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經濟工作頭緒繁多，困難重重。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支援下，陳雲勇挑重擔，為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實行統購統銷、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作出貢獻，推動了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1956年9月，毛澤東提名陳雲擔任黨中央副主席，稱讚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為什麼陳雲“能抓住要點”？原因在於他具備很強的全域性思維。所謂全域性思維，就是指善於從全域性高度、用長遠眼光觀察形勢、分析問題，善於圍繞黨和國家的宏觀戰略認識和把握全域性，在自覺服從全域性的前提下做好本職工作。樹立全域性思維，才能找準定位、明確方向、抓住要點、有所作為。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陳雲主持經濟工作的歷程，我們可以充分領悟樹立全域性思維的重大意義。
一、運用全域性思維解決經濟工作中的複雜難題
1949年經濟工作面臨的突出難題是如何遏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對此大家的看法並不一致。有人建議從削減開支入手，也有人提出讓兩廣和西南另發鈔票，認為這樣可以充分照顧到後方的利益。陳雲認為，這些辦法都是不可行的。他指出：“在處理金融問題時，必須有全域性觀點。”陳雲強調，現在所有的工作都必須是為了戰爭的勝利。由於軍費不能減少，減少了就不能保證部隊的需要，所以削減開支不現實。另發鈔票雖然對後方有好處，但會影響對前線的物資供應，因此也不可行。解決問題的辦法必須是全國一盤棋，統一物資排程，解決物資供應問題，打擊投機商，逐步遏制通貨膨脹。
遵循這樣的思路，陳雲親自領導了著名的“米棉之戰”。站在全域性高度，他意識到：穩定物價的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即大米、紗布、煤炭）。因為這三樣東西是城市的“命根子”，一個都不能缺少。這些也是投機資本衝擊的主要物件。尤其在上海，投機資本大量囤積糧食和紗布，導致物價暴漲。從1949年11月中旬開始，陳雲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調配糧食和紗布等重要物資，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大城市大量低價拋售。投機商人爭相購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貸。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在大量購進糧食和紗布之後，價格不漲反落，大有越來越低的趨勢。預感到大事不妙，投機商人開始大量拋售囤積的糧食和紗布，這樣一來，市場上的價格就更低了。與此同時政府加緊徵稅，銀行收緊銀根，最終投機分子血本無歸，紛紛破產。上海乃至全國的物價開始穩定下來。但是投機分子仍不甘心失敗。1950年春節前夕，他們瘋狂囤積糧食，市場上能買到多少大米，他們就買多少，像賭徒一樣期待著年後大賺一筆。但陳雲早已未雨綢繆，在全國範圍內周密佈置了統一排程糧食的工作。春節過後，糧食仍然源源不斷地進入上海等大城市，價格不漲反跌，投機商不得不在虧本的情況下把囤積的大米全部吐了出來。
在這場穩定物價的戰鬥中，陳雲坐鎮中央，沉著指揮貿易、銀行、財政三方協同作戰，部署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沉重打擊了投機行為。幾輪較量下來，惡性通貨膨脹終於被遏止住了。
在全國一盤棋、統一物資排程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少阻力。有些地區的領導幹部擔心糧食運走後本地區物價上漲、農民缺糧食，不願意外運糧食。比如，江蘇常州不肯把糧食運往上海，贛東北對浙江杭州也搞封鎖。陳雲對此提出了嚴肅批評，明確要求各地區要顧全大局，打破封鎖，讓物資自由流通。他指出：“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應付目前這個局面。”搞相互封鎖，無論對農民和城市居民，還是對國家經濟建設，都是有害的。
在“米棉之戰”中，國家承擔了鉅額差價。當時，從四川調運大米到上海，運費幾乎等同於糧價，但是在銷售時不提高價格，國家補貼差價。賠錢做買賣，國家看似吃虧了。陳雲卻認為，站在全域性的高度看，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對於穩定物價、穩定市場、穩定全國經濟大有好處。長遠來看，只有在與投機商的鬥爭中獲勝，人民政權才能真正站穩腳跟，造福百姓。所以“米棉之戰”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在陳雲看來，搞財政經濟工作一定要有全域性思維，不能只算各地方的小賬，也要算全國的大賬。正如他後來所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米棉之戰”之所以勝利，原因就在於從全域性出發，正確處理算大賬和算小賬的關係。如果缺乏全域性思維，各地方都只算自己的小賬，這場鬥爭不可能取得勝利。
要從根本上穩定物價，關鍵是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為此，必須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各解放區分散管理的辦法，實行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領導。1950年3月3日，政務院發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重點在財政收入。3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雲起草的題為《為什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陳雲特別要求各地方要有全域性思維，要服從全國經濟工作大局。他承認，統一全國財政收支會減少地方的機動性。但是，目前國家的財政狀況緊張，能夠機動使用的資金本來就很少。如果這些資金再不集中在中央人民政府手裡，而分散給各級地方政府，最終全域性沒有可以機動使用的力量，大家也就都沒有可以機動使用的力量。這就如同打仗一樣，兵力分散使用乃是大忌。為什麼不實行“多餘上繳”的辦法，而採取將稅收先歸國庫再發經費的辦法？陳雲認為，根據經驗，如果採取“多餘上繳”的辦法，地方財政機關往往會首先考慮“當地需要”，其結果必然是嚴重減少了上繳給國家的財政收入。試想，如果全國各地都只是根據自己的區域性需要來開支經費，國家哪還有錢來辦全國性的大事？他懇切地談到：“一個家庭收入的支配，還要分輕重緩急，何況國家？”所以，站在全域性角度看，“多餘上繳”的辦法是不可行的。針對統一管理財政收支後給下級工作帶來很多困難的情況，陳雲指出，這些只是小困難，如果因為全國財經管理分散而導致金融秩序混亂、物價飛漲，那才是大困難。只有忍受小困難，才能避免大困難。陳雲強調：“我們必須遵守這樣的原則：部分服從全體，地方服從中央。”
