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島核彈爆炸到福島核洩漏，近70年來，日本這個被“原子彈轟炸過的國家”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核爆經歷及其背後又衍生出怎樣的文化？日本是如何放棄“非核三原則”（不擁有、不製造、不運進核武器）的基本國策的？哥拉斯、阿童木的衍變又將如何預示著日本民眾對核文化的接受與認知過程？這些問題都是日本文藝評論家川村湊在《日本核殤七十年》中一一探尋的。本書作者把原子彈和核能視為統一的存在，從電影、動畫、文學等多個角度回顧了日本戰後的“核”文化史。而貫穿這一文化史的則是長期以來日本人恐懼核武器的心理和錯誤的核能政策。
川村湊是一位文學研究學者，在日本文藝評論方面頗負盛名，也一直關注日本的核文化。他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人災記》一書中突破以往的研究正規化，蒐集了2011年3月12—25日兩週之內網際網路上針對核能開發的各種評論，以個人日記形式記錄並做了評論。該作品出版後引起轟動。而《日本核殤七十年》，被川村湊稱為不是《福島核電站事故人災記》續作的“核能續作”。
川村湊在《日本核殤七十年》的“後記”中寫道：“不得不說，《福島核電站人禍記》是在2011年3月11日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後，宣洩我的一腔憤怒之作。記述核電站事故發生後的十天之內所發生的事情，為了對造成事故的責任人定罪和追究，該書是我從網際網路上摘抄時事報道的文字，加上我自己檢索的內容而快速寫成的。速度極快，無法停筆。幸好，我的意圖似乎沒有被誤解，得到了讀者普遍的接受。為了讓核事故的責任人無處可遁，我在書中提到了他們的真名實姓。從讀者中產生了超出我預想的共鳴。”
那麼，寫完《福島核電站人禍記》之後，川村湊的怒氣有所消除了嗎？其實不然！川村湊坦言：“寫完書之後，我集中學習了與日本核電站相關的知識。不管是核電站相關者的著書，還是反對派和推進派的作品，日本亞馬遜購書網站和日本的網上舊書店中只要有的就統統買下。讀過這些買來的書之後，發現日本的核能行政、核能商業、核能產業的實態比我想象的還要黑暗，還要腐敗，讓我一時啞然。說是要消除怒火，實則是‘火上澆油’。然而，我並沒打算寫《福島核電站人禍記》的續作，因為那是一時的、只能在事發當時寫的，是必須在當時寫才有意義的。而且，我的這種‘怒火’也必須指向自身。”
目前，日本是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國，故而對核武器、核能抱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對此，川村湊表示：“所謂‘唯一的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國’包括以下三個事實：一、廣島被投下鈾原子彈(1945年8月6日)。二、長崎被投下鈽原子彈(1945年8月9日)。三、比基尼環礁的氫彈試驗導致日本的漁船‘第五福龍丸’沾染放射灰，船員23人被輻射，1人死亡(1954年3月1日。當然，此後還有導致2人殞命的東海村JCO核燃料處理工廠臨界事故，以及導致5名操作人員死亡的美濱核電站的水蒸氣洩漏事故。）”而把這三個事實歸作一組，一個潛在的共同點就是加害者都是美國人。川村湊表示，把這三個事實中的細節分別加以整理歸類，對資訊進行“編纂”，然後更進步進行“加工”。經過這些步驟，我們才可以合理地喊出“作為唯一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國，日本必須為了廢除原子彈、氫彈等核武而努力”“必須為核能的和平使用做出努力”等口號。而這些，都影響到了日本的文化。
《日本核殤七十年》以日本戰後到當代的“核”文化和由此產生的“核”精神史為中心，從有放射能的怪獸哥斯拉電影、手冢治虫的《鐵臂阿童木》、黑澤明的電影《活人的記錄》、大友克洋的科幻動畫《阿基拉》、文學作品《死之灰詩集》等與核有關的電影、動畫和核爆文學入手，回顧和總結在日本從核彈爆炸到核能利用歷史過程中文化人、普通民眾和政府的種種思想和行為，折射出日本人對於“核”既恐懼又崇拜的矛盾心理。日本文化研究學者田中優子對該作品也表示了肯定，並認為，本書作者把原子彈和核能視為統一的存在，從電影、動畫、文學等多個角度回顧了日本戰後的“核”文化史，而貫穿這一文化史的則是長期以來日本人恐懼核武器的心理和錯誤的核能政策。
《鐵臂阿童木》是1952年日本漫畫家手冢治虫創作的科幻漫畫，其主人公是一個名叫阿童木的少年機器人。在漫畫中，阿童木的內部構造圖出現了很多次，他的心臟是“超小型核能發動機”。在川村湊看來，阿童木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機器人這麼簡單。他在書中寫到：“阿童木名字的英文是‘ATOM’，即英文單詞‘原子’。‘原子彈’(英文為‘atomice bomb’)的英文名也是來自這個單詞的派生詞。後來，漫畫中的阿童木還有了父母、弟弟和妹妹，妹妹的名字叫烏蘭（日本發音‘uran’的中文音譯，意指鈾元素）；比阿童木瘦一點，臉形長一點的弟弟叫鈷金剛。阿童木一家人可謂是‘原子家族’。”事實上，在手冢治虫的最初設想中，“阿童木”並不是作為主人公的名字，而只是作為對原子的指代名稱，其本意是從和平利用核能的話題出發講故事。
透過現象看本質。川村湊認為，阿童木的誕生於當時日本核能發展大背景不無關係。“日本核能的發展是在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關係很密切的正力松太郎、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和輿論製造者的大力倡導下開始的，加上茅誠司、伏見康治等科學家的倡導，在沒有考慮日本學術會議的反對派學者意見的情況下決定的。這種具有秘密策劃的硬傷背景和上述阿童木的誕生背景似乎頗為相合。當然，作為宣傳和平利用核能先行者的阿童木與後來‘核能政治’中那些見不得人的汙點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是，美國絕不是為了推動人類‘科學文明’或‘核能科學’的正當化進步與發展，而是以‘和平利用欄能’為藉口，意欲對核能實施控制，以牽制敵對的蘇聯，強美國和其盟國(包括日本)所主導的世界霸權。”
就《日本核殤七十年》一書的意義，日本文藝評論家紙屋高雪有一個很中肯的評論：“日本戰後未能在核爆和核能問題上進行全面反思，而作者透過追溯‘核’在主流文化和亞文化中的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關於核問題的有用資料和思考。”
無論如何，廣島、長崎的核爆受害者問題成為了國際話題、世界共通的問題(現在還要再加上福島核問題)。日本經歷了原子彈的實戰使用與氫彈試驗的災難，經歷過核能的“和平利用”導致的核電站出現重大事故，是有著無數犧牲者的特殊國家。川村湊坦言：“日本是由這世上為數不多的經歷過原子彈爆炸的人口組成的國家。日本人必須把這些珍貴的經歷和體驗，以及由這些經歷生髮出來的思想和現象以某種資訊的形式傳達給世界。這既是日本人特有的權利，也是義務和責任，世界人民也在等待著日本人民傳達這種資訊。”（讀者報全媒體記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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