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
周總理逝世後沒多久,西花廳迎來第一個沒有周總理的春節,秘書趙煒正思索著該如何度過這個“悲傷”的春節,如何能讓鄧穎超開心一點。
就在趙煒愁眉不展時,鄧穎超突然收到從人民日報社轉來的一個神秘包裹,以及附帶的一封信。
鄧穎超與秘書趙煒都十分疑惑:“這究竟是什麼包裹?為什麼要專門從人民日報社轉送過來?”
周總理逝世
記憶倒回周總理逝世的那一天......
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周恩來總理因病逝世。他躺在病床上,再也不曾睜開眼睛。鄧穎超哆嗦的雙手摸著周總理的臉頰,哭喊著:“恩來,恩來,你走了......”
鄧穎超一邊大聲喊著,一邊泣不成聲,悲痛欲絕,任誰看了都忍不住心疼。
護士走過去,將一塊潔白的床單蓋在周總理的身上,秘書趙煒將鄧穎超扶到客廳,趙煒深知,鄧穎超的心臟不好,如果情緒一直很激動的話,對她的身體不好。
很多中央領導人來向周總理的遺體進行告別,鄧穎超強忍悲痛,招呼著大家,醫院裡的每個人都是淚眼朦朧的模樣。
從醫院回到西花廳,鄧穎超吩咐趙煒給外地的親朋好友們發電報:“聽到周總理逝世的訊息後,不許來京!”鄧穎超說,就算來了也沒有什麼意義,不如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這才是對周總理最好的紀念。
1月10日,在趙煒的陪同下,鄧穎超前往醫院向周總理的遺體告別,自周總理逝世當天起,鄧穎超每日為他獻一個花圈,冬日嚴寒,鮮花就從廣州空運過來,花店老闆不願收錢,鄧穎超便叮囑趙煒:“買鮮花的錢,趙煒你一定要替我付。”
花圈的絲綢挽帶上寫著:“悼念恩來戰友,小超哀獻”幾個大字,幾十年來,周總理總是習慣稱呼鄧穎超為“小超”,想到日後再也聽不見他的呼喚,鄧穎超的身體止不住地顫抖著。
1月11日,載著周恩來總理遺體的靈車從醫院駛出,鄧穎超、趙煒坐車跟在後面,一個多小時後,車輛抵達八寶山。告別室裡,鄧穎超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她撲在靈棺上,大聲喊著:“恩來,我們永別了,讓我最後再看你一眼吧。”
她的悲傷讓所有人為之動容,越來越多的人來見周總理最後一面,在周圍同志們的幫助下,趙煒終於為鄧穎超開啟一條通道,走出告別室,坐上返回西花廳的車。
剛踏進西花廳的門,鄧穎超的眼淚就止不住留下來,她對趙煒說道:“趙煒,這些天來,我心裡壓抑得難受,你就讓我大哭一場吧!”
“大姐,你哭吧,將這幾日的悲痛全都哭出來,你也會好受些。”趙煒含淚說道。
鄧穎超對大家說:“今天就讓我們大家都放聲大哭吧,以後誰都不要再哭了。”話音未落,西花廳裡的其他人都從微小的啜泣聲,變為放聲大哭,這一晚,包括鄧穎超在內的所有人,都在徹底釋放自己的悲慟情緒。
抱頭痛哭了好一會,鄧穎超最先停止哭泣,她打起精神安慰大家:“我們都不要再哭了,要化悲傷為力量。”
轉身走進辦公室後,鄧穎超對身旁的趙煒堅定說道:“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哭了,我要繼承恩來未竟的事業。”
1月15日,周總理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如期舉行,會上鄧穎超堅強地站在家屬位,淚水自她的臉上滑落,卻從未哭出聲來。
追悼會結束後,周總理生前的衛士高振普、張樹迎等人完成了撒骨灰的事情。回到西花廳的鄧穎超說:“我心中一塊石頭終於落地,恩來的骨灰撒掉了,我很高興,也很欣慰。”
操辦完周恩來總理的後事之後,秘書們整理了周總理的工作檔案與生活用品,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紛紛被派遣到其他部門工作,西花廳獨留一個司機、一個服務員、一個廚師等人。
西花廳裡屬於周總理的痕跡越來越少,而鄧穎超也在慢慢習慣沒有周總理在身邊的生活,她努力恢復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她掩藏其自己的悲傷,化思念為力量,讓自己堅強地面對日後的生活。
鄧穎超每天會看看書、聽聽廣播、練練字,有時候還會坐下來和趙煒聊聊天、嘮嘮家常。
周恩來逝世後沒多久,鄧穎超、趙煒就迎來了春節。若是以前,這一定是個充滿歡樂的日子。
鄧穎超收到神秘包裹
遙想往年春節,周總理總會時時刻刻惦記著鄧穎超,不在鄧穎超身邊時,他會給妻子寫信,抒發自己的切切思念。
1948年春節,周總理在陝北,而鄧穎超則在河北,為土地改革工作而忙碌,春節前夕,鄧穎超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除了送上關心,還向他詢問關於土地改革的意見。
周總理給鄧穎超一共回了兩次信,一次是對鄧穎超來信的回覆,一次是除夕時的祝福。信中,周總理幫助鄧穎超分析理解土地政策,除此之外,還表達了對她的殷切思念。
信的最後面,周總理向鄧穎超送上“新年好”的祝福,哪怕相隔異地,周總理、鄧穎超也在兩個地方相互陪伴,共同度過春節。
春節如果不忙工作,周總理就會陪鄧穎超一同吃團圓飯,有時候還會叫上許多親朋好友,大家一同歡度春節,西花廳熱鬧且溫馨。
周總理的侄子周保章回憶,1961年周保章在北京與周總理一起過年,大年三十週總理將在京的親屬、工作人員及其家屬通通都請到西花廳來,大家開開心心地吃飯,聊家常,整個西花廳充滿著歡樂、熱鬧的氛圍。
空閒下來,周總理還會教育侄子周保章:“希望你紮根在基層,永遠做普通的勞動者。”周保章始終謹記周總理的叮嚀。
可1976年的春節,西花廳再無周總理的身影,更沒有大家歡呼雀躍的身影,每逢春節倍思親,越是臨近春節那天,思念與悲傷的情緒就越是濃烈。
趙煒一直在想,如何讓鄧穎超大姐在這個沒有周總理的春節稍微愉快一些?西花廳裡的大家該如何度過這個“孤獨”的春節?
