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秋高氣爽，一個鐵匠在漢口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他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雙眼看向窗外。
等到火車開動之後，他收回自己的目光，看了看車廂，原本習慣了和人打交道的他卻並沒有和車廂中的人交談，而是閉上雙眼，似乎是在小憩，只不過放在膝蓋上抖動的雙手暴露了他的緊張。
是的，他很緊張，這種緊張很快讓他的雙手出了汗，他就著衣服擦了擦汗，又將手伸進了口袋中，那裡靜靜地躺著一封被摺疊得整整齊齊的信，這封信是遠在北京的毛主席給他寫的，而他等這封信等了兩年。
都說一年之計在於春，兩年前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應該說是最為特別的春天，這是新中國建立之後的第一個春天，中華大地上到處洋溢著幸福的笑臉，連微風都格外的輕柔，大街小巷張貼了不少毛主席的畫像，途經的百姓們就停下來看一看他們敬愛的毛主席。
這一天，湖北大冶縣銅山口朱村的鐵匠朱其升從家中出來，要到不遠處的下莊屋鐵鋪去上工，途經一間外牆上貼著毛主席畫像的房子，畫像兩邊還有一副對聯。
因為時間還早，朱其升就停下來上前去看，這一看讓他大吃一驚。
原本不用看他就知道那是毛主席，要知道中華大地上的各個角落，誰不知道毛主席呢？那可是建立了新中國的人，朱其升也知道毛主席的名字就是毛澤東，畫像兩邊的對聯就是以“澤”和“東”開頭的，上聯是“澤潤民生功垂宇宙”，下聯是“東方紅日普照五洲”。
儘管這對聯上面的字，朱其升認不全，但也認識幾個字，知道說的就是毛主席，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當他上前去看毛主席的畫像的時候，居然發現這畫像給他一種很強烈的熟悉感。
這熟悉感並不是因為看多了毛主席的畫像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於朱其升久遠的記憶，記憶中，他在新軍中認識的毛潤之下巴上就有一顆和毛主席一模一樣的大痣。
難道毛潤之會是現在的毛主席嗎？帶著這個疑問，他仔細看了看畫像，越看越像，他知道，毛主席就是他的潤之弟，這個發現讓他心砰砰跳，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那個建立了新中國、名字響徹大江南北的毛主席會是他曾經的潤之弟，這怎能不讓他激動？
但激動之後，他看著自己身上破舊的衣服和快要露出腳趾頭的鞋子，心裡一陣失落，他們之間的差距太大了，大到他都有一種不真實感。
這種不真實感不僅僅是他自己的想法，更是所有他認識的人的一種感覺，當他心不在焉的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的時候，他忍不住和家裡的人說了自己認識毛主席的事情，但誰也不信。
大家都覺得朱其升在說笑話，甚至還有人嘲笑朱其升：毛主席怎麼沒有把你請到北京去做大官？你怎麼還在家裡種地、打鐵？
這讓朱其升心裡很不是滋味，也就不願意和大家說他和毛主席之間的故事了，當然，也有個別人覺得朱其升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應該不至於會這樣欺騙大家，其中一個教書先生還給朱其升出主意，可以給毛主席寫信看看能不能聯絡上。
朱其升一聽動了心，就跑到漢口找了大街上的測字先生幫他寫了信，將信寄到北京，然後在家中安靜的等著毛主席的回信，然而，他失望了，他先後找人寫了好幾封信，結果封封石沉大海。
他哪裡知道，他的那寫信壓根就沒有到過中南海，沒有進到毛主席的視線裡。當然，縱然一直沒有收到回信，但朱其升堅信他認識的潤之弟不會是忘記老朋友的人，他相信總有一天，他們會相見。
