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建峰 | 外交學院

(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1期)

【導讀】近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印度，俄印兩國達成包括能源、軍事、科技、太空、抗擊新冠疫情等議題在內的28項協議。中國是俄、印兩國的近鄰，在美國不斷煽動印度與中國交惡，以尋求“印太平衡”之時，俄印深化合作關係又有何種意味和目的？

本文深入研究指出：俄印關係，符合其歷史習慣、自身定位和利益訴求，相對中印關係，俄印關係更傾向於“對沖”。

從歷史看，俄印交好由來已久。從外交邏輯看，俄羅斯自視為國際和平的保障者、“新不結盟”的保障者、全球環境保護者。俄羅斯人認為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是俄羅斯外交最成功的時期，該時期俄羅斯經常作為“仲裁平衡者”形象出現。基於這一定位，雖然俄羅斯在亞洲的主要夥伴一直是中國，但在“不結盟的夥伴關係”之上，也更注重戰略平衡。中俄雙方在建設多極化世界的大方向上有共同立場和利益，但在一些細節上，也會出現分歧，因此，俄羅斯必然會同印度加強關係，以“對沖”與中國的夥伴關係，使其不至過於緊密。同時，在美國遏制中國的緊張時刻，中美雙方也都會適當放鬆對俄印關係的態度，給俄羅斯相應的空間。俄羅斯與美國在印度關係上的競爭態勢，也是俄羅斯對美策略的一種選擇。作者指出：應對俄涉華戰略新動向，需要認清中美俄印四國關係未來發展趨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我國同其他三國的關係中定位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制定科學的應對策略。

本文原載《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1期，原題為“平衡中美與以印對沖：俄對華戰略新動向”，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平衡中美與以印對沖：俄對華戰略新動向

▍ 引言

中俄關系不僅關乎兩國利益和人民福祉，也對全球戰略穩定與世界和平發展至關重要。在當前中美博弈加劇背景下發展中俄關系的意義更加突顯，密切跟蹤俄對華戰略新動向更成為發展中俄關係的迫切要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特別是克里米亞危機以來，俄中實力差距急劇拉大，中美實力差距迅速縮小，印度也逐漸進入大國行列。中美博弈日益成為國際主要矛盾，“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均以遏制和延緩中國崛起為目的。幾乎與此同時，印度卻成為俄美共同拉攏的物件，在邊界問題上頻繁挑釁中國。中美俄是有全球影響的大國，印度是地區大國，四國均為有條件真正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國家，但印與中俄不是相同國際權力等級國家。近年來，美國全面遏制中國，俄大力發展與印關係，在地區層面對沖中國影響，降低其外交風險，爭取中俄印三邊關係中的主導地位；並以此為基礎，透過在中美之間的平衡戰略，試圖成為中美關係的“仲裁平衡者”。準確認識和應對俄羅斯對華戰略新動向，是維護中國利益和發展中俄關係的基礎之一。

▍外交戰略中的平衡與對沖

本文 所說的平衡戰略，是指俄羅斯在發展中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以應對美國遏制壓力的同時，盡力與美國發展良性關係，不與一方結盟對抗另一方，使中美互相牽制，力爭成為中美關係的“仲裁平衡者”的外交政策。 然而，俄實力不及中美，為了實施平衡戰略，俄試圖用俄印關係對沖中國影響，謀求中俄印三國關係的主導權，以彌補其與中美的實力差距。

對沖原是一個投資學概念，是一種旨在降低風險的投資行動或策略。作為名詞，指為避免金融產品投資損失所採取的交易措施；作為動詞，指使用套頭、套期等手法對投資品種進行保護，規避風險。

然而，對沖投資並非萬能。首先，對沖中有內在的風險-回報權衡；在降低潛在風險的同時，它也在蠶食潛在的收益。對沖並不是免費的，在避免或降低風險的行動中，投資者必須付出一定成本，再完美的對沖也要付出代價。其次，對沖不是未來成功的保證，也不能確保任何損失均將被減輕。能夠消除頭寸或投資組合中所有風險的對沖，只是理想而非現實。相反，投資者應該從正反兩方面考慮對沖，即特定策略的好處是否大於它所需要的額外付出。成功的對沖只能防止損失。當受不可抗力——例如嚴重自然災難的影響，對沖性投資和原有的投資可能同時遭受重大損失，以致對沖投資者損失更大。第三，利用衍生品對沖投資可以精確計算風險，但需要一定的成熟度，而且往往需要相當多的資本。所以，對沖的實施者必須既具有強大實力，又精通對沖策略。

