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30日,白崇禧在武漢發出第二封打著議和的幌子,實則逼迫老蔣下臺的電報“亥全電”,電文中有八個字觸目驚心:“時間迫促,稍縱即逝”。與此同時,在桂系的聯絡和遊說下,地方實力派程潛(湖南省主席)、張軫(河南省主席)、魯道源(武漢警備司令)等人也是牆倒眾人推,紛紛來電直接或者間接請蔣“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風”。在如此的政治形勢逼迫下,以及在長江以北軍事上的慘敗,老蔣必須出面表明自己的態度了。
1949年元旦,南京政府“總統”老蔣正式發表文告,第一次公開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地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體辦法。。。則我個人更無復他求,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云云。這份元旦文告的發表,是老蔣在內焦外困之下,不得不做出來的一個姿態,而實際上他仍舊不願意交出權力。
還在1948年12月31日內部宣讀文告的晚會上,面對在場擁蔣大員的一片激憤之聲,老蔣就抑制不住地忿然宣稱,並不是我想和談,也不是我自己願意下野:“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他指的是哪個派系不言而喻,在座的李宗仁故做呆萌狀,因為在當時的局勢下,老蔣下野已經是大勢所趨,沒必要再撕破臉皮爭論什麼。那麼,桂系當時有什麼本錢,足以讓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總統、陸海空軍特級上將逼得交權呢?
一、抗戰勝利是桂系軍事集團的第二個鼎盛時期。
中原大戰以後,作為反蔣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桂系軍隊遭到了南京政府的全面打壓,即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趕走俞作柏重新主桂後,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大肆擴軍,深恐引起老蔣的猜忌和大兵壓境。截止到1933年7月,桂系正規部隊只保留著兩個軍的番號,其中第7軍兵員12335人、第15軍兵員16320人,合計總兵力僅有29155人(不計地方民團)。直到與南京方面達成和解的1936年底,李宗仁正式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桂系軍隊才算是“合法化”,逐步開始擴充實力。
抗日軍興,桂軍被允許擴編為第11集團軍和第21集團軍投身抗日戰場,到1938年其總兵力已經擴充到了16萬餘人。尤其是抗戰中後期,桂系軍閥除了老巢廣西之外,還透過大別山區新建的第十戰區、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的便利,直接或者間接控制了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正規軍的數量進一步增多,並且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故意儲存實力,因此在1945年抗戰勝利的時候,新桂系軍事集團的兵力已經發展到了24萬餘人,這是桂軍的第二個鼎盛階段。
老蔣對桂系的態度是“既合作又限制”,所以在解放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他把桂系的兩個大佬全部架空,分別給了李宗仁“北平行營主任”和白崇禧“國防部長”的高職虛位,並且晉升白崇禧為陸軍一級上將(還在陳誠之前),但都沒有實際的兵權。隨後在裁軍和整編的過程中,對桂系軍隊痛下殺手,比如1945年月,撤銷第31軍番號,同年4月,撤銷第16集團軍番號,同年11月又撤銷了第84軍的番號,桂軍實力遭到嚴重削弱。
