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五代時期是南方地區華夏化的重要階段。唐代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被納入華夏網路的程度明顯不同，突出體現在以湘水為線劃分的東、西兩區域中羈縻州縣的設定情況。西南土著政治體一面藉由羈縻府州等制度被納入華夏政治體系，從而實現政治上由異轉同，另一方面又能維持其非華夏化的政治實態，而遊移於華夏網路的內外，是唐朝南方華夏化多元性的體現。華夏王朝透過羈縻、徵稅、置縣等多種形式，實現了華夏網路在南方邊地的多元性，使“蠻夷”與“華夏”得以融為一體，推動了士人對南方認識的發展，不僅從觀念和體制上維繫了構建華夏邊緣的羈縻制度，還是南方族群生存形態在五代及兩宋得以延續的基礎。
1914年，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提出：“中國歷史從某一方面來看，可以說是漢族文化南進的歷史。”如果以中國文化不同時代的地域差異來看，桑原認為魏晉以前的中國文化中心在北方，而到了明清時代則轉至南方，這種劇烈的變化是因為自魏晉時期，開啟了持續千年的“中國文化中心轉移的過渡期”。近年來，有關三國到六朝時期南方族群的研究，揭示出在此時段的中國南方，存在一個從“蠻夷的‘邊緣’”到“中華的‘江南’”的轉變。也就是說，這段文化中心南移的程序，不僅改變了華夏中國的南北文化差異，更改變了南方土著族群的生活樣態與政治形態。就像羅新所言，“在中古時期南方華夏化的歷史浪潮中，‘依阻山險’的土著族群為日益浩瀚的王化海洋所包圍，真正變成了越來越邊緣、越來越疏隔的一個個孤島”。
許倬雲提出的“網路理論”對理解漢唐時期南方土著族群社會的“華夏化”很有幫助。他認為古代中國是基於道路交通系統、經濟交換體系、權力控制與流轉的政治體系、儒家意識形態的思想體系等，“彼此之間，重疊相合，互為影響，構成一個緊密而穩定的多體系文化複合體”。他還提到，這一體系成長的契機蘊存於體系的擴大與充實，其中擴大指體系的向外擴大，即將邊陲消融為新的中心；充實則指的是體系的對內充實，將體系中的空隙消解。胡鴻據此指出，南方山地之所以成為秦漢華夏帝國擴張的突破口，其原因就在於“南方的山地被平原和交通線切割”，故而能輕易地被“圈進網路的網眼裡”。魯西奇則認為從中晚唐到兩宋，“官府不斷‘開山洞’置縣，並在置縣之後逐步將其控制區域由河谷盆地向周圍山區拓展，故此種‘隙地’或‘帝國疆域內的化外之區’越來越少”。
但要注意的是，唐代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被納入華夏網路的程度存在不同，突出體現在以湘水為線劃分的東、西兩區域中羈縻州縣的設定情況。《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代南方的羈縻州設定“羌、蠻隸劍南者，為州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者，為州五十一，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換言之，在唐朝的南方疆域裡，因應土著族群管理而設定的羈縻州縣集中於劍南道、嶺南道和從江南道析出的黔中道三大區域。這意味著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東部區域，在行政管理上大多已經與普通州縣並無二致，“內部的邊緣”越來越少提示我們需要注意華夏網路控制力存在由東向西的強弱差距。
換言之，如果說在秦漢魏晉時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不可避免地捲入了“華夏化”程序，深刻地改變了舊有土著社會的政治形態，那麼到了唐代中期，原屬於土著族群的南方社會，在政治形態上清晰地呈現出區域化的面貌。一部分是長江以北及湘水以東的江南、嶺南東部地區，透過建立完整的政治、經濟、交通體系，而日漸成為華夏的南方；另一部分則是本文將討論的“西南”地區，包括今四川南部、重慶、貴州、雲南、湘西與桂西等土著族群聚居的山地，雖唐朝試圖透過開洞置縣、招撫羈縻等形式，將西南山地的非華夏族群或遠或近地納入唐王朝的統治勢力範圍，但不少族群仍保有其土著風貌，可視作華夏網路的邊緣地區。但是，西南土著政治體一面藉由羈縻府州等制度被納入華夏政治體系，從而實現政治上由異轉同，另一方面又能維持其非華夏化的政治實態，而遊移於華夏網路的內外，是唐朝南方華夏化多元性的體現。
在前行研究基礎上，本文擬考察以下一些問題，以加深對唐五代時期華夏網路與西南族群的認識。首先，唐代華夏南方的區域性與華夏化的多元性是如何形成的？西南土著社會的生活樣態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次，安史之亂以後，相當數量的西南土著政治體維持非華夏化的政治實態，其與唐王朝之間的連年戰事在歐陽修筆下甚至成為唐朝衰弱的重要原因。那麼在安史之亂以後，西南土著族群地區有何變化與發展？同時，唐朝對南方多元華夏的認識與態度為何？最後，在唐代形成的西南土著族群政治形態，到了列國林立的五代時期，又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一、唐代前期西南土著族群地區華夏網路的建構
許倬雲說其“網路理論”構想始於道路體系，他認為長時段演進中的道路系統“將中國整合為一個整體”，可見道路交通對於華夏網路的建構與鞏固有基礎性作用。在南方地區，主要的道路體系依靠的是可通航的河流。暢達的水路交通，不僅保障了生活、生產所需的水源，且具有經濟運輸與軍事排程的便利，所以在日益華夏化的唐代南方，不少城邑傍水而建，沿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出現了一系列華夏化的州、縣，交通、經濟、社會網路彼此重疊、整合。如曾經是山越聚集的贛水流域諸州，在《隋書》中還記載“此數郡，往往畜蠱”，但到唐時，從行政區劃的設定來看，唐代的贛水諸州已完全華夏化，虔、吉、撫、袁、洪、江諸州所轄人口與州縣數量急劇增加。