國際關係中也有對沖現象。例如，能源輸出國拓展能源出口市場以降低對單一能源市場的依賴，降低能源安全風險；同樣，能源進口國也努力使其能源進口渠道多元化以降低能源進口風險。

有學者曾深入分析過俄在中國與美日之間的平衡戰略，但近年來俄平衡外交的新發展、俄以印對沖中國的外交戰略新動向、中俄印與中美俄關係之於俄對華戰略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關注。也有學者研究俄平衡中美、以印對沖的外交手段，但是未釐清平衡、對沖、追隨等概念的關係，從而影響了解釋力。

在界定核心概念，建立分析框架之後，本文餘下部分先以俄精英言論與外交實踐證明俄平衡與對沖戰略動向確屬事實，而非筆者主觀臆測；然後分析俄對華戰略新動向之根源；最後，評估俄戰略新動向的政策效應，並提出因應之道。

▍ 平衡中美與以印對沖

俄對華戰略新動向的具體表現，即平衡中美與以印對沖兩個緊密配合的政策手段，既見之於其精英言辭，也可循跡於近年來俄外交活動。

近年來俄政要和學者的言論中經常有試圖做中美之間的平衡手，以印度對沖中國的言論。2019年中美貿易戰正酣時，普京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表明瞭俄超然立場：“中國有個很好的諺語，老虎山谷相鬥時聰明的猴子則坐觀結局。”2020年俄外長拉夫羅夫就中美對抗也表達了俄中立立場：只有當事方要求時，俄才願就中美對抗居間調解，發揮平衡作用，但不會將本國意見強加於人。 俄確信自身潛力。俄學者中也有希望俄作中美矛盾平衡者的言論。俄科學院普里馬科夫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名譽所長亞歷山大·登金 （Александр Дынкин） 2020年7月接受塔斯社專訪時表示，俄中關係基礎牢靠，但並非總是一致，在保持俄中關係密切的同時，俄也將扮演一個新角色：領導性的平衡大國 （роль ведущейбалансирующей державы） ；然而平衡並非等距離，在當前美國政策下，俄中關係更近；俄必須保持平衡以避免陷入中美衝突，俄發展與歐、印等世界極點的關係也非常重要。顯然，外交政策立足於多箇中心而非以兩極為軸，則操縱空間更大。普京和登金均表示俄應平衡中美，而後者更明確表示希望俄擔當領導性的平衡大國，且不侷限於中美，而要在多個國際權力中心之間“長袖善舞”。

俄高等經濟大學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學院院長、俄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榮譽主席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與德米特里·蘇斯洛夫等人，在俄外交部和國家杜馬支援下於2020年發表了題為“俄羅斯外交政策新思想：維護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下文稱“俄羅斯外交新思想”）的報告，則是對近幾年俄外交政策新思想的完整概括。報告認為，隨著中國崛起，兩極格局即將形成，但俄依然是全球第三大國，仍將是一個獨立的中心。在全球和歐亞大陸、亞太和中東地區，俄作為“平衡者”，既維護了國際和平與安全，也拓展了本國利益。當美中對抗已成為國際關係主軸時，俄應將其角色定位為：（1）國際和平的保障者、安全的提供者；（2）“新不結盟”的保障者；（3）全球環境保護者。

與普京和登金相比，卡拉加諾夫更進一步，提出了實現“仲裁平衡者”的戰略，並且提出解決“仲裁平衡者”實力缺陷的方法——與印度合作。 “俄羅斯外交新思想”反映了俄精英對其國家實力的清醒認知及維持全球性大國地位的雄心，對印戰略借重意向非常明顯。因為中美、俄美之間有結構性矛盾——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的博弈，所以俄使用的是平衡外交。 中國雖實力強於印度，但不追求地區霸權，不奉行霸權政策，中印雖然有邊界衝突，但是仍希望透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雙邊分歧與問題，無結構性矛盾，所以俄發展與印之關係是對沖中國影響，而非平衡中國。 他們認為，當中俄實力發生根本變化、中美矛盾成為國際關係主軸時，中國未來發展、崛起後對俄政策、中俄關系走向等均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了俄外交風險；發展俄印關係有助於降低風險，保持或者重構俄在中俄關系中的主動性，拓展其外交空間。

首先，俄在中美亞太競爭中將中國視為首要合作物件的同時，也致力於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和發展與美國的關係， 以達到“雙向制衡”的目的：一是保持俄中友好關係以制衡美日，二是改善和發展與美日的關係以牽制中國。美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後，對華遏制日甚；隨著克里米亞危機爆發，美對俄持續制裁。在此情況下，俄加強與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制衡美國。其中最能體現中俄相互借重的就是雙方聯合宣告的發表。