但是老蔣打出來的旗號是李宗仁、白崇禧無可奈何的,抗戰既然勝利,軍隊當然要縮編,而且在抗戰時期,老蔣透過取消番號、合併整頓等一系列手段,使中央軍嫡系部隊的佔比迅速增大,到1945年這個比例達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對殘餘的其他軍閥勢力構成壓倒性優勢。槍桿子的數量決定著話語權的大小,因此李宗仁和白崇禧明知老蔣的險惡用心,卻是敢怒而不敢言,白崇禧雖然擔任著所謂的“國防部長”職務,然而軍隊的實權卻掌握在“參謀總長”陳誠手中。
在如此的情況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能做的只能是隱忍和蟄伏,等待時局變化和翻盤的機會。
二、解放戰爭初中期桂軍的規模被嚴格限制。
在國民黨軍隊1946年度的“整編”過程中,主持整編的陳誠秉承老蔣的意旨,對桂系軍隊毫不客氣,只給了三個整編師的番號,分別是韓練成整編第46師、張光偉整編第48師、鍾紀整編第7師(第二期參加整編),全部正規野戰部隊僅有九個整編旅70000餘人,裁掉了一大半。在廣西地界,也只允許桂系保留10個地方保安團和5個特別營,到三大戰役前後的1948年12月,這10個保安團實有官兵17244人,也就是說,在老蔣第三次下野之前,桂軍的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加在一起,也不超過10萬人的規模。
即便是這三個整編師,老蔣仍舊放心不下,在解放戰爭爆發後將其全部投入山東戰場,其中整7師和整48師被劃給顧祝同陸軍總司令部“臨沂指揮所”指揮,整46師被分配到王耀武第二綏靖區,一方面,華東戰場上中央軍嫡系部隊數量龐大,他諒桂軍也搞不出來什麼“妖蛾子”,另一方面,也確實有在戰爭中消耗雜牌的目的。比如孟良崮戰役中,還沒有完成整編的第7軍就被配屬給湯恩伯第一兵團指揮,再比如萊蕪戰役中,整編第46師幾乎全軍覆滅。
桂系的第一次轉機來自於1947年7月,也就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之後,為了清除這個心腹大患,老蔣調集33個整編旅的重兵實施“圍剿”,並且第一次真正授予白崇禧以兵權。於是白崇禧以“國防部九江指揮所”的名義,親自指揮各路部隊作戰,期間不僅重建了整46師,還以作戰需要為藉口,將桂軍的三個整編師全部調往華中地區,完成了桂系軍事實力的新一輪整合。
儘管這個兵權很快被收了回去,但是“小諸葛”還是頗有收穫的,至少三個主力軍(整編師)完成了集結並遠離了山東戰場。在國民黨軍隊組建機動兵團的過程中,1947年11月,以原參與大別山作戰的桂軍“第一縱隊”為基幹,正式成立了張淦第三兵團,下轄整編第7師、整編第48師和湖北保安第1旅共45000餘人,而重建的整編第46師則劃入擔負九江守備任務的第八綏靖區。
桂系的第二次轉機當然就是白崇禧就任“華中剿總”總司令了,在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成功以後的1948年5月,老蔣擔心桂系兩個大佬齊聚南京於已不利,一腳把白崇禧從“國防部長”的位子上踢下來外放武漢,卻意外地讓白崇禧重新掌握了實際兵權。
三、白崇禧手中的殺手鐧是華中的戰略位置。
白崇禧本來不願意去,負氣避往上海,而原“新桂系三駕馬車”之一黃紹竑的勸說,讓他改變了主意:李宗仁位居南京中樞,他則在外圍武漢掌兵,兩人內外呼必將更有一番作為,遂於1948年6月31日正式就職。到任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魯道源整編第58師(依附於桂系的滇軍部隊)也劃入第三兵團作戰序列,使張淦所部達到了三個整編師共77000餘人,這也是桂系軍隊當時的基幹力量。
有人肯定會說,老蔣怎能這麼愚蠢可以“放虎歸山”呢?其實老蔣在外放白崇禧之前,也是經過了一番佈局的,並不擔心白崇禧翻起什麼浪頭來。因為在“華中剿總”最初的作戰序列中,曾經下轄第三兵團、第十二兵團、第十四兵團共三個大型機動兵團,另有第5綏靖區、第13綏靖區、第16綏靖區。其中黃維的第十二兵團(約12萬人)、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團(約11萬人)都是中央軍嫡系部隊,黃埔一期的宋希濂還兼“華中剿總”副總司令。