經過一番努力，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的工作進展順利，收效顯著。從1950年3月以後，全國的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膨脹得以抑制，物價日趨穩定。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穩定物價、統一財經的鬥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多年來飽受惡性通貨膨脹之苦的全國人民，無不為此歡欣鼓舞。毛澤東曾經對這一場鬥爭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國際上對這場穩定物價的戰鬥也很是佩服，在短時間內使如此劇烈的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堪稱經濟上的奇蹟。
二、運用全域性思維處理好經濟工作中的各種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工作千頭萬緒，哪一項搞不好都有可能出大問題。特別是國家財力有限，而各項支出又多，財政經常是捉襟見肘。如何從全域性出發，處理好各方面的關係，直接考驗著陳雲的智慧。為此，他的一條基本經驗是：“搞經濟工作，一定要多方考慮，統籌兼顧。”要進行統籌安排，就要看大局，糾正各式各樣的本位主義和區域性觀點。陳雲這一思想在具體工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第一，靈活調整工商業政策，處理好穩定金融秩序與發展私人工商業的關係。1950年3月通貨膨脹停止以後，國內財政緊縮過猛，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陷入困境。陳雲提出，金融要保持穩定，私人工商業有困難我們也要幫助解決，二者要統籌兼顧。他形象地指出：“現在政府挑的是‘兩筐雞蛋’，不要碰破一頭。”為幫助私營工商業，除了減輕稅收、緩催公債以外，陳雲提出了兩條主要措施。第一條措施是加緊收購土產，恢復城鄉交流，這樣既能提高農民收入，又能開啟工業產品在廣大鄉村的銷路。第二條措施是增加加工訂貨數量，實際上是由國家出錢購買私營企業的產品，這樣就能夠保障私營企業的產品銷量。措施的出臺，給私營工商業者吃了一顆定心丸。1950年三四月間經營遇到困難時，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情是“掛紅旗五心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到五六月間，國家調整工商業政策，不安情緒開始穩定下來，改成了“掛紅旗五心已定，扭秧歌穩步前進”。新措施收效十分顯著，8月以後市場重新活躍起來，出現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榮景象。“到九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
第二，提出財經工作的正確方針，處理好抗美援朝和穩定國內市場的關係。1950年11月，陳雲在全國財政會議上指出，在抗美援朝戰爭短期內不可能結束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必須把戰爭放在第一位，這是大局。但是，穩定物價這一頭也不能掉以輕心。“前面要抗美援朝，後面要穩定市場，兩頭重擔，哪一頭髮生問題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穩，這是高於一切的。”1951年財經工作方針應該是戰爭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帶投資性的支出列在第三。這一財經工作方針得到毛澤東的支援。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兩個方針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充分體現了統籌兼顧的思想。正確的財經工作方針，對於保證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和全國市場的穩定，以及有重點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主持編制和實施“一五”計劃，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中央共編制過5次“一五”計劃，其中有4次是由陳雲主持的。陳雲對“一五”計劃的指導思想的論述，充分展現了把握大局、統籌兼顧的思想。黨中央確定的經濟工作大局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優先發展重工業，“一五”計劃從基本建設專案、投資和發展速度上都給予了充分保證。最終，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產值的比重上升到45%，我國現代工業的體系逐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過去工業落後尤其是重工業落後的問題。與此同時，陳雲沒有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生產。“一五”計劃規定，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原有輕紡企業，發揮其潛力。在“一五”期間，輕工業的發展速度並不緩慢，不但逐步滿足了人民需要，而且為國家建設提供了100多億元的積累。在1955年10月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陳雲指出：必須在發展工業的同時用各種方法來增加農業的產量，使農業能夠儘量適應或至少不落後於工業的發展。為此，除拿出佔基本建設總支出7.6%的資金用於對農業投資外，“一五”計劃還在財力上儘可能支援農業合作化。
