西夏李元昊建立夏朝，大宋又要花錢買和平。這每年的歲幣雖然屈辱，但也不是主要開支，大的開支兩項：一是兵、二是官。軍費方面國家常備軍達到120萬人，軍費佔財政收入幾乎80%，而且這些軍隊素質低下。官員或者說冗官甚多，北宋懲於唐朝藩鎮割據的歷史教訓，大力培養文官，鼓勵讀書，真宗就親筆提下：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宋朝的科舉比之前朝規模大了很多，每科進士都過百人，兩宋進士高達10萬人，幾乎是唐朝的10倍。此外，達官貴人的子弟還有受蔭補的機會。北宋倡導高薪，文官收入很高，生活優渥。於是財政負擔超重，已經是入不敷出。官員多，內卷也嚴重，官僚體系效率低下，北宋後期的黨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這個。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到一部著名的電視劇《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大清的財政也是吃緊，搞得西北用兵無錢可用。雍正繼位後三句話不離錢，抄家、改制都是要搞錢。其實皇帝雖富有四海，也是缺錢啊，英宗駕崩，國庫沒錢，神宗只好下令削減開支，仁宗修墓花50萬貫，英宗這裡只好所降到35萬貫。“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歐陽修），大宋必須要改革才行了。
改革當然需要勵精圖治的發起人，神宗趙頊登場了。20歲的神宗初登大寶，“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憤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一個躊躇滿志滿志的青年，一個基層和中央都歷練多年的改革派，簡直一拍即合。跟我現在差不多大的年紀的王安石，無論是資歷、經驗、人脈都達到人生的很高程度了，最重要的是他想出來改變這個國家。第一次君臣晤談很有意思：神宗問“向唐太宗學習如何？”王安石卻說“當效法堯舜，不必以太宗為準繩。唐太宗算不上智慧，之所以青史留名，主要是隋朝太昏庸暴虐了”。北宋甚至中國古代的文人們都希望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君主，或者“堯舜禹湯”，對唐宗宋祖啥的都不感冒。蘇東坡詞“當年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也是講的同一個理想。敬天法祖，這是中國的道統，自然皇帝也是最早的好。我們中國直到近代以後，才把目標從古人那裡轉移到外部世界，放眼世界，大膽探索。王安石之所以不建議20歲的年輕皇帝學習太宗，除文人的理想根深蒂固外，王安石是不是也有些策略上的考量呢，畢竟太宗是真實的，時代也不久遠，對照學習比較有參照性，這樣的話宰相的作用就不大了。而堯舜這些上古的皇帝，記載本就不多，如何學、學什麼，解釋權就都在於大臣也就是王安石自己了。金庸先生《鹿鼎記》裡韋小寶聽不懂這些堯舜禹湯，說成了“鳥生魚湯”，但他對好國家的理解是更加具體的：“人人有飯吃、有衣穿、能賭錢就是好日子”。韋小寶雖然沒文化，卻也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
君臣交流中王安石對於百年來大宋幾朝治國理政的總體評價是“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便，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簡單講，我們這一百年主要是人努力、天幫忙，但客觀的因素更多些。這個評價也對也不對，說它對是因為這是實情，說它不對是因為放眼歷朝歷代北宋是邊境環境比較惡劣的，秦漢有長城，唐確實武力卓越，而這兩樣在宋朝一樣沒有。能取得百年和平、國家長治久安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再說幽雲十六州這些並不是北宋丟掉的，沒有長城這個屏障，在河北今天的雄安（宋稱雄州、霸州）這樣的平原地區僅靠白溝河那樣的幾條小河阻隔根本無濟於事。“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無助之不可常侍，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日，正在今日。”王安石這人也是大忽悠，告訴神宗，你資質好，出身正，大權在握，明白國家存在的問題，開幹就行了。於是大宋開始變法，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熙寧變法，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王安石變法。從此君臣戮力同心，掃除各種障礙，堅決推進變法各項事宜，神宗也事實上把王安石當成了導師，中間雖有不同意見，但仍能善始善終，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君臣關係。