同時在三個綏靖區當中,第13綏靖區(下轄整52師)司令官霍揆彰是黃埔一期生、“土木系”大將;第16綏靖區(下轄整9師和整15師)司令官王凌雲雖然不是黃埔生,但也是陳誠的人;第5綏靖區(下轄整46師和整97師)司令官張軫則屬於地方雜牌,算是最親近白崇禧的一個了。所以縱觀“華中剿總”的編制和兵力分佈,完全可以理解老蔣對白崇禧的監控是有所準備的,以桂系的區區三個整編師,在擁有40萬大軍的“華中剿總”轄區內,真心無力搞事。
這樣大家也就可以理解,在淮海戰役打響後,白崇禧為何輕易地允許黃維兵團東去增援徐蚌戰場,一方面,是該兵團為中央軍“嫡系中的嫡系”,唯老蔣和陳誠馬首是瞻,白崇禧根本攔阻不住也控制不了;另一方面,黃維兵團脫離“華中剿總”的指揮,也讓白崇禧可以大大鬆了口氣,轄區內桂軍的力量佔比迅速增大。但是他卻極力攔截了宋希濂兵團的東調,因為第十四兵團有相當數量的部隊其實是川軍,而非中央軍嫡系。
因此到了三大戰役基本結束的1948年底,隨著蔣系中央軍精銳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的覆滅,白崇禧在華中的力量“順利”凸顯出來:由於黃維兵團被殲和宋希濂兵團西調,他掌握著嫡系第三兵團,又拉攏了在武漢重建的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第5綏靖區司令官張軫(駐河南南陽,河南省議會率先要求和談不是沒有原因的,不久升格為第十九兵團),再加上利用職權大肆安插親信大員,基本上控制了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地區。
此時國民黨軍隊已把“整編師”全部恢復為軍級番號,白崇禧可以指揮的正規軍已達28萬餘人,另有非正規軍11000人,特種兵21000人,合計十二個軍37個師共31萬人,還有權節制長沙綏靖公署(程潛)的三個軍4萬人、桂林綏靖公署(李品仙)的三個師約2萬人,在殘餘的國民黨軍隊中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因為負責長江下游防禦的湯恩伯集團也不過45萬人,且大多為重建和新建部隊,戰鬥力並不強,到這一時期,蔣系中央軍已經失去了監控桂系和白崇禧的能力。
白崇禧還有一個殺手鐧,那就是可以隱晦地威脅老蔣,如果對方堅持不交出權力下野,則桂系軍隊以及附屬力量將退出華中地區撤回廣西,開放長江中游地區給解放軍,或者實現“區域性和平”,這是老蔣無法承受的結果。那將意味著人民解放軍可以輕易從華中地區渡江,進而包抄寧滬杭地區的湯恩伯集團,整個軍事形勢將不可收拾。所以桂系和白崇禧現在在這個時候“逼宮”,是根據形勢的變化有的放矢,既有底氣,也算準了老蔣不敢不依。
從抗戰勝利到1948年底,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忍氣吞聲整整長達三年半之久,如今終於等到了報仇的機會,上上下下頓有揚眉吐氣之感,白崇禧特別電告老蔣:“對個人進退問題做一明快決定,免誤和平談判”,意思是別給臉不要臉抓緊下臺,而老蔣也在日記中悲哀地寫道:“如再堅持,廣西軍隊將採取軍事措施”云云,充分說明白崇禧揚言開放華中的威脅並非空穴來風。
四、老蔣第三次下野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軍事上的慘敗和經濟上的崩潰,固然是老蔣不得不下臺的主要原因,其實還包括美國人的態度,到1948年底,美國方面已經對老蔣失去了信心,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軍事顧問團長巴大維將軍為代表的美國軍政兩界,都上書華府認定:“蔣委員長已經喪失了他在政治上的和他的群眾的支援”。巴大維甚至建議美國政府徹底停止對蔣軍的援助並撤回軍事顧問團,而司徒雷登等人則醞釀“換馬”,企圖扶植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上臺取代老蔣,以挽救南京當局不堪的局勢。