1952年，在家鄉賺不到錢的朱其升輾轉到了漢口，租住了一箇舊泥屋，然後走街串巷給人家修傘，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和幾個老鄉漸漸熟悉了起來，時不時也會對老鄉講其和毛主席之間的故事。
後來有一個老鄉見朱其升不像是說假話的人，就告訴朱其升如果想要和毛主席取得聯絡，可以去夜校找一個叫孟淑純的女教師，她和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是同鄉、戰友，相信透過她可以和毛主席取得聯絡。
朱其升突然有了方向，過去他只知道給毛主席寫信，卻只是寄往北京，根本不知道具體怎麼寄、寄到哪裡。第二天，老鄉就給朱其升聯絡上了孟淑純，並將朱其升帶到了夜校。
孟淑純是一個很謹慎的人，她自然不會輕易就答應這樣的事情，所以她詳細詢問了朱其升的個人經歷以及與毛主席交往的故事，還讓朱其升講一講毛主席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和生活習慣等等。
在孟淑純認真的目光下，朱其升第一次有了傾訴的慾望，過去他曾數次提及這件事，但也只是潦草幾句，畢竟沒人會相信，但這一次，他想好好講一件那段故事。
1891年冬天，朱其升出生在湖北省大冶縣劉仁八鎮巖山村的一個貧苦人家中，這家人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只知道和黃土地打交道，所得也不過是維持一家人的基本溫飽。
朱其升是兄弟四個，因為家中確實貧困，如果都在家裡種地，是沒有什麼出路的，所以朱其升在讀了三年私塾之後就在12歲那年被父親送到了湖南一個叫田江的地方做學徒，學習打鐵和修雨傘，以便將來能有一技之長。
學徒並不好當，典型的學得少、做得多，很多時候就像是一個免費的勞動力，而且還是一個經常吃不飽、隨時隨地忍受師傅的打罵的勞動力。即便是出師了，也還要再做三年的免費勞動力。
朱其升是學了三年，做工三年，然後在18歲的時候可以正式自己去謀生路。不過，在朱其升三年免費勞動力快做完的時候，他就實在忍不住了。
頓頓吃不飽，什麼人都受不了，有一次，朱其升趁著師傅不在家偷吃了點米飯，被師傅罵了一頓，朱其升沒忍住就回了嘴，兩人吵了一架不歡而散。
朱其升帶著自己那點可憐的行李漫無目的的流浪，他曾以為出徒了就可以靠著一技之長養家餬口，但他畢竟年輕，舉目無親，天下之大，他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應該去哪裡，只能向著一個方向沿途乞討，這期間，他吃了很多的苦，終於在流浪了幾個月之後到達了長沙。
他本想在長沙尋一份打鐵的工作，後來無意間打聽到官府在招收新軍。這讓朱其升心中一動，他決定去參軍混口飯吃。為了加入新軍，他還找了老鄉為自己擔保，終於如願加入了新軍。
朱其升別的本事沒有，有的就是渾身的力氣，而且還吃苦耐勞，無論是在部隊訓練還是行軍打仗的時候，他都是最拼命的那一個。
而且因為他之前學過打鐵和修雨傘，在部隊倒成了一個不錯的技工，能承擔不少部隊中的技術活，比如修修槍機、拆洗零件等，所以，朱其升在部隊中很受歡迎，很快就晉升為上士，工資也漲了，從原先的每月7元到後來的每月8元，這對於朱其升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收入。
時間很快就到了1911年的10月，朱其升已經在部隊裡待了兩年，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老兵，也是在這個時候，朱其升與18歲的毛澤東相遇了。
毛澤東從家鄉私塾一直讀到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這其間在學校的學習並不是連續的，而是曾有那個幾個時間中斷過。
1907年到1908年這兩年的時間，毛順生要求毛澤東停學在家務農，白天要參加勞動，晚上還要記賬。後來在幾個私塾老師的勸說下，毛順生才同意毛澤東繼續讀書，這是第一次中斷。
