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天，一個名叫郭桃仁的伐木工人到縣城參加會議，隨身帶了本破舊的筆記本。他隨手把本子攤開，跟鄰桌人聊天時，卻發現鄰桌人目光直勾勾盯著他的本子看。
攤開的那頁上蓋著一個紅色的印章，是郭桃仁以前蓋上去的，印面中間畫著鐮刀錘頭交叉的圖案，上方寫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方寫著“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兩邊還分別刻著一顆五星。
印章
鄰桌人盯著看了好一會兒，突然一言不發地起身走出了會場。郭桃仁正莫名其妙呢，等他也走出會場時，就見幾個身穿制服的公安一臉嚴肅地攔下了他，將他強行帶去了公安局，還讓他把筆記本交出來。
建國後 的公安
郭桃仁心裡緊張的七上八下，卻聽到一個公安領導指著那個印章問他從哪兒來的。郭桃仁如實告知是他跟弟弟從山林裡撿回來的。問清楚了地點，公安立刻調來3輛軍用卡車，先去郭桃仁家取來那枚印章，又封鎖了郭桃仁所說的山林，在其中展開了地毯式搜尋。
這枚印章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
為何它能讓公安局這般興師動眾呢？
事情還要從6年前說起。
1958年，迫於生計，郭桃仁從湖南平江縣的老家來到江西萬載縣，在當地官元山的林場找到了工作。因為出身貧寒，郭桃仁和他家的幾個弟兄都沒讀過什麼書，只是認識幾個字。
郭桃仁年輕力壯，又能吃苦，加上工作勤勤懇懇，很快就受到了林場領導們的賞識，讓他升任了作業隊隊長。郭桃仁又工作了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已經完全適應了當地環境，還當上了一個小領導，算是混得不錯了，於是就在1963年將弟弟郭興仁從老家叫來江西，兄弟兩個都在林場工作，相互照應，日子過得還算不錯。
伐木工人
在弟弟郭興仁來到江西的第一年秋天，兩個人像往常一樣，領了任務去山上做工。郭桃仁開始工作的時候，郭興仁因為吃壞了肚子，跑出去找地方方便。他蹲在一棵粗壯的大樹後面，打發時間地四處看，突然發現手邊的枯枝腐葉下有個四四方方的輪廓。
郭興仁把枯樹葉和泥土扒拉開，發現那竟然是個皮箱子，因為被掩埋在土壤中，只露出來半截，恰好就給郭興仁看到了。郭興仁打量著箱子，感到十分疑惑。這裡的山上荒無人煙，除了領任務來做工的他們兄弟倆，平時根本看不到活人，又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皮箱子呢？
林場工人
郭興仁就帶著這個皮箱回去給哥哥看。郭桃仁也想不明白這裡為什麼會有個皮箱，就想跟弟弟一起拆了箱子，看看裡面有什麼好東西。結果皮箱因為年代久遠，只是隨意一使勁就碎成了好幾節。皮箱裡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原先放著不少紙張檔案，但是都已經變得潮溼腐敗了，上面的字跡都看不清楚，而且手指一碰，紙張就碎成爛泥。
不過在這些紙張之下，郭桃仁兄弟倆的確發現了什麼可能值錢的東西。那是一個印章，跟平時常見的那些印章不同，這個印章足足有10公分寬，似乎是金屬做的，拿在手裡感覺沉甸甸的。上面寫著了好幾個繁體字，但郭桃仁兄弟倆只能勉強認出其中幾個簡單的字 。
印章
他們倆想辦法將印章表面的髒東西都清理掉，驚訝地發現這沉甸甸的印章竟然是銀做的，算是當時很值錢的東西了。郭桃仁高興壞了，與弟弟將那枚印章收好，帶回了他們兩個暫時居住的地方。他去找個紅色印泥盒，給印章上色後隨手就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蓋了個鮮紅清楚的圖案。
那以地球為底，搭配上鐮刀錘頭還有五星的圖案，郭桃仁怎麼看都覺得這東西不簡單。如果他與弟弟能認出印面刻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贛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字樣，大概就能意識到這東西的珍貴非凡之處了。
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主席當機立斷發起了秋收起義，建立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後又陸陸續續建起了其他不同的根據地，並以此開始開戰土地革命。後來在紅軍連續3次取得了反圍剿勝利時，贛南跟閩西兩個根據地漸漸連在了一起，組成了一個包括21個縣，5萬多平方公里，人數多達250萬的中央根據地。
秋收起義
1928年7月，彭老總等人領導了平江起義，正式開啟了湘鄂贛地區的革命。經過一段時間艱苦卓絕的奮鬥，湘鄂贛革命勝利，這裡的黨員數量增長迅速，革命前景一片大好。於是在1931年的7月份，中共中央就在瀏陽舉辦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成立了湘鄂贛省委。
湘鄂贛蘇維埃政府舊址
兩個月後，湘鄂贛省委舉辦了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投票選舉，建立起了湘鄂贛省蘇維埃臨時政府。郭桃仁兄弟倆發現的那位印章就是這個時候打造出來的公章。它不像以前的公章，沒用玉石或者黃金製作，而是選用了熔鑄時容易出現缺陷的白銀，將熔鑄時產生的獨特缺陷作為了防偽標誌。
但發展迅猛的中央蘇區讓國軍十分恐懼，蔣介石在1933年9月糾集了100多萬兵力，發起了第五次圍剿。紅軍主力只有10萬多人，期間還受到了“左”的錯誤影響，傷亡慘重。
湘鄂贛省委政府駐紮的小源鄉也在敵人進攻範圍內。由於敵人的攻勢過於兇猛，而且敵眾我寡，省委政府只得帶著機密檔案和公章轉移陣地。這些重要的檔案和公章就裝在一隻皮箱子裡，由五名同志保護著，跟隨部隊轉移。
不幸的是，在來到江西萬載縣附近時，部隊遭遇了敵人的埋伏，那五名同志與部隊走散了，只能就近躲到山上，但依然沒能擺脫敵人。為了不讓重要的檔案跟公章落入敵手，五名同志便將箱子藏在官元山上，然後向著五個不同的方向逃跑，成功引開了敵人，但也相繼犧牲。這段往事就隨著箱子一起被埋沒了，直到被郭桃仁兄弟發現。
第五次反圍剿
他們兄弟倆不知道印章的重要，拿回家擱置起來之後，漸漸將其拋到了腦後。直到郭桃仁帶著蓋了印章的筆記本去縣城裡開會，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當地公安局發動100多號人在山林中尋找，一是想看還有沒有其他老紅軍的遺物，二是想尋找那些紅軍烈士的遺骸。不過這麼多人一起在林間找了三天也沒有找到任何紅軍有關的東西，最後只能帶走郭桃仁兄弟找到的公章，將其送去了湘鄂贛革命紀念館，進行妥善的收藏。
郭桃仁與郭興仁在得到國家給予的獎勵後，又在江西工作幾年後返回了家鄉，再也沒有見過那枚印章。但湘鄂贛革命紀念館的工作人員還沒有忘記他們，還在2014年前去慰問。每每想起那段經歷，兄弟兩人都忍不住感慨，這是他們一生中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
湘鄂贛革命紀念館
現在，那枚公章已經被鑑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依舊收藏在湘鄂贛革命紀念館，是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作為中國革命的見證者，默默向世人訴說著那段滿是血與淚的艱難曲折的光輝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