道路交通亦可成為華夏網路擴張的阻礙。杜佑在《通典》中曾指出，長江等大的河流雖“地非形勢”，但都是可據以防守的要處，說明長江等重要河流在構築華夏網路的交通體系的同時，亦可成為網路斷裂的憑藉。此外，中國由東向西不斷遞增的海拔高度，使得西南地區的不少河流雖然可以通航，但面臨溯流行舟的不便，反而成為交通的阻力。因此，從地理上來看，西南土著族群地區的海拔高度和交通體系的不暢，使其具備了逸出華夏網路的基礎。
西南河谷地帶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同樣影響了水路及其沿線城邑構建的華夏網路的延伸。如劍南道岷江上游的松茂地區，多為高山峽谷地帶，山頂常年為積雪覆蓋而不易生存，河流低谷地區常有水患且容易出現逆溫層而難以耕作、生活，故今日考古所見漢唐時期主要的生活遺蹟在山麓中部緩坡地帶。高山峽谷的地形和海拔高度的差異是西南土著族群生活環境的地理特性，如維州“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黎州“其城西臨大渡河，河西則生羌蠻界……東南至粟蠻部落二百里，郡之四向週三五里，皆是高山萬重”，顯然都不適宜華夏人群居住。
因此，西南地區缺乏鞏固的華夏據點，也成了華夏網路擴充套件的阻力。比如，明代學者顧祖禹就說，長期未能華夏化的今貴州地區雖只是“蕞爾之地”，但於西南政治平衡極為重要，因為該地“守偏橋、銅鼓以當沅、靖之衝，則沅、靖未敢爭也；據普安、烏撒以臨滇、粵之郊，則滇、粵不能難也；扼平越、永寧以拒川、蜀之師，則川、蜀未敢爭也”。但可惜的是，唐代雖設黔中道，還在沿邊地帶屢設都督府等，但始終沒有形成成熟的政治經濟中心，又缺乏有效的交通線路和軍事據點，在行政管理上與東南、嶺南東部有較大的不同，故華夏化程度始終不高，未能最終帶動西南地區華夏化的程序。
應當說，以政治經濟中心的城邑、完善暢通的交通路線、依附於交通線而形成的州縣建設地域，將華夏網路的點與線串聯而成相應的輻射面，形成了南方華夏化的不同區域。華夏南方的區域性對於理解南方族群生存空間的轉化有重要意義，在秦漢魏晉時期掀起華夏化浪潮後，至隋唐時已大致形成以大渡河、長江、湘水、溱水為邊緣的華夏網路。
雖然，華夏網路的延伸在地理上受到交通、地形等方面的多重阻力，但唐朝仍然嘗試在西南地區擴充套件華夏化的政治、軍事體系。
自武德年間開始，唐朝陸續在“四夷之地”建立起羈縻府州體系，透過招徠土著族群酋長內附，或是“開洞置縣”的方式，增設華夏邊緣地區的直管、羈縻政治據點。至唐代中期，南方土著族群地區大致形成了劍南道松、茂、雅、黎、嶲、戎、瀘七州都督府，嶺南道廣、桂、容、邕四州都督府和安南都護府，以及黔中道黔州都督府管轄南方羈縻州縣的政治格局。
先以昆明蠻為例來看土著族群內附後唐朝在當地設定羈縻州縣的情況。武德四年(621)，嶲州治中吉弘偉出使昆明蠻(又稱昆彌國)，這次出使促成昆明與牂牁使臣當年同來朝貢。到了龍朔三年(663)，矩州(牂州下轄羈縻州，治今貴州貴陽)刺史謝法成招慰比樓等七千戶內附。咸亨三年(672)，“昆明十四姓率二萬戶內附”，前後共設定四十六處羈縻州，各以其首領為刺史。從各州州名即能看出唐朝對土著族群納入羈縻的期望，比如盤州下有三縣，縣名分別為附唐、平夷、盤水，顯然希望能將唐朝的政治影響力擴充套件到土著族群地區。
相較而言，“開洞置縣”更能表現出唐朝在西南地區延伸華夷網路的努力。唐朝曾試圖利用西南地區密集的河流水系，透過建立行政機構、軍事要塞以溝通交通，逐步構建向外延伸的華夏網路。如果以黔中道來看，武德元年，唐朝改舊隋黔安郡為黔州，其州轄縣雖前後有多次變動，但大致領有彭水、黔江、洪杜、都濡等縣。武德四年，唐以舊隋巴東郡的務川、扶陽置務州，貞觀四年改名為思州。同年，又析思州的涪川、扶陽並“開南蠻”置費州。黔州、思州、費州正好是涪陵江的下游至上游，其設定的時間順序和地理方位顯示出，唐王朝沿河流逐步向高海拔的苗嶺地區擴充套件其政治控制力。綦江流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武德二年，唐開南蠻地置南州，該地位處今江津縣以南、綦江下游。貞觀十六年(642)則開山洞置溱州，其地則位於南州上游，也是由下游逐步向上游推進的結果。溯河流而上的州縣設定，說明了軍事、政治據點在構建華夏網路中的作用。類似的舉措在嶺南地區也曾施行，如乾封二年(667)前後設定的容州，地當六萬大山與雲開大山的容江走廊，是聯絡南嶺南北地區的重要通道之一。容府設定以後，又分別於調露二年(680)析置巖州、永淳元年(682)開“黨洞”設黨州、二年析黨州置平琴州，則是以“鬼門關”為軍事據點，分別向廉江、容江流域逐步擴充套件。
同時，唐朝還在水系的分支河道設定州縣，析分西南土著族群的力量，以達到控扼土著地區的目的。以沅水流域諸州為例，武德四年，唐在隋沅陵郡基礎上覆建辰州，州域囊括了北起酉水，南至巫、渠二水的整個五溪地區。而且，辰州處於沅水流域的下游，是敘溪、沅水、辰水、瀘水匯聚後的沅水與酉水的交匯處。貞觀八年(634)，唐以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垂拱二年(686)，以辰州麻陽縣為基礎又開諸山洞置錦州；天授二年(691)，以辰州大鄉、三亭建溪州；長安四年(704)，以沅州(原巫州，天授二年改名)夜郎、渭溪置舞州，後更名為業州、獎州。此四州的設定，將辰州上游諸水域切割開來，有利於分化五溪地區土著豪族的勢力。