春節前夕,正為過春節發愁的趙煒收到人民日報社轉到西花廳的一個包裹和一封信,趙煒將東西趕緊轉交給鄧穎超。
一開始她們很疑惑,這是從哪裡來的包裹?怎麼會從人民日報社轉過來?一連串的疑問湧上心頭。
拆開包裹和信件之後,鄧穎超、趙煒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包裹中裝著的是一件嶄新的綢面絲棉襖,信是從天津紅橋區服裝二廠的73名青年工人寫給鄧穎超的,
信中工人們說道,周總理逝世,但他們就是周恩來總理和鄧穎超大姐的孩子,他們專門做了棉襖,表達對鄧穎超大姐的敬意。
鄧穎超戴著老花鏡,一字一句讀完了信,備受感動。她脫下身上的衣服,換上寄來的小棉襖,她說:“這件棉襖就是稍微大一些。”聽工作人員說衣服可以改一下,讓她春節時穿,鄧穎超又開心了起來。
試完衣服後,鄧穎超充滿感激地說道:“這些青年多有辦法啊,他們沒有尺寸,也沒有見過我,還能做出如此合體的棉衣,真是難為他們了。感激他們為我費了很大的心。”
緊接著,鄧穎超又對身邊的趙煒說:“趙煒,你知道我一貫不收人家的禮物,可是,這件棉衣不收不行呀!”
“當然,工人們表達對總理的一片真摯愛心,您應該接受他們的心意,絕不能退回棉襖。”趙煒說道。
對於趙煒的說法,鄧穎超表示贊同:“是的,得收下,不能退。這是他們的一片心意,退回去會傷了73位青年的心。但是我得付錢給他們,你說30元夠不夠?”
趙煒答道:“應該差不多,倘若給多了他們也不好辦呢。”
鄧穎超、趙煒商量之後,決定給天津的這73位青年們寄回一封信以及30元錢。鄧穎超叮囑趙煒寫好回信後,要交由她親自校閱。
紅橋區服裝二廠的七十三位青年工人同志:
現遵鄧大姐囑,覆信給你們。你們廠的七十三位工人同志親手縫製的絲綿襖送給她,已經收到。
青年工人們一針一線縫製的這件棉襖,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裡,你們的革命感情使她非常感動,她很感謝你們對她的關懷與慰問。
但她從來都不收禮物的,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自己付款。這件棉衣就不退回了,理解你們的心意。如退回會使你們難過,所以特寄去30元錢作為成本費,這筆錢如不好處理,可用來購買書籍和學習用品。
1976年3月16 日,這73位青年工人們收到趙煒的回信,得知鄧穎超大姐對他們的感謝之情,工人們充滿興奮與激動,不禁熱淚盈眶。
工人們用鄧穎超寄過去的30元錢購買了書籍,以及用來慶祝的鞭炮、糖果等,他們將糖果給鄧穎超寄過去,同時再附信一封,邀請鄧穎超為他們寫一句題詞。
在此之前,鄧穎超從未給任何人題過詞,不過對於青年們的盛情邀請,鄧穎超也沒有拒絕,只是以“為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老戰士”的名義為大家題了詞。
鄧穎超與天津的這73位工人們透過書信表達感情,一直沒有見面,鄧穎超時常同趙煒說道,日後如有機會,她想去天津見見這些工人們。
除此之外,縈繞在鄧穎超與趙煒心頭的還有一個疑問,這件包裹怎麼是從人民日報社轉來的呢?
