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陰沉昏暗的中華大地被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驚醒。從此，中國的無產階級開始走上舞臺，開始了他們可歌可泣、艱苦卓絕的鬥爭，這場運動就是人們熟知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怎麼取得認清一箇舊世界、建造一個新世界的偉大勝利的？
1.五四運動是怎麼引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取得戰勝國的地位。訊息傳來，舉國歡騰。北京政府宣佈放假3天，萬人上街提燈慶祝。北大校長蔡元培帶領北大教授在天安門做了一天的演講。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戰爭結束當天發表的演說中稱：“尊重殖民國家和被殖民國家的意見”、“國無大小一律享有平等之權利”、要以“公理”取代“強權”等。這一切的一切，都讓飽受欺凌的中國人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中國將不再受欺凌!但是，中國人真的太善良了，他們完全沒有看清楚帝國主義的嘴臉，沒有認清楚列強的侵略本質。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協約國和戰敗國同盟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代表團向會議提出三項提案:一是針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特權，提出廢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和巡警、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由權;二是要求取消1915年日本與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三是要求歸還日本在大戰期間搶佔的原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鐵路、礦山等各種權益。但是，這種期望顯然是太高了。前兩項提案一經提交，就被拒絕。中國代表所能爭敢的，只有山東問題了。但是，英、法、美在日本的強硬態度下最後妥協，犧牲中國的權益，換取了日本承認他們一戰攫取的利益:和會決定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並作為正式條款寫入大會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陸微祥將這一決定上報政府後，政府竟通電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
5月1日，北京的《中國時報》報道了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陳述了外交失敗的原因。北京、上海、濟南等地的報紙爭相報道這一訊息。
2.五四運動是怎麼爆發的？
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訊息很快傳開。得知訊息的蔡元培，立即向北京大學的許德珩、何思源、傅斯年、易克嶷等活躍分子通報了這一訊息。北大師生一時間群情激奮，準備反抗列強霸權和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學生社團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5月3日晚上7時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緊急大會，並邀請北京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參加，討論行動對策。5月3日晚，一千多名北大學生和十幾所北京高校的學生代表，彙集到北河沿的法科大禮堂。《京報》記者、國民雜誌社顧問邵飄萍首先激動地介紹了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交沙失敗的情況。緊接著，張國燾、許德珩、謝紹敏、丁肇青、夏秀峰等活躍分子一個接一個地上臺發言。他們痛批列強的虛偽面禮和侵略本質，斥罵北京政府的軟弱與賣國。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衣襟，用鮮血寫下“還我青島”四個大字:高高舉起，把會場氣氛推向了悲壯激烈的高潮。“還我青島”四個字從此以後成了中國人民反抗列強欺凌的代名詞。最後，大會作出四項決定: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
(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活動;
