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原子彈青海基地的工作剛剛開始，蘇聯就撕毀協議，撤退專家，加之嚴重的自然災害，供應困難，物資匱乏，青海 又是少數民族地區，貧窮地區，自然條件也比較惡劣，困難就顯得更加突出，用當時的話說，天災和人禍一起都來了。
由於口糧得不到保證，必要的裝置和器材供應不上，原子彈生產基地工程經常處於停工待料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自動回家去了，自謀生計，工程也不得不停止，或處於半停工狀態。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作為青海基地的主要負責人，二機部九院院長、開國少將李覺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
一方面要迅速組織科研力量，填補蘇聯專家撤退後留下的空白，挽回他們造成 的損失，使那些裝置儘快運轉起來。否則真應了“啞巴和尚”的預言，成為一堆“廢銅爛鐵”。
另一方面，他必須面對現實，解決實際困難，總不能讓我們的科學家餓著肚子搞科研，不能讓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廣大職工餓著 肚子建工廠，更不能把他們餓垮、餓病、餓倒、餓死。
李覺與新來的黨委書記趙敬璞商量，請吳際霖、郭英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和朱光亞幾位副所長和科學家們毫不放鬆地繼續抓科研，不為當前暫時的困難所幹擾，一定要抓出成果。趙敬璞抓基地的全盤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李覺本人則負責抓當時最為困難的後勤供應。
他們從基地臨時抽出1500多人，組成副業隊，下面分農、牧、漁三個專業隊，就地墾荒種地，到青海湖捕魚，到周圍地區去打獵。為了加強領導，三個專業隊分別成立三個臨時支部，副業隊組建總支，李覺任總支書記兼大隊長。
趙敬璞
墾荒種地，養牛養羊，下湖捕魚，上山打獵的事李覺都管，不僅管，而且直接參與。1961年春到1962年，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裡，基地指揮部基本上看不到他的身影，他一直在外面跑，有的人還以為他們的總指揮調回北京了。
李覺組織農業隊，在青海湖環湖牧場和金銀灘附近墾荒種地，比當年在拉薩開荒生產的規模還要大，現在有了工程兵，有拖拉機，再不用為幾把十字鎬發愁了。
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們很快開墾出幾千畝地，開春後種了土豆、蔓菁（當地群眾叫“園根”）、蘿蔔、蠶豆、 菟豆，還有少量的油菜和青株，1960年秋天，就有了收成。
有的同志激動地稱那些東西是“救命的寶貝”。把這些副食品分到廣大職工和科技人員手中時，一個個熱淚盈眶，感動不已。
有的同志激動地說： “不要小看這些土豆、蘿蔔和蔓菁，有了洋芋蛋（當地稱土豆為“洋芋”），就能造出原子彈。”
捕魚隊更是日夜不停地在青海湖和附近的湖泊中捕魚。
人們一般只知道青海湖是一個美麗的風景區，環湖區是水草豐美的好牧場，卻並不知道它對“兩彈一星”工程做出過重要貢獻。
若沒有青海湖這個聚寶盆，基地的困難不知道要增加多少，第一顆原子彈試爆的時間不知要推遲多久！
青海湖不僅有豐富的漁業資源，環青海湖地區還是是天然的植物園，還有許多珍貴的藥材。開春時，滿山遍野都是蘑菇、野蔥、野蒜，是內地人享受不到的獨具特色的美味佳餚。
基地的其他同志不知道，長期在西藏工作的李覺對這方面的情況十分熟悉。
這裡還有冬蟲夏草，更是高階補品。改革開放後暢銷海內外，名聞遐邇，每斤價值高達一兩萬元。而在當時，基地的同志卻當菜吃，對保養身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還有亠種叫“蕨麻”的植物，俗稱人參果。《西遊記》 裡面有豬八戒偷吃人參果的精彩描述。草原上遍地都是，春秋兩季，都可以採挖。
人參果是營養價值很高的野生食品。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沒有受汙染的綠色食品。誰能想到，在艱難歲月裡，基地同志竟然能吃到高階的綠色食品，保養身體。
困難時期，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十世班禪大師，曾將信教群眾供奉給他這位大活佛的人參果，轉贈毛主席、劉主席、朱委員長、周總理等領導人。