不過，雖然唐朝曾試圖依循河流逐步構建西南山地的華夏網路，但只是從政治、軍事的角度，設定據點、析分族群，邊徼諸州仍很容易重新恢復其土著原貌。像劍南道西、南、東南三面皆與南方族群接壤，唐人就說“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且此三面正好被河流阻隔而成為華夏網路的斷裂處，因而常出現諸州在正州與羈縻州之間反覆的情況。比如瀘州以南地區，雖然唐高宗在儀鳳二年(677)發兵討伐“納州獠”後，招徠土著、開山置縣，共設定納、薛、晏、鞏、奉五州，隸屬瀘州都督府。但隨著管控力度不足，先天二年(713)五州並降為羈縻州。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宋代，宋仁宗時瀘州外仍多是羈縻州，“管下溪洞鞏州、定州、高州、奉州、淯州、宋州、納州、晏州、浙州、長寧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
需要注意的是，南方族群地區在被納入唐代羈縻體系的過程中，儲存了相當程度的南方特色。籠統而言，羈縻府州制度如歐陽修所言，“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但這種說法只是模糊地概括了唐代羈縻府州制度的原則，而沒有區分不同地區的差異。樊文禮在《唐代羈縻府州的南北差異》中指出南方羈縻州建置規格較低、存續時間較長、土著與正州區別不明顯等特點，他認為這是因為“多山、潮溼、多雨的地理環境造成了當地部族的分散零碎、土著農耕，也極大地限制了他們大規模、大範圍的遷徙”，但除此以外，南方族群地區的賦稅徵收、城邑設定、戍兵安排等特點亦值得重視。
從南方的生存環境來說，溪峒是與唐宋時代南方族群相關的重要名詞。此前學者就何謂“溪峒”，作了較為全面的解釋。溪峒大致有兩層意涵：其一指南方族群生存的自然環境，其二則代指南方族群的地方行政單位。一般來說，學者認為“峒”指的是山間平地或溪河谷地，李榮村曾繪製湖南東南汝城縣境內諸峒分佈圖，證明峒地全在山谷盆地。《舊唐書》中記黔州以南的東謝蠻“散在山洞間”，能畬田耕作五穀且“依樹為層巢而居”，顯然“洞”非指洞穴，而是有較平整的農耕土地。因此，南方的不少溪峒內可進行農耕生產，王承文更說：“中古時代的‘溪洞’或‘山洞’，一般主要是指南方山區少數民族聚居的農耕性村落。”
農耕經濟的穩定，使不少南方土著族群具備被納入王朝課稅體系的基礎。《通典》中認為南方土著族群應輸課役可隨情況確定，“不必同之華夏”，即說明唐代不少南方土著族群已或多或少地被納入課稅體系。《唐六典》中則記載，“凡嶺南諸州稅米者，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鬥；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除此以外，嶺南的“俚戶”、福建沿海的“泉郎”都要“輸半課”。又《太平寰宇記》中記載瀘州都督府下轄羈縻州中，能、浙二州地近“生蠻”，自唐時便不輸稅課，而納、藍等四州近於瀘州則“輸納半稅”，至於高、奉等九州“供輸紫竹”，可見稅賦制度在唐代羈縻州地區的施行與其地理位置有關。地理上接近“中國”的土著族群介於羈縻與編戶間的形態一直延續到宋代，尤其是在宋代的廣南西路地區，比如“廣源州蠻”就是雖名為羈縻但“皆耕作省地”且“歲輸稅米於官”，這對促成“夷漢”間的轉化有重要意義，也使靠近“省地”的南方族群以另一種形式被納入華夏網路之中。
但是，農耕經濟並不一定等於華夏式定居生活，南方土著族群仍然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元和郡縣圖志》中說，一度成為正州的珍州(治今貴州正安縣)下轄夜郎、麗皋、樂源三縣，三縣“不常厥所”，大概位置在珍州附近十到二十里左右的區域內，這是因為當地土著習慣畬田播種，因此常常隨耕轉移。此外，不築城牆的情況在南方多處可見，《資治通鑑》記載王式為安南都護時，在交州外城“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說，新州(治今廣東新興)素來沒有城牆，只是以竹環繞，故稱為竹城。這說明直到宋時，嶺南的不少土著地區仍以竹為城，而不似華夏地區的城邑形態。而且許多羈縻州甚至沒有固定的城邑。像《太平寰宇記》中就記戎州(治今四川宜賓)下舊管羈縻州中，不少州雖有其名，卻無城邑，因為當地族群“散在山洞，不常其居”。有趣的是，作為華夏政治體系中的邊緣之民，土著族群有意識地在不同場合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因春秋有軍設，則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卻歸山洞，椎髻跣足，或被氈，或衣皮，從夷蠻風俗”。
為了管理散居溪峒的南方土著人群，唐代不得不依賴西南在地豪強，這是延續魏晉以來管理南方族群社會的一貫手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南土著豪強的臣服與擁護，對唐朝維繫羈縻統治有明顯的象徵意義。比如唐末影響很大的西原蠻，本有黃、周、韋、儂四大姓，其中黃氏最強，雖然曾被貶為潮州刺史的兵部侍郎韓愈稱“黃賊皆洞獠，無城郭，依山險各治生業，急則屯聚畏死”，認為黃氏蠻與一般土著差別不大，但在李翱看來，黃氏人多勢眾，招撫黃氏部眾對於安定西原蠻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畢竟“周、韋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這種“以夷制夷”的措施，便是利用了熟悉當地的土著豪強，實現對一定區域的管控。原本在南方族群地區，唐朝曾試圖派駐戍兵以維持其統治秩序，然而因南方氣候、戍兵實力等問題，在地軍隊甚至不得不求助本地土著豪酋。神功元年(697)，張柬之為蜀州刺史，上書請求罷廢姚州都督府戍兵。因為唐朝每年募兵五百人赴姚州，路途險阻，死傷不少。而身處蠻諏之域的姚州官兵，只能“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反而成為邊地隱患。
