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工商業在四年內戰中生產陷於癱瘓。資金原料缺乏，工廠不能開工而物資供應、軍需民用有增無減，物價上漲如脫韁之馬。公教人員領得工資立即奔赴市場購買必需生活資料。稍遲日，市場物價已倍增於領工資時摺合的價格、小商小販總是賺了紙幣、折了實物、通貨貶值，使人惶惶不可終日。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首先照顧民間疾苦，以人民幣收回蔣政權所發紙幣，比率為八角比一元，結束了這一特大災難。繼則實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方針，僅三年之內，就使通貨穩定，物價正常，人民生活安定。
一、關於銅錢的使用
所謂“光緒錢，銅質特佳，其色如金，人喜存之，不可多得”，其實是一種誤解。清代銅錢自咸豐以後，漸輕漸薄，到同治時達到極點。當時四川銅幣系由四川藩臺衙門所屬的寶川局所鑄。因銅貴錢荒，同治幣又小又薄，民間暗中拒用，銅局本身反覺虧本，所以就乾脆停鑄。光緒錢，乃是用機器壓製而成，色澤光亮，輪廓鮮明，但較康熙乾隆錢都要輕薄得多。在商業流通中不如對康乾之錢受歡迎，只有兒童才非常喜歡，我自己就愛存這種光緒錢，經大人說明後也就失去興趣了。清代鑄錢直到宣統為止，宣統錢也是機器壓製的。光、宣之錢非四川所鑄，四川從同治後就停鑄銅錢。
二、關於銅元的使用
清代鑄銅元開始於1903年，一共分當五、當十、當二十的三種。自貢一帶在清末民初尚有當五銅元流行，民國十五年後尚偶能見到，其圖形仍為龍紋，與當十者相同。此類銅元皆紫銅鑄，質量較好。辛亥以後，四川造幣廠未遭破壞，立即造出當十、當二十兩種，另加鑄當五十的一種。模型為一面嘉禾，一面為鑄造年份及當若干字樣。民國二年加大面額，鑄出當一百和當二百的大銅元(實際上民元當五十的重五錢，到民國二年所鑄一百的重五錢八，當二百的才重七錢)。此即自貢當時呼為大一百、大二百的銅元。到1917年，當十當二十的已經停鑄。民國以後所鑄銅元，滲入白鉛，日益加多，故銅色越來越淡。1919年熊克武為整理幣制，停鑄當一百當二百兩種，只鑄當二十、當五十兩種。另於1918年鑄有當五銅元。此種當五銅元，在自貢地區1920年後尚能見到。1924年楊森督理四川軍務，主要鑄的是大二百，而銅質滲雜也多，俗呼為老二百。楊森倒後，1925年鄧錫侯掌握造幣廠、所鑄當二百，重量與質量更低，俗呼為新二百。不久劉湘在重慶，由劉航琛負貴銅元局，收回舊二百、舊一百(即1912年胡景伊所鑄與1924年楊森所鑄、1925年鄧錫侯所鑄各種當一百、二百銅元)，改鑄新一百、新二百(又名小二百)，幣面更小，銅質更低。在1935年前，自貢地區基本上屬成都防區所轄，二劉之戰後，重慶銅元大量流入此間。所以自流井先後使用的銅元，實際上較鄭曉舟所記的還要複雜些。至於他所說因物價高漲，用小錢支付不便，所以改用銅元較便的看法，只說出了表層現象，恰恰相反，物價之高漲原因非一，而軍閥統治者為了其自身需要，不顧人民死活，不顧貨幣本身的質量和重量，以強制手段，降低貨幣本身的質量和重量，來搜刮人民財富，卻是造成物價不斷高漲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關於銀元的使用
