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電影《趙一曼》在全國上映，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在四川一家影院裡，有位年過半百的婦女，被電影裡的趙一曼感動得涕淚滂沱，瞬間勾起了她對失散多年的妹妹的回憶。這位婦女名叫李坤傑，在她眼裡，妹妹李坤泰和電影裡的女英雄一樣勇敢。
同樣，在北京一家影院裡，一個名叫陳達邦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兒子陳掖賢，也被劇中的女英雄形象所深深感動。父親動情地對兒子說：“要是沒有這些偉大的英雄，我們要麼死光，要麼當亡國奴。你的母親，估計也是這麼死的，可惜沒有她的音訊。”
他們誰也沒有多想，更絕對不會料到：電影中的這個趙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妻子和母親。
這部影片開拍前，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關注和指導，親自挑選審定由著名電影演員石連星出任主演，由東北電影製片廠歷時九個月拍攝成功。那麼，電影《趙一曼》是因何而拍的呢？
提出建議的人，是時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馮仲雲。作為東北抗聯將領的他，雖對趙一曼知之甚少，僅見過一面，但她慨然赴死、捨生取義的英勇事蹟，卻深深地鐫刻在他的腦海裡。編劇于敏根據當時少有的線索和素材，在藝術創作的基礎上，寫出了這部電影劇本。
那時的趙一曼，還有很多的謎團待解，人們也迫切地想知道趙一曼的籍貫、身世和早年經歷等，可是沒有人能夠完整地說清楚。
電影《趙一曼》
看完《趙一曼》過後的李坤傑，更加思念著杳無音訊的妹妹李坤泰。妹妹曾於1924年8月6日登報，宣佈脫離自己的封建地主家庭，從此踏上革命的道路。姐妹二人開始還有通訊往來，1930年後徹底失去聯絡。
李坤傑跑了很多部門，問了很多人，一直沒有妹妹的訊息。她曾堅信地說道“我就不相信這人出去就人間蒸發了。活著，她應該回來，死了，也要找到。”李坤傑無論如何也要一個結果。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1952年。李坤傑因工作變動，從瀘州回到家鄉宜賓。不久，就有人找上了門，此人叫鄭雙璧，是李坤泰在宜賓女中時的好友。鄭雙璧拿出一張照片，說：“二姐，這是淑寧在上海時託我妹妹琇石帶給你的照片，這些年四處動盪，一直無法與你聯絡，現在將它交給你。”淑寧就是李坤泰後來的名字。
李坤傑端詳著照片，眼眶溼潤了，這就是她日思夜想20多年未見的妹妹呀，照片中的她懷裡還抱著一個孩子。李坤傑失聲痛哭起來。
趙一曼和寧兒
平靜過後，李坤傑這才想起問及妹妹的下落，可鄭雙璧也不知情。李坤傑提筆給鄭雙璧遠在陝西寶雞工作的妹妹鄭琇石寫了封信。從鄭琇石的回信中終於得知：她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和李坤泰共事過一段時間，李坤泰有個半歲多的孩子，後來孩子被送到其父陳達邦的大哥家裡寄養。1931年後，鄭琇石和李坤泰也失去了聯絡。
李坤傑一遍又一遍地看著來信，一遍又一遍地抹著眼淚。信中還透露出一條重要的資訊：淑寧在上海時曾用名李一超，她當時經常向鄭琇石提起周恩來的名字，他們之間似乎比較熟悉。
李坤傑不會放過每一個機會。1953年5月2日，周恩來總理收到一封來自四川宜賓的信，打聽曾在上海中央機關工作過的李一超的下落。周總理想了想，不知道這個李一超是誰。信被轉到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和勞動部副部長劉亞雄那裡，他們均表示不知道李一超的情況。
李坤傑跌入失望的谷底，可她的尋親之路並沒有因為艱辛曲折而停止。1954年元月份，李坤傑得知四川省監察委員江子能要進京開會，便懇請他借開會之機，在眾人中打聽妹妹李坤泰的下落。
江子能在京開會期間，碰到了多年未見的宜賓老鄉，時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的何成湘，向他提起家鄉的李坤傑尋找妹妹李坤泰的事。何成湘曾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過，任過組織部長。何成湘無心地說了一句：《趙一曼》的女主人公也姓李，也是四川人，群眾都叫她“瘦李”，你說的這個李坤泰，如果有照片的話，我可以幫忙看看。