熙寧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差不多是拜相了，以陳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變法方面的第一個舉措就是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是變法的主導部門。這個部門頗像今天的國家發改委，地位還超越國家發改委。國家發改委是部級單位，負責給黨中央和國務院提供各種改革建議和政策評估，是個研究部門，當然也參與部分決策。而北宋變法的這個新部門需要統籌行政、財務、軍事工作，直接報告給皇帝，這就把之前的中書門下（管政）、樞密院（管軍事）、三司（財政）弱化了。設定這樣的部門的好處是可以統籌各方、快速推動變法，存在的問題也是被指責最多的是很多大臣認為這種制度設計違反祖制，甚至是改變國體。變法涉及經濟、生產、財稅、軍事、科舉等各個方面，不能不說是對於北宋的全方位改造。王安石做事雷厲風行，在當年七月就推出《均輸法》，九月頒佈《青苗法》、十一月頒行農田水利法、十二月頒行保甲法。一年之內推出這麼多的新法，真是前無古人。放眼到我國改革開放初期，這個推出新法的速度也是夠快的。變法中最主要的一項，也是最遭非議的一項就是著名的《青苗法》。
王安石終於可以把鄞縣的實踐推廣到全國了：改變之前的常平倉制度，這個制度是主要國家糧食倉儲制度，各地設立常平倉，歉收時放糧到市場以低價銷售，平抑糧價；豐收時以高價買進，保護農民利益。這個制度設計有點像今天的政策性銀行，不以盈利為目的，主要保證生產積極性和平穩物價。《青苗法》的推出總體上看就是把常平倉這種政策性銀行功能升級成為商業銀行，增加了盈利功能。具體做法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國家貸款給農民用於購買糧食，在糧食豐收後，農民償還貸款本金和利息，以現金和糧食均可。不能不說這是個天才的設計，以往青黃不接時，農民往往需要跟富戶借高利貸，長此以往的結果農民付不起高利貸（利率經常超過100%），只能出賣自有土地，多年以後就造成土地大量兼併，農民淪為赤貧，從而成為僱工、長工、甚至流民，貧富懸殊的結果就是農民起義、王朝覆滅，這也是歷朝歷代的週期律。跟國家借貸，農民有了生產的資金，少了高利貸的盤剝。國家也可因此獲利，支援擴大再生產。青苗錢的借貸一年兩次，即正月、五月，支援夏糧和秋糧。貸款數額按農民等級分為五等，每等金額不同最高15貫，最低1.5貫。貸款利息百分之二十，由於是半年就要還款，實際年利率是40%。如果有人還不起貸款，出現壞賬怎麼辦？青苗法規定每五戶或十戶人家結成一保，由第三等戶以上擔任保頭，如果保內有人還不上，那麼就由保頭來還。制度設計充分考慮農民的實際需求，以借貸的方法運作官民兩利，也有相應的風險防控措施，即使從現有觀點看也是一個比較先進和全面的制度。《青苗法》實行於熙寧二年，在神宗駕崩後取消，16年間一共投入本金1500萬貫，收入5000萬貫、糧食布匹2800萬石匹，該法取得明顯增收效果，國家成為最大受益者。
但也就是《青苗法》的實施成為了朝野爭論的焦點，執行該法的負面作用最終演變成很大的社會問題。蘇轍最早在三司條例司工作，他對該法以為不妥，一是擔心貪官汙吏從中盤剝剋扣，還有就是貸款是否能做到專款專用。不能不說蘇轍還是通實務，擔憂是有道理的，現代的銀行經營既重視貸前的風險評估，也重視貸後的資金管理，而且有很完善的司法系統和信用體系，在1000年前這些制度根本就不存在，人們也沒這個意識。司馬光也表示擔憂：農民借高利貸還不起，尚且鬧到妻離子散，如果官府的錢還不起，那豈不是更加生不如死嗎？
熙寧七年，任職杭州通判的蘇軾視察新城縣時寫到；仗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山村五絕》之四）。這是說新城山區的農民貸款下來後，也不事生產，跑到城裡瀟灑，大半時間生活在城裡，連小孩都學會城裡話了，卻因此背上鉅債。還有一首詩也是表現新政的弊端的，寫於熙寧五年，叫做《吳中田婦嘆》：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赬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前半段寫水患嚴重，好容易等到天晴收割，糧價又被壓的很低。新法執行後雖然允許將米折錢交稅，但地方上卻只收現錢，搞得只好賣牛納稅。“龔黃”指漢朝的龔遂和黃霸，二人都以體恤百姓著稱，寫在這裡不無諷刺當朝的意思。河伯婦，就是隻好投河。這首詩名氣不大，但寫出來也有柳宗元《捕蛇者說》的感覺。
