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5年4月，亞非不結盟國家在萬隆開會時。美國中情局亞洲地區特工提出一項很危險的建議，炸燬周恩來專機，向其他共產國家殺雞儆猴，不過這項提議卻被當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反對。
杜勒斯告訴手下的特務，“美國無論如何都不會直接參與進刺殺周恩來的活動中，但我們可以交給其他人做，並支援他協助他，在我看來蔣介石的保密局就是不錯的選擇。”
兵分兩路前往萬隆
1955年，中南海豐澤園毛主席書房。
定於4月18日到24日的萬隆會議，誰去，怎樣去，正是毛主席、周總理和公安部長羅瑞卿討論的問題。
毛主席手中夾著一支菸，笑著看向周總理到：“恩來，去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亞非國家會議的成員都定了嗎？”周總理馬上從口袋掏出一份名單遞過去，“我和陳老總已經商定了一個名單。主席，你看這些同志行不行？”
“可以的嘛，我看挺好的。”毛主席看後點點頭，“恩來，此次去萬隆參加會議，美蔣都虎視眈眈。這次肯定是個危機重重的行程，你們打算怎麼走。今天瑞卿在，大家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確保安全。”
毛主席的擔心不無道理，在當時的大背景下，新中國在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眼中至少也是眼中釘肉中刺的存在。
尤其看到中國和非洲國家關係火速升溫後，阻止中國參加萬隆會議，將矛頭對準新中國，捏造“中國謀奪亞非世界政權”，極力破壞中國和亞非其他國家關係，人為造成對中國的恐懼、焦慮，已經成為他們的頭等大事。
而盤踞的蔣介石特務機關本就在策劃趁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伺機謀害周總理和隨行人員，兩股特務勢力可以說一拍即合，代號為“1”的刺殺行動正式進入實施階段。
但國民黨保密局不知道的是，早在周總理出席萬隆會議之前，“1”計劃的目的就被有關部門獲悉。
情報是確實可靠的，所以情況是非常嚴峻的！去還是不去成為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就在代表團為此爭執不休時，周總理力排眾議，還是決定要去。
看到所有人不再爭執後，周總理提出一份新的計劃，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萬隆參加會議，這樣既可以保證安全，又可以空出兩天時間休息。
然而經過有關方面的研究，最終卻一致認為走水路是行不通的，當時來往香港和印尼之間的船隻只有兩艘荷蘭小商船，僅單程就要走上1個星期，倘若國民黨保密局派人沿途破壞安全很難保障。
海路走不通，走陸路就是給國民黨保密局特務留機會，所以只剩飛機一種交通工具選擇，有香港乘飛機去印尼。
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嚴重，沒有大型飛機可坐，亦沒有去印尼的國際航線可用，在和印度航空公司多次商談後，決定包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機場出發，直飛雅加達。
蔣介石保密局的策劃
歷史上的香港，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國際情報匯聚之地，而其中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更是多如牛毛。所以在包下“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當天，這些居心叵測的特務就知道中國代表團的行程安排了。
在蔣介石、毛人鳳的謀劃下，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決定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於香港啟德機場短暫加油時，找機會安放炸彈，完成刺殺計劃。
負責執行計劃的是兩個人，一個叫做趙斌丞，此人是國民黨保密局的組長，為人沉默寡言，善於心計，乃戴笠死前一手帶出來的得意弟子。另一人則是趙斌丞的心腹陳鴻舉。
在趙斌丞看來越簡單的計劃，越不容易敗露，找到一個合適的機場工作人員，在綁架他的家人，而後許以重金利誘，就能在不知不覺間完成刺殺。
經過幾天的篩選後，一個叫做周梓銘的機場清潔工，成為他們的目標，這是一個能接近飛機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正是趙斌丞心目中的理想人選。
趙斌丞先是綁架了他的賭鬼父親，再許以50萬港幣重利，這個20多歲出頭的年輕人沒幾下掙扎便妥協了。
和周梓銘談妥後，趙斌丞二人立即趕回臺灣，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彙報，起初毛人鳳在聽計劃時眉開眼笑，但在提出50萬港幣經費後，毛人鳳立刻變了臉色，破口大罵。
無奈之下，趙斌丞兩人只好求到當時有“保密局地下局長”之稱的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向毛人鳳遊說。
谷正文聽過趙斌丞兩人的計劃後立刻表示贊成，同時停下趙斌丞要在計劃前一天帶周梓銘住進旅館，防止他臨陣退縮。
