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凌晨天不亮,這位清朝王爺就會到北城德勝門外的“鬼市”擺攤,全家人勉強餬口。“鬼市”之所以被稱為“鬼市”,就是因為天一亮,這個集市就沒有了。
這位清朝王爺難道真的沒有其他出路了嗎?當然不是,當初有不少漢奸找到他,勸他出山,並許給他高官俸祿,但都被他給拒絕了。
周恩來將這位清朝王爺的情況上報給了中央,毛主席得知後內心也是感慨萬分,隨後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並說:“小攤就不要擺了。”
那麼這位清朝王爺究竟是誰呢?毛主席又給他安排了怎樣的職務呢?
始終愛國的清朝王爺
這位拒絕高官俸祿,死也不出賣祖國的就是載濤,同時也是末代皇帝溥儀的七叔。
載濤1886年出生在醇親王府,醇親王原本有七個兒子,三個早喪,剩下四個兒子,分別是載湉(光緒)、載灃、載洵和載濤。醇親王去世後,8歲的載灃承襲了王爵,5歲的載濤則被封為二等鎮國將軍。
1908年載灃的兒子溥儀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載灃當上了攝政王,載濤這位皇叔也加官進爵。載濤在清朝所達到的官職的頂點是軍諮大臣和禁衛軍訓練大臣。
軍諮大臣也就相當於參謀總長,掌握著軍令,而禁衛軍訓練大臣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北京。不過非常可惜的是載濤得到這些榮譽是在溥儀登基以後,此時末代王朝已經岌岌可危。
辛亥革命後,載濤深入簡出,停止了一切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他要麼在家演戲養花、養鳥養魚,要麼到馬場賽馬,要麼騎上腳踏車在北京大街小巷亂逛。
那麼載濤為何能夠如此悠閒呢?其實他的生活支出來源主要靠《清室優待條件》規定的“清室家用補助”。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趕出了皇宮,也廢除了之前提出的優待條件,在北京生活的皇族們也斷了主要的生活來源,載濤家中的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載濤將自己的濤貝勒府給買了,並在寬街的山老胡同買了一處比較小的宅院,用來隱居。從這個時候到解放前,載濤曾有兩次“出山”的機會,但是都被他給拒絕了。
第一次是在1932年,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扶持下成立了偽滿洲國,重新當上了“皇帝”,前清朝皇族中的許多成員也紛紛投靠偽滿洲國,撈了不少好處,也當了一官半職。
在此期間,溥儀曾託人帶信,甚至親自派人來到北京,勸說載濤前往東北的“滿洲帝國”擔任一些職務。載濤聽後沒有同意,反而堅定地說:“我堅決不會去當亡國奴!”
載濤第二次拒絕“出山”是在日軍投降前夕,華北偽政權風雨飄搖的時候。載濤當年的老朋友、也是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揖唐希望他能出來幫自己一把,便專程來到載濤的家中拜訪。
兩人剛坐下,王揖唐就說:“濤貝勒,您是政界、軍界的名流,又有主政和主軍的經驗、才幹,我如今年紀大了,幹不動了,不如你來幫幫我吧?”
載濤一聽,心裡咯噔一下:“這位老兄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現在日本人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你是看形勢不好,才拉我去當墊背的,我才不幹那種傻事呢!”
只見載濤雙手一抱,向王揖唐作了個揖,十分風趣地說:“你就饒了我吧,我可不適合小轎車,還是騎我自己的腳踏車比較自在。”
面對高官俸祿的誘惑,載濤始終沒有動搖過自己的內心,他始終堅持愛國。
載濤之前花錢大手大腳,自從生活困難後,他就有了個喜歡記賬的習慣。每天買什麼東西,花了多少錢,到晚上的時候載濤都會一一記下來。
剛開始家裡還是賬房先生專門管著這件事,後來沒有俸祿,家裡也沒有正式的收入,生活是比較拮据的。載濤為了節省開支,將賬房先生給辭掉了,記賬的事情由他的三兒媳擔負,他本人則需要親自過問。
載濤對賬目一絲不苟,一分錢也是不能錯的。某天載濤給夫人錢,讓她上街去買點東西,晚上夫人給載濤交賬的時候,錢物卻對不上了,少了一包味精錢。
然而不管夫人怎麼找,這包味精都沒有被找到,載濤說:“你好好想想,到底是買了味精還是別的東西?”夫人說:“我實在是想不起來了。”載濤仍然堅持讓夫人再想想。
夫人心想:“這兩角錢的東西如果找不到的話,我今天晚上就別想睡覺了……”
於是夫人為了今晚睡一個好覺,便靈機一動,悄悄從口袋裡拿出兩角錢,對載濤說:“看,兩角錢在這呢!我裝在裡邊衣兜了,難怪找不到呢!”