2012-2019年8年間，中俄每年均發表聯合宣告，共發表12則聯合宣告，其中2015、2016、2017、2019年每年均發表兩則聯合宣告。此種情勢在中俄合作的前二十年從未出現過。中俄聯合宣告表達了兩國聯合應對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共同立場和主張。美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後，俄向中國出售了24架蘇35戰鬥機和4艘1650型柴電潛艇。2015年俄又向中國出售S-400防空導彈系統以幫助中國應對海上威脅。美“印太戰略”出臺後，俄精英認為儘管該戰略似乎可以使俄作為一個不參與中美對抗的局外人獲益，但實際上美“印太戰略”對俄利益構成威脅，因此該戰略更促進了中俄合作。2016年在美將於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前夕，6月25日中俄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宣告》，強調：“單方面發展並在世界各地部署戰略反導系統的非建設性行為，對國際和地區戰略平衡與安全穩定帶來消極影響，也破壞了制定和透過多邊政治-外交手段應對導彈及導彈技術擴散的基礎。”2019年美宣佈對華為公司的“封殺令”後，俄則在第一時間公開支援華為。俄電信巨頭維佩爾通訊公司向外界表態，華為的5G產品沒有任何安全問題，裝置已經全部通過了俄有關部門的檢查。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顧事實抹黑中國，而普京卻表示：“一些人試圖在病毒源頭問題上抹黑中方的做法不可接受。俄方願繼續同中方加強抗疫等各領域交流合作，密切在聯合國等框架內溝通配合。”俄也未因美壓力要求中國加入美俄削減核武器談判，而表示尊重中國的立場。

雖然俄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外交，但其維持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政策未變，只是俄不打算在中國與第三國的領土爭議中支援任何一方， 贊成爭議方透過對話解決問題。在中美矛盾中，俄嚴格按照中俄結伴不結盟的關係性質行事，盡力不捲入其中，俄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克里米亞危機後，奧巴馬政府隨即對俄發起制裁。2016年12月29日奧巴馬即將離任之際簽署命令，宣佈因俄涉嫌透過“網路襲擊”干預美總統選舉，對俄進行制裁，包括驅逐35名俄外交人員。但俄比較剋制，沒有采取進一步惡化美俄關係的對等行動，期待為特朗普政府上臺後美俄關係的改善留下空間。

拜登對俄態度並不友好，任副總統期間還曾當面冒犯普京，當選總統前也向媒體表示俄是美最大安全威脅，批評特朗普政府對俄太過軟弱。2021年1月26日，應俄方要求，拜登首次與普京通電話。據白宮訊息，雙方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正面交鋒，從大規模網路攻擊，到俄涉嫌企圖毒殺主要反對派人物。拜登的新聞秘書珍·普薩基 (Jen Psaki) 說：“他的意圖還在於明確表示，美國將堅決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以回應俄的惡意行動。”在俄美關係嚴重惡化之時，俄依然努力改善對美關係。其外交行動與上文俄精英主張在中美之間搞平衡的設想完全一致。

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印是實質性軍事盟友，所以俄印傳統友誼深厚。 蘇聯解體後，俄短暫與印度疏遠了兩年，1993年起又開始重視與印度的關係。俄認為戰略上發展與印度的關係，是推動其世界多極化之必須。1998年普里馬科夫訪印時就提出建立俄中印“戰略三角”構想，將印提升到與中俄相同的國際權力等級。2000年普京訪印時兩國發表了《戰略伙伴關係宣言》，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雙邊合作協議。普京2005年曾致函印度總理，高度讚揚印是俄在亞洲和全球最重要的夥伴。2017年5月30日俄印建交70週年之際，普京在《印度時報》發表題為《俄印關係：70年同行》的署名文章。俄印將兩國關係定位為“享有特殊權利的戰略伙伴”。

近年來，俄以印對沖中國影響的政策手段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經濟上，雖然俄印貿易規模不大，但印是俄少有的貿易順差來源國。2006年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印均為俄武器第一大進口國，佔俄武器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15年歐亞經濟聯盟成立，隨後中俄雙方商定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合作，並簽署了經貿合作協定。幾乎與此同時，歐亞經濟聯盟與印度啟動了自貿協定談判。2017年6月6日，歐亞經濟聯盟與印度簽署自貿協定，預計在短期將使聯盟國家經濟增長15億美元，長期將增長27億美元。2019年，印度GDP超過英國，加強與印經濟聯絡顯然可以降低俄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軍事與安全合作方面，2014年12月普京訪印時，雙方簽訂了有關軍工合作、武器出口以及核電站建設方面的協議。2015年俄媒體報道，兩國制定的軍事技術合作專案達200個，其中包括按照許可證生產多用途蘇-30MKI戰機、T-90S坦克、米格-29戰鬥機發動機等。俄為印量身打造的蘇-30MKI戰機是亞洲最先進的重型戰鬥機之一。俄官方表示，俄印還將共同製造多用途運輸機和第五代戰鬥機。俄對印軍事裝備輸出佔其對外軍售20%以上。此外，俄印兩國也多次舉行聯合軍演。