新法推行給朝廷增加了收入，卻使很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熙寧六年至熙寧七年北宋大部分地區爆發了旱災，神宗心急如焚。周圍的一些大臣認為這是新法推行，上天降罪的結果，勸皇帝廢除新法。甚至有京城安上門的監門官鄭俠給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圖》，圖上都是難民的慘狀，皇帝大受震動，一度要廢止新法。
為什麼一個看上去設計很好、措施也較完備，思想很先進的《青苗法》會給百姓帶來這麼多的問題，甚至引致朝廷內部的尖銳對立呢？我嘗試從幾個方面去解讀：一是朝廷推行新法的態度很堅決，力度也很大，把推行新法作為考察各地官員的重要參考指標，於是很多官員就採取強行攤派的態度，不管百姓有沒有實際的需要都要求借款。有些一等戶本沒有借款需求，被強制要求借款和給其他戶擔保。對於沒有需求的百姓強行借款，到還款日強制收取20%的利息，這基本上跟搶劫沒什麼區別了。現代商業銀行的貸款是基於平等自願原則的，而新法的執行是強制的，這就根本上違背了放款的初衷，本來是幫助百姓度過難關的借款成了盤剝百姓的工具。二是不考慮各地實際，搞一刀切。北宋疆域遼闊，有江南的富庶地區，商品經濟發達，稻米產量也高，也有陝甘這些相對貧窮的地區，甚至有些地方還處在刀耕火種的階段，不區分各地實際，用一個政策想全國推廣，這就是不尊重客觀實際。秀州（今嘉興）判官李定來京被問起當地百姓對新法的態度，他就說當地百姓覺得很便利，“民便之，無不喜者”（這個李定因此言論平步青雲，官一直當到御史中丞，算是部級領導了，他在歷史上更出名的事兒是彈劾蘇軾，是烏臺詩案的主審官，臭名昭著的文字獄炮製者之一）。但是在陝西這樣的相對經濟落後的地區，新法就推廣得不好，司馬光就跟神宗說過自己的陝西老家百姓對新法意見很大。皇帝還專門派官員去首都周邊陳留縣（今屬開封）現場調研，發現沒有一個農民主動申請，縣裡也沒發出去一文錢。三是新法本規定償還本息的時候可以用金錢和糧食，二選其一，但執行過程中很多官吏為了政績、為了獲利，強制要求農戶用現金償還。由於米價有高低，政府出於強勢地位，倒黴的總是老百姓，就這樣又被地方上盤剝一道。
以上三點都是政策執行層面的問題，其實政策本身也有問題，比如這個20%的利率設定。這個利率雖然比民間高利貸動輒百分之一百以上要低得多，但是還是訂得高了。為什麼這樣講呢？貨幣銀行學認為利息率是資金的機會成本，代表社會基礎利潤率。通俗點講，利息率高出企業的利潤率的話，企業會無利可圖，那企業也就不會去貸款了。改開以後，只有很少的時間貸款利率接近百分之二十，現在的貸款利率連10%也不到。何況農業不是高利潤行業，當今很多國家都是給農業低息貸款，利率甚至不到5%。北宋時期雖然經濟已經很發達，但是農業根本達不到這個水平。何況《青苗法》規定的20%還只是半年，算起來一年利率高達40%，這超出了很多農戶的承受範圍。當然農戶可以減少貸款，降低借貸成本，但貸款額被強行攤派了，導致農戶受損巨大。這一個規定斂財的目的太明顯了，難怪會遭到抵制。如果青苗法的利息能降一些，比如降到年利率10%以下，它促進生產的作用就會發揮出來了，這也會增加國家稅基，也是可以富國的，只不過這樣做見效比較慢，皇帝和宰相等不得。
還有一個層面的問題就是當時的社會形態、老百姓的契約意識、理財能力與新法嚴重不適應。雖然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那時的北宋識字率遠低於現在，文盲是普遍的，沒有長遠的規劃能力，自制力也未必好。普通老百姓驟然得到一筆鉅款，會是什麼狀態呢？要知道當時的一貫錢是可以買2、3百斤米麵的，即使是最下等戶也可以借到1.5貫，窮慣了的人拿到這個錢很難把握自己啊。要知道，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企業老闆從銀行貸到款以後馬上去買車、買房、花天酒地，更不用1000年前溫飽尚未很好解決的時代。沒有完善的貸後資金監督制約機制，完全憑老百姓自控，這樣的政策顯然是有大問題的。該還錢的時候，錢還不上，官府就動用專制手段，有的老百姓賣房賣地，直接破產。甚至有的為了逃避還款出逃成了流民，這就進一步增加了了社會的不穩定性。變法後期，流民增加，或流浪於市井、或嘯聚于山林，這也是北宋後期農民起義，梁山好漢產生的社會背景。一項法令把好人變成了壞人，這樣的法令確實不能說是好的法令。
