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彭湃、楊殷因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事發後,周總理決定“劫法場”救人,並且放出狠話:“特科能打槍的,一律都要參加。”。
縱觀周總理一生,他一直是個溫文爾雅,處變不驚,彷彿遇到什麼事情都不會大驚失色的人。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比如說顧順章叛變,供出了周總理藏身之處。面對幾乎可以說迫在眉睫的危險,周總理並沒有第一時間自己轉移,而是馬上召開緊急會議,將中央各機關安排遷移妥當後才匆忙收拾行裝進行轉移。
後來國民黨特務衝進周總理住處搜查時,發現被窩還是暖的。
周總理之膽色,可見一斑。
那麼彭湃被捕,為何讓周總理難得動容失態,以至於做出近乎孤注一擲的決定呢?
一、彭拜其人
我們得先從彭湃本人說起。
彭湃,廣東陸豐人,單以出身來看,乃是正兒八經的地主少爺。但就是這麼一個高富帥,卻從小同情底層人民,並且走上了一條驚世駭俗的道路——革命。
與別人不同的是,彭湃幹革命,先從自己開始——他召集自家的佃戶佃農,當著眾人面將地契田契焚燒一空,宣佈以後你們種的就是自家的地。
從以上事蹟我們可以看出,彭湃是一個真正同情底層農民的革命者,為了改變他們的生活,拋家舍業也在所不惜。
也因此,在當地彭湃廣受底層農民擁護。
自誕生共產主義以來,革命主要分為工運和農運兩種形式,布林什維克就是以發動工人運動而奪取政權。但當時我國是積弱貧困的農業國,工業化程度低,工人階級力量也不夠強大,要想取得革命勝利,必須深入農村基層,發動佔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
我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曾經評價:“中國有兩個農民運動的王”,一個是指毛主席,另一個就是彭湃。
翻開二人的履歷,會發現他們的出身成長乃至革命程序都驚人的相似。
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而毛主席家在韶山沖也是一等一的富庶。
彭湃同情底層農民,當眾焚燒地契,將自家田地分給佃農;毛主席也拋家舍業,將家資回饋給革命事業。
彭湃曾於1922年夏天深入農村基層,遍嘗疾苦,寫下了《海豐農民運動》一書;毛主席也曾在1927年年初履足湖南鄉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寫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該書中,毛主席還引用海豐的先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彭湃於1924年創辦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黨培養善於發動農民運動的人才;無獨有偶,1927年,毛主席也在武昌創辦了中央農民講習所。
可以說在當時黨內,搞農民運動,他們二人是當之無愧的王。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彭湃更加有了用武之地。他參加了南昌起義,領導建立我黨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1928年年底,彭湃被調入中央,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離他被捕不到一年時間。
二、決定營救
彭湃被捕後,周總理迅速召集特科成員開會,商量營救彭湃的事宜。
彭湃對於當時的我黨,當時的革命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在他被捕前一年,我黨剛確立了“武裝奪取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亟需大量農運幹部。而彭湃作為公認的“農民運動的王”,在農村工作中的重要性無可替代。讓他身陷敵營,對於在白色恐怖中苦苦支撐的我黨來說,損失難以估量。
所以彭湃必須要營救,即使付出犧牲也在所不惜。且營救的機會只有一次,一旦失敗,敵人不會給第二次機會。
為了最大限度保證行動的順利,周總理拍板命令道:“為了保證營救的成功,特科各部門凡是會打槍的同志都參加行動。”
看到這裡,可能會有讀者疑惑,出現人員被捕,第一時間不應該覆盤原因嗎?連被捕的原因都不知道,何談救人。顯然,周總理不會犯這種低階錯誤,那為什麼他的第一反應是制定營救計劃呢?