國際組織方面，俄也借印對沖中國。支援印加入上合組織，是俄以印對沖中國的突出事件。俄首先提議印加入該組織，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補充雙邊經濟和安全接觸，但主要是為了限制中國在該組織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俄擔心後蘇聯時代的上合組織中亞成員國會過分地偏離俄而進入中國的地緣戰略軌道。印於2017年加入上合組織，則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俄在該組織的影響，降低了中國的作用。其次，俄在不同場合表示支援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據《印度斯坦時報》2020年6月23日報道，在當月舉行的中俄印三邊會議上，俄重申支援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則表示反對。另外，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中俄印三方合作機制中，印度均為俄羅斯對沖中國影響的重要籌碼。

以上分析可以證明，中美、俄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美出於維護其霸權地位，對中俄同時遏制，促使俄在中美之間實施平衡戰略，並將中國作為首要合作伙伴以應對美威脅。從中俄印三國實力及未來發展看，中國與印俄實力差距拉大，俄軍事實力仍遠在中國之上，印國力發展迅速，綜合實力增長趨勢明顯，但仍不及中俄。 從三國利益關係看，中國不謀求地區霸權，提出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將“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實施開放包容的發展戰略，中俄印之間不存在結構性矛盾。

無論從中俄印三國實力對比、國家利益關係還是三國對彼此關係的定位，都可以看出俄對沖中國並不是要惡化中俄關系，它還是以俄中關係為亞洲大國外交的主軸，俄在中印之間實行的是對沖而非平衡戰略。

▍ 俄平衡與對沖的根源

戰略文化、實力衰退是俄平衡與對沖戰略的內部因素，中美競爭加劇是俄對華戰略新動向的外部根源。

戰略文化是俄當前對華戰略新動向的深層原因。戰略文化對各國外交政策影響深遠。俄極其重視對本國戰略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俄前外長伊萬諾夫就認為，只有注重繼承性，才能對一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外交政策的風格和方法做出科學評價。他還主張應汲取俄外交歷史遺產，包括蘇聯外交政策遺產，以服務於俄當前外交。如果將俄羅斯帝國時期、蘇聯時期和當前俄對外政策風格和方法進行對比，會發現俄外交深受其戰略文化影響。

在俄國人眼裡，葉卡捷琳娜二世是第一位能在歐洲列強之間進行仲裁，並將其意志加諸它們的俄羅斯君主。 也就是從這一時期起，俄國人開始非常在意他們國家在列強中的地位。葉卡捷琳娜大帝在外交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對外政策基本原則：對其他大國不承擔義務而保持自己的行動自由；利用俄國的歐洲鄰國無暇他顧的狀況和它們的弱點獲取好處，並在沒有外國援助和干預的情況下實現自己在波蘭和黑海的目標；一旦有機會，俄國便以和平締造者和國際爭端仲裁者身份出現，從而提高自己的個人聲望和俄國在歐洲政治中的分量與影響。葉卡捷琳娜二世之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歐洲一直是多強並立的多極格局，為俄施展平衡外交創造了有利條件，也讓俄羅斯人積累了處理國際關係的豐富經驗。

從俄平衡戰略的歷史與現實可以看出：首先，俄奉行平衡戰略時均非當時國際體系中處於首要地位的國家，單靠實力，俄不會對當時國際秩序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是俄的列強地位加上平衡外交戰略，使其成為陷入國際政治鬥爭漩渦中的列強拉攏和爭取的物件，並且事實上經常發揮決定全域性的影響。其次，俄雖與體系霸權國的實力存在差距，但並不懸殊，因此一直被列強借重，俄也藉此經常扮演“仲裁平衡者”的角色，無論北方大戰、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均是如此。當列強競爭和矛盾不可調和之時，對俄扮演“仲裁平衡者”角色更為有利。另外，俄平衡政策並非對競爭中的列強不偏不倚，而是根據情勢有所偏向，但又不喪失自主選擇空間，一則能維持自身有利地位，二則可維持戰略平衡，以免列強權力競爭天平嚴重偏向一端，使自己失去迴旋餘地。最後，俄外交政策的突出優勢，是其具有非意識形態化和實用主義的特性，這使其外交政策成本較低。俄可以與各國建立平衡的夥伴關係，不被其國內政治制度和彼此間的關係所制約。以此觀之，當今俄平衡外交可謂“新瓶裝舊酒”。