張九齡在《敕安南首領(巋州剌史)爨仁哲(等)書》中，以唐朝天子的口吻對安南、潘州、獠子、和蠻、姚州、昆州、黎州、南寧州等首領寫道：“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蕃中事宜，可具言也。”此言可以看作唐朝所期待與南方族群達成的關係，各部落以其舊有風俗，管轄其本地事宜，但在部落之上則“俱屬國家”，所以無論是都府處理不當還是部落之間的新仇舊恨，都應當奏聞聖上，這正是“識王化”的意涵。因此，我們似乎能看到華夏網路在西南地區的延伸與“王化”的實現，雖然受制於交通、軍事等因素，但是透過羈縻制度，對西南山地地區實施了相當的政治影響。可以說，不論是隨畬田而轉移的縣治，還是羈縻與賦稅體制的結合，都將邊遠地區納入了華夏體系，而且保持了土著特色，體現出華夏網路的“多元性”。
二、唐代中後期的變動及影響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一個關鍵節點，也是西南族群地區出現連年戰亂的轉折點。安史之亂以後，吐蕃、南詔、西原蠻相繼侵擾唐朝西南地區，唐朝為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故自宋朝時便有“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說法。雖然天寶九年(750)南詔便起兵攻陷雲南，並多次與唐軍開戰，可是相較於安史之亂以後，實則影響有限。那麼，安史之亂以後，在連年戰亂影響之下，華夏網路對西南地區的控制力有何變化？又對西南地區的政治形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反之，西南土著族群頻頻製造的“邊害”，又對唐代士人產生了怎樣的知識與觀念上的影響？理解這些問題，或可以加深對“禍基於桂林”的理解。
至德元年(756)七月，唐玄宗因應戰局，下制建立多處都督，形成了多處軍事行政合一的地方機構。節度使的設定將原本道一級分割開來，一方面是為了在大郡要衝建立軍戎，另一方面也需要透過拆分幅員較大的道以削弱地方勢力，如唐人常袞所說，“今以遐闊難守，遂分督以綏之”。在西南地區，唐朝中央分而治之的思路體現得非常明顯，先是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諸郡。次年又分劍南為東、西兩川節度；分荊南節度為荊澧節度，領荊、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
連年戰事下，華夏邊緣行政區的拆分，削弱了地方的軍事和財政力量，對於直面吐蕃、南詔的西南族群地區來說影響很大。高適曾指出介於唐與南詔、吐蕃之間的西蜀地區，雖然軍事力量較強，但是“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劍南”，糧戍需劍南全道供給，有時“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但以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之後，松、維、保外的西山諸州無法獲得有力支援，不免悉數落入吐蕃手中，因此請求罷去東川節度使。杜甫在《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中也說：東西兩川分立節度之後，“顒顒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高、杜所言都指出西川面臨巨大軍事壓力，將劍南道一分為二實則危及全蜀，因此到廣德二年(764)正月，劍南東西川又合為一道。然而在大曆二年(766)又重新分置劍南東川觀察使。
劍南道東西兩川的分合往復，以往研究多將其歸咎於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肅宗試圖消解玄宗對劍南道的影響，另一方面視其為唐代後期中央與藩鎮角力在南方的翻版。但換一角度來看，劍南道之所以分為東西兩川，還在於西川與吐蕃、南詔相連，實際上是唐朝對外的前線，西川節度的設定不僅是析分劍南的軍事、財政權力，也是為了使藩鎮在可控制的範圍內維繫外部的邊界，所以瀘州向上遊的沿邊諸州皆屬西川節度，由此便可以看到唐朝後期試圖在西南地區維繫華夏網路控制力的一面。
隨著南詔勢力的再次興起，西川的軍備壓力由西轉向南，鹹通八年(867)又從西川析分定邊軍節度，以嶲州為川南軍事要塞，“全蜀之南，封部遐廣，屏限蠻貊，巂為要衝”，轄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治邛州，使“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試圖以此備防南詔。雖然定邊軍節度的設定與李師望的權謀相關，他試圖利用唐朝對南方族群地區的警惕而達成自身勢力的鞏固，《資治通鑑》中就說邛州到成都較之到嶲州的路程更近，“(李師望)欺罔如此”，但是懿宗朝作此行政區劃的變動，無疑確有“大度河南，永保金湯之固”的期待。不過，鹹通十年南詔攻入西蜀，證明此舉無效，定邊軍終被廢棄。
嶺南道的析分與定邊軍設定相類似。鹹通三年(862)，唐分嶺南為東西兩道，其中以邕州為嶺南西道治所。邕州的戰略價值，韓愈早在元和十五年(820)就曾指出，邕州正當左、右江地區要地，與土著族群地區隔江相對，“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對於控制該地區的諸蠻十分便利。不過，到了鹹通元年(860)南詔攻陷安南後，邕州的地位日益重要，如方國瑜所說，“邕州與安南互為犄角，唐兵守安南，當加強邕州，南詔佔安南，也要進取邕州”。因此，唐朝中央認為“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洞，控兩江之獷俗，居數道之遊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不振，境連內地，不併海南”，故分嶺南為東、西道，以邕州為嶺南西道。邕州一直是唐朝控扼左、右江地區諸蠻的要所，隨著唐末西南戰事的加劇，邕州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所以嶺南被分為兩道“要別改張”以備南詔。