後來毛主席帶頭，將人參果再轉送給在北京醫院和301醫院養病的老同志，班禪大師聽了十分感感慨說：“共產黨的幹部與國民黨、馬步芳的官員，就是不一樣。”
打獵的規模更大。這些獵物，為緩解暫時的困難， 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在進藏的時候，為了尊重藏胞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教，我軍曾嚴禁部隊捕魚、打獵，寧可餓肚子，也不捕、不打。困難時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集中打獵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臨時性措施。沒有這些東西，原子彈、氫彈、導彈就造不出來，衛星就上不了天。
李覺晚年充滿深情地說：“藏族同胞懂得這個道理，他們顧大局、識大體，不但沒有批評我們，還幫助和支援我們，給我們帶路，當嚮導、做翻譯。藏族真是一個通情達理、純樸忠厚的民族，是兩彈一星的大功臣。你們將來為兩彈一星寫史書，一定要講清楚藏族同胞的貢獻。”
當時，儘管青海省自己很困難，但省委、省政府依然無償地支援基地4萬隻羊。基地黨委決定，將3萬隻分給各個部門，要求各部門優先照顧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1萬隻留下，充實基地牧場，讓其繁殖，做長期打算。
青海省委書記高峰
作為221基地的外圍牧場，這時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李覺下令，宰殺了一多半，大部分分給青海基地，一部分用火車運到北京，支援在北京的九院研究所科學家。
李覺說：“這件事我沒有請示部領導，作為基地負責人，來了個將在外，自己做主了。”
他知道，一請示，部裡也許會批准宰殺一部分供應基地職工，但絕對不會同意支援北京，更不會同意支援部機關。
李覺當時想，先吃了再說，保命要緊，保住了這些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命，保證了機關同志最基本的需要，就等於保住了原子彈。這個責任要由我來負，我不能讓部領導為我承擔責任。
李覺派火車、派汽車往北京送肉、送魚，但卻從沒有給老母親和夫人魏俠和家裡送過半斤肉、一條魚、一把人生果。
當時，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美國和資本主義國家繼續對我們實行經濟封鎖。加上自然災難，困難是多方面的。作為一個高階幹部，李覺對這種形勢，有著清醒的認識。
因此，作為基地的主要負責人，他必須做長遠打算，即使這種困難再持續一段時期，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也絕不能停止，更不能半途而廢。
李覺幾乎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各個地方，他認為青海 湖畔的環湖牧場，是最好的牧區之一，而金銀灘又是環湖牧場中水草豐美的最好的牧場，完全有條件把基地牧場搞好廠成為一個重要的副食品生產基地。
像當年堅持“長期建藏“一樣，他要把基地的副業生=產搞好，做長遠打算。
經過一段時期的努力，副業隊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績，不但保證了西北基地數萬職工的供應，而且支援了北京研究所和部機關，解決了部分副食品嚴重缺乏的困難。李覺將這一行為稱之為“前方支援後方”，
專管原子彈研製的九院食堂開設甲、乙兩個售飯窗。甲窗前供應肉片炒菜、白米飯、一碗湯，一張羊油煎的麵餅，這是科技人員的專用窗。乙窗則仍然是饅頭和乾菜湯。李覺等基地領導一起和機關幹部在乙窗前排隊買飯。
李覺對科技人員說：“你們吃好吃飽，才能有力氣工作。為國為民爭光，也為我們爭榮譽！”
由於九院的各級領導和廣大職工較好地解決了後勤供應，安排好職工、尤其是科技人員的生活和生產，他們沒有疏散和遣散職工，更沒有疏散一個科技人員，北京的研究所也好，青海的基地也好，科研和生產基本上都沒有受到大的影響。這就為在1964年爆炸原子彈贏得了時間。
1962年8月的一天，二機部部長劉傑參加完北戴河會議回到北京，一進家門，連臉都沒有洗一把，馬上給李覺和吳際 霖打電話，請他們立即到他家來。
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的決定，也關係到我國 “兩彈一星”的命運。李覺接到電話，不敢耽誤，立即前往。
