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始料未及的疫情在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同時，“掏空”了各國的財政儲蓄。各國公共財政平衡狀況大幅惡化，進一步加速了全球各國稅改的決心和步伐。
在各國極力推動下，G7終於在今年就全球稅改達成了歷史性協議，將大型跨國企業的最低企業稅率統一設為15%，這意味著全球40年減稅浪潮的逆轉。
OECD(全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測算顯示，這一稅改行為將為世界各國每年新增約1500億美元的稅收，其中單歐盟公司的稅務增收就將超過900億美元，長期以來透過“避稅天堂”進行避稅的企業將無從遁形。
這輪稅收變局不只針對企業稅，個人稅也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
一方面，加稅矛頭直指全球富豪。
拜登一上臺，便決定進行大規模稅收改革，其中就包括將年收入超100萬美元者的資本利得稅率從目前的20%提高到39.6%；英國則倡議徵收一次性富人稅，對超過50萬英鎊的資產徵收5%；而在西班牙超過1070萬歐元資產的納稅人徵收的最高稅率也由2.5%提升至3.5%……
另一方面，一部分中產和低收入人群面臨被稅負壓垮的局面。
以美國為例，年收入位於中位數水平（7萬美元）的美國普通中產家庭的稅率（14%），以及全美最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不足2萬美元）的邊際稅率（10%），都要遠高於美國富人的繳稅率（0.1%-3.4%）。
這種狀況在中低收入人群面臨就業和收入困境條件下，愈發成為難以承受之重。
可以說，上述問題大都是由於市場經濟過度發展的失衡導致的。而當下，各國也在有意無意間、自覺不自覺中對自由市場經濟過度發展進行糾偏。
為何全球開啟加稅週期？
在各國財政失衡的情況下，稅收變成了財政來源的首選。同時，當前徵稅體系的異化使得全球貧富差距前所未有的拉大，不得不從稅收變革入手。
加稅能否化解稅賦問題？
一味地強調由減轉增或對富人加稅等導向，儘管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稅率、稅收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等問題，但卻容易掩蓋導致問題的實質——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過度發展。
中國稅賦面臨什麼樣的調整？
變局並非增、減的非此即彼，而將發生在增減結構之間——在保持總稅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結構化調整和重心切換。就中國而言，關鍵點在於如何利用社會經濟對市場力量進行對沖和協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