第四，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處理好國家和農民、商人以及消費者的關係。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城市和工業對糧食的需求大大增加，加之自由市場的存在和投機行為的出現，國家的糧食供銷出現嚴重失衡，市場供應極度緊張。這種情況的發生並非偶然，實質上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及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陳雲認識到，必須想辦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否則將會出現更加嚴重的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並且造成牽動全域性的物價波動，最終影響整個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經過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要解決糧食問題，就一定要處理好四種關係：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國家和消費者的關係；國家和商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其中最難處理的是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也就是與農村所有餘糧戶的關係。他認為，只要處理好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天下的事情就容易辦了。只要能夠收到糧食，分配問題就比較容易了。但是怎樣才能處理好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呢？對此他有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傢伙。”經過反覆考慮，陳雲提出了可供研究的八種方案（八種方案是：又徵又配，農村徵購，城市配給，硬性辦法；只配不徵，可能買不到糧食；只徵不配，一定會邊徵邊漏；原封不動，自由買賣，結果必亂無疑；“臨渴掘井”，到最困難時才想辦法；動員認購，政策有明令，比強徵好，但沒有把握；合同預購，有數量問題和時間問題，當年來不及了；各行其是，可以試一試，但是要考慮互相之間的影響），權衡利弊後，他認為只能實行又徵又配的辦法，對農民實行糧食徵購，對城鎮消費者實行糧食配售，即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從長遠看，統購統銷能夠統籌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利多害少。這個重大決策，得到毛澤東的讚許和黨中央的批准。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在當時不僅保證了人民生活安定，維持物價和社會秩序穩定，而且基本滿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工業建設對大宗糧食的需要，對供給和支援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在主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處理好各種複雜的關係。1955年11月，陳雲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會議上作了題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報告。報告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提出六條意見，第一條就是要對各行各業的生產進行全國範圍的統籌安排。所謂統籌安排就是全面計劃，不論是國營部分，還是私營部分，都要有計劃。有問題的行業要安排，現在正常生產的行業也要安排。陳雲強調，統籌安排的範圍非常廣泛，國營和私營之間，私營和私營之間，工業和手工業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今天和明天之間，方方面面的關係都要處理好，都需要統籌安排。同時，要處理好私營企業改造與資方人員安置的關係，所有資方實職人員都要安置起來，不要讓有經營能力的資方人員坐冷板凳。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
第六，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重要設想，必須在生產、經營和市場活動中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陳雲在會上作了題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他提出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重要設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方面，計劃生產是主體，自由生產是補充；在市場方面，國家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計是陳雲運用全域性思維探索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取得的重要成果，實際上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大膽突破，對後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理論先導作用。
三、要求經濟工作者樹立全域性思維
作為中國經濟建設的領導人，陳雲自覺樹立全域性思維，同時還要求經濟工作者樹立全域性思維，培養了一支具備全域性思維的專業幹部隊伍。