載濤見狀高興地說:“以後可要操心一點!”
第二天夫人在她的短大衣口袋中找到那包味精,原來買完東西后就順手裝進了口袋裡,回到家脫掉外衣,自然怎麼找也找不到了。夫人將這包味精交給載濤,載濤說:“記賬上,你買味精一包,算今天的開支。”
從前的清朝王爺,如今變得如此吝嗇,他也只是想讓家人過上好日子而已。
清朝王爺擺攤,毛主席知道後給他安排工作
“皇帝的叔父賣破爛。”這句話也許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但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大陸解放前幾年,北平的物價高速上漲,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的許多票券都像廢紙一樣不頂用,載濤家一時間連吃玉米麵的局面都很難維持了。載濤每天在家裡轉來轉去,想要找到一個解決家裡困難的事情,但非常可惜的是怎麼想也想不出來。
某天載濤聽到衚衕裡打“撥浪鼓”的聲音,就悄悄將走街串巷收買舊衣服的人叫到家中,拿出許多破舊衣服給變賣掉,這也算一項“收入”。但是打小鼓的人並不常來,這又令載濤十分頭疼。
載濤突然靈機一動,既然打小鼓的人不經常來,那我就去德勝門旁的小市上擺攤吧!
載濤每天晚上在屋內翻騰,將用處不是很大或者暫時用不到的舊衣服一一挑選出來,打包好,第二天和夫人一起騎上腳踏車到德勝門外的小市擺地攤。
剛開始的時候夫人感覺自己當初也是名門望族的人,如今卻要來擺攤,難免面子上會抹不開。載濤知道後卻說:“我們一不偷,二不搶,賣自己的東西有什麼丟人的?你看我們家裡有幾十口人,我們不賣點東西,他們吃什麼?”
夫人也知道這些道理,待自己想清楚後便高高興興地和載濤一起去擺攤。
擺攤可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簡單,必須要早起,佔到一個好位置,一旦起晚了,好位置沒有了,那麼今天算是白乾了。
載濤和夫人每天很早就出發,來到小市後將帶來的包袱放在地上,再將包袱內需要賣的東西一一擺放整齊,然後坐在後面等著顧客上門。賣掉一些東西后,載濤和夫人就會在大街裡買一點雜合面,回家做疙瘩湯喝。
由於載濤經常到小市上售賣東西,因為他和那裡的其他小販也混得很熟,只要載濤和夫人一到小市,周圍的人都會熱情地打招呼。這個說:“七爺擺我這裡!”那個說:“七爺離我近一點!”
常在小市擺攤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如今的貝勒爺和自己混得差不多,也在小市擺攤。
載濤從十幾歲開始就學習騎馬射箭,還曾到法國索米奇兵學校進修過,他不僅騎術十分精湛,而且對馬頗有研究。載濤就是因為熟悉馬、懂得馬而讓他獲得毛主席的青睞,獲得了一份工作。
不管是什麼馬從載濤面前經過,他都能說出這匹馬有幾歲口,也能分辨出哪些是騎馬,哪些是馱馬。不過“七七事變”後,日軍侵佔了北平,他們的大洋馬在大街上四處橫行,百姓們也被剝奪了騎馬的權利。
1950年6月,當時擔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的李濟深向周恩來介紹了載濤,並建議邀請載濤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周恩來欣然同意,隨後上報給毛主席,後經毛主席批准,邀請載濤參加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會議期間,擔任政協副主席的周恩來特意找到載濤,帶有歉意地對他說:“載濤先生,第一次會議沒有邀請您參加,我把您這位幾十萬滿族人民的代表給忘記了。”
載濤握著周恩來的手,激動地半響都說不出話,緊接著周恩來十分誠懇地請載濤向政府提出提案,幫助政府改進工作。
然而這卻將載濤給難住了,不管載濤怎麼想,也想不出自己可以提出的建議。就在這個時候李濟深說:“你可以發揮你的特長,你不是懂馬嗎?就提個關於軍馬方面的議案吧!”
