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多利亞的星期天是平靜的，當地的居民都恪守著多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誰也不會去設想這個時候會有一個東方人在這裡飲彈喪命。
下午8點時分，從空曠的街道上傳來了陣陣急促的槍聲，一片混亂過後，維港重歸於平靜，街道中留下了兩具屍首躺在血泊之中，其中一人便是以中國眾議院議長的身份遊歷美國後來到維港候船歸國的下野政客湯化龍，另一個便是刺殺湯化龍的兇手國民黨人王昌。
很快，這一樁謀殺案透過電波傳向四方，傳到國內，頗使不少人感到震驚。人們不禁要問：死者湯化龍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是什麼原因遭到暗殺呢？
筆耕興家立志當官革弊政
進士及第追求新知遊東瀛
湯化龍，別字濟武，原籍是湖北省浠水縣（舊名蘄水）。他的先世，幾代人都是經商致富，一百多年間家境一直非常富裕。到他祖父湯德澡這一代，正是太平大國革命時期，因為戰亂，家中商業遭到重大損失，家境一落千丈。他的父親湯聘莘，為了重振家業，便棄學經商，奔波往返於九江、安慶各地，力圖恢復昔日的光輝。1874年（清同治13年）10月，湯化龍出生在這樣的商人家庭中。他幼年身體瘦弱，卻異常聰穎，四五歲時就喜歡聽老人講戰爭故事。稍長，在家塾讀四書、五經，記憶力很強，又十分好學，在鄉間一時得有“神童”的綽號。 1892年（光緒十八年）湯化龍19歲，在浠水縣參加科舉考試，獲得第一名，補為具學附生，一般人通稱他為湯秀才。
這時清朝政治腐敗已達極點，貪官汙吏藉端敲詐勒索，無所不為，鄉間如果發生一起人命案，十里以內有錢人家都要受到連累。正在逐步恢復元氣的湯家，接連兩次遭到此種不白之冤，欠債超過1000銀元，再次瀕臨破產地步。為了賺錢貼補家用，湯化龍開設家塾，招生收費，並日夜伏案作文，博取官學獎金。如此辛勤筆耕，未出3年竟將負債還清，家境也開始好轉起來。經此一番波折，湯化龍發誓將來一定要當官做御史，革除這種虐政。
1897年，湯化龍被浠水縣補為廩膳生，每月可以領到官家的生活津貼。他進入黃州（今黃岡）經古書院，繼續學習。這所書院是清末著名洋務派、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的，標榜“以實學培養人才”，所謂實學，不過是稍為矯正八股文學非所用的弊病。湯化龍接受這種“實學”教育，加上第二年（1898）戊戌變法運動對他的影響，從此奠定了他走改良主義道路的思想基礎。
1902年，湯化龍參加湖北省的“鄉試”，中了舉人。1904年（光緒三十年，甲辰）2月，到河南開封參加清政府禮部主持的“會試”，考試完畢，受山西提督學政寶熙聘請，到山西大學堂擔任國文教習。同年秋，到北京參加“殿試”，被錄取為二甲第108名進士。這次考試，當時稱光緒甲辰科，是中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的最末一次。二甲進士，共取錄120名，除湯之外，還有譚延闓、蒲殿俊、張國溶、沈鈞儒等人。這些人都和湯化龍稱“同年”，以後其中的許多人在政治上都和他發生過不同的關係。
考中進士後，清政府任命湯化龍為刑部主事，官拜六品。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接連遭受列強侵略，內憂外患，形勢日益危急。許多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要求改革，進入二十世紀初葉，到國外留學，吸取新知識，形成一股熱潮。湯化龍除竭力贊助他二弟湯薌銘考取官費留學法國外，他自己也請求清政府諮送日本，帶職留學。到東京後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專業部法律科，學習3年。這期間，他廣泛涉獵日本書籍。當時清政府修改舊法律，公佈一系列新法令，他取其中《違警律》，加以註解闡釋，寫成《大清違警律釋義》一書，於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5月，在日本東京印行出版。此書參考諸家學說，旁徵博引，和某些抄襲翻版作品有所不同，使他博得了法律學者的美譽。