第二次中斷是在1911年，在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的時候，毛澤東棄筆從戎，在新軍裡待了半年，然後又回到學校讀書，後來在考進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之前又離開學校自習了半年，這算得上是第三次中斷。
我們今天的故事中，朱其升與毛澤東交往就是發生在毛澤東棄筆從戎的時候。
1911年的春天，毛澤東從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自此到長沙讀書，在這裡，他接觸到了同盟會主辦的《民立報》，也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以及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應用殉難等的事蹟，這讓毛澤東心生澎湃，甚至他還為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到了10月份，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長沙城內的形勢一下子緊張了起來，湖南巡撫宣佈戒嚴，但毛澤東所在的學校校長還是請來了一個來自武昌的革命黨人給學生們進行演講。
這個革命黨人向師生們詳細介紹了武昌起義的經過，並分析了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鼓動大家為了國家去參軍，正是聽了這次演講，毛澤東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即去當兵，他對同學說：“要革命，就要到戰場上去，真刀真槍，幹。”
於是，毛澤東棄筆從戎了，但要參軍並沒有毛澤東想得那麼容易。為了去漢口參加湖北新軍，他不得不四處籌錢，要買船票，要吃飯還要準備買雨鞋。
但他借來借去，只能保證順利到達漢口，至於雨鞋是沒有錢買的，而漢口多雨，沒有雨鞋根本不行，最後他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去長沙新軍中找同鄉借一雙雨鞋。
但好巧不巧的是，當他從小吳門走出長沙城，去往協操坪的時候，才知道新軍準備起事，他來不及撤回去就不得不目睹一場混戰，當然，混戰並沒有出現，當新軍衝向雲陽門的時候，城門直接就被打開了，毛澤東也就跟著浩浩蕩蕩的新軍進了長沙城。
新軍進城之後就開始招募新兵以援助湖北，毛澤東就決定直接在長沙參加新軍。不過，等毛澤東去招兵處報名的時候，卻遇到了阻攔，原來參加新軍需要新軍裡熟人的擔保。
毛澤東又找不到新軍裡的那位老鄉，只能試著和招兵處的長官講道理，但是，向來好口才的毛澤東遇到了難題，無論他怎麼說，對方就是一個態度：沒有擔保就不能收。
這可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毛澤東沒想到對方油鹽不進，就在他準備先回去想辦法的時候，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從軍營裡走了出來，這個人就是朱其升。
朱其升看到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和長官在爭執，就上前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看著文質彬彬的毛澤東，心中很有好感，不自覺的就開口詢問：“這位兄弟，你有什麼事對我說說行吧？”
毛澤東轉向朱其升，將自己要參軍卻因為沒有擔保被拒絕的事情說了出來，說完之後又無奈的表示：“投筆從戎，為完成革命盡力，難道不行嗎？”
朱其升自己讀書少，對毛澤東這樣有文化的人很有好感，也是眼神真摯而堅定的毛澤東打動了朱其升，所以向來豪爽的他決定幫一幫毛澤東。
於是他在詢問了毛澤東的一些個人情況之後就回到兵營找到副班長彭友勝，對他說：“這位弟兄願意參加革命軍，無人擔保，我們為他擔保行嗎？”
彭友勝見了毛澤東也對他很有好感，就和朱其升一起為毛澤東擔保，就這樣毛澤東用毛潤之這個名字進了新軍，還直接被編進了彭友勝、朱其升所在的湖南新軍步兵第五十標第一營左隊中。