(四)定於五月四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為了保證所有學校的學生都知道遊行的計劃，5月4日上午10點鐘，北大學生又召集各校代表十幾個人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安排後幾天的活動，尤其是當日下午的遊行。會上，學生們討論了遊行示威的進行辦法 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推舉北大新潮社的段錫朋、傅斯年為天安門大會主席和遊行總指揮。高師工學會代表聯絡到各校激烈分子有十人左右，相約暴動，準備犧牲，有的還向親密朋友託付後事、寫了遺書。
5月4日下午1點左右，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多人，按照約定先後到達天安門廣場。謝紹敏寫下的血書“還我青島”飄蕩在遊行隊伍上格外引人注目。一面白旗上還有一副對聯:
賣國求榮，早知曾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這副對聯是用曹操(阿瞞)來罵曹汝霖是賣國的奸臣之後。章惇是被司馬光罵為“大奸”的北宋大臣，這裡顯然是在罵章宗祥是章惇的後代。
隨後，活躍分子發表了演講，散發了傳單。天安門前圍觀的群眾越聚越多，都為學生們的愛國情緒所感染。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開始向位於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行進，許多前來圍觀的群眾都跟著一起參加了遊行。遊行隊伍行至東交民巷西口，被鐵柵欄擋住了，使館區顯然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學生們推選了羅家倫等四人為學生代表，進入使館區向美、英、法、意四國公使當面遞交事先寫好的關於山東問題的意見書，但被委婉的推卸掉了。學生們在使館區門口被各種理由推諉了兩個多小時，情緒開始越來越激動。有人提議到曹汝霖家去，於是遊行的人群開始向曹汝霖家的方向行進。在行進的過程中，學生們沿街散發傳單、高呼口號，引來不少人駐足觀看，加油鼓勁。
4點多鐘，學生隊伍到達曹家所在的趙家樓衚衕。他們一邊高喊，一邊砸門。見門不開，一些學生開始向院內扔石頭。這時，高師的匡互生等幾個人打破圍牆窗戶上的玻璃，拉彎窗柵上的鋼筋，翻進了院子，立即開啟大門，把潮水般的人群放了進來。屋裡的曹汝霖和章宗祥聽到學生們闖了進來，情急之下，曹汝霖躲進臥室旁邊的箱子房，章宗祥藏進曹家的地下鍋爐房。
憤怒的學生找不見曹汝霖，就開始砸屋裡的東西。匡互生又一把火點燃了地毯，引燃了曹家的房子。
躲在鍋爐房裡的章宗祥吸到濃煙，立刻從地下室裡跑了出來。學生們誤認為是曹汝霖，衝上去一頓狂揍。一個舉著大旗的學生瞅準空隙一旗杆下去，將章宗祥砸暈在地上。住在曹府的日本人中江醜吉看到章宗祥被打倒在地上，趕忙奔過去連拉帶拖地帶他逃出後門，躲進一家油鹽店。學生們跟著追了出去。連同中江醜吉一起錘了個半死不活。
不久，大批帶著武器的軍警趕到。學生們看到軍警來了，很快逃散。不久，消防車也到場滅了火。但這時，曹家的房子已經燒得差不多了。最後，有32名沒有來得及逃掉的學生被帶進了警局，其中北京大學20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8人、北京工業學校2人、中國大學1人、匯文大學1人。
警察把曹汝霖全家送往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章宗祥也被送進醫院。警察總監吳炳湘向曹汝霖當面道歉，曹汝霖對警察的不積極保護表現出強烈的不滿。總統徐世昌派人給曹、章二人每人送了五萬元錢，作為醫療費和損失補償。段祺瑞來看望曹汝霖，對整個事件也非常不滿。
3.被抓的學生是怎麼救出來的？
32位同學被捕了，接下來該怎麼辦?
5月4日晚，各校學生召開大會，討論營救被捕同學的辦法。當晚，北大學生幹事會成立，上百名同學踴躍參加。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定自即日起各高校全體罷課，並通電社會各方面請求支援。下午，各校學生又在北大法科召開聯合大會，討論了挽救被捕同學以及堅持要求罷免曹、章、陸三人職務的辦法。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
學生被警方逮捕，北大校長蔡元培5月4日當晚就參加了學生大會，他勸學生不要再繼續開會，要繼續正常上課，營救被捕同學的事情由他來負責，但學生們堅決地表示，要營救被捕的同學，達到這次行動的目的，就必須進一步組織起來。
5月5日上午，教育部向各校校長下達命令，要求他們把為首“鬧事”的學生全部開除，十幾所學校沒有一個校長照辦。下午，十幾個學校的校長和蔡元培一起，參加了學生在法科禮堂的大會，並組成了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校長們都認為，此次事件不應讓少數學生負責。學生雖有過激行為，但均出於愛國之心，政府應當立即釋放被捕學生。會後，校長團開始為解救被捕學生而奔走。他們集體去見總統、總理、教育總長以及警察總監，要求釋放學生，表示如果學生得不到釋放，所有學校的教職員工就全體罷職。
面對這種事態，北洋政府也在謀劃著如何對付學生的辦法。由於軍閥之間存在著各種利益衝突和矛盾，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也很不一致。操縱實權的段祺瑞、徐樹錚、京畿警備司令段芝貴及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主張送交司法部門審理。而沒有實權的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人則擔心事情鬧大“後果不堪設想”，主張採取懷柔、軟化的政策。
