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瑞口述 周易水整理
回顧從上學讀書到退休後淡出“江湖”，往事如煙，雖說沒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作為，但也說得上是豐富多彩，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在這些年裡，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我最為推崇的是六個字：“機會”“興趣”與“努力”。
我從一個農村的孩子，進入國內名牌的外國語學院，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和軍墾農場的“再教育”，趕上了改革開放，先是在旅遊行業認識旅遊，後來有幸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的殿堂專業研究旅遊，從一個“導遊”變成了“導師”。
短短几十年，不少曾經的夢想無果而終，卻有一些意外機會實現了另外一些夙願。回憶起來，確實也很有意思。
天降良機：闖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殿堂
我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這所學院當時屬於外交部管轄。因此，原本我的理想是作一個外交官，獻身於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後來，又想利用外語的工具，從事於新聞事業，將世界介紹給中國，把中國介紹給世界，夢想在那些陌生而神秘的異域他鄉，探訪那裡的歷史演進與風土人情。然而，這些都沒有能夠成為現實。後來，也漸漸地不再痴心妄想，好好地幹好份內的工作就是了。
1976年7月28日子夜，親身在導遊的工作崗位上經歷了毀滅性的唐山大地震，本人的事蹟也曾在錢剛先生的紀實文學《唐山大地震》中有所描述，那是我作為導遊去營救國外遊客的事。
經此大難之後，似乎對個人追求有了很多新的思考，變得更加安分了。然而，1980年初，《人民日版》上刊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招考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告示又攪動了我已經安定的心緒。這個告示說要在全國招收1000名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充實到剛剛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的社會科學院。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而真正使我心動的是“旅遊經濟”也竟然作為一個學科列入其中，儘管當時我對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研究的瞭解只停留在大學公共課的水平。我的想法很簡單：第一，既然旅遊經濟是個新學科，那就是說這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很少，可能大家都不太瞭解，至少我還參與過與旅遊相關的工作，有一定的優勢；第二，能參與就有機會，即使不能透過考試似乎也沒有什麼損失，至少還會測試一下自己應試能力。
沒有想到，我參與了考試，通過了考試，通過了政審，儘管費了不少的周折，最後還是如願以償。說實在的，當我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還是一片迷茫，甚至連如何進行研究也是一頭霧水。
1981年11月，經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辦好了手續，我抱著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報到，給我原來的單位和周圍的同事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問號：這個小張不知道到底有什麼門子能夠全家遷到北京。對此，我也沒有向任何人做出過認真的解釋。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中國科學院，知道那是中國科學家的最高殿堂，那裡的研究員和院士給人的印象都是超凡脫俗的大家。文革結束不久，社會上彌散著向上的樂觀興奮的時代氛圍。
其實，為應付這次考試，我做了大量的準備。想盡辦法，弄清楚什麼是旅遊，什麼是旅遊業，什麼是旅遊經濟。要知道，30年前，在一個地方政府機構工作的員工，要想系統地收集這樣的資料，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最大的資訊來源就是《人民日報》。比較特殊的是，我所工作的單位是外事辦公室，經常還可以看到《人民畫報》、《中國建設》、《北京週報》等作為宣傳口徑依據的英文刊物。於是，我利用所有空閒時間，閱讀了大量國內報刊上關於國外的報道，把一些零散的資訊根據國別和時間進行綜合。我還託人從外文書店裡購買了一套內部影印版的英國旅遊英語叢書，這套書對我的幫助最大。