在東京，湯化龍還聯絡同鄉留學生，組織“湖北教育會”，相約回國後發展教育，因而他又成為熱心教育的人士。
1909年（宣統元年）春，湯化龍由日本法政大學畢業，跨海回國。
弘揚立憲諮議局風雲際會
附和革命軍政府宦海沉浮
1909年，湯化龍從日本回國時，正值清政府在各省積極籌建“諮議局”。因為自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中國民主革命形勢有極大發展。清政府為抵制革命，緩和政治危機，先是宣佈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1906年又宣佈“預備立憲”。1907年命令各省成立諮議局，臨時代行省議會職權，在中央設立資政院作為建立議會的基礎。1908年公佈《欽定憲法大綱》及《九年預備立憲清單》，具體規定在1909年開設諮議局，1910年建立資政院。因此，各省自1909年3月起，即忙於選舉諮議局議員，籌建諮議局。當時湖廣總督陳夔龍經地方人士推薦，乃奏調湯化龍回鄂參加籌備工作。
湯化龍到武昌後，與張國溶等先組成地方性的立憲團體、湖北憲政籌備會，於1909年5月20 日正式成立，由湯、張二人掌握全部活動。
1909年10月14日（宣統元年九月初一），湖北省諮議局，按規定和全國各省諮議局同時如期開幕。紳士吳慶燾當選議長，湯化龍當選為副議長。第一屆會議結束後，吳即辭職，湯化龍遂繼任議長。諮議局地址在武昌閱馬場。
清政府的“新政”“立憲”，原本都是一種騙術，但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卻真的希望能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實行“君主立憲”，以期分享一點政治權力。這些人在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後，即起而響應，在各地組織團體發起立憲運動，因此這些人後來被稱為立憲派。各省諮議局成立後擔任正副議長的，如江蘇張謇、直隸孫洪伊、山西梁善濟、四川蒲殿俊、湖南譚延闓、福建劉崇佑等都是立憲派著名人物。張謇尤其是其中的巨擘。
清政府既非真心想讓諮議局成為真正的“省議會”，自然不肯給它實際權力，即使明載於章程上的權力也為地方大官所限制而無法行使。立憲派當然不能滿足，諮議局第一屆會議後，張謇遊說十六省諮議局，各出代表三名，齊集上海，於1909年11月27日成立了諮議局聯合會，決定組成代表團赴北京請願，要求縮短原定九年的預備立憲年限，迅速召開真正的國會，成立責任內閣。請願代表到京後，第一次遞請願書得到回答是拒絕所請。第二次不僅拒絕所請，還給予“嚴厲斥責”。立憲派感到憤懣，1910年8月9日，各省諮議局正副議長再次齊集北京，召開聯合會，選舉湯化龍為主席，決定進行第三次上書請願，這次他們利用資政院開院機會，請資政院代呈請願書，並透過資政院中的立憲派，促使資政院通過了請求速開國會的議案。為了緩和局勢，清政府於1910年11月4日宣佈，將原定預備立憲期限縮短3年，定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在國會召開前，先釐定官制、設立內閣。這又是一種“緩兵之計”。請願同志會內原屬“預備立憲公會”的一派，卻感到滿意，不再繼續請願。但湯化龍、蒲殿俊、譚延闓等則不相信此種諾言，堅持要求次年即召開國會。湯化龍繼續奔走於北京、武漢之間，或開會聯絡商團，或發電與各省諮議局呼應，進行尤為積極。
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出臺，“立憲”騙局揭穿，全國輿論譁然，立憲派也深感憤慨，決定6月份在北京召開諮議局聯合會，議論對策。
當湯化龍由漢口乘京漢路火車出發赴北京時，到車站送行的群眾，達一萬人之多，群情激昂。湯化龍亦當眾發表演說，誓言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這次聯合會集會，首先於6月4日正式成立了一個政黨性的組織，名憲友會。它以請願同志會為基礎，主要負責人是孫洪伊、湯化龍、林長民等，在資政院內有雷奮，籍忠寅等。總部設在北京，在十個省設支部。其中湖北省支部負責人主要是湯化龍、胡瑞霖等。這是立憲派的一次大聯合，湯化龍在立憲派中的地位從此鞏固，其以後組織政黨的“本錢”亦淵源於此。