俄平衡中美之外交戰略新動向，是其衰落的國力和全球大國雄心雙重作用的結果。當前俄逐漸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正在從半邊緣國家滑向邊緣國家。俄實力不僅不能望美項背，而且與中國也差距日甚。“當今中國的綜合潛力為俄之4.5倍。” 普京也承認俄的經濟體系建立在能源產業上，企業缺乏競爭力。礦產品、賤金屬及製品和化工產品是俄主要出口商品。2012年這三類商品出口額分別佔俄出口總額的68.7%、11.9%和5.8%。機電產品、運輸裝置和化工產品是俄進口的前三大類商品，佔俄進口總額比重分別為29.8%、18.1%和10.5%。然而，2018年的資料顯示，礦產品仍是俄主要出口商品，佔俄出口總額的62.7%。俄出口的礦產品主要是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產品和瀝青等，佔出口總額的52.7%。機電產品、化工產品和運輸裝置依然是俄前三大類進口商品，三類商品合計佔俄進口總額的55.9%。照此形勢發展，中俄差距將會繼續擴大。經濟實力下滑使俄軍事實力不斷萎縮。 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報告認為，未來中俄差距會更加擴大。中俄人口比例在2018年大約為9.7比1，預計到2040年將達到10.1比1。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俄GDP從2016年至2040年預計增長1.5倍，達到5.9萬億美元；中國GDP預計在此期間增長2.2倍，達到47.4萬億美元。中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16年約為5.8比1，預計在2040年將達到8比1。 同樣，兩國武裝力量的差距也可能大幅擴大。按照2016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從2010年至2040年俄軍費開支將增長約2倍，達到860億美元；同期中國的軍費開支將增長約3.5倍，達到4910億美元。中俄軍費開支將從4.3比1上升到5.7比1。俄專家認為，第四次技術革命可能會將俄更加推向全球發展的邊緣。俄在某些型別的武器方面仍然保持著技術優勢，但正在迅速減少。地區領導權已經被中國接管，軍事出口未來幾十年可能被中國超越。然而，“顯而易見，俄不想成為 20世紀90年代許多國家所期望的、所謂的‘正常’國家；如若放棄大國主義，俄就會轟然倒塌。”

俄學者認為，當前中俄關系進入了成熟期，兩國建立的多層面協作格局是俄與其他國家關係中從未有過的。 中國改革的新階段預示著俄中關係不僅有新機會，而且還具有新的挑戰。這種關係越來越不對稱。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俄中關係將取決於俄如何應對這一挑戰。俄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軍事、外交大國，有著豐富的處理國際關係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俄平衡外交與對沖外交，就是對中國崛起挑戰的回應。

美“平衡戰略”是俄平衡與對沖戰略最大的外部環境。自奧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美以中國為主要對手。2018年美國蘭德公司的評估報告認為，未來20年俄經濟增長速度不太可能超美，其人口可能會減少。對俄力量的制衡和對其影響的遏制 ，可能不會給美國帶來越來越大的負擔。但中國的挑戰對美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在特朗普時代，美中與美俄關係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對峙發展，不僅涵蓋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等領域，而且已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高度。中國作為美非西方戰略對手，在美集體意識中被有意無意地曲解、排斥、邊緣 化和妖魔化，其程度遠超俄及其前身蘇聯。因此，美對中俄的政策不同，分而治之是美對中俄的基本戰略。對美而言，最好讓俄在國際體系中保持一個獨立的一極，而不是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形成一個正式的、戰略性的中俄協約。

對俄而言，中國崛起可能使其淪為能源小夥伴，中俄關系未來發展難以預料，中美交惡增加了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 因此，一方面，俄印關係有助於部分抵消中俄之間日益擴大的實力差距，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擴大外交活動空間。另一方面，中美矛盾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軸，美印戰略伙伴關係不斷升溫的情況，也為俄提升與印關係提供了契機。美為發展美印戰略合作伙伴關係，會在一定程度上遷就俄印關係升溫。