《唐語林》中曾說唐代後期之藩鎮，“蓋其先也，欲以方鎮御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御方鎮”，但是在西南地區，節度使的興起雖有“方鎮御方鎮”的意圖，但如何因應“繼為邊害”的西南族群，無疑成為唐朝不得不面對的難題。透過對華夏邊緣地區行政區劃的不斷拆分、重組，或許有助於維持劇烈震動下華夏網路並不紮實的控制力，但實際上接連不斷的“叛亂”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了華夏網路，更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行政區劃往往為宋朝所接受，而成為中原王朝面對西南土著族群的政治、地理慣例。
不過，從歷史書寫來看，唐代中後期的南方族群叛亂記載還呈現出另外一番面貌。廣德二年(764)，道州刺史元結寫《賊退示官吏》一詩，生動地表達出西原蠻劫掠道州後，租庸使屢索賦斂的社會實態：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就全國的情勢而論，安史之亂後“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地方賦斂日重。而道州前一年剛遭西原蠻劫掠，“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次年，西原蠻又攻永州，破邵州，儘管“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但是租庸使又索上供十萬緡，故元結寫有“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以表其憤慨之意。
在唐代中後期的南方族群叛亂記載中，不少描述都反應了邊吏施政粗暴以致禍亂頻起的社會現實。此類記載頗多，茲舉幾例。大曆十四年(779)冬，邵州武岡豪富王國良“散財聚眾，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史書記載其興亂原因在於湖南觀察使辛京杲貪暴，並以死罪加於王國良。貞元七年(791)，因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群蠻酋長杜英翰起兵圍安南都護府，後來“正平以憂死，群蠻聞之皆降”。貞元十六年(800)，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為屬下土著牙將驅逐“出奔施州”，次年以裴佶為黔中觀察使後，“酋渠自化”。元和六年(811)“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徵督溪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張伯靖起兵反抗達三年之久，“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大中十二年(858)，安南都護李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致使邊蠻怨怒，更招致南詔入境攻陷安南都護府事件。
此外，怠惰邊事、肇啟邊釁往往被視作招致蠻人入寇的重要因素。太和三年(829)，杜元穎出鎮西川，史書中說他“以文儒自高，不練戎事”，以致南詔大舉入侵。事後，南詔嵯巔遣人上表將其入侵的原因盡歸咎於杜元穎，“杜元穎不恤三軍，令入蠻疆作賊，移文報彼，都不見信，故蜀部軍人，繼為鄉導，蓋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誅虐帥也”。乃至《資治通鑑》中也說，是因為杜元穎對軍事理解不足，為了節約經費一味削減士兵衣糧，致使戍邊士兵只得進入土著族群地區搶奪以自給，從而引起邊境騷亂。
歷史記載中對“叛亂”原因的書寫，延續了傳統社會對“酷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時人對“四境安謐”的期待，亦體現出唐代中晚期對待西南族群地區的基本態度。
韓愈曾說，發兵討伐，“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疫殺傷”，更何況“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所以最佳的辦法則是擇選良吏，撫慰諸蠻。將南方族群“叛亂”歸因於邊吏的不當作為，未見得全屬事實，即如杜元穎一事，嵯巔所說定是片面之詞，南詔本身擴大勢力的想法被完全忽略了。但是，這種對邊患的認識與書寫，無疑影響了中原士人對待西南族群的看法，也加深了“四境安謐”的政治正確。到五代時期，南方先後出現的九國政權，大多與西南族群達成和平之共識，一方面受制於政治軍事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或與邊患肇始於酷吏的觀點相關。
唐代中晚期對南方土著族群地區“安謐”的期待和對酷吏的批判，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唐人對於南方的態度。
通常而言，唐人筆下的南方往往充斥著“異質性”描寫，不僅體現在人群的“異族化”，也體現在環境的“異域化”，這是魏晉以來的傳統。如在律詩《送客春遊嶺南二十韻》中，白居易以近乎羅列的方式，將北方士人眼中的南方特質一一加以描述：南方的族群是“蠻”，南方的地理為“瘴”，南方的食物中有檳榔、橄欖，風俗裡則有海舶、銅鼓與賽江神，天氣常暖而無霜，因此草木、昆蟲、鳥獸極多，鬼怪亦常常見到。因商旅或是謫官的南遊北人，還需要小心藏在酒杯中害人的“蠱”。隨著唐代大量北方士人謫官嶺南、黔中，詩歌中的“異域”之感更疊合了悲慘的人生境遇，而展現得淋漓盡致，恰如李德裕所寫“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於是，在唐代士人筆下，疾病、異俗、異物、氣候不僅是具有南方特色的物象，也是唐代人以中原立場投射“華夷觀念”的物件。