司徒雷登委託自己的私人秘書傅涇波轉告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長”孫科,南京政府目前唯一的出路是與共產黨方面和談,而“蔣氏下野”又成為進行和談的必需。孫科氣得找到司徒雷登當面質問:“傅涇波關於蔣先生下野的建議,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見”?這個美國人狡猾地使用了外交辭令:“作為美國大使,不便干涉中國內政,但就個人來說,確實衷心贊成議和”,言外之意,和談是必須的,那麼老蔣下野當然也是必須的,沒有其他選項。
所以桂系敢於選擇這個時候發難,不僅僅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也因為暗中得到了美國人的支援和允諾,關於這一點,甚至蔣系的親信大員也看得比較清楚,那就是在三大戰役蔣軍徹底失敗、幣制改革徹底破產的情況下,南京政府若想求得喘息之機,必須開啟新的國共和談,而和談的前提條件,則是老蔣必須去職。如此在內憂外困之下,尤其是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團被全殲之後,老蔣終於坐不住了,決定“以退為進”第三次正式宣佈下野。
1949年1月19日,老蔣在“總統府”約見張群、張治中和孫科等人,當眾宣佈:“我是決定下野了的,現在有兩個方案請大家研究,一是請李德鄰出來談和,談妥了我再下野,二是我現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鄰主持”。這幾個大員都不表態,實際都盼著老蔣立馬下野,因為非此根本不可能開啟和談,老蔣見狀氣急敗壞,當場憤怒地說:“我現在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而是被國民黨人打倒的”!
兩天以後的1月21日,老蔣釋出“引退文告”,當天下午即離開南京飛往杭州,再轉赴老家奉化溪口,“副總統”李宗仁如願以償以“代總統”的身份接管南京政府的權力,桂系終於在22年之後,又一次迫使老蔣離開了權力中樞(1927年老蔣第一次下野,正是李宗人和白崇禧聯手所為,而何應欽當時保持了沉默,就此失寵)。
為了表達所謂和談的“誠意”,李宗仁上臺之後於1月24日一口氣釋出了八道命令,宣稱:“不合民主原則之法令悉將迅速撤銷”,包括取消特務統治等等一系列舉措,連保密局本部都瞬間成為了“地下單位”,只給保留了幾十人的編制。而白崇禧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也於4月5日更名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
五、白崇禧趁機拼命擴充桂系軍隊的實力。
既然桂系老大主政,南京政府原對白崇禧的限制和監控大大減弱,桂系老二當然要抓緊機會招兵買馬,1949年1月,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新建第126軍,軍長張湘澤,下轄三個師(第304師,第305師,第306師),該軍隸屬第三兵團。3月間又組建第十兵團,以桂系大將夏威為兵團司令(後為徐啟明),4月間再新建馬拔萃第56軍,下轄三個師(第228、第229和第230師),隸屬第十兵團,並且桂系還得到了相當數量的美援武器裝備,為擴軍提供了便利。
到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之前的1949年4月初,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作戰序列如下:下轄第一兵團(陳明仁)、第三兵團(張淦)、第十九兵團(張軫)、第6綏靖區、第8綏靖區、第16綏靖區、湘鄂邊區綏靖司令部(宋希濂第十四兵團兼)、武漢警備司令部,加上程潛的長沙綏署和李品仙的桂林綏署,總兵力達到二十個軍51個師40餘萬人,實際掌握著除廣東以外的全部中南地區。
儘管西柏坡對和平談判表釋放出出極大的誠意和善意,然而桂系軍閥自恃手中有一定軍事實力,從根本上缺乏和談的誠意,李宗仁在上任不久就主持召開了“長江防務會議”,聲稱“我們要在上海守六個月到一年是沒有問題的”,而實際掌握桂系軍隊的白崇禧更是叫囂:“我們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後還可以上山打游擊,同他們拼一下”,桂系軍政領導人的如此態度,決定著北平國共和談不可能有真正的結果。