1980年代北京涉外賓館
另外，我當時在旅行社作翻譯兼導遊，不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到中國訪問的外國旅遊者，也有機會陪同這些外國人在中國各地參觀遊覽。這些機會一方面讓我有意識地瞭解到海外旅遊者來華訪問的意圖和興趣，也親身體驗到他們驚喜與抱怨；另一方面我也對國內旅遊的景區、景點、設施和服務有實際的瞭解，透過各種交流，獲得關於海外旅遊業的發展和國內旅遊行業狀況的資訊，並以此與原有資訊相比較和對照，研究與析其中的原因與道理。
這些經歷，都對我成功考入中國社科院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旅遊學科建立：社科院財貿所是旅遊研究的先驅
1981年，我進入社科院才知道，社科院確定開展旅遊經濟的研究是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先生首先提出來的。他本人不僅積極參與旅遊經濟的研究，並提出了許多非常有見地的觀點，一些觀點也許今天看起來更有價值，他還曾戲稱要研究“玩兒學”。
20世紀80年代初，財貿所著手組建研究旅遊的隊伍。當時採取了兩個措施，其一指定原來從事商業經濟研究的人員轉向旅遊經濟研究，其二是透過這次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招考，吸收旅遊研究人員。把旅遊經濟研究放到了商業經濟研究室，這個研究室也是當時財貿所力量最強的。
到我來到財貿所的時候，專門從事旅遊經濟研究共有3個人，除了我之外，還有原來從事商業研究的喬玉霞同志，和與我同時考來的張子鎂同志。由於這是個剛剛開設的學科，當時的所長劉明夫和商業研究室的主任高滌陳也都非常關注這個學科的發展，為這個學科的建設傾注了很多心血。
在我進入財貿所之前，中國社科院為旅遊研究做了一件奠基性工作，即在 1979年提出了一項研究課題，撰寫《中國旅遊經濟學》。有意思的是，這本專著共有244頁，全書幾乎沒有提及一個參考文獻，也沒有一篇引注，可見當時文獻的稀缺。而首次印數為3400多冊，其需求量可見一斑。
我不是經濟學出身，但有兩個長處：其一是學英語專業，我使用這個工具，可以涉獵更多國外資料，瞭解國際上旅遊發展的最新資訊和理念；其二，到社科院之前，我作為一個導遊和旅遊從業人員，對國內旅遊發展及執行比較瞭解，有親身的體驗。因此，我的研究是從研究國際旅遊發展趨勢與經驗、深入調查國內旅遊業的實踐作為出發點，以探索中國旅遊業發展政策和促進旅遊發展為方向，沒有進行太多的理論演繹。
記得我第一次向所裡提交的論文就是《漫話世界旅遊業的發展》。說實在的，當時對學術研究工作的程式是生疏的，只熟悉寫工作報告，不清楚如何寫學術論文。值得慶幸的是，旅遊是個新領域。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只是提出了一些發展旅遊的概念，不僅缺乏相關的理論，也缺乏實踐。
因此，在這個時候把旅遊經濟作為一個學科來進行研究，中國社科院確實是拓荒者，對中國旅遊學科建立也起到了很大的方向性作用。這也為我提供了一個從頭做起的機會。
在1982至1983年間，我花很大功夫研究世界各國的旅遊發展狀況，先後撰寫了《世界性的“旅館熱”與我國旅遊飯店的建造》、《世界各國旅遊管理體制淺析》、《中國的旅遊客源與解決客源問題的建議》、《關於對英國旅遊情況的考察報告》等長篇文章。與此同時，也和同事們一起，撰寫了許多關於國內旅遊飯店、旅遊商品和管理體制的調查報告。
與國際接軌：旅遊學術研究國際化的嘗試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掀起了一個出國留學的熱潮，最初主要是公派，以進修為主，很快自費出國的人增加了，留學和攻讀學位成為主流。隨著旅遊業的興起，選擇旅遊院校或專業出國進修和留學的人與日俱增。
我是 1984 年作為教育部派到英國進修旅遊的第一批，當時就是我和南開大學的李天元。還有一批旅遊院校的人被派到瑞士的洛桑旅館學院進修。但國家旅遊局系統派出的第一批短期旅遊進修的人員到的是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和康奈爾大學。
從旅遊教育特點來看，英國的院校更注重理論的探討，而美國更偏重管理、經營與營銷，所以美國的東西更加實用。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最初國內引進的教材也是以美國為主，成套的美國院校使用的飯店管理和市場營銷的專著，快速翻譯成中文，成為國內旅遊院校的基礎教材。同時，一些從國外進修回來的學者，成為這些教材和專著的翻譯者或改編者，或者原封不動地搬進了旅遊院校的課堂。
