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公佈了《北京市“十四五”時期文物博物館事業發展規劃》，提出要整體謀劃全市考古遺址公園點位佈局，其中包括重點建設琉璃河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琉璃河遺址附近有琉璃河，歷史上的琉璃河，曾經是熱鬧繁忙的航運河道。
早年不宜通航
咸豐八年（1858年）九月，時任戶部右侍郎的寶鋆被任命為浙江鄉試正考官，從北京出發，日夜兼程趕往浙江。寶鋆在路途中曾即景作了首詩，其中一首七律詩名為《琉璃河即景》：“溶溶聖水淨玻璃，秋色長堤接短堤。沙草路平牛步穩，荻花風緊雁飛低。鐵槍有客頻推重，砥柱何人待品題。極目帆檣林立處，規模似否浙東西。”這首詩最後一句所反映的場景，就是當時琉璃河上水運繁忙的場景。
一般來說，一條河流能夠通航，至少要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是足夠寬大，水量必須充足；二是水量要穩定，不能過於湍急；三是通航要有預期利潤，如果一條河能夠通航的河段短到不足以聯絡兩個重要的城鎮，那麼就沒戲，因為修造船與碼頭倉庫、維護水運的設施等都要花費一定的成本。第一個條件首先就能夠排除許多河流和小水溝；第二個條件又會把明清時期的永定河（因為含泥沙量高，故也有渾河、小黃河的別稱）等河流排除；至於第三個條件，在不同時期情況有很大差異，古代的地方官員和商人都有一番算計，琉璃河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符合這第三個條件。
琉璃河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裡被稱為聖水。在那個距今約一千五百年的時代，聖水的上游和今天相比沒太多區別，從大房山發源之後，流經那個三千年前曾是燕國早期都城、今天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的地方。到這裡，聖水早已經流入了寬闊平坦的華北平原，接下來與相當於今天北拒馬河的幾條河流交匯，注入今天河北省涿州、固安縣之間的督亢澤。
這個督亢澤，就是當年荊軻刺殺秦王嬴政時所獻地圖上的“督亢之地”。北魏時的永定河叫㶟水，它的下游在北京市豐臺區、大興區北部和通州區南部一帶，和今天的河道差別很大。但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北魏以後，永定河的河道逐漸向南移動，金代時河道上還修了盧溝橋；元末明初，永定河（當時也叫渾河，可見河流所含泥沙量很大）在現在的北京市大興區、河北省固安縣等地多次決堤、改道，擾亂了琉璃河的下游。可想而知，這個時候的琉璃河下游就等同於永定河，不僅來水不穩定，且汛期洪水猛烈，沒人會在這麼一條河裡冒著生命危險航行。
明代永定河下游一直在北京的南面擺動不定，經常影響現在河北的固安縣、高碑店市、雄縣，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清代初期。在這個時期，琉璃河原來的下游已經在永定河的沖刷下難尋故跡。而在永定河平靜溫順沒有影響它的時候，它的下游河道改為在《水經注》中就被記載下來的白溝河道，從涿州、固安之間向南延伸，到今天高碑店市白溝鎮與南拒馬河匯為一條河，繞過雄縣城區，與白洋淀匯成海河五大水系之一的大清河。這個改變為琉璃河後來能夠通航邁出了重要一步，因為在宋、元、明等朝代，大清河的前身已經成為京畿地區一條重要的航運內河了。
琉璃河考古現場
航運始於清代
在削平三藩、平定臺灣、擊敗準噶爾部後，康熙帝終於有機會、也有人力物力去治理直隸地區的水患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籌劃了對永定河下游的築堤工程及海河水系其他河流的一系列治理工程，這些工程之後同樣被雍正帝、乾隆帝所重視。經過長期的有效治理，琉璃河終於擺脫了被永定河影響的命運，琉璃河航運從此拉開了序幕。
清代中期，自琉璃河鎮登船出發，可以直達天津。據嘉慶年間的《長蘆鹽法志》記載，出產自滄州長蘆鹽場的官鹽，由澱河（大清河干流）水運可至琉璃河沿岸各州縣，最遠可抵達當時良鄉縣的琉璃河鎮。琉璃河鎮本來就是太行山東麓南北大道上的重要節點，原來僅僅是琉璃河上的一個渡津，東北接良鄉、盧溝橋通往北京城，西南連涿州通往保定。到清代中期，琉璃河鎮還可以由水運通雄縣、保定府、霸州、天津府，發展成為北京西南方向一座重要的城鎮。
經由琉璃河運往天津的物資，主要有房山一帶出產的煤炭與石料。《明一統志》《天工開物》中均記載京畿房山縣產“石炭”，即煤炭。房山所產煤炭的質量較高，姚旅《露書》記載，明代曾有一種紅羅炭作為皇宮用炭，燃燒時“經久難化，香氣氤氳逼人”。對於本身不產煤炭的天津等地，這樣的煤炭當然很受歡迎。與寶鋆大約同時期的華長卿《梅莊詩抄》中就有“琉璃河畔水，亂泊載煤船”的詩句。
房山所產石料也是天津等地的重要建材。但是作為石料、煤炭集中地的坨里（今房山區青龍湖鎮）、周口店、南窖（今房山區南窖鄉）和房山縣城（今房山區城關街道）附近，沒有可以通航的河流，陸路的牲畜車輛馱運顛簸，對大塊的石料運輸也不便，因此都需要集中到琉璃河鎮，透過民船運輸到天津。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早期文物克盉
極盛與衰落
天津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北京條約》後開埠，隨後列強紛紛在天津強劃租界，開辦各類洋行、工廠；不久洋務運動開始，天津成為洋務派官僚興辦各類工業的試驗田。這使得天津對各種產於內地的工業產品、建築材料的需求增加。除了從冀東秦皇島、灤縣等地運煤外，琉璃河的水運也是一個重要途徑。而從天津運到琉璃河的物品型別也大大增加，尤其是外國生產的各類“洋貨”大量輸入內地。清末京漢鐵路、津浦鐵路先後通車，但是琉璃河鎮的水運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早期鐵路運輸的速度不高而運價較高，民船運輸不但便宜而且還有一些特殊的航線。
根據1924年編纂的民國《良鄉縣誌》記載，1923年的琉璃河鎮有18家糧商、8家布商、5家油商、6家藥商、5家木廠、3家石廠、2家鐵商、16家煤商、3家首飾行、1家煤油行、2家瓷器行、3家染行、6家雜貨行、2家席繩行、4家貨棧、1家燒鍋、1家鹽店與1家茶葉行，商家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良鄉縣城。其中煤商、鐵商、木廠、石廠都是良鄉縣其他城鎮所沒有的。席繩行的材料主要是葦、麻等物，說明冀中河湖密集的白洋淀等地區的土貨在水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到20世紀20年代末，情況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房山的物資大多用鐵路運輸，水運物品減少。1936年6月，日本侵略者派出特務分隊，從北平出發，在琉璃河鎮乘船而下，對華北地區進行間諜活動。全面抗戰爆發前，琉璃河仍然能夠通航，當時琉璃河鎮以下河段在豐水期的船隻吃水線可達1米，可載80噸重的貨物；枯水期也有0.3米，可載5噸重的貨物。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琉璃河車站成為抗日戰爭中激烈爭奪的陣地，而琉璃河的水運則逐漸從歷史中淡出。到20世紀70年代，大清河流域各河流的水量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日趨減少，琉璃河也不再具備航運條件。儘管往日舳艫往來的風光不再，琉璃河通航的歲月仍在京津冀地區發展史上熠熠生輝。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早期文物克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