好友的這句話燃起了載濤心中深埋已久的火,經過一番考慮後,載濤很快就擬定了一份《擬請改良馬種,以利軍用》的建議。李濟深等人看後方案後覺得寫得很好,並愉快地接受了載濤的邀請,在上面寫下自己的名字。
周恩來總理對載濤這一提案也是十分重視的,隨後交給毛主席。毛主席批閱後十分欣賞載濤的赤誠愛國之心,再加上得知載濤現在正在擺攤,便給他安排了個職務,並說:“攤就不要擺了。”
成為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親自寫下一張任命狀: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任令:茲委任載濤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
從接到任命狀的第一天起,這位曾經擔任過軍諮大臣、禁衛軍訓練大臣的王爺,一下子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這個改變令載濤十分震驚,也十分難以相信,他高興地說:“新中國誕生了,我載濤也新生了。”
不過載濤也是有些疑惑的:“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有資格當人民解放軍的顧問呢?”他更納悶:“我從來沒有見過毛主席,他怎麼知道我載濤呢?”
載濤不禁從內心深處感嘆道:“毛主席真偉大啊!知我者毛澤東也!”
1950年11月中旬,朝鮮戰爭正在激烈地進行,敵軍憑藉著有飛機的優勢佔領制空權,並用坦克和大炮對我軍交通運輸線進行狂轟濫炸,一時間也斬斷了我方供給補給線。
我軍的蘇式卡車等機械化運輸工具並不適合崎嶇的山地,這也延緩了我軍炮兵的運動,於是軍馬就成為主要的運輸工具,這也在戰爭中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中央軍委決定立刻向朝鮮前線運輸了大量的軍馬,以此解決後期補給運輸的問題。1951年初,朱德親自給馬政局打去電話,要求他們立即向朝鮮戰場運輸大量的軍馬。
當時炮司馬政局只能為戰爭中的炮兵部隊運輸一部分軍馬,然而如果要想全國徵集或者調集軍馬的話,炮司馬政局的手中有沒有這麼大的權利,因此完成這一任務還是比較困難的。
中央軍委經過研究後決定:“立即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馬政局(簡稱軍委馬政局)。”在籌建的時候,工作人員在大門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軍委馬政局的全稱。
鄭新潮和載濤等馬政局成員研究後,拿出了向全國調集軍馬的整體實施方案,此後他們還率領工作小組火速前往東北、新疆等地,選購徵集軍馬。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周恩來和烏蘭夫在中南海接見了載濤和鄭新潮,誇獎軍委馬政局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調集軍馬的作用,為戰爭的勝利贏得了大量的時間。
軍馬在戰場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在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時期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元旦剛過,載濤就要去東北視察牡丹江等軍馬場。1月3日,鄭新潮返回東北軍馬場,對謝家溝、扎蘭屯等軍馬場進行了安排和佈置,也做了充足的準備。
除此之外鄭新潮等人還在牡丹江軍馬場的北山之陽建了一處5間平房的招待所,在一個大土疙瘩上建了一個“閱馬場”。
6月4日,載濤在炮兵司令部作戰部的魏夢筆等領導同志的陪同下,來到牡丹江軍馬場。當載濤看到鄭新潮等人建的5間招待所後,笑著說:“你們修建的房子還挺別緻的,解放軍裡面竟然還有土木工程師啊!”
鄭新潮等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後大家紛紛邀請載濤在門首上題詞,他笑著答應了,然後寫下“牧馬山莊”四個大字。
去世後被葬入八寶山革命公墓
載濤在新中國成立後有三件事是令他最激動的,第一是接到毛主席的任命狀;第二是接到印有國徽的一張大紅請柬,是邀請他觀看1957年國慶節的閱兵。
如果說這兩件是載濤在政治上獲得新生的標誌,那麼第三件事就是在生活上得到國家無微不至的照顧,這也令載濤感到新社會人和人之間的新型關係,感受到黨和國家的溫暖。
載濤每天都要騎腳踏車到幾十裡外的總後機關上班,當這件事被中央領導同志知道後,他們既吃驚又擔心,畢竟載濤的年紀也不小了,怎麼能騎車跑那麼遠去上班呢?