1984年9月30日，我離開祖國遠赴英國薩里大學（SURREY UNIVERSITY）學習，1986 年9月30日返回北京，按照規定，我一天不差地按期回國。我的想法很單純：我是國家派出去學習的，任務就是學習；晚一天回國，違反規定；早一天回國少了一天學習的時間。對於我來說，兩年的時間，是一場刻骨銘心的“惡補”。我要“惡補”的東西有三：其一是語言能力，其二是學術知識，其三瞭解社會。現在回憶起來，這場“惡補”算做對了，終身受益。
英國薩里大學
到英國學習英語是每一個英語專業學生的夢想。那個時候，能夠親身在英國聽聽 BBC 廣播，看看英國的電視節目，在教堂聽聽神父的佈道，在市場上聽聽家庭婦女的聊天，儘管還不能夠完全聽懂，那確實是一種說不出來的享受。除了當時專業課程之外，我幾乎選了我所能夠選的公共課和公共講座，只要有時間，我不管公共講座的內容是天文地理、還是政治經濟，那怕是醫學或文學，我也會坐下來當英語課聽。週末，即使我什麼東西也不買，也要到小鎮的大街小巷或商店裡轉一轉，找人聊聊天，男的、女的、老的、孩子都可以。
到英國進修旅遊專業是我的“主業”，是國家安排我出國進修的任務，全力以赴，不敢懈怠。說實在的，作為一個學者，尤其是對在那個對外界資訊極度缺乏時代走出來的人來說，對吸收知識，用“久旱禾苗遇甘霖”的比喻一點不為過，因為在這個領域，國內的研究的資料太少了，尤其是在那電腦和網路還遠沒有進入大眾生活的年代，獲得外部資訊的渠道太少了。為此，要全心全意地完成所有進修安排的課程，要知道，在一個完全沒有教科書的學習環境裡聽外國教授講課無疑是一個“磨難”，必須要全神貫注，做大量的筆記。
我感到非常幸運的是，學習期間，得到了世界著名旅遊學術奠基人——諸如，旅遊學家梅德利克（S.Medilik）教授、旅遊經濟學家阿切爾（Brian Archer）教授的指導，受益頗深。當時英國的經濟狀況不佳，學校經費緊缺。教授為了賣他的專著，課堂上很少發講義。而圖書館預算拮据，購置新書甚少，重要的學術專著一般只買單本，出借時間限定在3個小時，不得拿出圖書館。由於版權的限制，不允許多頁影印，況且出於個人經濟的考慮，也不敢大量的影印，這是要花錢的。
於是，我給自己做出了一個規定，1～2周內要讀一本學術專著，要抓緊時間要廣泛涉獵，擴充套件學術知識。兩年下來，當時圖書館內有關旅遊的專著我幾乎全部閱讀，重點學術出版物都做了詳細的筆記，我敢肯定，這在國內是絕對做不到的。
兩年的進修，使我對英國的旅遊教育體制和教學內容、旅遊研究的基礎理論體系、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了系統的瞭解，對英國旅遊業的發展過程、政府管理與旅遊業經營的實踐有了切身的體會。就我的旅遊學術理論研究生涯來說，的確是走了一個捷徑。薩利大學當時還設有飯店、旅遊和餐飲管理系（Department of Hotel, Tourism and Catering Management），是英國最著名的，也是唯一培養旅遊管理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教育機構。
我還不斷為國內的旅遊報紙和雜誌提供文章，系統地介紹了國外旅遊行業的發展過程和經驗。作為進修的一個直接成果，將積累的資料經過細心地整理，回國以後出版了國內第一部40多萬字的飯店業專著——《世界旅館旅館世界》。我想我的同齡人或比我稍微年輕的旅遊研究和飯店管理者，可能都會記得這本當年不大多見的“床頭書”。後來我還和夫人楊冬松合作出版了《飯店英文實務手冊》的工具書。
我從來不敢說是中國旅遊旅遊學科的創始人之一，我本人對旅遊理論的發展也沒有多少值得說道的貢獻，但是，也許是我沾了外語專業的光，所以敢說在引入旅遊的國際化研究視野、促進旅遊學術國際交流方面有比較優勢，並能夠有意識地利用這一技之長，在同行中算是做得比較早也是比較多的一個，盡我所能“介紹進來”、“傳播出去”，並在過去30年的時間裡始終能夠堅持這樣做。也包括，1999年初，我到香港理工大學旅遊學院擔任高階研究員，在兩地旅遊學術交流方面作了一些工作，搭建了橋樑。
走出書齋：編制旅遊發展規劃與提供諮詢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旅遊業大發展的十年，也是中國旅遊學術研究頗為活躍的十年。90年代初期，發展旅遊促進經濟的目的、目標與戰略問題已明確，這時旅遊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深刻研究中國旅遊發展的實際問題和解決辦法。面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開放深化、經濟的轉型以及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等形勢，旅遊業的產業地位顯得更加受關注。