4月11日，周梓銘帶著被做成牙膏模樣的炸彈，和往常一樣地去上班，在他負責的三架飛機的清潔工作中，其中就有“克什米爾公主號”。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的行李倉夾層中，周梓銘悄悄放下了炸彈，並趁人不注意悄悄爬上停在機場邊上的一架飛往臺灣的客機。
由於他身材矮小，很輕鬆地便鑽進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機輪倉躲避。周梓銘藏匿的飛機不久後就起飛了，待到飛機落地，周梓銘從飛機上鑽下來後，等待他的是坐在吉普車上的谷正文。
4月11日下午6點30分，“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起火，墜毀在印尼附近的海域，除了三名機組成員外，機上代表團11名成員的4名空乘全部遇難。
圖、“克什米爾公主號”殘骸
根據倖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工程師卡尼克回憶，當時正在機艙睡覺的他，突然就被爆炸的巨響驚醒了，滾滾白煙從飛機冷氣管道噴出，所有人都在滅火，不論是乘客還是機組人員，但火勢依舊蔓延開了。
機艙很快就被濃煙塞滿，機身像斷了線的風箏在空中翻滾，機長用盡全身的力氣拉平飛機，希望做到緊急迫降。
可隨著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機身斷做三截，頭部扎進海里，卡尼克和其他兩個飛行員被巨大氣浪甩出機艙，跌進大海，勉強撿回性命，其他人全部葬身大海。
飛機爆炸了，但周總理卻不在飛機上，蔣介石為此氣的差點掀翻了桌子。
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周總理
事情還要從幾天前說起，當時正在起草萬隆會議方案的周總理，因為連續性加班，突發急性闌尾炎，迫使他不得不住院進行手術。
出院後，周總理便接到緬甸總理吳努發來的電報，邀請周恩來去印尼萬隆前，先到仰光休養幾天。
期間他會安排一個由中國、緬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國總理參加的小型非正式會晤，研究一下出席亞非會議後提出的有關問題。
電報中吳努寫道，他派的專機已經抵達昆明，就等周總理登機。緬甸總統熱情邀請，周總理盛情難卻之下，欣然同意。
在當時，周總理出席萬隆會議從香港離境一事早已不是秘密，畢竟包下了一架飛機，然而周總理去緬甸參加小型會晤的事卻一直不被外界知曉。
不過那時，中國和緬甸尚未通航，去緬甸要麼從邊境出發開5天的汽車，要麼加緊試航，開始形成一條航線。
此時此刻，中國代表團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主要成員先去昆明，待緬甸所派飛機試航成功後，再啟程去仰光，之後由仰光飛抵雅加達。另一路按原計劃在香港乘坐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抵雅加達。
4月8日，周總理抵達昆明，等待中緬航線開通。次日，喜訊傳來，中緬試航成功，5天車程坐飛機一日之內可達。
然而人分兩地，心卻近，就在試航成功的晚9點，關心從香港出發代表團的周總理，特意打電話到北京囑咐妻子鄧穎超：
“我雖不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走，但先行到達香港的同志要坐，務必轉告羅青長同志（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將情況查清後，讓外交部通報給英國駐華臨時代辦杜威廉，請他們務必採取措施，保證中國代表團人員的安全。”
鄧穎超把周恩來的電話指示轉告羅青長後，羅青長便找到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告知有關情況。
4月10日上午9時，不放心的外交部再次派遣西歐司長張越，約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並反覆叮囑說：
“中國記者等11人將於明天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去萬隆採訪亞非會議，希望英國代辦處提請香港當局注意，對他們的安全給予關注。”
艾惕思再三表示，一定會盡快將情況轉告香港當局。
或許是出於災難前的預感還在昆明修養的周總理，再次撥打緊急電話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指示新華社當天晚上找到香港當局，落實解決代表團安全問題。
接到通知的印航經理將信將疑地說：
“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飛機12時到達香港，下午1時即起飛，在香港加油停留時間只有1個小時，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誰敢膽大妄為！”
在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印航的掉以輕心，後來還是在中方人員的再三要求下，印航經理才表示，到時會派工程師對飛機進行檢查，自己會親自到場監督。
所有人都能看出印航經理勉強的態度，但為保險起見11日上午10時，新華社再次派人找了過去，提請印航務必嚴加防範。
印航工作人員也是拍著胸脯保證說，“請放心，“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港停留之際，絕不允許任何非印航人員接近飛機，就連上食品、加油、押執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負責。”