《青苗法》以及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給北宋帶來的負面影響還遠不止民怨沸騰、民不聊生，還直接造成了朝廷大臣的派系紛爭，這成了北宋後期一系列政治問題的導火索。以前的歷史書很簡單的把王安石一派叫做改革派，把司馬光一派叫守舊派，改革的當然就是正面的先進的，守舊的當然就是迂腐的、落後的，實際上真實的歷史遠不是如此簡單。王安石為推行變法，首先必須要衝破守舊大臣的阻礙。王安石拜相以後，前朝的大佬包括韓琦、富弼、歐陽修等紛紛離朝，這些人對新法都有不同意見。儘管神宗一再挽留，作為清流領袖的司馬光也依然跑去洛陽主持編纂《資治通鑑》。神宗挽留司馬光“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王安石跟你關係好，你幹嘛要走？司馬光說以前關係還行，現在政見不合，屢屢衝突，而且像蘇軾這樣的都遭到陷害詆譭，我可得離得遠點，否則也被潑髒水了。大文豪蘇軾那時是政壇新銳人物，對變法有自己的看法，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洋洋幾千言，王安石怕他動搖變法，調他去做開封府推官，就是管理首都的一些行政事務。覺得蘇軾一介書生，高談闊論可以，做具體工作肯定不行，想用大量的日常瑣碎事務困住他。沒想到蘇軾把這些工作幹得風生水起，效率很高，還是不斷給皇帝進言。於是維新派的謝景溫（安石的姻親）上奏彈劾蘇軾在父喪丁憂回家途中用官船夾帶物品販賣牟利，雖後來查無實據，但蘇軾也覺在朝兇險，申請外放，去了杭州做通判，這是他第一次為官杭州。
蘇軾上書中談及變法存在的三個問題即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這第三條說得很是不錯。有一個叫鄧綰的，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看到說王安石的好話、支援變法就能升官，就上書朝廷大讚新法，更是拍王安石的馬屁，說他是伊尹、呂尚在世，這也是拍神宗的馬屁啊，把神宗皇帝比做商湯和周文王了。於是應召進京，奏對後龍顏大悅，皇帝想讓他做京官，不巧的是當時王安石在外地，兩個在朝的宰相對這歌投機分子不感冒，派他回去做寧州知州，從通判升到知州也算是升官了，但他不滿意，賴著不走，終於做成了京官。他幾個同鄉的京官都覺得此人太過厚顏無恥，他卻說：笑罵從汝，好官我須為之。這類官員大大損害了革新變法派的形象。
變法派的中間力量首推呂惠卿，他是王安石力薦給皇帝的：“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說呂惠卿不但是在現在，即使跟先賢比起來也不弱。呂惠卿是個能臣，《宋史》講：“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王安石負責把握改革大方向，具體工作基本都是呂惠卿做的。但對這個人的任用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閒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大概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投機取巧，品質有問題，王安石被指責主要是因為他，王安石因為用他已經被天下人罵為奸邪了。司馬光不但跟皇帝表示不同意見，還跟王安石說“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這個傢伙阿諛奉承奉承固然會使你開心，但以後小心他把你賣了。王安石不以為然，很不高興。但司馬光一語成讖，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司馬光看人是有眼光的。王安石下野時為防止新政半途而廢，力薦呂惠卿繼任，皇帝也同意了。後來王安石起復，呂惠卿怕自己的相位不穩，就離間神宗和王安石。這樣的行為直接導致變法派分裂，大大削弱了變法的力量。
王安石變法一派魚龍混雜，自然成了守舊派的攻擊物件。還是前文說的李定，他是王安石的學生，支援變法，頗受皇帝青睞，準備提拔他做監察御史裡行，三個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呂大臨同時上書，認為朝廷越級提拔壞了規矩，神宗毫不妥協，四次下達任命，三人四次將詔書封還，於是三人被罷免，他們因此成為士大夫中的硬骨頭，被譽為“熙寧三舍人”。反對派這個事情失敗了，繼續彈劾李定不為母守孝，貪戀官位、不服丁憂（古制，父母喪需辭官守孝三年）。司馬光在奏對時為蘇軾辯護：“且（蘇）軾不佳，豈不賢於李定，（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臣，何獨惡於軾乎？”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李定屬於帶病提拔，王安石也有責任。朝野因為對於變法的政見之爭，已經走向人身攻擊，而每一次紛爭都是加大了朝堂的分裂。這場政爭中，宋神宗特別倚重王安石，在朝堂上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反對派拿華山崩、各地大旱這些上天示警來說事兒，甚至說王安石的執著己見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被王安石很好解釋過去。變法派雖然贏了朝堂的局面，但是卻失去了輿論和道義上的支援。甚至在深宮裡，曹太后（仁宗皇后）也說青苗法這些老百姓不喜歡，應該廢除；王安石雖有才華，但怨恨他的人太多，應該讓他避避風頭。雖然皇帝都一一化解了，這也為神宗去世後的元佑更化盡廢新法埋下了種子。