在新軍裡，朱其升和彭友勝對毛澤東很是照顧，尤其是朱其升，簡直就是將毛澤東當自己的親弟弟來照顧了。
這種照顧體現在方方面面，毛澤東剛入伍沒有發軍衣和毛毯，而天氣已經轉涼進入冬天，他沒有棉衣穿，也沒有毛毯蓋，朱其升就將自己發的新的藍棉衣給毛澤東穿，又要和毛澤東同床同被。
新軍打牙祭的時候，朱其升知道毛澤東喜歡吃紅燒肉，就將自己分得的一份悄悄給毛澤東一些，這些都讓毛澤東在新軍中感覺到了溫暖。
而在新軍訓練的時候，朱其升也耐心的教毛澤東一些基本的步法和技巧，以及如何使用槍支，還幫著毛澤東擦拭和拆洗槍支。
毛澤東本就聰慧過人，又能吃苦，在朱其升的幫助下，僅用了一個多月就掌握了軍事常識和基本訓練，而且還在一次訓練打靶時獲得了優良成績。
訓練之餘，毛澤東和彭友勝、朱其升經常會坐在一起談天說地，當然，主要是毛澤東講，彭友勝和朱其升聽。
兩人都沒讀過幾年私塾，認識的字不多，毛澤東就經常給兩人講書上的故事，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西遊記》等故事，講到激情處，毛澤東還會做出各種手勢，甚至腳也跟著動。
在毛澤東的講述中，朱其升知道了“桃園三結義”、“曹操煮酒論英雄”、“關公敗走麥城”、“宋江怒殺閻婆惜”、“孫猴兒大鬧天宮”等等故事。
當然，毛澤東也並不總是給他們講書上的傳奇故事，還會講一些報紙上的文章，講革命的事情，講做人的道理，毛澤東每月有7元餉銀，幾乎都被用來買了書和報紙。
而在讀書之餘，毛澤東還教朱其升識字讀書，不用紙和筆，外面的樹枝就是筆，大地就是紙張，毛澤東拿著樹枝在地上一筆一畫的教朱其升寫字。
在毛澤東不厭其煩的教導下，朱其升進步很大，後來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之所以現在能記賬、寫字、做生意、辦工廠，多虧毛潤之的幫助。”
毛澤東還曾替朱其升給家中的老父老母寫信，實際上，毛澤東是他們那個隊裡文化程度最高的，他替很多人給家裡寫過信。
毛澤東參加新軍本來就是為了上戰場，但他進入新軍之後，卻並沒有真的上戰場，轉過年來的二月份，隆裕太后以太后名義頒佈《退位詔書》，清王朝的統治就此結束，而南北也議和，毛澤東沒有等來新軍開赴武漢的訊息，卻等來了新軍解散的訊息。
新軍一解散，大家也就各奔東西，對於未來，毛澤東曾說：“現在革命已經過去了，今後的革命，究竟要怎樣革呢？這裡面還有很深的道理，我還沒有搞清楚，我要去學習，要去探索。”
就這樣，在新軍中待了半年的毛澤東重新進入校園，繼續學習，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並最終領著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
而朱其升則回到了湖北的家鄉，一邊種地，一邊在鐵匠鋪打鐵，還娶妻生子，日日為生活而奔波勞碌，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將新軍中的那段經歷埋在心底，輕易不會示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參加過新軍。
更沒有人知道他在新軍中結識的那些戰友，但一日是戰友，一輩子就是戰友，毛澤東一直不曾忘記過新軍中的戰友，尤其是朱其升和彭友勝。1936年，毛澤東在和斯諾講到這段經歷的時候，還說：“在我那個班裡，有一個湖南曠工和一個鐵匠，他非常喜歡他們。”
這裡的曠工就是彭友勝，而鐵匠指的就是朱其升，只不過記得是一回事，見面又是另一回事，畢竟他們選擇了不同的路，並沒有見面的機會，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後，朱其升在房屋的外牆上認出了毛主席。
他才知道，38年不見，他的潤之弟已經成了舉世矚目的毛主席。
朱其升將這些事情逐一告訴了孟淑純老師，孟淑純也很是感動，沒想到他們兩人還有這樣的一段交往，但她並沒有第一時間就確定下這件事來。