在這期間，我們財貿所旅遊經濟研究室主持了幾項重要的課題研究，我所主持的有“服務貿易研究——國際旅遊作為我國重要的服務貿易優勢產業”、“旅遊業產業地位的升級——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的研究”，以及“邊境旅遊研究：中國的開放與國際合作”等。這些研究不僅僅是產業發展的研究，是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組成部分，為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展開提供了具體的建議和意見。
20世紀90年代，旅遊學術研究的另外一個特點是走出書齋，不僅僅埋頭於案頭的理論研究，開始關注深入社會，解決旅遊發展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實際問題，做到理論聯絡實際，這主要表現是直接參與地方旅遊發展總體規劃編制和諮詢工作的開展。在這方面，我們社科院也算進入比較早的一個單位，這些旅遊規劃編制活動是在大批商業化企業出現之前。
我作為主要策劃和執筆人的第一個旅遊規劃專案是雲南曲靖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完成於1992年。而真正作為社科院主持的大型旅遊規劃專案是由我主持的山西省旅遊發展總體規劃。我們對山西省旅遊發展的關注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研究，幾乎每年都多次參與省旅遊局和地方政府關於旅遊發展的討論會。
山西旅遊的標誌之一平遙古城
1998年山西省旅遊局專程到北京邀請我組織專家，編制全省的旅遊發展規劃，並表示省政府將全力支援和協助，主管旅遊的副省長薛軍作為課題的總顧問。山西省政府的信任使我很感動，所以沒有提任何條件就答應了，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組織了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數十名著名專家組成了專家組，整個規劃先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從頭至尾沒有向山西提過經費和報酬的問題。此後，我再也不敢做這樣做規劃。
在規劃編制的過程中，所有專家參加的大型實地調查4次，每次實際考察的時間都在兩週以上，課題組幾乎跑遍了山西省所有的城市和縣城，爬遍了所有的大山。所有的專家都是本人參加，沒有一個是掛名的。要知道，在這些專家中我算年輕的，當時是55歲，而白仲堯、劉德謙、盧雲亭、郭康等專家都已經超過了60歲，比我年輕的有北京的李明德和山西的楊曉國。考察中，白天實地考察，晚上或與地方主管領導座談，對當地旅遊發展點評，或課題組內部討論，從未間斷過，沒有專門的休息日。以至於最後在山西與陝西交界的偏關縣城，絕大部分人員都累趴下了，發燒的發燒，打吊針的打吊針，不得不宣佈考察結束。最後，課題組為山西編制了300多頁的《山西旅遊發展總體規劃大綱（2000-2010）》。
儘管以後我主持和參與過國內許多地方的旅遊發展總體規劃的編制，下如此大功夫的沒有。這個規劃文字雖然談不上完美，但規劃的理念和其中關於山西各個地區發展的定位和一些產品的開發，有很多都被當地有關部門採納了，付諸實踐。
應當說，這個規劃的編制過程，使我對一個省域的旅遊發展有了清楚的瞭解，對旅遊規劃的程式、調查研究、規劃方法與理念有了切身的體會，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原來國內外地理學派編制基於旅遊資源和供給的旅遊分割槽規劃的理論。在此基礎上，以後來旅遊研究中心的名義，舉辦了全國第一次旅遊規劃座談會，邀請在京著名的旅遊規劃專家，對全國旅遊規劃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出版了一本名為《旅遊規劃的理論與實踐》的論文集，作為旅遊規劃領域中集體研究成果，在國內也是第一個。
此後，在我主持旅遊研究室和旅遊研究中心的工作後，參與了大量的旅遊規劃編制、社會培訓和諮詢工作，在國內打開了旅遊研究的新局面。我一直認為，對社會科學來說，從事旅遊發展規劃編制的目的，就是腳踏實地研究中國旅遊發展的實踐，解決實際問題，真正地實現學術研究服務於實踐，在實踐中提高研究人員的學術水平，培養人才。
這一理念成為後來我們旅遊研究室和旅遊研究中心恪守的原則，這也成為我們確定是否承接相關任務的指導思想，後來，我先後主持和組織了新疆吐魯番地區、山西大同和臨汾、河北滄州、福建泉州等市旅遊總體規劃的編制，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平臺與品牌：旅遊研究中心與《中國旅遊綠皮書》
雖然社科院財貿所旅遊經濟學科的建立在國內是領先的，但是，旅遊一直處於院內“邊緣”學科之列，社科院甚至提出過壓縮旅遊學科任其自消自滅的意見。儘管如此，財貿所的旅遊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研究人員雖然不多，但一直活躍在這個領域裡，使這一學科得以延續了下來。