但到唐代中晚期，在“送行詩”中出現不少具有壯行意味的詞句，使得南行一事具有了另一番意義。權德輿在《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中寫道：“及夫書於循吏，為後法程，則古人交趾、九真之績，與河內、潁川固何以異焉？”文中“交趾、九真之績”指的是東漢錫光、任延以華夏之風教化嶺南之民的事蹟，權德輿認為“天慈”降到世間並沒有遠近之別，那麼同樣的，成為循吏亦不侷限於某一地域。換言之，士人不必因遭貶謫南宦而感到悲哀，因為南方一樣是可以實現政治抱負和人生價值的所在。
高適曾寫詩說“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澄”，勸說遠行官員不必畏懼行路艱難，反而應當努力實現百越的教化。孤獨及一方面承認“嶺外峭峻，風俗剽悍”，另一方面也說“君匡戎幕以義，佐師律以禮，報國士以直，導罷人以德，使安危懸於指掌，勝負決於談笑，則諮謀之道弘矣。豈椎髻殊俗，覆車畏途，足為志士之怵惕哉？”強調以義、禮、直、德面對異俗之地、民，則“行於忠信者無險易，拘於王程者無近遠”。
更值得注意的是韓愈在為趙植所署從事竇平寫的詩序中說：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長海敞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貞元十七年時的韓愈，對竇平赴任百越之地有著移風易俗的期待，甚至在他看來，只要風俗變遷，生活環境的差異同樣可以扭轉，南北之別的感覺終將淡化。這當然只是韓愈的理想，是寄予竇平的壯行之語，但卻可以看到秦漢以來儒家士大夫面對南方的政治態度和循吏的政治傳統，在唐代中晚期再次發酵。
同時，這些文學史中的變化，與唐代以來華夏網路在南方地區的延伸和鞏固不無關係。就如認為“異服殊音不可親”的柳宗元，也透過在柳州的種種作為，改變民風以使“皇風不異於遐邇，盛澤無間於華夷”。因此，南方的可怖也隨著政治活動逐漸轉變，韓愈所謂的“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不僅是指風俗、環境的改變，也意味著南方突破了“異域”的意象，日漸成為華夏。
三、五代時期的西南土著族群與南方諸國
《新五代史》中有論，“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隨著唐朝的衰亡，在其疆土之上，出現了基於藩鎮割據而形成的多國並峙。北方先後建立了後世稱為“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和北漢政權，而南方則建立了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荊南(南平)等九國政權。
劉復生曾指出，在整個唐末至宋初的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後唐、前蜀、後蜀、楚、南漢諸政權“與西南少數民族實力集團先後發生過、有時還較密切的聯絡”，如果從“聯絡”的角度，後唐、兩蜀、楚、南漢都與西南族群地區毗鄰，發生聯絡並不意外。但在此五十餘年間，安南逐漸逸出華夏體系，大渡河的邊界意義日益凸顯，湘西諸蠻發生了權勢轉換，反映出西南族群地區在中原動盪之時亦發生了不少變化，那麼，唐代南方華夏化的區域性與多元性在此時代又有怎樣的發展？
唐代末年的連續叛亂，不僅致使李唐王朝覆滅，還導致“整個京城精英網路本身被肉體消滅”，其中“一部分精英在安史之亂帶來的動盪時期，遷居南方”，間接地促進了南方地區華夏化的轉型。正如五代時《許璠墓誌》中所說，“尋以中原板蕩，四鄙紛紜，南北無家，東西有國”，北方戰亂頻仍，“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南方先後建立的諸多政權成為華夏士族棲身之所，自在情理之中。《資治通鑑》中也多次提到中原士族於唐末五代時期向南遷徙的史實：在蜀地，多有李唐貴族南下避亂，“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南漢則收留趙光逢之弟趙光裔、李德裕之孫李殷衡等人為官，“群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為用”。
同時，如果以南方諸國的疆域來看，前蜀、後蜀、楚、南漢、吳、吳越、閩等國，皆佔據的是大渡河、長江、湘水、溱水以內唐代南方華夏網路較為鞏固的地區，即前文中提到的“華夏的南方”。其大致疆域也多與唐代諸“道”相仿：兩蜀主要基於劍南道，楚則為江南西道，南漢為嶺南道，閩為江南東道。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面說明南方華夏化的持續，這是南方得以在“中原板蕩”之際廣泛吸納北方士族的基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西南族群地區在南方諸國林立之際，仍不免處於“華夏邊緣”。
南方政權的華夏化既體現在廣泛吸納華夏士族，建立具有華夏特徵的統治制度，也突出地體現在“華夏認同”上。雖然南漢、閩、吳、蜀皆曾稱帝，但並非與中原及周邊政權斷絕往來，只是利用皇帝、國家與敵國的身份，建立與不同政權的不同程度的關係。如南漢的劉陟“呼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又稱自己實為北人，“恥為蠻夷之主”。荊南(南平)地處南北交通要道，“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不得不向各國稱臣，故節度使高氏被南方諸國稱為“高無賴”。山崎覺士就認為，五代時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與“十國”共同組成了“天下”，這時的“天下”不同於唐時的天下，既有“統一性”又有“分離性”，但彼此間錯綜複雜的平衡關係與密切的聯絡，正是宋代重新統一的基礎。