李、吳二人到劉傑家時，他正在吃飯，見他們進屋， 立即放下碗筷，第一句話就問：“怎麼樣？”
李覺明白部長問話的意思“便根據他們在北京商量的意見，做了彙報，主要意思是：奮戰兩年，在1964年底爆炸原子彈，是完全有把握的。
看來部長對他的回答是滿意的，但沒有表露出來，依然嚴肅地說：“你是老紅軍，軍中無戲言啊！你敢當面在毛主席面前打包票嗎？”
二機部部長劉傑
李覺堅定地說：“我見了毛主席也這麼說，1964年底前爆炸原子彈，是絕對有把握的，如果完不成任務，你可以殺我頭！”
劉傑這才高興地說：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我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彙報工作，同時也表明了我們的態度和決心。總理多次聽取彙報，經過認真研究，確定爭取在1964年底、最遲在965年初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總理指示我們趕快向中央寫報告，待主席和中央批准後，立即實施。
劉傑又說：根據你們的方案，從現在到64年底，只有兩年多一點時間。按照這個要求，要用倒計時來安排你們的工作，可以叫做《兩年規劃》。這是一個硬任務。
李覺說：要完成硬任務，還要有硬條件。他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困難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劉傑表示：待中央批准後，這些事都好辦。
在劉傑主持下，李覺很快起草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於1962年9月11日上報毛主席和中央。
1962年10月初，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二機部的報告。劉主席在會上說：“中央要成立個委員會，加強領導，加強配合，請國防工辦提出委員會成員名單，報中央批准。”
10月30日，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在給主席和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建議成立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統一領導原子能工業的建設和核武器的研究試驗工作。
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
11月3日，毛主席在這個報吿上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這就是說，在困難時期，原子彈工程是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在思考、觀察許久之後，我黨終於下了決心：堅決上馬，1965年底之前必須爆炸。
12月14日，中央就成立中央專委會正式發出通知，專委由周總理親自掛帥，7位副總理、7位部長級幹部參加，其陣勢之大，涉面之廣，能力之強，威望之高，號召力和凝聚力之大，都是空前的。
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要在1964年底以前讓原子彈響起來，從1962年12月14日中央正式下達通知算 起，必須在1964年國慶節前做好一切準備，這樣算來， 只有21個月的時間。
為了實施《兩年規劃》，李覺奉命組織草原會戰。
在北京地區進行的大部分研製工作，需儘快轉移到青海基地才能繼續進行。但由於蘇聯中斷提供技術資料，到1962年底，基地建成的工程專案尚未配套。
特別是科研所需的諸如中子物理、放射化學等重要工程專案，因無設計圖尚未開工；連同其他項，1963年尚需增加建築面積10萬平方米，任務十分艱鉅。
根據中央專委第二次會議決定，專委辦公室副主任鄭漢濤於1962年12月7日邀請建築工程部、交通部、水利電力 部、郵電部、鐵道部、工程兵、鐵道兵等部門共同研究確定，由各部門分擔有關的基建任務。
專委辦公室副主任鄭漢濤
為了確保工程建設的進度，二機部、建工部、青海省等聯合建立基建指揮部，由李覺任總指揮，統一領導工程建設，代號“221”工程。
1963年4月，“221”工程全面開工，百里草原出現了蔚為壯觀的建設場面。隨著基地建設的全面展開，九院的科技人員和局領導機關陸續轉向基地，工程建成一項，投入使用一項。