隨後幾天，孟淑純又找了朱其升幾次，向他確認了一些事情，又讓朱其升準備了兩張近照，然後根據朱其升所說的事情簡單整理成一封信，又在信的末尾加上了朱其升讓她寫的幾句話。
信寫成之後，加蓋了武漢市委的公章，由李先念隨公文送交給了毛主席。信送出之後，朱其升就在默默地等著回信，他想這一次毛主席應該會收到他的信了，也應該會給他回信了。
果不其然，幾天之後，他再次被叫到了夜校，孟淑純交給他一封信，信封上是“漢口漢正街德樹巷二號孟淑純先生轉朱其升先生收”，儘管朱其升認不全這些字，但是他是認識自己的名字的。
他知道這就是寫給他的信，他顫顫巍巍開啟信，然後交到孟淑純的手中，讓孟淑純讀給他聽：
“其升兄：來信收到，甚為高興，寄上人民幣二百萬元，聊佐小資資本。彭友勝尚在人間，曾有信來，知注附告。順祝，興吉。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朱其升認認真真的聽著，即便眼中已經有熱淚滾落，但他不敢發出聲音，生怕錯過信上任何一個字。聽完之後，他久久沒有動靜，過了好一會，他才哽咽著說：“我的潤之弟做了這麼大的官還沒有忘記我這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朱其升將信認認真真疊起來，回到家中藏了起來，然後繼續為養家餬口而奔波，但在奔波之餘，他對毛主席的思念愈加濃烈，他總想著要見見這位過去的潤之弟，看一看他現在過得怎麼樣，也和毛主席講一講過去的那些事。
於是在10月份，朱其升揣著這封信，用毛主席寄給他的200元（那時的一萬元相當於1955年以後的一元）做盤纏，就上了進京的火車。
眼看著就要見到毛主席，朱其升突然緊張了起來，他握了握口袋中的信，心下稍安，但一個個問題又從心裡冒了出來：北京那麼大，我該怎麼找他？找到地方後，我這身打扮能進得去嗎？他還認得我嗎？他如今已經是國家主席，見了面要怎麼說才好？等等。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火車進京了。朱其升下了火車，深吸了一口氣，來不及休息就開始打聽毛主席的住處。
一個外鄉人打聽國家主席的住處並不容易，信又不能隨便給人看，他是費了好一番周折才終於打聽到了毛主席的住處，知道住處之後，他先是找地方好好睡了一覺，起床後去吃了早餐，然後帶著信就去了中南海側門。
又經過一番周折，從中南海里面走出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軍人出來接待了朱其升，在確認了他的身份之後將其帶進中南海的一個房子裡住了下來。
毛主席很忙，朱其升一直等到第三天的下午才接到通知要去見毛主席。他被帶到一個四合院裡，很快，毛主席就從屋子裡走出來，上前抱著朱其升的肩膀笑著說：
“你就是其升兄吧，我們見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勝曾寫信來，我已經給他去過信。你怎麼早不寫信給我，接到信後應早些來嘛，我多麼想見見舊時的朋友哇。”
朱其升在來見毛主席的時候，曾設想了很多種兩人見面的場景，但就是沒有想到，毛主席會這樣的熱情，彷彿過去的38年未見並沒有造成任何的隔閡，還是在新軍中的相處模式。
這讓朱其升緊張的心情舒緩了不少，也漸漸放開，和毛主席促膝長談，談在新軍中的生活，談分開之後的經歷，談他們之間的友情等等，在那一刻，他們之間是沒有距離的，就是一對久未見面的老友在終於見面後暢快的聊天。
他們聊了很久，後來朱其升準備離開，但毛主席堅持讓他留下來一起吃晚餐，餐桌上他們又說了一會話，分別的時候，毛主席還告訴朱其升在北京多住幾天，去遊覽一下北京的那些名名勝古蹟。
朱其升應下來，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見到了昔日的老友，又在北京遊覽了那麼多的名勝古蹟，幾天之後，毛主席又見了朱其升一次，這一次毛主席主要是和朱其升了解一些朱其升家鄉的情況，談談群眾的想法和要求。