雖然南方諸國與南方土著族群俱處南方，但華夏化的南方諸政權也如前代一樣將“蠻夷”視為邊緣。南唐人就認為其疆域最南端的虔州(今江西贛州)乃是“西楚之地，南際殊鄰，本之蠻蜑之風”，原因是該地處於“五嶺之際”，當地居民“內據溪洞，外接蠻夷”，故沾染不少土著族群的風俗。又如曾進入華夏網路但在唐代中後期已頻起戰亂的安南地區，被南漢人認為“交趾民好亂，但可羈縻而已”，南漢與楚交接的道州，也有盤容洞蠻盤崇“聚眾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因此，唐代在西南地區所採用的羈縻政策，在這一時期也往往被採用。
《輿地紀勝》中錄有“五代偽蜀敕牒”，包括前蜀武成三年(910)牒淯井鎮羈縻十州五團土都虞侯羅元審、牒淯井鎮羈縻淯州土刺史羅元楚，及永平元年(911)牒土兵馬使羅元審三封敕牒。以“土”加諸都虞侯、刺史之上，顯然是欲繼承“羈縻府州”制度繼續鬆散地管理蜀南的土著族群地區。在南楚地區，天福八年(943)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銅柱以後，一時間引起附近土著部眾內附的熱潮，包括南寧州酋長莫彥殊、昆明蠻酋長尹懷昌、牂柯蠻酋長張萬浚等皆率部附於馬希範。如唐代管理黔南羈縻州一般，馬希範對南寧州的管轄採用的是，“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又如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廣源州蠻酋坦綽儂民富以偽漢時所置十州首領詔敕來獻，欲比七源州內附輸賦稅”。時距南漢劉鋹降宋(970)不過六年，這說明南漢應當在左右江地區延續著唐代管理華夏邊緣的方式，同時，南方土著族群中的一些部落為了獲取自身的政治資源，往往“在其原來所附的舊王朝滅亡以後，即率所屬諸州峒歸附新的中央王朝”。
不過，五代十國時期的多國對峙，也給南方土著族群提供了新的機遇。朱梁時“專有其地”的交州土豪曲承美，正是其中顯例。貞明三年(917)，廣州知留後劉巖建立南漢，交州節度曲顥遣其子曲承美為“歡好使”，前往廣州打探虛實。貞明五年(919)，曲承美便向朱梁求節鉞，梁朝授其為交州節度使。曲氏這番“遠交近攻”的策略，雖然隨著南漢將領李克正攻入交州而失敗，但實際上正是利用了多國對峙下的空隙，開啟了“交趾割據”的新局面。
雖然越南史臣吳士連論及南漢時曾說，劉氏“取交州，雄據一方，與北朝諸僭國相頡頏”，但自南漢開始，交趾逐漸脫離華夏網路，這與南漢始終不能有效控制交州息息相關。李克正擒曲承美之後，先後有楊廷藝、皎公羨、吳權等佔據交州，至吳權時南漢欲借吳權與皎公羨之爭重取交州，但天福三年(938)冬的白藤江之戰，南漢軍隊“蒼黃崩潰，士卒溺死太半”。隨後吳權稱王，並且“置百官，制朝儀，定服色”，施行統治。華夏體系在五代時期失去了政治、軍事、經濟據點交州，因此也逐步失去對安南地區的控制。與之同時，交州內部政治體系不斷髮展，到丁部領時期，開始建立實質的政治體，並逐步將政治中心向南遷移，日漸脫離華夏網路。
應當說唐宋兩王朝之間的五十餘年，在南方形成的並峙諸國，從整體上來說仍然建立於唐朝的政治區劃之上。各國應對南方族群，仍然延續著“華夏邊緣”的眼光，延用舊有的政策。這既受限於華夏網路，同時體現出華夏網路的鞏固。
在唐王朝和華夏網路衰退的總體趨勢下，南方諸國地區與各族群之間又存在怎樣新的形態？接下來，將以沅水流域族群與馬楚政權的關係為例，對這一問題加以考察。
唐代末年，馬殷逐漸掌控今湖南地區，朱梁時受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927)受封楚國王，建立楚政權。從地域上來說，馬殷所管控西、南兩面鄰近土著族群。其中，西面是西南族群聚居區域，由澧水、沅水、資水與武陵山脈、雪峰山脈組成，正因為湘西山地的高海拔阻礙了華夏網路的延伸，故得以在唐代長期遊移於華夏網路邊緣、維持土著形態。不過，馬楚所控澧州(治今湖南澧縣)和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分屬澧水與沅水流域，是控扼上游的辰州、溪州等土著族群進入洞庭湖平原的重要城邑。
隨著局勢發展，馬楚逐漸形成了潭州(治今湖南長沙)和朗州兩個權力中心。其中潭州是以天策府為中心，以文官、宗室、蔡州舊將共同形成的統治集團。朗州則是以朗州軍將為主體形成的軍事集團，雖然前期一直由馬氏宗室掌控，後逐漸為朗州軍將掌控。朗州軍將組成的軍事集團具有相當強的軍事實力，在南唐滅楚(951)以後，以朗州為中心的軍事集團延續政權，直到北宋建立。
朗州集團的形成可追溯至雷滿。《舊五代史》中記雷滿為唐末武陵洞蠻，唐僖宗王仙芝之亂時，領蠻軍隨荊南節度使高駢作戰，後授以澧朗節度，從此盤踞朗州及洞庭湖區。由此來看，朗州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一方面從軍事角度來說，該地“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要……北屏荊渚，南臨長沙，實為要會”，是保障潭州，控扼荊州、岳陽、沅水諸州的軍事要地。另一方面，朗州西靠武陵山區，與生存在沅水流域的五溪蠻唇齒相依，也成為吸納西南族群的重要視窗。
在南楚頻繁的宗室內鬥之中，西部山區族群常常參與其間，最為典型的是在馬希萼與馬希廣之爭時期。乾佑二年(949)，馬希萼以朗州鄉兵為“靜江軍”，製造戰艦七百艘，以攻潭州。當年八月大敗，損失戰艦達三百艘，足見朗州軍治財力。次年，馬希萼又“以書誘辰、漵州及梅山蠻”，當時“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朗州兵藉助蠻兵的勢力，一路大捷直至攻下長沙，扭轉了希萼與希廣之爭的局勢。不過，馬希萼“率群蠻破長沙”以後，潭州為朗、蠻洗劫一空，同時南唐也乘此馬楚內亂之際，攻入楚國。洗劫長沙中獲益最多的苻彥通，掠走“府庫累世之積”，退守朗州，造成了“湖南地區政治中心的西移”，為朗州軍事集團的延續存蓄了力量。