其後，諮議局聯合會連續呈遞了兩份“皇族不宜充內閣總理大臣”的奏摺。清政府當然不肯有絲毫的讓步，而是準備採取鎮壓手段。當東三省第三次國會即將召開、請願代表抵達天津時，清政府即命令直隸總督陳夔龍將彼等驅逐出境。立憲派至此陷入完全絕望境地。
這時，川鄂湘粵各省保路運動已開始，清政府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會正副會長蒲殿俊、羅綸、張瀾等人。9月7日（陰曆七月十五），更在成都槍殺請願群眾數十人，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武裝起義。
諮議局聯合會這時決定，各省諮議局提前開會，意欲與清廷力爭，援救被捕諸人。但革命怒潮迅猛發展，湯化龍回武昌不久，諮議局會議未及召開，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革命爆發。一夜之間，光復了武昌全城。11日清晨，起義將領決定集合到諮議局，開會邀請紳耆父老商量建立政權辦法。有的人便去找湯化龍，湯當時家住武昌巡首嶺（後改名糧道街），穿過蛇山隧洞到諮議局相距不足一公里。他很快來到了諮議局，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議員阮毓崧、沈維周、劉賡藻、胡瑞霖、秘書長石山儼等亦均應邀到會。另一些人又找到黎元洪，也強迫他來到諮議局。過午，會議開始，湯化龍被推為主席，首先致詞說：“革命事業，兄弟素表贊成”；建議“須先通電各省，請一致響應”，最後說：“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這些話不一定都是真話，但他的態度一開始就和黎元洪大不相同。起義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提議說：“擬請在座諸位同志先生公舉黎元洪統領為湖北部督、湯化龍先生為湖北民政總長。兩公系湖北望人，如出來主持大計，號召天下，則各省必易響應。”獲得到會人員的透過。這樣，湯化龍一夜之間由清政府諮議局長變為革命軍政府的民政長。
湯化龍擔任民政長所做的工作，主要有通電全省宣佈起義宗旨、要求各地軍民各安職守；因當年湖北水災嚴重，通會蠲免全年田賦；以及起草文電、接見英美駐漢領事等。此外，還致電各省諮議局，號召響應。確實也起了一些作用。
起義時逃出武昌的清總督瑞澂、湖北布政使連甲等，企圖透過在武昌的清朝官員柯逢時，與黎元洪進行聯絡，10月13晚，派人來軍政府送信時，被革命黨人抓獲，當場槍決了四個人。事發後，湯化龍有些惴惴不安，說：“你們要人做事，為什麼又不相信人？隨便殺人是不好的。”從此對革命黨人心懷疑懼。革命黨人也謠傳他與清軍有勾結。為了討好革命黨人，他揭發柯逢時藏有與清軍機處通電用的《辰密》電碼。密碼由柯家取出後，他提議並親自起草，偽造瑞澂電報，誇大革命軍聲勢，密電清政府，以擾亂清軍視聽，給清政府造成一定混亂。但湯與革命派互相猜忌，終不可解。
起義之初，軍政府內部工作十分混亂，10月14日，同盟會派遣的居正、譚人鳳到武昌後，湯化龍與居正商訂軍政府內部組織條例六章二十四條，取消起義當天暫設的謀略處，將軍政大權集中於都督和政事部。在政事部下設內務、財政、編制、文書、外交、交通、司法七局，儼然內閣組織。湯化龍任政事部長，以夏壽康、張國溶、胡瑞霖、阮毓崧、劉賡藻、石山儼、黃中愷，沈維周等分任七局正副局長，沒有一個人是起義將領。經黎元洪批准，於10月17日召開大會公佈。當時居正把此條例說成是同盟會預先擬好由他帶來的，因而騙得一致透過。但隨後，革命黨人感到“所用非人”，於10月25日再次召開會議，推翻了這個條例。修改後的條例，取消了政事部，將其中文書局改屬於秘書處，其餘六個局均改為部，與軍務部平行，直屬於軍政府。各部部長也重行任命革命黨人擔任。將湯化龍左遷為編制部長，張國溶為副部長。編制部本為閒散職務，湯化龍已奪得的大權，至此又完全失去。正好，宋教仁此時來到武昌，計劃制訂約法。於是湯化龍和宋教仁共同研究約法問題，經過二十多天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吸取美法兩國憲法之長處，由宋執筆起草約法。宋教仁先制訂公佈了一部《鄂州約法》，隨後以此為藍本，制訂公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這期間，黃興來到武昌，就任革命軍總司令，與清軍作戰。11月27日漢陽革命軍失利，退守武昌，黃興辭職，當夜離武昌，乘船去上海。次日，湯化龍亦不辭而別，和黃興的參謀長李書城及胡瑞霖、黃中愷等同船到了上海。到滬後，湯化龍、萬聲揚提議，離武昌時未經請假，應該補發一個電報。胡瑞霖憤憤說：“應該指摘武昌首義諸人對我們有種種歧視，所以才離鄂來滬。”這也是後來武昌方面排斥湯化龍的一個原因。武昌方面罵湯化龍是“湖北逃將”，湯亦不再為武昌諸人講好話。