1949年7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正式成立，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陳雲被任命為中財委主任。上任以後，陳雲為中財委確定了工作方針和工作制度，要求中財委全體同志樹立全域性思維。他明確提出，中財委的工作方針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區。大量的日常性工作，要依靠各個財經主管部去做，發揮各部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中財委不要事無鉅細，什麼都管，而應集中精力抓那些關係全域性的重點工作。處理地方性的問題，要考慮到各地區的不同情況，要尊重各有關大區財委的意見；解決全國性的問題，也要聽取各大區財委的意見。根據陳雲的意見，中財委建立了兩項制度：一是每週召開一次中財委委務會議，討論全國性的重大財經問題和各部提出的要中財委解決或協調的重要問題；二是每週或每旬向中共中央報告財經要事。
陳雲還強調，中財委要想把工作做好，就不能只埋頭做自己的事情，而要胸懷全域性，與其他部門加強溝通聯絡。他觀察發現，各部門、各機關的幹部對目前財政困難的狀況不是很瞭解，經常提出一些不適當的要求，如提出的預算太大，不分先後和輕重緩急，什麼都想幹；軍隊幹部抱怨前線生活物資難以保證；地方幹部則說稅收任務太重等。陳雲指出：“所有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從全域性看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發生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於其他部門不瞭解當前全國的財政狀況。因此，他要求中財委採取“通氣”的辦法，經常發工作通報，報道財經要聞。這些材料大都是陳雲親自起草，經中共中央批發各地，幫助各方面的負責同志能夠及時瞭解全域性性的財經狀況，對於各個部門之間交換意見、統一看法、共同克服經濟困難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此外，陳雲還進而對全國負責經濟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們樹立全域性思維。1950年2月13日，陳雲在全國財政會議上發表講話，明確要求全國財經工作者有遠大眼光，要充分認識肩負的重大責任。“今天我們的工作，已不是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隊的工作，而是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地大物博的全國性的工作。”負責財經工作的同志很容易陷於區域性觀點和本位主義之中，忽略某些重要問題。他提醒同志們要把工作放在全國範圍來看，如果發現做法與全國的任務不相符，應該立刻覺悟，立刻糾正。陳雲特別指出，財經部門的領導同志應該首先覺悟，要“教育做財經工作的同志，認識區域性服從全體、目前服從長遠的原則，樹立整體思想，避免陷入區域性觀念和本位主義”。為什麼要這樣提醒大家呢？陳雲進行了具體分析。他說，我們對財經工作人員的要求，不但是不能貪汙，而且是不能浪費，即國家的物力財力一定要用得恰當。“所謂恰當，就是遲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後用，緩用、急用的問題解決得好。這就需要有全域性觀念。”如果不這樣做，就一定會犯錯誤，既壞事又害人。
陳雲要求經濟工作人員提高政治站位，這樣才能抓住重點、看到全域性。1951年4月4日，陳雲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要求整頓財經隊伍。“財經部門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電報、會議，但是有一樣很少，就是經驗少。事情多，經驗少，就容易忙亂，就不能很好思考問題，就容易出毛病，結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點，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針對這個問題，他提出：“在經濟工作人員中進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經濟幹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盤搞數字，很少看到全域性。為克服這個缺點，使他們不犯錯誤，每星期抽兩三個鐘頭學政治是必要的。”政治教育的出發點是為人民服務。“要批評和克服財經工作人員中存在的個人主義、本位主義以及片面性和單純技術觀點，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把財經隊伍整頓好了，對黨有利。”黨的八大之後，陳雲兼任商業部部長。1956年11月19日，他在部務會議上發表《做好商業工作》的講話，要求商業工作者提高政治站位、培養長遠眼光。“我們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從事商業工作的革命家。我們應該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要上屋頂，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正是由於陳雲注重對財經隊伍開展全域性思維的教育，一批既有專業素質又有全域性思維的經濟工作者逐漸成長起來，為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陳雲在經濟工作中堅持全域性思維，高屋建瓴，視野開闊，洞察世情國情，既抓住重點又統籌兼顧，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在把握全域性中穩步推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進入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更應該自覺樹立全域性思維。只有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自覺服從和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保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正確處理區域性與全域性、個人與整體、當前與長遠的利益關係，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不斷創造新的輝煌業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