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精神上早熟的民族。在數千年前的歷史階段當中就已經進化並發展出諸如《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孫臏兵法》、《韓非子》等謀略、軍事理論名篇，其中的陰謀詭計更是被後世戰略、戰術家所稱道。
然而，與所謂的“陰謀”相比，“陽謀”則更令人無解。
陽謀就是根據現有條件，因勢利導、光明正大地透過改變自己的資源配置，提高效率，達到總體更好的結果或實現更高的希望。就如同開卷考試一樣，誰都知道答案就那一個，非做不可。所謂陽謀，同樣是計策，與陰謀不同，這樣的計策施展得光明正大，卻往往讓人不得不中計。
二桃殺三士、圍魏救趙、推恩令、挾天子以令諸侯，被稱為中國古代四大陽謀。確實，中國古代朝代更迭頻繁，尤其春秋、秦漢時期，各路諸侯你爭我奪，同時與中央權力明爭暗鬥，產生了流傳千古的陰謀與陽謀。這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漢武帝時期的“推恩令”。
推恩令的過人之處在於，它是陽謀中的頂峰，幾乎堵死了諸侯們的全部退路。
劉邦稱帝登基之後，考慮到秦始皇時期的郡縣制存在的一些問題，諸侯王室被消除殆盡，中央有變，無人勤王，但是如果諸侯權利過大，則容易產生地方勢力做大的危險，重蹈春秋戰國的覆轍，於是，劉邦想了個辦法，他把郡縣制和分封制結合了一下，對有功之臣和皇親國戚採取了分封制，但是這種制度很容易讓分封諸侯手握軍政大權，幾十年後，漢朝也同樣面臨這個情況，諸侯勢力漸漲，眼看又將戰亂紛起。
終於，時間到了漢景帝時期，爆發了七國之亂，給國家和百姓都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到了漢武帝時代，已經嚴重到了“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不解決這個問題，實在過於危險。但是如果由皇帝出手削藩，肯定會引起藩王的反抗，同樣會造成家國之亂。
此時主父偃(漢武帝時大臣)給漢武帝提了一個建議：推恩令。讓諸侯將產業分封給自己所有的兒子，包括次子、庶子。如果諸侯的爵位和封地都像以前一樣由嫡長子繼承，這樣下去諸侯國國君的實力很難得到削弱，但如果把產業分封給所有的兒子，這樣一個龐大的勢力就會被拆散為十幾個甚至數十個小國，這樣的小國越多就越不可能發生叛亂。
而漢朝的諸侯不可能看不懂這個命令是什麼意思，但這就是陽謀得厲害之處——非做不可，不做不行。如果諸侯不執行這個命令，不但會有皇帝的責罰，自己的封國內也可能禍起蕭牆，自己的兒子們首先就不會答應，逼著諸侯國不得不把權利一代一代分散，在短期之內就解決了諸侯王室尾大不掉的麻煩。
在我看來，不僅僅中國古代，咱們中國近現代史當中，陽謀更是被髮揮得淋漓盡致，在我黨我軍的革命道路中，產生了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或許你不知道，“陽謀”這個詞的發明者，就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1949年3月13日，毛主席在說過：“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264頁）
毛主席創造了“陽謀”這個詞，同時也是運用陽謀的戰略大師。誕生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論持久戰》是毛主席戰略智慧的結晶。1938年，東北淪陷，國民黨節節敗退，喪失了大片國土，日軍強佔我半壁江山。此時面對國內外的“速勝論”與“亡國論”，毛主席在延安窯洞裡寫出了《論持久戰》這一部經典著作。
《論持久戰》預測日本一定會失敗，並解釋了日本為什麼會失敗，且詳細闡述了日本怎麼一步一步走向失敗，文章指出：日本是小國，中國是大國，日本是侵略戰爭，中國是反侵略戰爭，日本失道寡助，中國得道多助。明明白白地告訴所有人我們要怎麼做，因為就算知道我們怎麼做了，日本拿我們也沒辦法。毛主席慧眼構建了戰略大局，極其敏銳地勾勒出反法西斯戰爭的基本盤，具有高度前瞻性和極高的戰略思想，堪稱天下第一陽謀。
在我看來，創立新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們都是戰略、戰術層面的大師級人物，建國後，我們的陽謀策略，同樣大放異彩，在新的歷史格局、世界格局下，超越了以往數千年的歷史。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堪稱建國後我國外交領域當中的又一大陽謀。之所以說他是陽謀、無解，是因為它敏銳地發現了一戰、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不平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不發達國家進行剝削，在“道義”上存在嚴重不足，只是礙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國力與軟實力，無人敢做登高一呼。
1955年1月15日，印尼總理代表緬甸、錫蘭、印度、巴基斯坦四國總理致電中國政府，邀請中國參加當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2月10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覆電，同意與會。對於亞非會議，美國等西方國家一開始就抱著極端敵視的態度，並以“經濟援助”等手段分化亞非國家。
4月18日至24日，亞非會議在萬隆舉行，出席會議的有29個國家，中國是參加亞非會議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成為會議矛盾的焦點。為了使29個與會國達成基本一致，周總理領導的中國政府代表團開展了富有成效的靈活外交，他們將事先準備好的書面發言稿散發給各國代表，利用短暫的休會時間起草了補充發言。發言自始至終貫穿了“求同存異”和“和平共處”的原則。
亞非會議是第一次沒有帝國主義列強，由發展中國家自住舉行的政治會議，是中國外交活動的一次重大成功，是中國爭取亞非國家支援、促進與亞非國家往來跨出的第一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此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併成為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策略。它從“道義”上確立了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秩序構建者”的角色。
接下來的“第三世界”理論，更是將陽謀用到了極致。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美國陷入侵越戰爭的泥潭中，霸權地位受到挑戰。蘇聯則乘機加緊擴充軍備，並依仗其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對外擴張。在雙方激烈爭奪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
1974年2月，毛澤東主席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三個世界的政治理念，是毛主席政治生涯的神來之筆。不費一兵一卒，將中國的政治地位提升至與美蘇同級別的檔位，以一己之力開創了三極政治格局的局面，在毛主席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政治理念後，中、美、蘇三國格局正式形成。
近些年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一帶一路沿線的各個國家都享受到了這項世界級戰略帶來的成果。 “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不敢說後無來者，但絕對是前無古人。
一帶一路的思維方式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的“天下大同”思想，也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樣的國力，才有可能將這種思想變成現實。把這個戰略付諸於戰術其實很簡單，一言以蔽之就是幫助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及產業發展。
它的絕妙之處就在於你無法拒絕：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產業鏈的國家，幫你改善國內基建環境及經濟發展，它符合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黨派與執政者的執政理念。可以說：這是繼韜光養晦之後，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形勢下提出的又一戰略構想。
目前隨著中老昆萬鐵路的通車，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聯絡也日趨緊密，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尤其是亞洲事務上的影響力。與中國合作，就是與未來合作，也是在新的工業革命來臨之前，能站上舞臺的唯一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