12月2日革命軍攻克南京，各省代表會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27日黃興離滬到南京，湯化龍亦同往南京。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隨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宋教仁為法制局長，湯化龍為法制局副局長。2月中，湯化龍遞上了一份辭職呈文，大意說：接受委任之初即感恐懼不安，但當時正在軍事時期，怕如提出辭職會被認為煽動苟且偷安之風，所以不敢提。現在和議告成，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建設需要人才，而各方才士、大儒已接踵而來，自己粗魯，沒有大志，深怕原非革命派而獲罪過或受譏誚，為此請求辭職讓賢。滿篇牢騷，反映他內心一片怨氣，離心離德。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很賞識湯化龍，任命他為陸軍部秘書處長，一直到4月初南京臨時國民政府結束。
組黨結派湯化龍倒向袁門
分分合合進步國民兩黨仇
民國既建，各方政客紛紛組黨結派，期望在政治上爭得一份地位。對同盟會心懷不滿的人，更積極組成反對黨。章太炎於1912年1月3日即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公開與同盟會對抗；武昌方面的孫武到南京企圖活動一個次長位子，未能如願，便聯合武漢不滿中央政府諸人，擁戴黎元洪，於1月20日組成民社，湯化龍亦在2月前後，糾合原憲友會一些人，組織共和討論會，樹立了他基本的政治資本。3月2日，原“預備立憲公會”派加入中華民國聯合會，改稱統一黨，湯化龍亦被選為統一黨參事，這是他和立憲派的一次新的合流。
袁世凱竊得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後，政府北遷。臨時參議院亦北遷，於4月28日在北京復會。臨時參議院議員原為每省各三名，現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改為五名。湖北省臨時議會於4月12日增選出湯化龍等二人為臨時參院議員，並於4月27日到院報到。這樣，湯化龍又進入民國的“議會”，並於5月1日被選為副議長。
當時袁世凱想的是取代愛新覺羅氏做皇帝，恢復封建專制，根本反對“議會政治”，對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任何好感。但政黨林立，已成事實，不能不慢慢對付。革命派雖輕輕交出政權，但對袁世凱不能放心，幻想引進西方式的議會政治，組織責任內閣，以制約袁世凱的權力。袁世凱對此難以容忍，因而視革命派為首要敵人。袁一方面採取分化瓦解、收買、屠殺等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消滅革命派；一方面拉攏、收買反同盟會的各黨派，以期在“議會政治”中，正面壓倒革命派。在袁的授意下，那個“統一黨”聯合民社及幾個小黨，於5月8日組成“共和黨”，在臨時參議院中席位幾乎超過同盟會系統，成為可與同盟會抗衡的御用黨。
但同盟會並不示弱，在宋教仁等策劃下，同盟會系統五個政團合併，於8月25日建立國民黨，在臨參院內又成為第一大黨。
是年10月間，立憲派的主要領袖人物梁啟超自日本回國。袁世凱立刻用虛偽的禮儀和大量金錢，將梁啟超及湯化龍等收羅到手，在湯化龍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內，併入“共和統一黨”及另外三小黨，組成民主黨。成為國民黨、共和黨以外的第三大黨，無形中增強了擁袁黨派的勢力。