朝堂上的政見之爭本屬正常現象，何況這場暴風驟雨般的大變革？但這次變法已經讓正常的政見爭執變成黨爭，變成極端的人身攻擊，黨同伐異。那時候沒有成熟的政黨制度，朝廷分了派系以後，接下來就是互相攻訐不休，直欲置對方於死地。事實上，神宗朝變法派和守舊派的紛爭到哲宗朝發展到更加嚴重程度，守舊派內部又分裂，互相攻擊。朝臣們忙於互相攻擊，朝政受到極大影響，到徽宗朝，最會攻擊別人的最會博取皇帝歡心的蔡京當朝，北宋走向了萬劫不復。以今天的眼光看1000年前，神宗和王安石在變法的時候沒有把最重要的工作做好：統一思想達成共識。這麼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僅僅靠一部分人發動，強制推行，自然反彈很大。尤其北宋承平日久，百姓生活也不是水深火熱，這時候急功近利的變法更加不得人心。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富國強兵也得靠大多數的共識才能實現。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搞的新思維，一味倒向西方，非但沒有拯救蘇聯，而是徹底埋葬了蘇聯。蘇聯倒掉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還是布林什維克黨嚴重脫離群眾、喪失理想信念，直接原因是改革者一廂情願，沒有凝聚共識。說到這裡我們不禁要深深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致敬，老人家在推動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束報告題目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會議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發動關於真理問題的大討論，真正的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團結了最大多數，最終讓中國人民走向改革開放、走向富強。
元豐八年，年僅三十八歲的神宗駕崩，變法派失去最大支援。太皇太后臨朝，立即著手將在野的守舊派大臣司馬光等召回，開始了元祐更化，司馬光當政，盡廢新法。此時王安石已罷相退居南京多年，聞知司馬光當朝，很是悵然，應該也能知道新法的命運了。但當聽說把《免役法》也廢除時，愕然失聲到：“亦罷至此乎？”怎麼連這個也廢了呢？這個法王安石與先帝討論了兩年才執行的，基本考慮也很周全了。這條法律後來又被恢復，是在變法派重掌大權以後了，南宋也一直實質沿用。神宗去世第二年，哲宗元年，王安石去世了，享年六十七歲，只有弟弟和極少的門人送他最後一程。同生前的巨大爭議一樣，死後也是爭議不斷。哲宗親政後，給王安石增加“配享神宗祖廟”的榮譽，徽宗時又“配享孔廟”。這一切榮譽隨著北宋滅亡，徽欽二帝被俘而煙消雲散。南宋高宗把北宋滅亡的責任都甩鍋給了王安石和變法派，認為北宋亡實亡於王安石變法。這就是宋朝時給這場變法的評價，王安石泉下有知，不知如何看？追隨王安石變法的幾個大臣如呂惠卿、曾布、章淳、蔡卞、蔡京等也被《宋史》歸於奸臣系列。王安石是偉大的改革家、政治家，也是十分的理想主義者，就是想幫助神宗實現富國強兵、致君堯舜的夢想，可惜這場變法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就，反倒加劇了北宋後期的政治矛盾和經濟矛盾，這真是現實開的大大的玩笑。
北宋朝有個叫張載的，早王安石一年出生，與蘇軾同為嘉祐二年進士，他以橫渠四句影響中國讀書人千年：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果以這個標準衡量王安石的一生，王安石算是讀書人裡做得很好的，修養、學問等都是頂流的，雖然沒實現為萬世開太平的目標，但也努力過，無需遺憾了。不過王安石應該不屑於拿張載的標準衡量自己，張載沒參與變法，也不堅持抗爭，而是選擇歸隱治學。王安石是入世的，是積極的，是想透過努力是改變現狀的，從這一點看無論多久，我們都應該景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