三、中統心臟的暗子
這還得從當時的形勢說起。
少有人知道,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我黨的核心——黨中央竟長期藏在四一二事變的策源地上海。
原因有二:
一、上海是當時中國對外的視窗,工商業在國內最為發達,同時也是我黨的誕生地。在這裡活動能夠更好地發動工人運動。
二、上海當時租界林立。這些大大小小的租界猶如國中之國,擁有獨立的行政和司法,國民黨當局也無法插手,故而成為失意政客和富商的避難所。也在客觀上為黨中央的隱蔽創造了條件。
雖然在政治層面上,國民黨當局攫取了政權,但細化到情報方面,我黨一度佔據著主動權。
當時國民黨的情報機構主要是黨務調查科,也就是中統的前身。至於後來的軍統......戴笠當時還在黃埔軍校讀書,毛人鳳則還當著勞形案牘的刀筆吏。
可以說從黨務調查科建立開始,我黨的情報員已經打入這個組織的核心。眾所周知,蔣家天下陳家黨,顧名思義,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控制著國民黨中央黨部。而成立黨務調查科,這是為了更進一步的攫取權力。
當時黨務調查科的科長是徐恩曾。徐是浙江吳興人,與陳家兄弟是老鄉,還有表親關係,故而深得二人信任,成為由陳氏兄弟掌控的CC系的骨幹。
徐恩曾前後執掌中統十五年,中統在他手中從黨務調查科一個小部門發展為後來的龐然大物,一度成為與戴笠齊名的特務頭子。
他能夠上位主要靠的是鄉里關係,所以上位後也大肆提拔老鄉當親信,而他最為器重的親信,恰恰是我黨的情報員,這個人就是錢壯飛。
錢壯飛也是吳興人,跟徐恩曾是正兒八經的老鄉。他的經歷比較豐富,當過醫生教過美術,演過電影幹過革命。在大革命失敗後不久被黨組織轉移到上海。
當時徐恩曾在上海大刀闊斧地招兵買馬,辦培訓班培養無線電人才,而錢壯飛諸多的特長中,恰好也有無線電這一條,於是便報考這個無線電培訓班。
當時的懂無線電的人本來就稀缺,錢壯飛這等人才一進去那簡直是鶴立雞群,很快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錢壯飛這些年走南闖北的,閱歷豐富,能力突出,再加上還有老鄉這層關係,不久徐恩曾就把他提拔成自己的機要秘書。
錢壯飛利用自己身份便利,陸續掩護我黨的另外兩位情報員打入中統核心部門,這兩人就是李克農和胡底,他們三個就是大名鼎鼎的“龍潭三傑”,三人成立一個情報小組,源源不斷將中統的情報提供給組織。是以在多次情報層面的對決上,我黨次次搶佔先機。
老蔣萬萬不會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特務部門,剛開張就被我黨埋入暗子,還是在最核心的位置。
四、租界亂象
黨中央當時隱藏在上海租界內。租界當局雖然與國民黨在打擊我黨方面達成一致,可並不願意放棄租界“國中之國”的特權,也從不讓國民黨當局的特務到租界抓人。而是由國民黨方面提供情報,租界巡捕房負責抓人,再經過所謂租界法庭判決後,引渡給國民黨當局。
這層層環節之下,也為我黨留下了利用空間。
巡捕房是租界的“警察局”,裡面的巡捕分為“洋捕”和“華捕”。雖然巡捕房的重要職位都由“洋捕”充任,但“華捕”還是人數最多。
眾所周知,那是時代的上海灘是青幫的天下,青幫頭子黃金榮甚至是法租界華人總探長,所以當時租界的華人巡捕也大多有幫會背景。而且華人巡捕待遇極低,薪水只有洋捕的七分之一。這麼低的薪水,他們自然不可能用愛發電,於是便靠山吃山,利用手中的權力收受賄賂以及敲詐勒索。
特科當時就利用這一點,定期給一些華人巡捕發放“津貼”,以換取情報。因此巡捕房在抓人時,黨組織往往能提前得到訊息,及時轉移。
因此,周總理一點也不慌亂,因為他相信,最遲第二天,他就能得知原因。
第二天,離英租界巡捕房不遠的新世界飯店來了一位年輕的客商,這位客商二十多歲,打扮闊氣,房間裡不時有客人進出,一副談生意的架勢。
如果老蔣此時在現場,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不是自己的學生兼救命恩人陳賡嗎?
此人就是陳賡,他現在是特科情報科科長,奉周總理命令查清彭湃等人被捕的原因。
他此時在等人,而等的這個人身份也不簡單,叫楊登瀛,時任黨務調查科派駐上海的特派員。
在時人嚴重,陳賡乃是鐵桿的共黨,楊登瀛則是在黨務調查科身居高位,前途無量,甚至他的委任狀都是老蔣親自簽發的,為什麼他們二人會走到一起?
五、長袖善舞的情報員
容我娓娓道來。
在當時的上海灘,魚龍混雜,各方勢力交縱,混亂至極。所謂亂局造英雄,在這種形勢下,總有一些人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無論黑道白道,警界政界,他們都認得人吃得開,用時人的一句話,就是“黨政軍幫,路路皆通”。楊登瀛就是這類人。
楊登瀛是廣東香山人,與孫中山是老鄉,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他讀過不少進步書籍,回國後參加過五卅運動,並且加入國民黨左派。
他為人擅長交際,故而結識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許多共產黨員。也因此在四一二政變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來得朋友保釋才出獄。
楊登瀛能夠參加中統,也是由一個朋友介紹。
這個朋友叫楊劍虹,與楊登瀛是老鄉。楊劍虹當時投在陳立夫門下,是後者的親信。黨務調查科組建後,被委任為調查科的總幹事。
當時調查科剛剛起步,繼續路子廣的情報人員,於是楊劍虹便想到了自己這位朋友,將楊登瀛推薦給陳立夫。
楊登瀛在上海灘交遊廣闊,和租界當局也關係不錯,特別是在關鍵的巡捕房,有很深的關係網。故而很快得到陳立夫賞識,被委以此重任。
從楊登瀛的履歷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思想進步,同情我黨的人,雖然在替黨務調查科做事,但仍然暗中與地下黨員聯絡,並表示願意暗中向我黨提供情報。