但是，自1912年12月開始，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國會議員的選舉工作在全國進行，至1913年2月選舉揭曉，仍是國民黨大獲全勝。正式國會分為參眾兩院，國民黨在兩院共得392席，共和、民主、統一這三個擁袁黨加起來只有223席，還不到它的三分之二。於是國民黨歡欣鼓舞，宋教仁到處演說，幻想真的組成“多數黨”的責任內閣。袁世凱秘密派人於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車站刺殺了正欲登車北上組閣的宋教仁。4月8日第一屆正式國會開幕，成立參議、眾議兩院。
袁世凱首先大力支援湯化龍競選眾議院議長，對議員威脅以外，加之利誘，收買選票，開價從五個銀元增至一萬二，終使湯化龍勉強以過半數票當選。
同時，袁世凱又指使民主、共和、統一三黨再合組成為一個大黨，於5月29日正式成立，即所謂進步黨。湯化龍和民社的孫武一派成見極深，本不願見到名列一處，但經梁啟超斡旋，又因三黨協商分配權利，將眾院議長給了湯化龍，湯得到滿足終於同意合併。進步黨的實際主持人即湯、梁二人。
湯化龍一就任眾議院議長，就稟承袁世凱意旨，首先謊言臨時參議院已通過了供武力鎮壓革命派使用的“善後大借款”，要求眾議院也給予透過。但慌言被揭穿，欺騙未成。隨後討論借款案時，湯化龍又指使進步黨議員完全站在袁世凱一邊，甚至對持反對意見的國民黨議員動武，大打出手。當時輿論批評說：“今日兩黨黨員，不啻兩國，其水火不相容，直視昔日滿漢之界限為尤嚴。”
不久，刺宋案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孫中山發動討伐袁世凱。7月中，“二次革命”爆發，進步黨完全站在袁世凱的立場，贊同武力鎮壓。袁世凱捕殺國民黨籍議員，進步黨也不聞不問。參議院議長張繼南下，進步黨即乘機改選進步黨的王家襄為議長。
立憲派在辛亥革命時期，曾對推翻清政府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民國建立後，該黨倒向袁世凱，充當了袁世凱攫取全國政權、屠殺革命群眾的幫兇角色。儘管如此，袁世凱並無愛惜這些政客之意，只因當時他還是“臨時大總統”名銜，需要表演透過投票機器“轉正”這個過場，當時未便發作。9月5日，進步黨人通過了“先選總統，後製訂憲法”的決議，為袁提供方便；10月6日，在眾議院議長湯化龍主持下，投票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轉正手續辦完後，議會對袁世凱再無其它用處了，11月便明令查封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資格，致使兩院均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湯化龍雖希望打掉反對黨，又不希望國會完全消失，還想採取一些挽救辦法，但當時的熊希齡內閣，仰承袁世凱鼻息，不予支援。11月15日，兩院只好宣告停會。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正式下令解散國會，2月又解散各省議會。民國初年議會道路至此斷絕。
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將國務院改名“政事堂”，用徐世昌為國務卿，任湯化龍為教育總長。袁之用湯，一方面為了羈縻，另一方面，也因袁用湯之二弟湯薌銘為河南都督，為袁賣力，大殺革命黨人，希望這兄弟二人均為己用。湯化龍政治慾望強烈，早在1913年3月就曾想代理教育總長，為臨時參議院否決。至此才如願以償。但袁世凱卻不給他任何實權，除當時河南都督張鎮芳建議停辦小學，還有人要求恢復科舉制度，經他據理力爭，得未改變學校制度外，一切均未能如願。只好每天用兩小時自學英語。
1915年8月，袁世凱成立籌安會，準備於1916年登極稱帝。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帝制。梁啟超亦反對帝制。湯化龍欲與袁脫離，又怕袁懷疑他。9月份藉口看病，請假赴天津，至12月在家屬逃出北京後，才繞道到了上海。這時梁啟超已到昆明，發動進步黨人蔡鍔起義，護國戰爭開始。