四川銀元在清光緒二十七年( 1901 )開鑄，計有光緒與宣統銀元兩種。主幣為元。其中光緒龍洋成色為0.875，較宣統龍洋成色0.871略高。半圓亦以光緒時所鑄為好。但光宣龍洋均標明值庫平七錢二分，其餘分鑄有貳角、壹角、五分，均系龍紋。辛亥後，四川大漢軍政府所造銀元(俗呼十八圈)稍小於龍洋，但均與龍洋等價流通。清末所造銀元尚有藏元，專供西藏地區行使，亦有流入自貢地區者，解放前尚偶能見到。民國元年鑄幣中除元外，也鑄有半圓、 貳角、一角。民國二年胡景伊大量鑄元幣，只鑄了少量的半圓幣。以後1917年羅佩金等金鑄一元，到1822年劉成勳主川時，則大量鑄半圓幣。1924年楊森主川更停鑄大洋，全鑄半圓，但在我市帶此項五角幣流行反不如雲南半圓、袁頭半圓之多(俗呼中元)。
除四川所鑄銀幣外，龍洋中尚有湖北、雲南、北洋板等。外國銀元如墨西哥、西班牙等銀幣在我市亦有發現，且等值流通。關於袁世凱像的銀元不是四川所造，全國都流行，其中以民國三年所謂閉眼袁頭質量最好。護國之役，唐繼堯為開支軍餉，除帶來雲南兌換券200萬元外，也帶來大量雲南板，一元及各種輔幣均有。至於所謂雲南鋼板大洋，大家誤認為是雲南護國軍帶來的，其實是後來劉元塘駐防會理時仿造的劣貨，成色僅十分之一，列為假貨。關於孫中山像的銀元，計有四種以上。一種是開國紀念幣，一種是周板(黔軍周西城在赤水所私造的中山銀幣，質量甚劣)，周板在我市常有發現，多予拒收。與周板情況相同，尚有川軍羅澤州在合川私造的合川板，在我市亦偶有發現。帆船板實際上是1935年蔣介石勢力入川后才大量從南京運來，抗戰後更大量流行。帆船板亦有兩種，在1949年 “銀元券”發行前所鑄造的俗呼老帆船，與銀元券同時發行的叫新帆船。
至於川板銀元，一元幣在1927年一度停鑄。後因半圓板濫發，後大小軍閥更在防區濫造，造成幣制十分混亂，民怨沸騰，鄧錫侯乃又重鑄大洋，但成色更不如民初所鑄(稱為新火川板)。
以上銀幣在我市均先後使用過。所慶幸的是成都及各防區所遺各種雜板(包括所謂新火半圓廠板)，在我市很少流行，因而受害較成都一帶較小。只是角洋(在我市以廣東二毫為多)與大洋換算時要一元二角始能換得一元。
四、關於軍券的使用
在四川發行的軍券遠不止民國二年所發行的四川軍用票一種。其他尚有1915年陳宦入川，為收回已貶值之軍用票而向中國銀行借款發行之兌換券(俗呼川中券)，並由浚川源銀行發行浚川券。1916年護國軍人川帶有云南中國銀行之兌換券(滇中券)，其後戴戢入川，又大肆發行此項滇中券。1923年，熊克武、劉成勳聯合令飭成立成都官銀號，並由劉成勳簽署發行之官銀號券(官銀票)等多種。以上均屬於軍用券性質。其中大漢軍政府1912年元月發行300萬元，四月與重慶蜀軍政府合併後又繼續發行，實際發行在1500萬元以上。因軍政府與本市鹽務稽核所商定，可用軍用票抵繳三成鹽稅，又因軍用票無儲備保證，幣值在成都及各地日漸下跌，故多流向本市地區，以致本市成為軍用票之投機市場。後來的浚川券、川中券，又係為收兌軍用票而發行。軍用票除經鹽務稽核所收足300萬元銷燬外，其餘均不斷下跌，影響浚川券與川中券亦繼續下跌。本市地區各商家、市民所握此類券幣較他處為多，故受害最重，最後終成廢紙。四川，連同後來的官銀票在內，據計算，先後共計發行2800萬元以上，經由不斷下跌及先後以五折收回外，尚有數百萬元，分文不值留在民間，川民損失在1500萬元以上。本市即因初期可抵繳三成鹽稅，故券紙流集於此特多，商號因此倒閉多家，負責者被迫而自殺非止一人、影響於本市金融市場及人民生活最為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