1952年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給載濤寫去一封信:
“載濤顧問,我們考慮到您年紀已經大了,每天都來到馬政局工作恐怕是有些不方便的,為了照顧您的健康,我們決定從即日起請您在家裡住宿,平時辦公可以不到馬政局辦公,遇到有商量事務的時候,我們將會通知您來。”
載濤接到這封信後,深感黨和政府對自己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不久後,載濤又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從此開始在政協參加學習。
某天載濤正在開會,突然有工作人員告訴他家裡來電話了,有很重要的事情。載濤去接電話,沒想到家裡人卻說:“北房東南角上塌了一個大窟窿,你趕緊回來想辦法修修吧!”
載濤放下電話,連忙回去和同事們說一聲,大家問他出什麼事情了?載濤十分風趣地回答道:“天公不作美啊,我家房子塌了,家裡人讓我回去修修呢!我怎麼修得起呢!”
隨後載濤向主持會議的人請假,回家張羅修房子了。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後,在某次教育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上說:“聽說載濤的生活不算太好,前幾天房子壞了,家裡打電話讓他回去修,載濤先生哪裡會修呢?不如這樣吧,從我的稿費中拿出2000塊當做修房的錢。”
座談會結束後,毛主席將這筆錢交給章士釗,讓他送到載濤的家中。載濤接到這筆錢後十分感動,半天都說不出話來,淚水也瞬間奪眶而出,直到好一會才說:“真的很感謝主席對我的照顧和關心!”
房子修好後,載濤給毛主席寫去一封信,表達了他對毛主席的感激之情,也表達了他報效祖國和人民的一片心意。
1955年7月5日,載濤出席了一次會議。在大會休息期間,周恩來見到載濤,十分親切地說:“載老好!”隨後周恩來又將載濤介紹給毛主席:“主席,這位是載濤先生,也是溥儀的叔父。”
毛主席和載濤握了握手,由於載濤是滿族代表,所以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就和他談起了滿族的情況,從長白山發祥地到入主中原,再從康乾盛世到辛亥革命……
在談話的過程中,載濤看到和藹可親的毛主席和周恩來,便感到一點也不拘束,於是他大膽給毛主席提了一個建議:“主席,滿清這個提法不太合適,滿族人聽了會有點反感。”
周恩來在一旁聽也表示讚許,說:“清朝就是清朝嘛,為什麼不提蒙元,單提滿清呢?這是應該改的!”
毛主席聽了周恩來的話笑了笑,轉過頭來對載濤說:“有道理,有道理,是該改。”
沒過多久,經周恩來的批准,國務院向全國發布了關於今後在行文和書刑中都不能用“滿清”稱謂的通知。
這個通知發出去後,獲得了全國各地滿族同胞的歡呼聲,還有不少人給載濤寫來一些信,委託他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轉達自己的感激之情,並表示全國滿族人民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專程到載濤的家中對他說:“毛主席給你派了一個任務,讓你去看看你多年不見的侄子。”除此之外市政府還為載濤等人,安排去撫順戰犯管理所看望溥儀等人的具體事情。
1956年3月10日,載濤帶著兩個侄女前往撫順戰犯管理所,看望溥儀等人,互相傾訴了這麼多年的相思之情。溥儀也一改昔日的君臣稱謂,恢復了正常的侄叔之情。
載濤在和溥儀等人敘舊的同時,也不忘向他們講述自己在會議上見到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情景,還向他們說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誇獎皇室成員在獄中的進步、關心溥儀的學習,並讓載濤專程來看望等情況。
載濤的話也令在場的家人都感動得泣不成聲,三年後,也就是1959年12月4日,溥儀獲得特赦,回到北京。
1969年,載濤偏癱後臥床不起,夫人和兒子兒媳十分擔心,喂湯喂藥,極為精心周到。全國人大常委和國家民委對載濤的病也十分關心,常常派人到他的家中探望,詢問他有什麼困難,或者有什麼要求,然後盡全力幫助他。
1970年9月2日載濤逝世,享年83歲,由於當時情況比較特殊,所以沒有開追悼會,只是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載濤的遺體被送往八寶山火化後,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八室。
一位清王朝的“皇叔”,安葬在新中國的革命公墓,得到了他光榮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