抓來的幾十個愛國學生該怎樣處理，警察總監吳炳湘心裡也在打鼓。
5月6日晚上，吳炳湘向蔡元培提出兩個釋放學生的條件:一是第二天不許學生參加原定的要在國恥日舉行的群眾大會;二是各校5月7日必須復課。蔡元培答應了這兩個條件。第二天，各校學生在校長們的勸說下復課了，被捕的學生也於上午被釋放。這些被捕的學生在獄中表現非常勇敢。32個人被關在一間條件惡劣的牢房裡，卻沒有一個人出賣同學。十幾所高校的學生們像迎接英雄一樣把32位同學接回學校，慶祝鬥爭的勝利。蔡元培和北大的全體學生，在漢花園文科新校舍(即紅樓)前，隆重迎接被捕返校的同學。
4.北洋政府能放過“惹禍”的學生和蔡元培？
被捕的學生獲釋了，同學們都非常高興，因為他們取得了鬥爭的利。但是，事情還遠沒有結束。
北洋政府對這樣的結局非常不滿，把責任歸咎於北大校長蔡元培。5月4日當晚的內閣緊急會議上就有人提出，應當追究校長蔡元培的責任，但教育總長傅增湘認為，蔡元培在學界名望很高，任北大校長以來推陳出新，頗有成效，北大校風也為之一變。出現今日之事，校長雖有責任。但也非蔡先生本人所願。若輕易動搖蔡元培校長的地位，恐引起學界的不穩定。傅增湘身為教育總長，也因五四事件受到內閣總理錢能訓等人的批評和指責，5月6日提出了辭呈。
第二天，政府因學生遊行之事要撤了蔡元培職務的訊息很快傳開，當時的蔡元培還在忙著為營救學生而奔走。學生們救出來後，5月9日清晨，蔡元培留下一封辭，悄然離去。
雖然蔡元培說自己不是“引咎辭職”，而說自己“倦矣”，但許多人都明白，蔡元培是希望以自己的辭職來免除或減輕政府對學生的追究。雖然他一直在向各方面呼籲，學生行動“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但他也很清楚，政府中的強硬派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還聽到小道訊息說，有人要暗殺校長，焚燒大學。
蔡元培辭職的訊息不脛而走，引起學界很大震動。人們都知道是政府逼走了蔡先生。北大的學生堅決反對政府再派校長到北大接任。他們採取了兩方面的行動:一是上書教育部並面見教育總長，要求政府出面挽留蔡元培;二是向全國發出通電，請求支援。學生們的鬥爭，不僅是要表明他們對蔡元培的尊敬與愛戴，更是要表明五四遊行沒有錯，不應由校長來承擔責任。
北大的教師也採取了積極行動。他們派代表面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並決定，如果政府不留蔡元培，他們就集體辭職。
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成立。12日，北京各校學生和教職工代表在北大召開聯席會議。學生們主張立即再次全體罷課，但個別校長卻認為要慎重考慮。最後大會決定，如果次日政府再無滿意答覆就一致罷課。5月13日，各校代表向政府亮明瞭態度，各校校長也提出，如果政府不能給予滿意答覆，他們將集體請辭。在學生們再一次總罷課的威脅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答應師生們的要求。5月14日，徐世昌被迫以大總統的名義下達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蔡元培看到政府的挽留信後表示，不願再回到北大，後經過多方勸說，終於答應幾個月後再回北大任職。
但是，讓師生們沒有想到的是，北京政府同時還下達了另外兩個命令，一個是對曹汝霖等人挽留的命令;另一個是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即嚴令軍警在以後“遇到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要“依法逮捕”，各學校要約束學生不得干預政治。有不聽勸解滋事者開除。這兩項命令，使北洋政府的反動本質暴露無遺。
第二天，同情蔡元培和反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被免職。據傳將要來繼任的是親日的安福系的田應璜。對政府的上述行為，師生們感到非常憤怒。5月17、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連續開會，決定19日起全體罷課，抗議政府的上述三項決定。
5月19日，北京兩萬五千名學生總罷課。學生在罷課宣言中抨擊北洋政府的諸多令人痛斥的行徑，學生們致書徐世昌，提出六項要求:(一)歐會不得簽字:(二)懲辦國賊;(三)挽回蔡、傅;(四)收回警備命令;(五)交涉留日學生被捕事;(六)維持南北和議。學生們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特別是關於“懲辦國賊”的要求。眼看政府軟弱無能，又有意包庇、袒護賣國賊，學生們對政府失望之極，於是，在實行總罷課的同時，大規模地展開了下列活動：第一，組織時事演講團，喚起民眾。第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第三，發行日刊，擴大宣傳。第四，組織護魯義勇隊。