護國軍入四川后，湖南的地位至關重要。譚延闓代表國民黨，在上海與湯化龍接洽，運動湖南湯薌銘獨立。湯薌銘因殘害革命黨人極多，深怕報復。湯化龍以維持湯薌銘之地位為交換條件，雙方拍板成交。1916年5月29日湯薌銘宣佈“獨立”，6月6日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國人皆曰可殺”的咒罵聲中病死，護國運動結束。
進步黨和國民黨在反袁鬥爭中的一度攜手，反映到重開的議會中，兩黨亦曾有過短暫的合作。袁世凱既死，黎元洪以副總統身份繼任大總統。湯化龍代表進步黨，譚延闓代表國民黨，在上海商定收拾時局方策，倡議恢復國會，恢復《臨時約法》，組織國會同意之內閣。梁啟超與唐紹儀聯名通電恢復《約法》，南北妥協，段祺瑞被視為“反對帝制”的“功臣”而出任內閣總理。痛定思痛，全國人民殷殷望治。
湯化龍在滬時，計劃在北京辦一份報紙，做進步黨的機關報。李大釗正巧此刻由日本留學回國。李之留日，曾受湯資助，二人私交很好，湯邀李主持編輯工作。李希望利用這一工具開闢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陣地，便欣然接受，取名《晨鐘報》，1916年8月15日在北京正式發刊。李大釗任總編輯，連續發表宣傳民主思想抨擊官僚政客的文章，深為該報老闆所不滿，對文章擅自亂改，李憤而辭職。不久，研究系與段祺瑞交惡，《晨鐘報》發表揭露段借款賣國訊息，1918年9月底為段封閉，12月，梁啟超將報名改為《晨報》復刊。李大釗利用舊關係，自1919年2月7日起把《晨報》第七版改版為著名的《晨報副刊》，使之成為傳播新文化的陣地，這倒是湯化龍無意中做的一點好事。
1916年6月建立的段祺瑞內閣，絲毫沒有滿足人民渴求安定和平的期望。相反，表面上它似乎容納各派，南北妥協，實際凡非北洋系者，逐漸都被段黨排斥出去。段祺瑞以北洋派首領自居，竊踞政權後，即專制獨裁，賣國舉債，妄圖實現其“武力統一”迷夢。
梁、湯一流政客，雖標榜“開明專制”“賢人政治”，其實骨子裡是希冀在反動勢力庇護下，獲得一官半職。梁、湯在袁世凱倒臺後，曾高唱“不結黨”，想借此更新人們的耳目。但不出兩個月，湯化龍又組起了“憲法討論會”，梁啟超也結成“憲法研究同志會”。1916年8月26日，湯化龍回到重開之眾議院，復任議長。29日，即合併上述兩會為“憲法研究會”，實際是進步黨的復活。“研究系”這一名稱也就從此開始。
湯、梁兩會之合併，是為了想在國會中組成一個大黨，以壓倒重返國會的原國民黨勢力。自 1914年6月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後，國民黨已不復存在，重返國會的原國民黨系議員已分化為許多小系派。但研究系既已投靠段祺瑞，甘心為其御用黨，當然希望在國會內佔有多數席位，壓倒反對黨。由於研究系一意擁段，國會開議後，論戰又起，雙方互視若仇讎，在討袁鬥爭中的一些容忍、協作精神，此時已被相互間的謾罵滌盪一空。研究系議員與益友社（原國民黨系統）在討論制憲問題時，又大肆動武，議會尊嚴完全掃地。
1917年2、3月，北京政府因參加歐戰問題，發生“府院之爭”。“院”指國務總理段祺瑞。段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日本以借款為餌，誘段參戰，欲逞其獨佔中國的陰謀；段則企圖利用日本援助實現“武力統一”。“府”指總統黎元洪，反對參戰。參戰需要國會同意，湯、梁為支援段祺瑞，賣力動員研究系贊成參戰案，但參戰案遭到原國民黨系統堅決反對。
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鼓動各省督軍召開會議，壓迫黎元洪同意參戰並解散國會。5月7日，對德宣戰案提交到國會，5月10日眾議院討論此案時，段祺瑞襲用袁世凱手法，僱用流氓二千人，包圍封鎖會場，欲強迫透過參戰案，結果引起更大反感，19日眾議院透過決議，暫不討論此案。同一天，徐樹錚再一次召開督軍團會議，決定採取最後步驟，對國會施加壓力，迫使透過參戰案，否則督軍即聯名呈請總統解散國會。研究系因見國會與段矛盾尖銳，難以透過參戰案，因此也參加了此次督軍團會議，鼓動督軍團逼黎解散國會。
5月23日，黎元洪將段祺瑞免職，段離京赴津發動武力倒黎。