這時，經中央批准調來的127名高、中級科技幹部陸續報到，同時選調了一批轉業軍官做各級黨政工作，千軍萬馬彙集草原，開始了第一顆原子彈攻關的最後決戰。
為適應需要，撤銷了九院9個研究室的建制，又恢復了 4個部，其中生產部、設計部、實驗部組成“312”設計分院，理論部暫留北京。
同時，遵照中央的指示，參照大慶油田的經驗，在青海省委的領導下，成立青海省駐基地辦事處，對外稱“礦區辦事處”，建立健全了公、檢、法、商業、糧食、郵電、銀行等部門，“221”基地成為政企合一的事業單位。初步形成中國原子城的規模。
221基建與科研交叉進行，面對著數萬人的施工隊伍和科技隊伍，千百項科技攻關與工程專案，組織領導和科研管理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
各級幹部 弾精竭慮、盡職盡責，科技人員和工人廢寢忘食，不計名利得失，單位之間先人後己、團結協作，保證了各項工作 緊張而有序地全面開展。
研製原子彈是科學，把各類學科的科學家、工程技 術人員和各條戰線的千軍萬馬組織在一起，充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強大的合力，完成攻堅任務，也是 一門科學，可以把它稱作管理科學。在這方面，李覺表現出非凡的組織才能。
隨著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建設的迅速發展，大批人 員、大量裝置儀器向青海轉移的條件亦逐步具備，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不但大批基建隊伍來到“221”基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等一批專家也來到青海高原。
幾個月後，基地的基本建設已初具規模，但大隊人馬從四面八方聚到這裡後，住房便顯得十分緊張。
為保證科研工作順利進行，基地建設負責人李覺下了個死命令：幹部一律住帳篷，非工作需要不許上樓房，已建成樓房的房間全部讓給從北京過來的科學家。
李覺本人帶頭，趙敬璞、吳際霖、 王志剛、李信等領導幹部帶著機關的工作人員，主動搬到帳篷裡去住，把樓房騰出來，讓給一線上的科技人員，保證他們在現有條件下，有個相對舒適的生活空間，能夠集中精力投入到研製工作中去。
到1963年，基地已經有了一定的物質條件，李覺、吳敬璞、吳際霖等同志完全有條件住樓房，何況李覺已經年近半百，又患有心臟病。
如果李覺、吳際霖與王淦昌、彭桓武等人選擇一起住樓房；或者如青海省軍區建議的那樣，住在軍區大院，也無可非議。
搞大會戰，搞尖端科學，要隨時向北京請示彙報，要向國防科工委、三大總部、各大軍區請示，要與20個省、市、自治區、中央26個部委聯絡，要同900多家工廠、企業打交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從基地、從西寧走向全國各地；又有成百上千的人從全國各地來到基地。
從某種意義上講，坐鎮西寧，確實更便於指揮，更便於協調。
然而，李覺、吳敬璞、吳際霖等人毅然決然搬出樓房，在3100多米的高寒缺氧地區與年輕的解放軍戰士和施工人員一起住帳篷。這種精神，這種品格，這種情操，不能不說是高尚的，不能不讓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試想，解放10多年後，在1963年至1964年，像李覺這樣的資歷，這樣的職務，這樣的身份，這樣的條件，擔負這樣重要的工作，全黨、全軍還有幾個人住在帳篷裡？！
李覺、吳際霖、郭英會、王淦昌他們領導的我國第一 個核武器研究所，是一個座標，一個表率，一個楷模，也是一面鏡子。
王淦昌
領導和機關人員的做法，大大激勵了科技人員，也使得寒冷的金銀灘，到處奔湧著滾滾的工作熱浪。
海北草原上的氣壓低，喝的水從來不到沸點，食堂裡的饅頭，也總像是洩了氣的皮球，癟癟黏黏的蒸不熟。蔬菜靠從外地運來，有時大雪封路，食品蔬菜運不進來，給生活帶來很多困難。
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王淦昌、 彭桓武等科學家們從無怨言，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個“苦”字，一個饅頭就一杯清茶，算是一頓飯。吃完又投入緊張的工作。這使李覺十分感動，在黨委會上，他多次動 情地說：“我們的科學家們多好啊！”