俄極力提升印之國際地位與聲望，已將印與中、美、歐盟相提並論。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的演講中，就突出印在中東地區安全中的作用：“我們建議必須把積存的偏見和彼此偽裝放在一邊，幾乎從零開始，在本地區建立一個安全與合作組織。除西方國家外，還有俄、中、美、歐、印等。”不能說俄發展與印的關係完全是出於對沖中國的考慮，其中也有拓展外交空間、緩解西方制裁壓力的需要，但降低對華外交風險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俄結伴不結盟的關係性質本身，就意味著兩國外交方向有很大不同，加上日益擴大的實力差距正在改變兩國關係的性質，中國逐步成為主導夥伴。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對稱性，可能使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戰略方向與俄相悖。正如德米特里·特列寧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所言，俄對美在韓日駐軍的擔憂遠不及中國，中美在西太平洋越發激烈的海軍競爭，在俄看來是緩解了中美“勾結”的前景，也為俄提供了對抗中美的選擇。俄戰略家認識到，如果中國民族主義日益發展，加強與印歷史悠久的關係則可制衡中國。

中俄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希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維護中亞和東北亞安全方面的主張也大致重疊，但是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分歧。 雖然中國是俄最大貿易伙伴，也是俄在遭受經濟制裁背景下發展經濟的重要外部積極因素，但是俄不願過度依賴中國。俄“多極世界”主張的核心是大國協調，將中俄均視作未來“國際力量中心”，並認為兩國必然存在競爭。另外，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與美之關係，對中俄仍然很重要。雙方都尋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與西方建立更好的關係。這顯然也存在競爭。

▍ 俄對華戰略新動向的政策效應及應對

中美俄的全球影響及中俄印關係的地區意義，使四國對外政策呈現高度的相關性，即四國中任何一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任何一對雙邊關係的變化，必然會對其他三國和四國其他雙邊關係產生政策效應。任何一國外交政策的成敗不僅取決於其本身質量，還要看另外三國的政策水平。 因此，分析俄對華戰略新動向時，需要從中美俄與中俄印兩個三角關係及兩個三角關係的互動去考察。

（一）關於俄平衡戰略效應的評估

俄國力弱於中美，要在中美之間實施平衡戰略原本就非常艱難，而美同時遏制中俄，並且力度和手段不分伯仲，這進一步加大了俄平衡中美的難度。

美《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18年國防戰略》表明，美的確對中俄同時同等遏制。該報告稱，“中俄挑戰美權力、影響力和利益，削弱美安全和繁榮”，“中俄希望塑造一個與美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美將中俄視為同等威脅，甚至認為後者對其安全挑戰更加直接。美《2018年國防戰略》認為，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現在是美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對美繁榮和安全的主要挑戰是以中俄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勢力，中俄日益希望塑造一個與它們的威權模式一致的世界並能控制其他國家。在此背景下，美軍聯合參謀部發布的《2018年國家軍事戰略概要》也明確表示，應對與中俄的大國競爭是美軍面臨的最困難挑戰。換言之，美軍方將同時應對所謂的中俄軍事挑戰。

2017年8月，美通過了新的對俄製裁法案，使對俄製裁政策成為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進一步固化了美反俄政策的基調。2018年7月北約峰會後發表的《布魯塞爾峰會宣言》表示，“由於俄非法和無正當性地兼併克里米亞，以及烏克蘭東部持續動盪，歐洲和大西洋的安全環境變得不穩定和不可預測。”2019年北約吸納北馬其頓為其成員國，將俄在該地區的影響壓縮在塞爾維亞和波黑塞族共和國，同時在俄周邊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同年4月，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柯蒂斯·斯卡帕羅蒂坦言，北約與俄彼此缺乏理解是導致對話程序破裂的基本原因。俄副外長亞歷山大·格魯什科也直言，俄與大西洋聯盟之間的分歧達到了歷史上最危險的程度。在後蘇聯空間，美與其他西方國家繼續推動“顏色革命”。近期的吉爾吉斯斯坦和白俄羅斯國內不穩定的局勢，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干預的結果。

至於俄美經濟關係，對於美國來說，與俄貿易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俄在美國出口中只佔第31位，在進口中佔第33位。俄美雙方除了安全領域，在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賴較小，兩國關係容易大起大落。當兩國在安全合作上出現矛盾和分歧時，沒有其他領域的緊密關係來緩衝。未來的俄美關係也不會有很大改善。2020年10月25日拜登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節目專訪時表示：“我認為，目前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破壞我們和盟友安全的俄羅斯。其次，我認為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中國。”拜登的表態意味著他執政後美可能會對俄採取比對華更強硬的政策。如果情況果真如此，俄希望與美髮展良性關係的願望就可能落空，平衡中美則無從談起。