終與包裹主人相見
1984年6月,在收到包裹的8年後,鄧穎超登完泰山返京路上,途經天津。鄧穎超想見見當年服裝廠的工人們,她拜託市委辦公廳的同志們幫忙打聽一下。
這8年裡,服裝廠早已經改名,工人們各自有了去處,所以說,重新再找到他們很不容易。辦公廳的同志費盡周折,想盡辦法,最終打聽到大家的下落,並邀請工人們與鄧穎超大姐會面。
7月4日,鄧穎超終於見到她時常惦記的工人們,寄出包裹的73位工人,有一位已經因病去世,一位尚在生病中,其他工人全數到齊。
鄧穎超很開心,與每個人親切握手,過程中有人勸她:“這麼多人就不必都握手了,不然身體吃不消。”
鄧穎超堅定拒絕:“不行,8年前你們每一個人都一針一線地為我縫製過棉襖,我今天也要一個一個地握住你們的手,表達我的感謝。”
原本與鄧穎超初見,工人們內心充滿緊張與激動,看起來十分拘束,聽完鄧穎超的話,大家漸漸放鬆下來,緊緊握住鄧穎超的手,與他們心中的鄧大姐說著知心話,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
“8年前,你們給我寄了一件非常珍貴的、濃厚的、情意綿綿的棉襖,這件棉衣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溫暖與激勵,我一直將這件棉衣看成極為珍貴的紀念品,我穿著你們做的棉衣,過了兩個冬天,出席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見過外賓......我覺得我很驕傲,有這麼多同志說是我的兒女,我覺得驕傲得很!”鄧穎超真誠地跟大家說道。
這時人群中突然傳出一句聲音:“鄧媽媽,棉衣穿著還合適不?”
“合適,合適!”鄧穎超連聲說道。
工人們跟鄧穎超講,當年周總理去世後,他們深感悲痛,心裡記掛著同樣悲傷的鄧穎超,想到春節前夕服裝需求大,工人張寶發向大家提建議:“我們是服裝廠的工人,做一件棉襖給鄧媽媽怎麼樣?”
張寶發的提議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一旁的工人楊明說道:“我們天津人常說女兒是媽媽的小棉襖,周總理和鄧媽媽為革命奮鬥一生,一直沒有親生子女,那我們不就是他們的兒女嗎?我看咱們就做一件棉襖給鄧媽媽,表表咱們對周總理的心意,也讓它代替我們溫暖鄧媽媽的心。”
73位工人,每人拿出5角錢來,用來採購做衣服需要的布料,張寶發等人百貨大樓,老闆聽說他們的來意,也熱情地幫他們挑選布料,經過大家一番商量,最終決定以深灰色春綢做面,淺灰色薄綢做裡,再在衣服里加上絲綿,一定要保證讓大家的鄧媽媽穿得舒服。
布料搞定了,擺在眼前的問題是衣服該做多大的呢?思考了許久之後,張寶發、楊明等73位工人決定去找有經驗的裁剪師傅,讓他們幫忙拿主意。
田鑄正、李立章都是有著40餘年裁剪經驗的老師傅,他們看著電視上鄧穎超的照片與影片,估摸出大致的尺寸,繼而畫出裁剪圖。張寶發等一眾工人們就按照兩位專家給出的裁剪圖,連夜趕製棉衣,希望能儘快做完,儘快讓鄧媽媽穿上這件新衣。
做好棉衣了,張寶發他們開始發愁的是如何將衣服送到鄧穎超手裡?工人楊敏專程跑到郵局,結果只得到“你明天再來一趟吧”的答覆。
楊敏不甘心,又跑了幾條街,趕到另一個郵局去,結果還是一樣,這樣的壞訊息讓工人們頓生失望。
大家聚集在一起,為如何寄出包裹出謀劃策,人群中有人講:“不如咱們寄到北京人民日報社吧,再請他們轉送給鄧媽媽。”
這個辦法得到在場眾人的一致贊同,很快,大家將這個想法付諸實踐,他們將給鄧穎超的新衣服用一層布包裹好,寄往人民日報社。
幸運的是,經過人民日報社的轉送,棉衣被順利送到鄧穎超的手中,工人們還收到了鄧穎超給他們的回信,內心激動極了。
聽完工人們講做棉衣、寄棉衣的故事,鄧穎超、趙煒才解開數年前心底的謎團,原來包裹之所有從人民日報社轉送過來,中間竟還有著如此緣故。
至此,鄧穎超才深刻了解了這件棉衣背後的故事,內心更加感動。大家將鄧穎超視為鄧媽媽,而鄧穎超也將他們視為自己的孩子們,親切地詢問他們都結婚了嗎?家裡有小孩嗎?孩子聽不聽話?就像是家中一位和藹可親的老人在關心大家的生活。
那天,鄧穎超和工人同志們聊了許久,現場時而傳來笑聲陣陣,每個人都圍在鄧穎超的身邊,認真傾聽她的教導,臨到分別時,每個人都依依不捨。
分別前,鄧穎超專門給工人們寫了一幅字:“當代青年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要有所作為,有所好為,有所大為。”以此表達對青年人們的囑託。
雖然這場見面遲到了8年,但絲毫沒有影響鄧穎超、趙煒與工人們之間的深厚情誼,直到後來鄧穎超去世後,工人們一直與鄧穎超的秘書趙煒保持聯絡,並時常去探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