李覺盡心盡力地照顧王檢昌、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等科學家，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照顧好他們的生活，給他們每人配備警衛員，而他自己卻取消了警衛員。
李覺從1938年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到閻錫山部隊做地下工作時就有勤務兵；到呂梁山根據地當營教導員時，組織上也給他配備了警衛員；
在西藏，擔任軍區副司令員兼後勤部長的李覺不但有秘書、警衛員，去邊防或基層時，軍區還給他配備警衛班；他從西藏到北京看病，不但有自己的秘書、警衛員，張國華還把自己的警衛員派來照顧他。
張國華中將
現在李覺又上了高原，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家又不在這裡，魏俠不在身邊，卻把秘書和警衛員全部讓給科學家，讓他們去參加基地建設。
李覺從樓房中搬了出來，與行政人員一起住大帳篷，吃大灶，而把樓房讓給新遷來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 人員。每幢樓，還配了服務員，照顧科研人員的生活，並給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朱光亞、周光召等副所長們配了秘書，給所有科學家們都配了專車。
車子不夠，李覺把自己的專車也讓出來了，說一定要保證科學家們的安全和工作，自己有事，就搭乘卡車、工程車或坐便車。
1949年底重慶解放，他任二野、後來改為西南軍 區司令部作戰處處長時，組織上就給他配了一輛吉普車；在西藏，離了車，更是寸步難行。從那時到1962年 12月底，按照李覺的級別和待遇，他一直都有專車。
但從草原會戰開始後，李覺就沒有專車了。草原遼闊，戰線很長，方圓幾百公里，李覺說，工程技術人員比我們更 需要，他們的時間寶貴，耽誤不起。
李覺等領導同志的模範行為，使科學家們深受感動，更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很多人、很多事已經淡漠了，甚至忘記了，然而這些事卻始終沒有忘記。
不僅沒有忘記，而且深深地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很多回憶文章、談話，乃至科學家們的傳記中，都不時地提到這些往事。
李覺不但在生活上關心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而且在科研方面積極支援他們，親自參與各項關鍵性的科研活動，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和具體困難，直接參加各項重要的試驗，哪裡最重要、最危險，他就出現在哪裡。
彭桓武等科學家、九院的許多老同志，生前就談了許多這方面的具體事例。
國務院和部領導對基地和研究所的同志們很關心，每年都給一定名額，安排他們到北戴河、杭州、廣東或其他地方去療養。
從1958年調到二機部，直到離休，李覺從來沒有療養過一次，海邊長大的他愛游泳，但沒有去過北戴河。
李覺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對科學家和其他同志卻關懷備至，周到細心。他知道王淦昌身體不太好，又一門心思搞科研，怕休息不好，就決定讓夫人吳月琴陪他去療養。
李覺也熟知王淦昌的脾氣，根本不會同意自己的夫人陪著去。李覺就打電話到北京，讓九局安排吳月琴與研究所的科學家們一同前往。王淦昌夫婦在從化療養院相見，兩個人都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動。
到了1963年下半年，就要開始進行驗證中子點火的關鍵實驗了。炸藥的威力加大，這種試驗不能在京郊進行，於是就遷移到青海基地來了 。
根據別的國家的經驗推測，如果原子彈研製得合理，原子彈內部很快從臨界到超臨界，再加上合適的中子點火，原子彈威力就會很大；反之，則這顆原子彈就會成為“臭彈”。
當時，“ 59・6”工程在技術上的關鍵之一，是需要驗證已進行的理論設計和一系列試驗的結果。
1963年11月20日，在基地進行了縮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試驗，使理論設計和一系列試驗的結果獲得了綜合驗證，為原子彈設計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第二天就要試驗了，李覺在當晚下令：“參試人員今晚要早點睡覺，明天早晨誰也不準早起，一定要休息好，要用充沛的精力，搞好這次試驗。
