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的《過秦論》，一直被公認為對秦國滅亡原因的最經典論述。因此有很多人這麼認為：法家使秦國變強，但也使其滅亡。
這個觀點顯然有失偏頗，秦國的強大確實源於法家變革，但它的滅亡卻是特定時代環境下、偶然與必然因素的共同作用，該背鍋的並單單不是法家。
秦國的強大起於商鞅變法，不過在隨後的上百年中，秦國的法家體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現實的變化不斷進行完善。到了戰國後期，基本上接近韓非子彙總的“法、術、勢”三者相結合的狀態。
法，就是將君王的意志、政權的訴求以法律條令的形式體現出來，代表了國家的利益所在；它取代儒家所主張的仁、德等治國理念，成為界定秦國人行為的唯一標準，從而高效地實現了思想的統一，讓秦國成了上下一致的精密機器；
術，可以理解為馭人之術，帝王想要國家機器中的各級官員不打折扣地落實、貫徹法令，需要有套路地駕馭群臣。法家為此提出了許多方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看《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而所謂的勢，就是帝王手中的權勢，“勢者，勝眾之資也”，這倒跟儒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的主張大同小異。
法家的體系看似複雜，實際上背後的運作邏輯非常簡單粗暴：利用人性的弱點。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趨利避害、追求物慾的，所謂的道德標準在這些動物性面前不堪一擊；最直接有效的，莫過於以獎賞為誘惑、以懲罰來逼迫，雙管齊下、促使人們按照秦國統治者的意願行動。
比如秦國的軍功爵制，就是以爵位與金錢的賞賜，激勵人們奮勇拼殺；同時，他們還主張輕罪重罰，以實現“以刑去刑”的目標，即以嚴酷的刑罰阻嚇人們犯更大的“錯”。
而“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指的是什麼呢？
最大的勢，也就是當時的形勢。吞併六國、統一天下後，秦國原本以獎懲支撐起來的嚴密體系一下子失去了敵人，嚴苛的法律隨之丟掉了產生效力的土壤，客觀上亟需改進，但當時的統治著卻抱著舊皇曆無動於衷；
另一個勢，就是掌握權勢的人變了。法家體系要求帝王具備相當的素質，而當秦始皇駕崩後，同樣高素質的公子扶蘇未能如願接班，秦二世、趙高這號人掌握了權力，秦法就淪為了純粹的惡法。
這麼看來，秦國的滅亡，法家彷彿確實是罪魁禍首。但對這個問題，我們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第一，秦滅六國後的一些做法，其實已經違背了法家的主張。
法家能夠在戰國時期產生巨大威力，並不僅僅由於嚴苛、刻薄，他們的許多主張其實完全契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韓非子·亡徵》中，列舉了許多可能導致國家滅亡的紅線，秦朝皇帝們觸碰的有這些：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臣子的封地、權力比君王還大，國家極可能亡。顯然，趙高就是這種臣子；後世兩千年的封建時代，凡是權臣鳩佔鵲巢的王朝，基本也好不了；
“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君主喜好修建宮殿樓閣池塘、愛好車馬服飾玩物，總是讓百姓疲勞困頓、壓榨揮霍百姓財物的，國家可能滅亡。這一點就更明顯了，秦始皇、秦二世都犯了這種錯誤，秦朝無視民力、毫無止境的浩大工程，等同於給秦朝自掘墳墓。
“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還沒立太子、皇帝就死了，國家很可能亡。這說的不就是秦始皇嗎？如果他早點立扶蘇為太子，哪會讓胡亥攫取大權？
“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帝王如果兇狠暴戾不隨和，自以為是，拒絕勸諫、不顧國家安危的，可能滅亡。秦始皇被後世儒生稱為暴君，但從史書中記載他對待尉繚、李斯的方式以及對韓非子的評價來看，對於人才，他是比較“隨和”的，而且頗能納諫。而胡亥就是完全相反的狀態了。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君主折磨汙辱了大臣而又親呢他，這些人心懷不滿、耿耿於懷，那麼劫殺事件就會產生，國家可能滅亡。秦始皇對待趙高的方式，顯然就犯了這個錯誤：趙高曾經犯下大罪，蒙毅原本要依律將其處死，可惜秦始皇卻因看重趙高的能力能力而赦免、重用了他，後來果然因此害了蒙氏兄弟，更坑死了自己的王朝......
（其他的就不在此一一列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翻看《韓非子》。）
第二，繼續沿用法家機制，其實沒問題；問題在於配套措施出了問題。
當初秦國推行法家變革為啥沒滅亡、反而更強大？輪到國土更大的秦朝時就不行了呢？熟讀歷史的朋友都知道，當初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時，遇到的抵制也不小，不僅朝中貴族紛紛反對，民間前去都城表達不滿的人也不在少數：“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但依靠秦孝公的支援，商鞅拿犯法的公子虔開刀、確立了威信，隨後輔以殘酷的殺伐，保證了變法的順利開展。
萬事開頭難，到了十年後，秦國變成另一副模樣：“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也就是說，變法推行十年後，人們從中得到了實惠，紛紛改變態度、對變法大加歌頌。
而在統一六國後，要將變法推行到全天下，難度顯然比當初更大。但此時的秦朝犯了兩個錯誤：
秦朝統一天下、並實現大一統的直接管理，這是開天闢地、前無古人的壯舉，面對的抵制、阻力自然非同小可，客觀上需要做好應對準備。但當時的秦朝卻重外輕內，軍事部署重心在長城與嶺南，同時還正往北方大規模輸送物資，準備提高與匈奴的戰爭規格，對內疏於防範，以至於大澤鄉起義爆發後朝廷調動兵力不及，給了東方各國貴族後裔一窩蜂復辟的機會；
對於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戰亂，秦始皇認為原因在於分封制：“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因此他無視丞相王綰等人在燕、齊、楚等遠離關中地區設立藩王的建議，推行了最為徹底的郡縣制。這當然是高瞻遠矚、魄力非常的決斷，但也許太過於理想化、節奏太快了。到了後來，果然是這些地區首先爆發了反秦起義。西漢建立後，劉邦吸取這一教訓，採取了郡國並行制，正是吸取了這一經驗。
概而言之，秦朝的滅亡，並不單單是法家的問題，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實後來的西漢在制度上與秦朝相比並無多大不同，區別就在於他們有針對性躲開了秦始皇、秦朝掉進的坑，透過適當變通、循序漸進的模式，促成了大一統格局的落實；透過數十年的恢復，當歷史推進到漢武帝時期，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很多舉措跟當初的秦始皇大同小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秦朝實際上是在給漢朝探路而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如果沒有它的滅亡，也許很難有漢朝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