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談錢這個事兒，多少讓人有點顧忌。和別人談錢，有點不好意思，和朋友談錢，更是怕傷了感情。但日常生活中，我們又不可能完全不和錢打交道，所以難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尷尬處境。這時候，能不能拉下臉來，開誠佈公地和別人談一次錢，就真成了一個難題。
李澤厚逝世，這兩天讀了不少關於他的文章，對90年代他拒絕接受金庸6000元贈金有了新的認識。他在寫悼念金庸的文章裡提到這段往事，起碼“金錢觀”是簡單而真實的：不在錢的問題上賦予過多的人際顧慮，就不會滋生無端的煩惱。
這件小事，莫名其妙觸動了我，開始打量自己內心的“金錢觀”，是否存在虛偽的一面。思忖一番之後帶來的舉動是，把近半年來所欠稿費的單位和人，都“溝通”了一遍。當天就收穫很大，足夠囤積一年的貓糧。
我在朋友圈發了一條調侃性質的文字，結果“炸”出來一大堆因為面子問題，不好意思討要欠債的朋友們。他們當中，多數是從事文化行當的，這個行當，典型的麵皮兒薄。
我也有過漫長的麵皮兒薄的階段，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很少主動討要被欠的稿費或借款，當然也不會在與人合作之前先談稿費數字。文人當得不多大，但對“文人恥談錢”這一糟粕的繼承倒還蠻徹底的。
經過近幾年，尤其是最近這一次的“溝通”，我得到的經驗是，“談錢”和麵子沒一毛錢關係，反而是消解誤會的良好方式。這個簡單的道理，想不明白為何會困惑我那麼久。
談到作家與稿費，魯迅總會被拿出來當例子，他跟《奔流》月刊的李小峰拍桌子、打官司，拿回了應屬於自己的2萬元版稅；有家書局不給魯迅文章的標點符號計稿費，他提供的稿件就一個標點符合也不加……但像魯迅這樣對稿費特別認真的作家，畢竟還是少。所以一直到現在，文人想要拿回勞動報酬，總得勞煩他老人家“出面”撐腰。
“文人恥談錢”，在我們的文化中的確源遠流長，但確實真不知道它的起源在哪，頂峰在哪，什麼時候又是個終了。不但文人群體自身不愛公開談錢，甚至還會攻擊談錢的人，比如韓愈的好友劉禹錫就曾諷刺過韓愈寫碑文價格太高，社會上對於文人談錢也持鄙視態度。從古至今一直有人認為，拿你一幅字、取你一本書是看得起你，怎麼，還想要錢？
莫言、葉兆言等著名作家，都曾被拖欠過版稅，他們是因為打了官司才被知曉的。在社交媒體上，隔三岔五都會有寫作者吐槽自己被拖欠版稅的事情，能要來算是幸運，要不來也只有不了了之。在我朋友圈的留言裡，就有不止一位寫作者談起自己被拖欠的陳年舊賬。鼓勵他們去要，得到的卻是“算了算了”的回答。
所以你看，“恥談錢”其實已經不是一種“金錢觀”，而成為了一種“文化”，它不但禍害文人這一圈子，也早已擴延出文化圈子，成為一種跨時代、跨人群的價值觀。
比如老師不應該談錢就成為一種“絕對正確”，前段時間多位名校博士到深圳私立學校任教就曾引起一番嘲諷。還有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都市人、白領圈子等等，不好意思談加薪，覺得無論私下還是公開討債都是件沒面子的事。當錢和“面子”被死死地捆綁在一塊，就成了壓在當代人肩膀上的沉重負擔。
作為過來人，每每看到90後、00後這一代敢於談錢時，總會倍感欣慰。這也是一種進步，他們一不高興連辭職都敢，談錢這種小事難不住他們。當然，也不是所有年輕人都能拉下面子，所以還是希望“恥談錢”的想法，將來能被徹底終結。
既然當代人更推崇“契約社會”，而非“人情社會”，那麼我們就該坦坦蕩蕩地談錢。遮遮掩掩不談，反而會埋下許多不愉快的種子。所以，某些心理障礙，我們不妨放下吧。就從今天起，怎麼樣？
責任編輯：李勤餘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