可是，這一夜，所有參試的科學家和科研人員幾乎都沒有睡好。
吃過早飯，試驗車隊向試驗區進發，一輛輛汽車載著科學家和工程師駛出研究院大門。
很多人至今記得那個難忘的日子：1963年11月2日，
李覺和吳際霖乘坐的吉普車走在車隊的最前面，以便掌握整個車隊的行進速度。
陳能寬和蘇副總工程師 坐在一輛小轎車裡，他們的懷裡抱著貴重的試驗部件。這些特別的部件都用毯子包著以防震動。原子彈的主要部件裝在一輛專用車裡，兩個紫紅色長沙發被墊在它的下面。
車隊到達試驗場後，工人們把原子彈的各部件組裝起來。科學家們認真檢査每一個環節，他們向總指揮報告，全部符合要求。
按預定程式，就要插雷管了，這時，平時態度和藹、總以商量的口氣談話的李覺，態度嚴肅地以總指揮的名義，命令吳際霖帶著王淦昌、彭桓武、唐孝威等科學家撤離現場，到碉堡裡去。
唐孝威
聽口氣，儼然像指揮員在戰場上給戰士們下達命令，只能執行，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
然後李覺讓所有參試人員也撤進碉堡，只留下值班人員，還有他自己。無論值班人員怎樣勸說，他卻拒絕撤離。
李覺說我是總指揮，只能最後一個撤離。他又對值班的工程技術人員們說：“同志們，不要慌，要像往常一樣，把雷管插牢，保證一次成功！”
接著，他命令安裝雷管，並開啟記錄儀器。
控制室裡，人們因激動而騷動起來，年輕的技術人員為這次試驗工作了兩年多，他們寄希望於試驗儀器，它會檢測到並記錄下點火裝置在炸藥澆鑄件內點燃的 精確時刻。
“一切準備完畢！”
“檢查完畢。”
技術人員們一一向李覺和負責這次試驗的陳能寬 報告。陳能寬用探詢的目光看著李覺，李覺用信任的目 光看著他，說：“你下命令吧！”
陳能寬深深地吐了口氣，然後果斷地下達命令：“起 爆！”
陳能寬
“轟——”火光沖天，地動山搖，巨大的火球翻滾著向藍天升騰……
示波器上，閃出了藍色的光亮。王淦昌和彭桓武等人衝出碉堡，激動不已。
40分鐘後，測試底片被沖洗出來：爆轟波理想，點火裝置試驗成功！
皚皚的雪山下，無論是科學家，還是後勤人員，無論年老年少都笑了，他們歡呼，相互擁抱，相互祝賀。
李覺迅速把這一訊息報告北京，並激動地說：“只 核燃料工廠生產的核部件如期送到，第一顆原子彈就可以總裝了！”
中國原子彈的誕生時刻，已經進入了全面攻關的倒計時階段。
草原大會戰在緊張而又有序地進行，千軍萬馬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堅韌不拔地朝著既定的目標奮進，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時間，雖然還沒有最後確定，不過所有的參與者都清晰地聽到它的足音越來越近了。
1964年的春節，是在瑞雪和鞭炮聲中到來的。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在重視傳統習俗的中國人心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在核武器研製者們的心中，一切都讓位給了“59・6”工程。還有什麼有比第一顆原子彈的分量更重的嗎？
春節幾天，王淦昌幾乎都是在車間和裝配現場度過 的。不只是王淦昌一個人，那時整個基地的口號是：過 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把東方巨響，作為建國15週年的禮炮！
在那些日子裡，李覺不停地在牧場——西寧之間奔跑，他的奮鬥目標很具體：讓基地全體成員在春節期間吃上一頓餃子，或者熱騰騰的羊肉面。
經過奮鬥，李覺的目標實現了，而且給科學家們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手抓羊肉。事後，李覺不無得意地對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懷等人說：“我的任務完成了，現在就看你們的了。我等著喝慶功酒。”
1964年9月16日，周總理親自主持中央專委會議，聽取張愛萍和劉西堯關於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準備情況和正式試驗安排的彙報。
選擇爆炸試驗的時機提上了議事日程。周總理對張愛萍和劉西堯說：幾天前，美國《商業週刊》發表訊息， 說某大國要對中國的核武器研製實行“核絕育手術”，你們要研究相應的措施。
面對這種尖銳複雜的嚴峻形勢，中國首次核試驗時機的選擇成為中央專委特別關注的問題。