學生的愛國行動，贏得了全社會民眾普遍的支援，當然會引起統治者的恐慌。恐慌的還不只北洋政府，還有外國列強。對學生運動進行干涉的無疑是日本。在學生運動初期，英美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對運動給以同情。當運動進一步擴大時，他們卻開始擔心自身利益是否受損的問題。很快，他們也開始要求北洋政府與美國公使會同調查，提出在抵制日貨中其僑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狀況，“如有損失，應予賠償”。在列強的壓力下，北洋政府於5月23日釋出訓令，要求警察維持治安，嚴格取締“排日風潮”。
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向北京地方及各省的文武官員下了一道嚴厲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教育部也同時向各校長下令，要求教職員工督促學生三日內上課 。從這一天開始，軍警的馬隊天天在街上嚴加巡邏，再次開始逮捕演講、聚會的學生，驅散演講的人群。學生們並沒有因此而屈服。他們不但沒有復課，許多學生還收拾了行李，準備等政府一宣佈解散學校就去另謀救國之道。不能上街演講，他們就上街賣東西抵制日貨。見武力壓制沒有起到預想的作用，北洋政府又想出分化瓦解學生的辦法:一是提前放假;二是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及外交司法官考試。北京政府是想透過這種辦法造成“考者考，回者回”的局面，使學生運動自然瓦解。這種辦法對學生運動的確起到了瓦解的作用，有不少學生應了家長的要求，按期畢業離校，或去參加各種考試。罷課的人數少了許多。這樣，在北洋政府的彈壓和瓦解下，北京的學生運動一度轉人低潮。一部分學生退出了運動，但更多的學生仍然在堅持。北洋政府以為藉此轉機就可以將學生運動徹底平息下去，但是，這個判斷卻是大錯特錯了。
5.實現了一個小目標。
6月1日，北洋政府為了徹底取締學生運動，以大總統名義接連下了兩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是為曹、章、陸三個親日派辯護。第二道命令是強令取締愛國活動。這分明是黑白顛倒，賣國有功、愛國有罪!學生們對北京政府這種可恥行徑非常憤怒。學生們決定，從6月3日起恢復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如果被捕，就加倍出動，直至反動軍警把全體學生都捕完。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學校各派出上百名學生上街演講。他們慷慨激昂地向民眾宣傳救國、救山東的道理，感染了許多民眾。軍警對學生的行動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不但手持武器衝散聚集的人群，還當街逮捕了一百多名學生。第二天，政府出動更多軍警對付學生運動。但是，學生們並沒有因此而被嚇倒。他們把小旗揣在懷裡，走到有行人的地方就開始大聲演講。軍警馬隊追著抓捕學生，當天又捕去了七百多人。捕去的學生沒有地方關押，就把他們關在北大法科禮堂裡。最後，法科禮堂也收容不下了，就把位於馬神廟的北大理科宿舍也用來關押學生。北洋政府的暴行更加激起學生們的怒火。學生們決心以更大的愛國熱情來反抗軍警的暴行。上街講演的學生隨身攜帶著毛巾、牙刷、牙粉等洗漱用具，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6月4日，北京十五所女校聯合會組織的約一千名女生天安門廣場集合，然後直奔中南海總統府。雖然路上風塵撲面，警察持槍攔阻，但這些女學生毫無畏懼，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到了總統府門口，女生選出的代表要求見總統。徐世昌自己不露面派了秘書出來應付。女生提出四點要求，一是大學不能作為監獄;二是不能用對付土匪的辦法對待高尚的學生;三是不得讓軍警干涉學生演講;四是對學生只能告誠，不能虐待。
愛國學生的被捕，也激起學校教職員工的憤慨。他們一面聯合推舉代表請願，一面通電全國，抗議軍警破壞大學教育的尊嚴。北京師生再次抵起的鬥爭高潮。引起全國各界的關注與響應。6月5日，傳來了上海宣佈罷工、罷課、罷市的訊息。這可嚇壞了北洋政府，他們意識到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問題的嚴重性。
6月5日，北大法科禮堂看守學生的軍警突然撤離，軍警頭子段芝貴也“引咎辭職”。繼而免去了代理部務的教育次長袁希濤的職務，由傅嶽棻繼任。6日，教育部派人到北大法科禮堂勸仍然留在那裡堅持鬥爭的學生回學校。7日，大總統徐世昌又派一名參議員和教育司司長前去向學生道歉。但這些都沒有達到平息學生運動的目的，因為學生們深知，他們愛國鬥爭的目標還一個都沒有達到。7日，學生召開臨時聯合會，指出，“政府對待學生毫無誠意或以武力脅，或以小惠誘，如欲示誠意，須自罷免曹、章、陸始，曹、章、陸不予罷免，決不甘休”。8日，各校又開會決定，從10日起，要“效申包胥七日之哭”，集體自帶行李到總統府前痛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6月10日，政府答應了學生們的要求，決定罷免曹、章、陸三人的職務。學生們得知目標達成，才取消了行動。
北京學生的“六三”行動初步達成了五四愛國運動的目標。在這次行動中，北洋政府企圖以武力使學生屈服，但卻適得其反，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愛國浪潮。五四運動由此走向更大規模、更輝煌的新階段。