俄也清醒地認識到美對其遏制的現實性和長期性。2020年10月22日普京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17屆年會會議上透露，俄正在幫助中國增強軍隊國防潛力。當有人問中俄之間是否會建立起軍事同盟時，他表示：“可以想象任何事情。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關係已經達到了合作與信任的程度，以至於沒有必要，但從理論上講是可以想象的。”普京的講話就是警告美，若其逼俄太甚，俄將在中美之間選擇前者。

與俄美關係持續走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金融危機之後俄更重視對華關係。儘管俄也重視與日、印和越的關係，但其亞洲政策不會出現重大的再平衡，仍以中國為中心。 俄是大國之中最早表示支援“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2015年中俄發表了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聯合宣告。近幾年，中俄對接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工作進展順利。從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的講話中，可以進一步感受到中俄雙方利益的契合與俄對發展歐亞交通網路的支援。中俄聯合宣告釋出數量的增加，也表明兩國關係發展良好。1992-2019年，中俄元首會晤後共發表了31則聯合宣告、2份聯合新聞公報、1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1則聯合宣言。1992-2000年的9年裡，中俄兩國共發表了8則聯合宣告，2001-2010年的10年裡中俄共發表了10則聯合宣告，2011-2019年的9年裡，中俄共發表了13則聯合宣告，後9年中俄發表聯合宣告的頻率明顯增加，由此可見中俄關系穩步發展。烏克蘭危機後中俄戰略協調的頻率增加，雙方在國際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增多，同時也意味著中俄面對的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兩國戰略協調與合作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增強。 經濟方面，2019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達到1107.57億美元，同比增長3.4%。中國連續10年保持俄羅斯第一貿易伙伴國地位，俄在中國主要貿易伙伴中排名第11位；2020年1-4月，中俄雙邊貿易額335.63億美元，同比增長0.1%。戰略合作方面，中俄安全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顯然，從外部環境、國家實力、利益需要各方面考慮，推動發展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依然是俄對華戰略的主基調。俄美結構性矛盾短期難以解決，俄平衡戰略的內外條件不完全具備。

（二）關於俄對沖戰略效應的評估

俄印關係發展對拓展俄外交空間，彌補其自身實力不足有重要作用，但是不能誇大這種作用和俄印關係升溫對中國的負面影響。首先，美俄之間的結構性競爭不會因為中美博弈成為大國之間的主要矛盾而消失。 在此種情勢下，美俄在印度依然存在利益衝突——對印軍售方面的競爭就是一例。因此，俄美不可能形成以印製中之合力，俄以印對沖中國實力增長的空間和影響，因為俄美在印度的競爭而大打折扣。有學者就指出，“印更希望美俄關係升溫，以便其依靠兩者平衡中國。但是特朗普總統的善變似乎削弱了莫斯科的早期樂觀情緒，扼殺了任何改變俄中親密關係的努力。這對印而言不是好訊息。”其次，如前文所言，中國的綜合國力、中俄之間的戰略和經濟等全面的聯絡以及中印不在同一國際權力等級的事實，使俄沒有理由、也不可能放棄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 從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可見，俄在中印之間的對沖屬於戰術舉措而非戰略設計，是新形勢下的外交調整，而非根本改變。

國家實力是中美俄印製定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的基礎。在過去十年，中美差距逐漸縮小，實力遠超俄印（圖1）；印與英、法、德、日、俄實力逐漸接近。比較俄印經濟水平：印GDP在1996-2005年、2009-2010年、2015-2019年均超過俄，2015年後雙方經濟差距更加明顯，印呈現全面超俄之勢。印軍費開支在1993年、1998-2002年、2018-2019年超過俄，2018年後俄印軍費差距同樣不斷拉大。如果將印經濟與軍費開支與英國比較，則更能說明問題。 2016年印軍費開支超越英，2019年GDP勝過英（圖2、圖1）。一方面是印自身實力增長迅速，另一方面是美等西方大國及俄對印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支援，使得印國際地位得到提升。俄將與印一樣成為地區性大國，但是基於強大的軍事實力，在經濟不及其他大國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大國地位；美相對衰落，但在四國中仍然是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其軍事實力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圖2）。然而美難以掌控國際秩序。