9月16和17 日，在周總理親自主持下，中央專委對此進行了慎重研究，並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早試，另一個是晚試，先抓緊三線研製基地的建設，擇機再試，
“早試”，也有兩個選擇。一是在國慶節之前，向國慶15週年獻禮，可以揚國威，壯軍威，振民心，鼓士氣，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就是十月革命46週年前夕發射的。
二是國慶節之後。持這種觀點的人說：我們剛度過三年困難時期，讓各族人民高高興興地過個國慶節，等過了國慶，再讓原子彈響起來，形成一個高潮。
持這種意見的人，實際上包含著一種隱憂：萬一試驗失敗，會影響民心士氣，影響節日氣氛，因此採取了更為慎重的態度。
中央專委需要了解第一線的真實情況，指示李覺回京彙報，並列席專委會會議。
會後，周總理向毛主席彙報了首次核試驗的準備情況和中央專委對正式試驗的兩種方案。
毛主席從戰略上進行了分析：“原子彈是嚇人的，不 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一點響吧！”少奇同志也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中央決定按早試的方案進行。
9月27日，張愛萍、劉西堯飛往羅布泊核試驗基地，實施現場指揮。
與此同時，王淦昌和吳際霖負責把沒有爆炸裝置的原子彈經由甘肅至新疆的鐵路運送到羅布泊，其安全保衛工作非常嚴格，所用專列的燃用煤100噸都經過仔細挑選檢查，不讓混入一丁點任何可能爆炸的雜質。
各站檢査這趟火車的工人均發一把特殊的銅錘，以防敲擊檢查時產生火花。
在甘肅到新疆的鐵路線上，所有火車都要為這趟列車讓路，橫越線上路上的所有高壓輸電線都切斷電力供應。
10月4日，正式試驗用的原子彈運抵核試驗基地。 張愛萍、劉西堯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與專家，對原子彈的裝配、控制測試系統等重要部位，均一一認真檢査。
9月下旬至10月初，原子彈零部件從青海核武器研製基地分批運到試驗場區，然後在離鐵塔約150米的地下室裡，順利完成了原子彈的裝配，試驗進入最後的 待命階段。
10月9日，試委會常委根據氣象預報，擬定試驗時間在15至20日之間，張愛萍隨即派試委會辦公室主任李旭閣乘專機赴京向周總理報告。
報告於10月10日23時10分送達總理辦公室。當日，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批准了張愛萍、劉西堯的報告。
10月14日18時25分，試委會辦公室主任李旭閣向總理辦公室電話報告：根據氣象情況分析，經過黨委常委研究確定16號為零點。‘’
總理親自做了批示：“劉傑同志並告成武同志：同意16日作為零日，請以暗語加密告張劉兩同志，零時確定後望即告。”
在完成了試驗的必要研究和準備工作後，下一步進入核爆炸的最後階段——完成安裝，進行實彈爆炸的試驗。
10月14 日19時19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被小心翼翼地安裝在爆心的鐵塔頂端，等待著自己 施展神威的時刻。3000臺監測監控儀器與諸多效應物圍繞著爆心各就各位。
因為採用的是塔爆的方式，安全吊運原子彈登塔，就顯得格外重要。李覺與技術人員一起多次上鐵塔檢査工作，摸索經驗。他這種深入第 一線、腳踏實地、嚴肅認真的作風，不僅保證了安裝工作安全準確，萬無一失，而且給全體職工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為了這次核試驗，國內的26個軍地單位，在這裡共集結了 5000多名參試人員，動用了 1116節火車車皮和 1270臺汽車，從四面八方將3. 3萬噸器材物資運往試驗場區，僅行駛的里程就有1850多萬公里。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天氣是關鍵。張愛萍、劉西堯、李覺等領導同志與氣象專家顧震潮晝夜研究天氣變化。經過幾次訂正，發現16日比15日天氣好，因此預定16日8時為“零”時，到15日凌晨3時，又研究確定16日15時為“零”時，並報告周總理批准。
10月15日12時，試委會辦公室接到總理辦公室的保密電話，總理批示：劉傑同志並告成武同志，請以保密電話囑張劉，同意零時定為16日15時。
15日，試驗委員會向各參試單位發出做好“零”前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單位務必以“零”時為準，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保證試驗任務勝利完成。