當天下午，還在昆明休息的周總理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克什米爾公主號已從香港啟德機場按時起飛，未發生任何問題。”
聞言周總理長舒了一口氣，整個人都放鬆了不少，飛機終於安全離開香港了。
圖、“克什米爾公主號”
然而下午6點左右的第二通電話，卻讓周總理的一顆心再次懸了起來。“總部和克什米爾公主號失去聯絡，有報道說在南海上空曾聽到大爆炸聲，疑似和克什米爾公主號有關。”
電話那天的周總理聽完後，立刻指示北京，“火速同有關方面取得聯絡，查明實際情況，倘若飛機失事，即可採取救援行動，尋找失聯人員。”
晚上第三次電話打來，“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被證實，境外媒體報道中，“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後不久，即在空中發生爆炸，墜於南海，中國和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以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等11人全部遇難。”
原來，為了確保爆炸計劃的完美實施，國民黨保密局專門向美國要了一批新型炸藥，除了周梓銘攜帶的“牙膏炸彈”，還有4枚美國製造的“鍾型定時發火器”即定時炸彈。
保密局將炸彈交給一個遊輪廚師，這個偽裝身份的特務，接著掩護偷偷把四枚定時炸彈帶到香港，交到趙斌丞手中。
空難發生以後，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空軍立即派出軍用飛機到事發地點搜尋，在中方強烈要求下，英國駐香港空軍、海軍部隊分別從空陸兩個方向進行搜救，但僅有3名機組人員被英國皇家“丹波爾號”驅逐艦在一個小島被發現而營救出來。
圖、“克什米爾公主號”機頭
二刺周總理
國民黨保密局飛機行刺周總理的計劃失敗了，但他們卻並沒善罷甘休，萬隆會議期間對周總理和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暗殺活動依舊進行。
1955年4月16日，周總理一行抵達印尼首都雅加達，飛機剛剛落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便收到一封沒有寫名字的警告信。
信中所述：
臺灣當局在3月10日曾組織了一個28人的暗殺敢死隊，參加的人都是一些逃亡到印尼的前國民黨軍隊的中低階軍官，他們準備在萬隆會議期間謀殺周恩來和其他代表團成員.....我作為一箇中國人，不忍心謀害周恩來。
這份信的落款是“國民黨保密局暗殺成員”，這代表他本人也是這個暗殺組織的一員，因為突然反悔了，所以寫下這封告密信。
根據信中所提供的資訊，暗殺者將使用無聲手槍，在會場空開殺人，這些人都被許諾豐厚報酬，只要刺殺成功他們沒人便可獲得20萬盾（印尼貨幣）的獎勵，而刺殺總理者還會多給40萬盾。
這種膽大妄為的行徑，令人髮指之餘更感到一陣涼意。收到匿名信後，中國駐印尼使館馬上將訊息告訴印尼政府，要求增加總理身邊的保安人員。
接二連三的刺殺無疑是對新中國赤裸裸的挑釁、威脅。
時任中國代表團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的陳毅，當即就發了火。熟知陳毅生平的人都知道這是個出了名的‘炮筒子’，看到使館送來的匿名信後，馬上就召開內部會議，向所有中國代表團嚴肅的說道：“從今天起，代表團人人都要做保衛工作，要當總理的警衛員，就是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
陳毅的慷慨激昂，讓所有人都影響深刻，而至此之後無論是萬隆的那個地方，只要有周總理的地方，身邊總會出現陳毅的身影。
當時一邊工作，一邊警惕周圍環境，把自己當做周總理身邊的第一警衛員，都快被陳毅養成習慣了。
尾聲
從密信告發到陳毅，陳老總的萬分警惕警惕下，蔣介石保密局的“二刺周總理”計劃，徹底流產。
這場會議也以一個有驚無險的結尾劃上悲傷的句號。就中國而言這場萬隆會議收穫滿滿，彰顯了中國的重要地位，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但在這成功的背後，卻是中國代表團每一個人的竭盡全力地付出、犧牲。
很多人都不知道，整個萬隆會議期間，7天時間周總理一共也就睡了不到20個小時，且很多時候都是在沙發上講究一下。
他不曾放過任何一個發言機會，公共場合下的午宴、晚宴、外交會談成為7天的日常行動。
“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比在日內瓦會議期間緊張多了。在萬隆的七八天裡，他都沒有怎麼睡覺，平均每天睡覺時間不會超過三個小時，這是一般人都經受不了的，何況總理當時已經是57歲的老人了，而且是在做完盲腸手術不到半個月就出去的。”
當時擔任周恩來機要秘書的郭英，在1985年的口述回憶。
但即便在睡眠如此不足，壓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周總理依舊在公開場合保持精神狀態的高度集中，在各國代表面前，周總理留下的只有舉止從容反應機敏的身影。外人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倦容。
用美國記者鮑大可的話說：“周恩來在萬隆的表演完全證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經驗的、最有才幹的外交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