為了拆國會的臺，以助段祺瑞之解散國會的目的，5月31日湯化龍帶頭辭去議長之職，研究系議員七十多人也紛紛辭職離京。湯化龍親自到蚌埠，遊說督軍倪嗣沖等發出要求解散國會的通電。湯返津時，在車站遇到記者吳虯，吳問湯此行目的，湯對吳耳語說：“不日即見分曉。不如此，不能斬草除根也”。
最後，黎元洪在張勳的逼迫下，終於於6月13日下令解散國會。14日張勳率領“辮子兵”進入北京，於7月1日演出復辟一幕醜劇，並驅逐了黎元洪。這樣，經過徐樹錚、湯化龍、梁啟超三人的導演，解散國會、趕黎下臺兩事均達到目的。7月1日，段祺瑞連夜到馬場調兵，粱、湯接著也來到馬場，組織討逆軍，驅逐張勳。很快段祺瑞將張勳軍擊潰。7月14日段祺瑞自封為“再造共和”的元勳，重返北京，復任國務總理。為酬答研究系功勞，特贈閣員五席，任汪大燮為外交總長、湯化龍為內政總長，梁啟超為財政總長、林長民為司法總長，範源濂為教育總長。湯長內政，有利於研究系操縱選舉，各部又均屬要津，故這一段號稱研究系在政治上的黃金時代。
段內閣重建後，梁啟超為了在議會中徹底剷除原國民黨系勢力，倡議廢止《臨時約法》、不再恢復舊國會，重新指派議員召開新的國會。段祺瑞及繼黎任總統的馮國璋也都不願再受原國會掣肘，所以梁啟超這一提議當即經內閣會議透過公佈。此議提出時，湯化龍參加副署。國民黨之痛恨湯化龍，此亦為一大原因。
北京政府解散國會、踐踏臨時約法，引起南方革命黨人的極大憤怒，孫中山為此發動護法運動，南北公開破裂，動亂因之達十年之久。1917年9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通緝孫中山，護法軍政府亦通緝段祺瑞、梁啟超、湯化龍、倪嗣沖四人，以示報復。此雖然僅為一紙通令，而梁、湯名列第二三，僅居段祺瑞之次，於此可見革命黨人對湯、梁憤怨之深，也可見湯化龍異日身遭橫禍歷有由來，決非偶然了。
但湯、梁與段的結合，不過是一時的互相利用。段一貫獨斷獨行，認為湯、梁不能唯命是聽，因而井無合作誠意。徐樹錚又煽惑其間，常對段說：“梁、湯輩只能利用其空名聲點綴門面，實在事，還要我們自己有辦法。”因此段在國務會議上無所主張，會後則召徐密議於私宅，然後直接發電各省督軍，指揮一切。湯、梁本意欲造成“名段閣實梁或湯閣”的局面，徒自流於幻想。湯、梁常對親信發牢騷說：“北洋派把我們當文案老夫子，不是國務員。”
更使湯、梁難堪的，一個是戴戡問題。戴戡當時任四川督軍，是護國戰爭中隨蔡鍔入川的黔軍將領。梁、湯原打算以蔡鍔為進步黨的武裝力量，但蔡不幸於1916年11月病逝，由戴繼任四川都督。戴亦是進步黨人，梁、湯希冀把戴戡培養成一支地方武力。張勳復辟時，川軍軍長劉存厚為爭奪四川督軍，派兵攻戴，戴戰敗退出成都。此時正值段閣建立，梁、湯主張援救戴戡，更主張懲辦劉存厚。殊不知段欲利用劉存厚反對滇黔，早已將劉收買到手。而且7月21日劉軍已將戴擊斃。這些，梁、湯都悶在鼓裡。8月10日，四川來人帶來戴戡已死確訊，段才在國務會議上亮出劉存厚部下早已發來的“戴戡自殺”的密電。梁啟超當場要求嚴懲劉存厚，段以“責任不明”拒絕，氣得梁啟超怒氣衝衝離席而去。
再一個是選舉問題。當7月20日內閣會議通過樑、湯的廢止舊國會，另選臨時參議院議員的提案後，研究系即擬定臨時參院議員名單，由湯利用職權，密電各省照辦。
按照湯、粱的想法，第一步是透過各省指派臨參院議員，先使己黨佔居多數席位，再修改國會選舉法，以利於己黨在新國會中當選。湯、梁內定由進步黨山西領袖梁善濟出任臨參院議長。第二步，在新國會中，至少使研究系達到三分之二席位，以便建立研究系內閣。為此梁、湯密議，暫時隱忍，以待另組政黨內閣。
徐樹錚這時也同段祺瑞密議道：“如此選出的臨參院議員必須多是進步黨，仍要受其挾制，等於去了一個國民黨，又來一個進步黨。”於是兩人另擬了一個名單，以段或徐名義，密電各省，取消湯的名單，代以徐的名單。
11月10日臨參院組成開幕。在選舉議長時，徐樹錚推出王揖唐，並事先為之做了許多手腳。梁、湯不知內中情形，仍按計劃以梁善濟競選，結果王揖唐當選，梁善濟大敗落選。梁啟超、湯化龍得知訊息後，怒不可遏，發誓一定與段決絕。
梁、湯與段意見一再衝突，原已有意辭職。段祺瑞為了使他們替自已分擔輿論的譴責，惡意強留。表面上雙方似乎是共相始終，實際是貌未合神已離。因此段祺瑞也恨極了湯化龍等人。
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內閣，因其推行“武力統一”的軍事在湖南等地遭到嚴重失敗，不得不倒臺。湯、梁的研究系也便隨著段閣的倒臺退出了政壇。