憑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美依然有能力和動機維持其全球首要地位。未來很長時期中美博弈將是大國關係中的主要矛盾，這無疑減輕了俄印壓力並拓展了它們的外交空間，但到那時中國將有能力重新塑造國際秩序，主動影響四國關係態勢。如果中國繼續保持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俄美經濟依賴依然小於中國，美依然防範中俄印（美霸權國地位內在地要求其防範任何崛起國，印實力發展迅速，也是美潛在防範物件，只是其當前實力不及中俄）三國崛起，以避免其霸權徹底衰落，彼時美會對中俄印同時遏制，中俄印與美之矛盾將大於俄印與中國的矛盾，中俄印的戰略競爭將得到部分緩解。但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俄印關係將好於中印關係，俄以印對沖中國會是長期趨勢。 基於對未來趨勢的這種預料，如果中國真正落實互利共贏政策、尊重俄大國地位，中俄關系將能繼續保持這種穩定發展態勢。中國實力增強的同時，繼續奉行對俄友好政策，可以保持俄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同時偏向中國的這種態勢。“中俄夥伴關係往往加強了兩國各自對抗美國利益的能力，儘管北京和莫斯科並不總能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但它們對美國的不滿壓倒了其在一些問題上的利益分歧。”

應對俄涉華戰略新動向，需要認清中美俄印四國關係未來發展趨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把握關係本質和全域性，在我國同其他三國的關係中看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從而制定科學的應對戰略。 特別是，中國應該對印度未來的國際地位有清醒的認識，未雨綢繆做好長遠戰略應對。

未來俄依然會在中美之間搞平衡外交，但因實力與中美差距拉大，這種平衡外交的空間會日益縮小；但是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仍符合俄利益，俄不會聯美製中。正如特列寧所言，當前中美為大國博弈主角，俄仍是一大獨立角色，中長期內維持該角色是俄外交目標，而不會倒向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俄中睦鄰友好及愈加緊密的全面合作，將是俄戰略的一個常量，但俄無意與中國建立反美軍事同盟。中國與美國的緊張關係有助於俄美兩國關係發展，但中俄關系的決定因素是中俄兩國利益。即使在今天，中國對俄之意義也不亞於美國對俄之意義。 另外，美將俄視為其冷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破壞者，如果與俄關係“重啟”，在大部分美國人看來，則意味著美對俄的讓步，意味著美放棄反對俄在喬治亞、烏克蘭危機中被美稱為“修正主義”的行為。因此，俄可能會爭取與美對話，改善俄美關係，控制對抗，防止兩國武裝衝突。在中印之間，俄會繼續保持與印特殊關係，對沖中國。為了在實力不及美的態勢下與美博弈不至於太過被動，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俄全球平衡戰略和地區對沖戰略持開放態度符合其利益。

▍ 結語

平衡戰略是平衡國處理與兩個或兩個以上有結構性矛盾的物件國之間關係的外交戰略，對沖則是對沖國處理與其無結構性矛盾並且相互之間無結構性矛盾的物件國之間的外交戰略。平衡國因直面對象國現實的安全挑戰，如果漠然置之或處理不慎，物件國之間的矛盾或者物件國與平衡國之間的矛盾就會危及平衡國的安全。平衡戰略是為了防止安全環境變得更壞，因此該戰略中平衡國為了自身利益常被迫在物件國之間有所偏向。而對沖戰略的物件國之間不存在結構性矛盾，對沖國的對沖外交是為了使自己的外交環境更加最佳化，降低風險，提高回報，因此其加強與一個物件國關係的動機並非為損害其主要合作伙伴的利益，政策結果也並不必然導致其主要合作伙伴利益受損。這是分析俄平衡與對沖性對華外交的基礎。

俄對華戰略新動向是在內外環境變化之下，為拓展其外交空間、彌補實力不足、維護本國利益、降低對華外交的不確定性的外交應對，其動機並非為了對抗中國或有意損害中國利益，而且中俄結伴不結盟關係本身就意味著俄有自主選擇合作伙伴的自由。無論從國家實力還是從外部環境看，俄要在中美之間進行平衡難度極大。但是其以俄印關係對沖中俄關系則有較好的內外條件。俄在中印之間的對沖戰略，不會改變俄更加重視中俄關系的基本態勢，但俄印關係發展對中印關係有負面影響，會提高印在中印關係中的地位和中印談判中的要價。俄以印對沖中國的戰略各方面條件比較理想，這將是俄處理中俄印三邊關係的長期戰略，中國對此應有清醒認識。作為應對，中國在維持中俄關系發展的同時，應繼續加強中俄關系；建構與美良性關係；在中俄印三邊關係中增加俄印對中國的依賴，建構更加良性的大國關係以推動中美俄印四國關係；提高本國實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有利於中國同俄印美髮展，也可拓展本國利益，還能進一步壓縮俄平衡與對沖戰略空間，是對俄平衡與對沖戰略的最好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