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轉型的穩步推進，中國旅遊迎來了全面發展的時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和末期的國家休假制度的調整和出境旅遊政策的放開。中國社科院旅遊研究中心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其實，建立一個專門從事旅遊研究的機構並非是社科院自己提出來的，最初是外地的一個頗為走紅的私營企業找上門來要求合作建立的。實際上，這是中國社科院批准建立的第一個與私營企業合作建立的研究機構，由財貿所所長和該公司委派人員任理事長組成理事會管理運營，由我任這個中心的主任，並進行了商業註冊。
後來，由於合作企業毀約，旅遊研究中心成為完全由社科院所屬並由財貿所代管的研究機構。旅遊研究中心重新明確的宗旨是為適應中國旅遊業發展的需要，進一步加強旅遊學術研究，促進與國內外旅遊學術界、政府機構和實業界的聯絡與交流，進而促進中國旅遊業的健康發展。
旅遊研究中心人員以財貿所旅遊與休閒研究室的研究人員為基礎，並外聘了兩位副主任，構成了一個由旅遊經濟、旅遊管理、旅遊規劃等學科專家組成的研究隊伍。長期以來與國內外旅遊學術界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在國內為國家旅遊局和地方旅遊局提供多種研究報告、政策諮詢和規劃編制。
經過十年的努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已經成為在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的旅遊研究機構。綜合起來看，這個中心所取得的成績可以歸結為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建立起一個研究基地和聯絡廣泛的網路平臺，二是打造了一個頗具影響的學術品牌。
所謂研究基地和網路平臺，指的是旅遊研究中心在這十年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學術優勢和服務，在國內外旅遊學術界、旅遊管理機構和業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形成了研究人員的網路。中心建立以來，根據本人的意願，中心從全國各地政府管理部門、研究和教育機構和業界聘請了50名特約研究員和特約青年研究員，透過舉辦研討會、論壇和組織合作研究的形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合作關係。期間，到2012年特邀研究員達61名，不再分特邀青年研究員。期間，旅遊研究中心在國內單獨或與相關機構聯合舉辦了多個重大全國性的旅遊論壇，還與境外旅遊相關機構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所謂學術研究品牌指的是，從2001年開始，與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合作，組織編撰國內唯一一部連續出版的旅遊年度發展報告，書名為《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即《旅遊綠皮書》）。這本書的出版填補了連續跟蹤研究中國旅遊發展並做趨勢分析與預測的權威報告的空白。到2012年《旅遊綠皮書》已經連續出版了11本，每本年約40～50萬字。《旅遊綠皮書》每年都對過去一年多以來中國旅遊發展的基本狀況、主要特點、社會關注的熱點等進行深入分析，對重大焦點問題進行理論探索，根據國內外發展的形勢對未來進行趨勢預測，並請相關領域的學者或專業工作者對旅遊不同行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剖析，包括國際經驗的介紹。
2001-2003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與預測》
這本書成為國內旅遊行政管理部門、業界和學術界的重要參考讀物，也是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旅遊業發展的重要的資訊來源。在迄今為止10多年的時間裡，我基本上堅持做兩個部分文稿的執筆人，一是總報告，二是“出境旅遊”，這兩部分一般總字數在5萬字左右。
2009年最後一天，我辦完了退休手續，也就下定決心金盆洗手，不再過問江湖事。我真心地把我們這一代建立起來的陣地和平臺交給年輕人，而且，我相信他們會比我做得更好。這一點，我堅持了，我做到了，我能在一個恰當的時機為自己的學術生涯畫上了一個句號，感到非常欣慰。
幾十年的工作經歷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一個人的能力十分有限，一個人一生的時間只能做一點點事情，一個人再努力所完成的工作，只不過是滄海一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