6.大目標怎麼實現？
當北京的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上海的學生們很快就起來響應了。1919年5月5日晚上約12點，復旦公學的國文老師邵力子看到北京發來的有關學生“五四”示威遊行的電訊後，立即趕到復旦公學去做報告。學生們聽了事件的整個經過都非常氣憤，紛紛表示要響應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很快，他們就推舉出28名代表，第二天一早就去聯絡各大學和規模較大的中學，約定在5月7日國恥日上街遊行。
5月7日午後，上海的兩萬多名學生和一部分市民，手執寫有討賊和愛國標語的小旗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召開大會，抗議青島淪入日人之手，痛斥政府逮捕愛國學生。會上，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增等人都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大會當場決定，通電巴黎代表拒絕簽字。會後，全體參會人員一起上街遊行。
5月11日，上海學聯成立。12日，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成立。5月下旬，許德珩、黃日葵等京、津學生代表來到上海聯絡，進一步促動了上海的學生運動。
北京學生5月19日宣佈罷課後，上海學生也積極響應。26日，上海學生兩萬人舉行總罷課。6月4日，北京學生被捕的訊息傳來。上海學生立即行動起來。全上海大、中、小學全部罷課。學生們走上街頭，挨家挨戶地動員商戶罷市。如果有店主不願關門罷市，他們就跪在店門前。哭著求店主為國家民族的危亡而參加愛國行動。許多商戶為學生的愛國之情所感動，當即關門罷市。到6月5日上午12點，上海所有商鋪全部罷市。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聯合會開會，商界與學界兩千多人前來旁聽。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得到了全國學生和社會各界的支援，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當然，也不是所有商人都是發自內心的罷市。6月3日那天、學生代表找到上海總商會時，商會的人就說:"對於示威運動，似非大國民所宜有。”實際上，商人並非不愛國，但他們卻有著自身的顧慮。
從6月5日罷課開始，各學校的學生擔心商家不能堅持到底，每天上街維持秩序，督促商家堅持罷市。“自晨至晚奔走呼號”，連全市的小學生也在教員的率領下，手執“誓殺國賊，喚醒國魂”的旗幟奔走於大街和商鋪。這樣，上海的罷市一直持續到6月11日，罷免曹、章、陸的訊息得到證實，各商戶才開始恢復營業。
上海工人很快成為愛國運動的主要力量。北京“六三”大逮捕的訊息一傳到上海，上海的工人就準備以罷工來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尤其是日廠的工人最為踴躍。
5月5日上午，日本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工人首先罷工。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工人罷工。與此同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工人和碼頭工人也開始罷工。
工人罷工後，就和學生一道展開各種愛國活動，散發宣傳品、上街遊行。他們在罷工的過程中團結一致，打破了原來廠會間存在的隔閡，共同商議鬥爭的步驟與策略。工人們在罷工期間拿不到工資，還主動捐出自己的血汗錢來支緩愛國運動。當時的求新機器廠的工人看到旗幟上寫的標語很容易壞，就向各界募捐，在機器廠街口修建了一座高六丈、寬五丈的鐵術牌樓，上面題著四個大字“母忘國恥”，每個字有三尺寬。
上海工人加入鬥爭，對五四運動勝利發生了重大影響。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到上海，主力由學生轉變為工人。上海的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形勢很快影響到全國。各地除了學生普遍罷課外，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唐山工人、天津人力車夾、杭州工人、九江工人等大小近百個城市的工人先後舉行罷工。商人罷市也迅速波及天津、濟南、安慶、唐山、南京、寧波、揚州、廈門、杭州等大中城市。
一些地方的軍人也加人了愛國運動的行列。山東第五師一萬多名官兵通電全國說:“軍人等惟以鐵血為諸君後盾。”
全國普遍的“三罷”形勢展開後，各地政府、工商團體紛紛向北京政府告急。政局動盪震懾了北洋政府。6月11日，北洋政府迫於壓力宣佈曹、章、陸被罷職，民眾的愛國鬥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7.“五四”運動取得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偉大勝利。