湯、梁下臺後，梁啟超轉而潛心於學術，成為學者。湯化龍卻仍不甘失敗，決心出國考察，學習實現議會政治的道路。1918年3月，浮海東遊，先到日本，滯留了一段時間後，於6月間離開日本，來到美國。
湯化龍為了東山再起，力圖在海外為自己謀取新的政治資本，在美國招搖了兩個多月，後又來到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在這裡的革命黨人終於盯上他，要拿他來做被他踐踏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被他用陰謀送上斷頭臺的國民黨人的血祭品了。
盛筵方殘槍聲乍起富文街
下野政客濺血維多利亞港
1918年9月1日是個星期天。在加拿大的維多利亞港，除旅社餐館外，按照當地習慣，各商店都休息一天，閉門打烊。下午，街頭行人稀疏，只有電車汽車穿梭般地不停執行著。但在華僑聚居的熱鬧市區敢富文街的敘馨酒樓，別有一番熱鬧場面，盛筵五桌，主賓共達六十多人，談笑風生，濟濟一堂。東道主是維埠姓湯的華人，被宴請的客人就是遊歷美國後來到維港打算候船回國的湯化龍。陪客則是中國北洋政府駐溫哥華市領事王麟閣及中華會館董事等人。
原來維多利亞是加拿大太平洋岸溫哥華島的良港，交通便利，工商貿易繁榮。當時來這裡的華僑已達四千多人，其中三千多人做工，七百多人營商，其餘從事教師、辦報等各種職業。湯化龍在美國到處拉攏華僑及留學生，以增加其政治資本，井利用華僑中強烈的宗族觀念，與凡是姓湯的、姓甄的（因古史傳說湯、甄兩姓同出一地）都結為同宗，所以在維港姓湯的華僑聯合起來搞了這次宴會。湯化龍於下午六時攜帶隨行人員霍堅及留美學生傅霖赴宴，至七點五十分散席下樓。當時維多利亞港實行夏時制，又由於該地緯度接近北緯 50 度，夏季晝長夜短，所以此刻雖太陽已落山，夜幕則猶未降臨。出得酒樓，湯化龍意欲到位於前面拐角不遠的費士克街的華商俱樂部——適適軒休息一下。眾人說，海外情況複雜，三年前進步黨人黃遠庸就是在舊金山一次宴會中被人暗殺的。到適適軒路雖不遠，為安全起見，勸他還是乘車前去為好。湯化龍說，“我怕什麼！”堅持步行前往，走在最前面。僑商馬瑞堂和教師黃笏南緊追在他左右，其餘諸人尾隨，霍堅和王麟閣同行，與湯相隔二十餘人。沿敢富文街邊行邊談，走了約三四分鐘，轉彎進入費士克街，即將抵達適適軒門前。突然由路旁竄出一名刺客，雙手各持一枝手槍，迎面朝著走在最前端的湯化龍開槍便射，原來此人當敘馨酒樓宴會進行中，已在樓外窺伺多時，只因參加宴會的人多勢眾，不便下手，得知湯化龍步行前往適適軒後，乃先行趕到適適軒門前，埋伏於路旁，等湯行經且近，一槍即擊中其腹部。湯雙手捂著腹部，張口似欲喊叫，又一顆子彈已射入口中，貫穿後腦，登時倒地，氣絕身亡，年僅44歲。
槍聲突起時，隨行諸人驚慌萬狀，急忙轉身向來路奔逃。霍堅見湯化龍倒下，上前想去看視，兇手已逼至眼前，朝霍連續開槍。霍向旁邊一閃，一顆子彈從胯下穿過，擊中另一行人腳部；另一顆子彈則擦耳邊而過，霍嚇昏，癱倒在地，兇手以為霍堅已死，即舍霍繼續射擊王麟閣，王一開始聽到槍聲後，即轉身奔回敢富文街，沿街一側，想逃入商店躲避，但因星期休息，各店均關門，不能進入。到第三家門前，正在敲門求救時，兇手已追至，相距僅十餘丈，一槍射來，王急忙惻身緊貼門框躲避，子彈從門扇下端射入門內。正危急間，忽見馬路對面有一家旅館仍在開門營業，乃急忙穿越馬路奔向旅社。兇手見狀亦穿越馬路緊緊追趕。正巧此時街心有一輛電車駛過，稍微阻擋了一下他的進路；同時又遇到一名過路的加拿大士兵，上前攔阻，欲奪其手槍，兇手向士兵開了一槍，子彈洞穿軍帽，士兵不敢再攔，但經這兩次攔阻，王麟閣終於乘機逃進了旅社。兇手見已追趕不及，轉身意欲逃走，但此時警察、消防隊員已聞聲而至，將該處三面包圍，雙方開槍互射，均未命中。兇手發現已無路可逃，隨即舉槍自殺斃命。經人辨認，乃是在該地從事理髮師職業，具有國民黨籍的廣東香山縣人王昌。王麟閣敲門的那個第三家商店，就是王昌所開設的理髮館，當時如果進去的話，實無異自投虎口，難免於不幸，真可謂驚險萬狀！
槍聲終於停止了，空餘下斑斑的血跡，維多利亞港復歸於平靜。事隔幾十年以後，當年國民黨美洲支部的負責人馮自由在《林故主席與美洲國民黨》一文中追述這個事件時說：和1915 年在美國舊金山暗殺進步黨人黃遠庸一樣，“皆在誅鋤袁世凱之走狗，以衛共和而彰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