桂系交代給南京和談代表團的原則是:拒絕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拒絕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堅持就地停戰和搞所謂“劃江而治”。而西柏坡的態度非常堅決:無論南京方面是否願意在和平協議上簽字,解放軍都必須向江南進軍,無論是中央軍還是桂軍,都必須接受改編,不得保留任何形式的反動軍隊。而為了體現談判的誠意,在和談期間西柏坡分別致電前線各將領,暫停對安慶、太原等地的攻擊,同時要求二野和三野的百萬大軍亦暫緩渡江。
對桂系軍隊的實控人白崇禧,西柏坡也進行了盡力的爭取,特別表示雖然人民解放軍必須過江,但只要桂軍不出擊,則我軍也不與桂軍打,以待商討具體解決辦法,西柏坡的偉人甚至許諾,既然白崇禧喜歡帶兵,一旦和談成功“我們可以請他繼續帶兵,請他指揮30萬軍隊,這樣做,不是我們沒有力量打贏他,而是讓國家和人民少受損失”。
白崇禧最終還是拒絕了西柏坡的提議,他的底氣就在於,認為經過擴充和整補後桂系軍隊,仍有相當實力和解放軍一較高下。
六、白崇禧政治上的幼稚最終使桂軍徹底覆滅。
老蔣在離開南京前,特別交代其侍衛長兼“總統府”軍務局長俞濟時,秘密通知電信局重要軍話臺的負責人:“嗣後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三人經由電話中一切訊息,你搜集後,立即通知我。”而蔣到溪口後,架設七部大功率電臺,在軍事上依舊每天直接與參謀總長顧祝同、空軍副司令王叔銘和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等通話並指示機宜;政治上大至行政院組閣問題,小至地方官員更換,老蔣也都毫不放手。
如此,李宗仁沒有人事權、沒有財政權、也沒有除桂系軍隊之外的軍事指揮權,他這個“代總統”幾乎成為了提線木偶,而白崇禧也沒有得到預想中的權力和職務,甚至想當“國防部長”的美夢也被老蔣擊碎。所以這一期間,白崇禧對李宗仁漸生不滿,桂系兩個大佬之間第一次出現裂痕,老蔣順勢極力拉攏白崇禧,使其政治立場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桂系軍閥的內部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1949年4月16日,雙方議妥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在北平簽署,當天南京代表團攜草案返回覆命,在白崇禧的慫恿和溪口的堅決反對之下,李宗仁於4月20日宣佈拒絕簽字並宣佈不接受該案,也就標誌著國共和談徹底破裂。次日,朱總司令釋出《向全國進軍令》,要求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反動軍隊!那麼當然,其中也就包括桂系軍隊。
在四野大軍的推進過程中,第十九兵團張軫部、第一兵團陳明仁部、長沙綏署程潛部先後起義,而宋希濂所部也脫離了白崇禧的指揮,因此到了1949年10月間,桂系及其掌握的軍事實力遭到嚴重削弱:根據《國民黨軍簡史》中的統計,到1949年10月7日,白崇禧實際掌握的部隊僅剩29個師144000人,而席捲而來的四野大軍,僅在湘贛戰役中就投入了十個軍43萬人的兵力,再加上二野陳賡兵團的10萬人馬,對桂系殘軍構成了壓倒性優勢。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面對四野大軍的步步逼近,白崇禧曾經企圖率華中主力退入廣東,與餘漢謀的部隊合兵一處死守兩廣,然而老蔣操縱“國防部”和粵系實力派,根本不允。於是白崇禧只剩下兩個選擇:要麼在兩湖地區與林彪決戰、要麼帶著桂軍退回廣西。戰役的程序我們都知道了,桂軍在衡寶戰役中被一戰打斷了脊樑,白崇禧只能率殘部逃回廣西,而四野部隊跟蹤追擊直入桂境,二野陳賡兵團則完成了“大包圍”的戰略迂迴,完全封堵了桂軍企圖從海上逃跑的陸地退路。
1949年12月廣西戰役結束,南逃的桂系軍隊被全殲於欽州灣沿海地區,白崇禧的全部家底至此灰飛煙滅,不僅他本人成為了光桿司令,還在老蔣的誘騙下“鳥入牢籠”,而李宗仁則選擇了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