不得不說，從唐末開始，隨著朗州軍事勢力的不斷崛起，原本遊移於華夏邊緣的沅水流域越來越受到華夏勢力的影響，這也是北宋開梅山、用兵溪州的遠因。但是，從整體而論，馬楚政權一再借引蠻兵，雖然增進了華夏力量在這一地區的滲透，卻似乎始終未能擴充套件華夏網路，將湖南西部丘陵地區納入直接的統治範圍。
天福四年(939)，溪州刺史彭士愁(一作彭士然)率錦、獎州蠻攻澧州。楚王馬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率衡山兵抗擊，從歷史記載來看，劉勍善於山地行軍，熟悉西南土著的作戰方式，“仕然走保山砦，危巖斗絕，不可猝登。勍造作梯棧，圍之三匝……因風投火，繼以火矢，燔其營寨”。最終，溪州彭氏不得不遣其子彭師暠率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馬希範仍以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但“徙溪州於便地”，又命劉勍為錦州刺史以制衡，“自是群蠻服於楚”。馬希範於溪州城外設立銅柱，以說明其羈縻之意，在李宏皋撰寫的銅柱銘文中說：
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鹹復職員，錫齎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這是一套完全符合“天子之於夷狄，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的論述，強調的是在道義上對華夏邊緣族群的統轄，而不追求對這些地區的實際治理。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馬希範以銅柱為誓，史書中大多說是因為“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故利用馬援銅柱的典故來彰顯自己的德政。實際上，在唐朝馬摠亦曾以馬援典故來宣傳自己的政績，史書中記載他曾在“漢所立銅柱之處”用一千五百斤銅鑄二銅柱“以繼伏波之跡”。除了馬摠，曾任安南都護的張舟，也重樹馬援銅柱，柳宗元在其墓誌銘中就說，“乃復銅柱，為正古制”。馬援銅柱不僅在嶺南被作為處理與南方族群關係的紀念碑性物體而見諸各地，也逐漸成為唐人筆下的重要意象。只是，當銅柱開始表現出德政功績時，銅柱便不再只是邊鄙、邊界的象徵，如沈佺期所說的“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天”，銅柱中暗含的華夷共生之意也漸漸凸顯。到了宋代，兩知邕州的陶弼寫下的“璽書行絕域，銅柱入中原”一句，便不再強調銅柱是華夷的邊界，而突出土著地區華夏化的一面，形成華夷之間不遠不近的張力。
馬希範以銅柱作為紀念碑性建築，強化了與湘西地區的關係。這種關係無疑有緩解與西南族群緊張關係的意味，因為朗州地區政治、軍事力量的興起，對山地族群造成了一定的威脅。同時，溪州銅柱的設定又藉助“銅柱”的邊界與德化的象徵，強調了對“羈縻”制度的堅守。雖然溪州銅柱是以馬彭誓盟的形式出現，卻體現了唐以來在南方網路的不斷鞏固與擴張下，華夏化與蠻夷化之間的角力。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在唐王朝和華夏網路衰退的總體趨勢下，土著族群地區形式上華夏化而實質上蠻夷化的政治形態日益得到雙方的接受。甚至，這種對待“蠻夷”的政策傾向一直影響到宋初，正如《宋史》中所說，“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為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間有桀黠貪利或疆吏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為寇，抄掠邊戶。朝廷禽獸畜之，務在羈縻，不深治也”。
結 語
北宋前期的樂史在《太平寰宇記·南蠻總序》中對南方少數族群地區，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區分。他將概括性的“南蠻”分為“徼外諸國”和“徼內夷”，前者包括了大秦、天竺、南海諸國，後者則有牂柯、夜郎、黔中、武陵等地。兩者的區別在於“(徼內夷)今為郡暨縣，雜居中夏”。在《徼內南蠻敘》中，樂史又說“三代以後，中國之化，極於五嶺，自是而西，故南蠻之居中國者眾”，顯然樂史已經很清楚地將籠統的“南蠻”分作了域內與域外兩部分。域內蠻夷雖然常為寇患，但在不斷的征伐中，已逐漸被納入“中國”的統治秩序之中。這是在經過唐代南方華夏化之後逐漸形成的“境土”認識。這種認識與唐代南方華夏網路的鞏固、不斷延伸的嘗試和努力維繫息息相關。
在透過交通行政而建立起的華夏網路上，身處西南的南方族群隨著華夏網路的延伸而成為粘附其中的遊移者，無論是牂牁、夜郎，還是黔中、武陵，都曾以不同的形態被納入華夏的體系。納入賦稅體系的土著族群、帶有土著色彩的州縣設定，乃至單純政治上的聯絡，都展現出華夏網路在西南族群地區的多元性，也使得“蠻夷”與“華夏”得以融為一體。唐代中晚期維繫華夏網路的努力，與士人對南方認識的發展，不僅從觀念、體制上維繫了構建華夏邊緣的羈縻制度，也是西南族群生存形態在五代及兩宋時期得以延續的基礎。
原載：《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轉自“社會科學雜誌”公眾號，若有侵權，敬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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