試驗場區進入“零”前24小時，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指日可待了。
從9月下旬到10月16日，這是一段漫長的日子， 無論是對於運籌帷幄的將軍和科學家，還是對於枕戈待 旦計程車兵和普通科技人員來說，這段日子實在是太難熬了。
在核爆炸試驗前3天，周總理請在京的王淦昌、彭桓武、鄧稼先、郭永懷等幾位核物理學家，由專委會專職副秘書長劉柏羅陪同，乘專機飛往羅布泊，觀看原子彈爆炸實況。
一時間，這片沉寂千載的荒原成了中國物理學界群星閃耀的輝煌星座。
當年美國研製原子彈，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物理學家，僅是名字能夠表示科學發生重大轉折的就有愛因斯坦、玻爾、費米；科學大師有恰德威克、尤里、克羅夫特、維格納、西拉德、特勒、魏斯科普夫、勞倫斯、西博格、麥克米蘭、康普頓、奧本海默和數十位其他物理學家。
我們沒有這樣的大師，我們最先來“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鄧稼先一樣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輕人。
到1964年，那些被年輕人稱為“老頭”的王淦昌也只有56歲，郭永懷55歲，彭桓武49歲，程開甲46歲， 陳能寬41歲，而朱光亞、鄧稼先剛剛40歲，……
領導他們的李覺將軍，這一年剛剛50歲。
他們雖然沒有那樣顯赫的名聲和資歷，但他們以比當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學家集團更堅強的信心和勇氣向前邁進。
爆炸前的最後一個夜晚，李覺是在鐵塔下度過的，他的心情也很激動，但更多的是擔心。
那天晚上風很大，大風吹得鋼絲繩打到鐵塔上口當口當直響。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
李覺不放心，就又去鐵塔下，一看，喲，這油機的蓋布怎麼變樣了，一塊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動，不對呀！
李覺一揭蓋布，老天爺，一個工人在底下！還戴著帽子，穿個皮夾克一樣的衣服。
李覺說：“你怎麼在這兒？怎麼還不回去？”他說：“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機萬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產品送到塔上去，我這個責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這兒守著。”
老工人叫王振祿，從大連調到九院時就是八級工，十幾年只長了 5塊錢工資。後來這個老工人又調到大連了，臨走前到北京找李覺，一敲門就叫：“李部長，你還認識我不？”
李覺說：“認識！認識！怎麼能不認識啊，你不就是王振祿嗎？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守了一夜嗎？”
王振祿一聽就說：“認識就沒意見了，你只要還記得我是幹這個工作的就沒意見，沒意見！”
21世紀初，李覺到大連休養，特意到王振祿家去看他，沒見著，一下樓卻在院子裡碰著了，他剛從街上回來，帶個紅袖章，原來他退休後在街頭搞治安呢。
爆炸前夕，當李覺和張蘊鈺來到白雲崗觀察所的時候，距離"零"時已不到20分鐘了。張愛萍對他倆說：“K1指令已經發出。”
這時，炊事人員送來了作為午飯的包子，老遠就聞到了香味，但吃到嘴裡卻一點感覺也沒有，乾脆都不吃了。李覺、吳際霖與張蘊鈺站在一起，這時李覺彷彿才真正領會到並肩戰鬥的含義和情誼。
在主控室，氣氛嚴肅、緊張，鐘錶咔咔咔的聲音如洪鐘敲擊著每個人的心臟，時間正一分一秒地走向那個莊嚴的時刻。
李覺將鐵塔控制室的鑰匙交給張震寰，張震寰又看了一眼手錶，下達了最後一個口令：“發K3！”
14時30分，張震寰按程式發出口令：“加電，開機！預熱！”
在距起爆時間還有10秒鐘時進入了倒計時，“10、9、8、7…”，當數到“0”時，張震寰一聲令下：“起爆！”
張震寰
主操作員韓雲梯有力地按下了牽動人心的最後一個按鈕。在一段短暫的寂靜之後，突然，鐵塔那裡迸發出強烈而耀眼的閃光，接著升騰起一個巨大的太陽般的火球，衝擊波如同颶風般席捲開來。隨後，傳來了驚天動地的爆炸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