而特科派出與楊登瀛接洽的人,正是陳賡。楊登瀛為人圓滑,面面俱到,陳賡性格詼諧,重義輕利,故而在幾次往來中二人也結下了深厚的關係。
六、查出叛徒
楊登瀛沒有讓陳賡久等,很快他就派人傳來情報——彭拜被捕系叛徒出賣,叛徒叫白鑫;彭拜將於8月28日由租界移送給國民黨當局。
陳賡瞬間瞭然,因為他知道白鑫這個人。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黃埔四期生,曾在葉挺獨立團擔任營黨代表,1929年年初調往上海,時任軍委秘書。
白鑫早在一個月前就秘密向國民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長範爭波自首,他要將自己所掌握的軍委情報當作晉身之資,換取賞錢。
不過範爭波是個狡猾的傢伙,一點情報還不能滿足他的胃口,他想放長線釣大魚,利用白鑫趁軍委開大會時來個一鍋端。
白鑫是軍委秘書,會議地點、通知參會人員都是由他負責安排,想配合範爭波再簡單不過,於是就發生了前文的那一幕。
周總理得到陳賡反饋,心裡有了計較,叛徒已經暴露,容後再懲處,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營救彭拜。
七、極其可惜的行動
1929年8月28日,上海徐匯,楓林橋。
一組車隊一大早就趕到了這裡。車剛停穩,就呼啦下來幾十號人,這些人有的扛攝影機,有的搬道具箱,一副劇組拍外景的架勢。
來往的路人早已見怪不怪。中國第一部電影自打1905年就出現了,上海的第一家電影公司也成立快二十年,及至如今,上海灘已經有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多家電影公司。
受限於當時的交通和治安,電影公司很少趕赴外地拍外景,一般都是在城郊拍攝,故而對於這樣的外景組,路人早已司空見慣。絲毫沒有懷疑這個裝置齊全的外景組可能別有所圖,比如...劫囚?
實際上確實是。這些導演劇務演員都是特科成員,他們身上都藏著上好膛的手槍,道具箱裡裝的則是機槍、手榴彈甚至催淚彈。
看這陣仗就知道特科這次真的豁出去了,務求一次成功。
特科眾人靜靜等待,但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眼看已經日上枝頭,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車仍然沒有出現。
難道是情報有誤?亦或者囚車已經過去了?已經快到晌午,這一堆人在這裡只擺架勢不拍攝,時間長了難免惹人懷疑了,無奈之下,現場負責人顧順章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回去之後,經過內線傳遞的情報,特科才覆盤了當天的經過。
陳賡傳遞迴囚車出發時間的情報後,特科連夜展開準備工作。由於參與行動的人太多,槍支不夠,所以臨時派人去洋行採購。
按照計劃,行動人員先在特科機關集合,等採購的槍支送到後趕往行動地點。但等槍支送到,開啟箱子後才發現,由於是全新的槍支,上面塗著厚厚的黃油防鏽,不擦乾淨根本無法使用。眾人火急火燎地將幾十支手槍擦洗乾淨,耗費了一個多小時。
範爭波老奸巨猾,也怕路上有閃失,所以催促租界當局起早送人,就在這一個多小時期間,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車已經透過楓林橋,到達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
因為這出意想不到的變故,聲勢浩大的劫囚行動在將要發動之際半途作廢。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彭湃等人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寧死不屈,英雄就義。
烈士已經就義,現在是懲處叛徒的時候了。
八、懲處叛徒
另一頭,白鑫在彭拜等人被捕後惶惶不可終日,他太清楚特科的手段了,深知組織絕對饒不了他,於是趕緊尋求國民黨當局的庇護。
國民黨當局為了掩人耳目,在報紙上釋出了一條關於白鑫的報道:“白鑫曾在黃埔學校學習畢業,前以受人之愚弄,誤入共黨,罪狀較輕,已由蔣主席負責保出,業於前日代往南京,聽其戴罪立功,以觀後效。”
這是國民黨當局刻意製造的煙幕彈,為了掩蓋白鑫叛變的事實,並且故佈疑陣,造成他已經離開上海的假象。
但在情報方面,特科可是完爆國民黨當局,這些小花樣怎麼能瞞過特科的耳目?特科方面很快得到情報,白鑫仍在上海,而且就躲在範爭波的公館內。
另一頭,白鑫在範爭波的公館內如同地洞裡的老鼠,門都不敢出。他心知老是這樣躲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向範爭波申請出國去義大利。
範爭波也不想一直花費人力物力來保護這個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叛徒,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派人為他購買船票。
轉過頭,白鑫出發時間,乘坐哪條輪船,去碼頭的方式就已經擺上特科的案頭。
特科經過研究決定,儘量在白鑫出發去碼頭的路上解決掉他。
1929年光棍節這天,躲藏幾個月的白鑫終於踏出了範爭波公館,今天是他出發的時間,送他去碼頭的汽車就停在公館門口。
但他剛剛拉開車門,正要俯身上車時,從四周突然冒出七個人影,黑洞洞的槍口指著他,不等旁邊的保鏢掏槍,特科行動隊已經開火,槍聲中,白鑫被打成篩子。
今天確實是他出發的時間,不過目的地不是義大利,而是地下。
參考資料:《周恩來年譜》、《陳賡同志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