“五四”運動因外交失敗而起，罷免列強走狗並不是愛國群眾的終極目標。北洋政府懾於民眾的強大力量，對巴黎和會簽字問題不得不有所顧慮。弱國無外交，早在5月13日，北京政府就在發給各省的密電中說，“此事國人甚為注重，既未達最初目的乃並無交還中國之規定，吾國斷難承認，但若竟不簽字，則於協商及國際聯盟種種關係亦不無影響。故簽字與否，頗難決定。”北洋政府經過權衡，最終還是決定屈服於列強，在和約上簽字。6月17日，北京政府正式通電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微祥、令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決定簽字的訊息一傳開，立即引起全國震動。全國各界再次掀起以拒籤和約為目標的愛國運動高潮。山東人民首先行動起來。6月19日，山東各界聯合會80多名代表進京請願。6月20日中午，山東代表齊赴新華門，要求見總統，並提出三項要求：(一)拒絕和約簽字;(二)廢除高徐、順濟鐵路草約;(三)懲辦國賊。大總統徐世昌拒絕接見代表，只派秘書接了請願書並讓軍警阻攔代表，令其返回。代表們聚集在新華門外，不達目的絕不撤回。直到下午5點多鐘，北京政府答應接見代表。
6月23日，山東代表推舉6人面見徐世昌。25日，國務院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山東代表亦表示不達目的絕不罷休。27日，北洋政府無奈作出部分讓步。但關於“二十一條”等其他條件則儘量迴避。
就在山東代表赴京請願的同時，上海、北京的愛國運動仍在繼續。6月21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各界團體代表開會決定，一致反對和約簽字，向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發電報要求拒絕簽字。6月27日，北京各界舉行聯合請願，山東代表請願團、北京中等以上學校生聯合會代表、京師總商會代表、留日學生代表、報界代表、陝西省學生合會、基督教代表等共計數百人，天津各界聯合會也派來10名代表參加
聯合請願。28 日，在代表們的強烈要求下，徐世昌接見了10位推選出的各地代表，但其仍然不能給代表團一個更為明確的答覆。除山東、上海、北京外，全國各地都舉行了不同規模的集會、遊行活 動。東京巴黎、舊金山、秘魯、古巴等地的僑民都相繼組織集會和遊行，支援國內人民的鬥爭。
法國巴黎是鬥爭的最前線。旅法華工和留學生也一直在為拒籤和約進行著激烈的鬥爭。中國代表一到巴黎，就看到旅居法國的華工和留法學生紛紛集會，敦請世界各國重視中國的利益與權利，他們還聚集於中國和德國總部前，呼籲德國與中國代表不要在和約上簽字。
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的簽字日。這一天天還沒亮，中國駐巴黎的各專使寓所均被旅法的中國工人和留學生們團團圍住了。工人和學生們不準專使出門，並明確告之:如果有專使要出門，不管是不是赴會，將立即被殺。今天絕不允許有一箇中國代表出現在巴黎和會的簽字現場。為了防止有人臨場退縮，他們事先開會簽好一份名單。如果真的有專使出來被殺，他們就按名單簽字的順序去抵命。每一個專使的命用三個人的命去償還他。這種氣勢和決心，最終把中國專使都留在了巴黎和會的簽字會場之外。這種以生命捍衛民族利益的壯舉，表現出僑法華工與留學生們以身報國、英勇不屈的精神。
1919年的6月3日，是五四運動重要的分界線。從5月4日到6月3日，運動的中心在北京，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是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從6月3日到6月28日五四運動取得勝利，這是運動的第二階段，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成了運動的主力。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從五四還動開始，中國的革命改變了方向。中國革命的目標已經不再是建立一個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建立一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進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經過“五四”運動的鬥爭鍛鍊，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進一步認清了反動政府的本來面目，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走與民眾結合的道路。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中，他們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投身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力量，從而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作了幹部上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