朱其升將自己的知道的都如實彙報給了毛主席，兩人談了一會之後，朱其升就告別回到了住處，此後他又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然後向毛主席告別，他走的時候，毛主席特意給她準備了500元， 作為他的路費和生活費。
朱其升是不願意收的，他來北京這些天也看到了，毛主席很忙也很節儉，穿的衣服很多都是有補丁的，這讓他這個老友心裡很難受，再說，他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沒有做啥貢獻，又怎麼可能接受毛主席的錢呢？
毛主席直接說：“這是我的稿費，是以我個人名義送給你的，我絕不慷國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見拒絕不了，朱其升只好收下，但他並沒有將這些錢用在自己身上，見到毛主席之後，他心裡有一個強烈的想法，那就是作為毛主席曾經的戰友，決不能給毛主席丟臉，他也要為社會做一些貢獻。
於是他回到家鄉準備好好規劃一下未來的路，但路並不是那麼好想的，1953年春天，他再次到了漢口去打鐵和修傘。
有一天，他看著附近的那些補鞋的、補鍋的、修傘的手工藝人，突然就有一個大膽的想法，他想，何不將漢口的這些手工藝人聯絡在一起，成立一個專門的工廠呢？
說幹就幹，他拿出毛主席給他的那500元，成立了一個和平油布雨傘廠，他做經理，還有一位會做生意的湖南人做副經理，這個廠子一下子聚集了六十多名工人，都是過去那些流浪街頭、無處安身並且有一技之長的窮人。
為了將工廠辦好，朱其升經常鼓勵工人們：“毛主席號召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無領導、無組織、散散漫漫了，我們一定要把工廠辦好，再去北京向他報告。”
工人們每每聽到都很興奮，大家也都想做出一些成績來，讓毛主席真正注意到他們，在朱其升的努力下，廠子辦得紅紅火火。
1954年的夏天，朱其升覺得可以向毛主席彙報一下這件事了，他帶著和平油布雨傘廠的照片和整理的一些廠子的資料再次進京。
這次進京和上次進京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上次進京的時候，他的心中很是忐忑，心裡很沒有底，而這次，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心裡有了底，心中很是坦然。
這次見面，毛主席同樣很熱情，他對朱其升說：“你來很好，我就是想多瞭解一些你們下面的情況，這次你要詳細談談。”
朱其升也是攢了一肚子的話要對主席說，他將廠子的照片和資料都拿了出來，一邊給毛主席看，一邊詳細的講述。
朱其升的進步，讓毛主席特別高興，兩人又談了很久，分別的時候，毛主席再次讓朱其升在北京多住幾天。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二十餘天，因為掛念廠子的事情，他向毛主席提出要回去，毛主席還很捨不得，讓朱其升以後多到北京走走，或者多寫信反映基層的情況，並在最後說：“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有困難，有要求，可隨時告訴我，想辦法給你們解決。”
朱其升聽得熱淚盈眶，一再表示會再次來北京，然後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
誰也沒有想到這是毛主席和朱其升的最後一次見面，朱其升沒能等到再次進京，1956年的夏天，朱其升在漢口病逝。
我們看毛主席和朱其升的交往，在新軍中的時候，朱其升像兄長一樣關心和照顧毛澤東；而毛澤東像老師一樣教朱其升讀書和寫字，並告訴他做人的道理。
時隔四十年後他們再次相見，誰都沒有忘記曾經的那些共患難的歲月，毛主席不僅熱情接待了朱其升，還先後送給他700元稿費，並且表示永遠不會忘記他；而朱其升也能想著不給毛主席丟臉，從一個鐵匠變成一個開廠子的經理，為社會做貢獻。
他們之間的友誼跨越時間和空間，為人傳頌。
謹以此文獻給毛主席和朱其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