得到訊息的李坤傑，連忙把鄭雙璧送來的妹妹懷抱孩子的照片，寄給在宗教事務局工作的何成湘。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1954年 8月末的一天，李坤傑收到了何成湘從北京寄來的信：經鑑別認定，趙一曼就是李一超、李坤泰。希望你將趙一曼早年的情形再詳細告訴我，以便介紹和宣傳。
妹妹終於有下落了，李坤傑痛哭一場，雖然她已犧牲，但她就是那個被人們永記在心、反覆傳唱的女英雄趙一曼啊！至此，人們終於將那個在白山黑水間悲壯犧牲的抗日英雄趙一曼，和四川宜賓的李坤泰聯絡起來。
李坤傑一邊忙著蒐集整理妹妹早年的事蹟，一邊仍千方百計地打聽外甥寧兒和妹夫陳達邦的下落。她曾在妹妹好友鄭琇石的信裡聽說過這兩個名字，可是鄭琇石對其它情況一無所知。
在那個年代，僅憑一個名字去找人，簡直是在大海里撈針。李坤傑的尋親之路似乎再次陷入僵局。
李坤傑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趙一曼原名李坤泰，四川宜賓人，1927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改名李淑寧，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批軍校女學員。在這群女學員中，有三位值得一提：黃傑，成為徐向前元帥的夫人；張瑞華，成為聶榮臻元帥的夫人；曾憲植，成為葉劍英元帥的夫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組織安排李淑寧等40餘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就讀期間，李淑寧又改名李一超，並和同為黃埔六期學員的陳達邦結為連理，二人度過了一生中最美好溫情的時光。
李一超懷孕了，不久又接到回國的任務。縱使有千百個不捨，祖國的召喚又豈容推辭？陳達邦默默地為李一超收拾好行李，並將一枚戒指和一塊懷錶送給她留念。車站送別時，兩人難捨難分，李一超故作淡定地對丈夫說：“能見面當然好，不見面也好，達邦，要丟掉兒女情長。”說完，她便含淚扭頭，奮不顧身地踏上歸國的征程。
陳達邦和趙一曼（合成照）
回國後的李一超，先後在湖北、江西、上海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宜昌期間生下一子，取名“寧兒”，希望兒子健康安寧。
李一超為了更好地工作，決定按照和丈夫事先商量好的辦法，將寧兒送到陳達邦的五哥陳岳雲家中撫養。就在她苦於無法聯絡之際，老鄉李一泯介紹她與陳達邦的妹妹陳琮英相見，陳琮英後來成為任弼時的夫人，聽了嫂嫂的一番衷腸後，熱情開朗的她表示支援將孩子送養。
1930年4月，李一超、陳琮英二人帶著寧兒來到武漢，把孩子留在五哥陳岳雲家裡。陳岳雲開辦有紙印公司，在政界有一定影響力，妻子又未生育，寧兒到那裡會比較安全和放心。
臨走前，李一超抱著寧兒來到照相館，拍下了母子間唯一的一張合影，這也是後來確認她就是趙一曼的重要憑證。李一超寫了一封信，連同照片寄給遠在蘇聯的丈夫陳達邦，信中寫道：“達邦！別離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兒子誕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掛念，望你珍重。”
照片洗了三張，一張寄給陳達邦；一張交給鄭琇石，託她找機會轉交二姐李坤傑；一張留在身邊，以作思念之用。
李一超辭別牙牙學語的兒子，聽著他那撕心裂肺的哭聲，她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直往下掉。兩天後，她又回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務。
趙一曼
“九一八”事變後，李一超與化名“老曹”的黃維新一起，裝扮成夫妻，來到淪陷的東北大地，領導秘密的抗日鬥爭。
在此間，由她任政治部主任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作戰勇猛，威震珠河。當時，人們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叫她“女長官”，甚至流傳她是趙尚志司令的妹子。李一超“乾脆就讓自己姓一回趙”，起名趙一曼。“哈東二趙”成了讓敵人聞風喪膽的英雄人物。
1935年11月，趙一曼在一次戰鬥中手腕中槍，在農舍裡隱蔽養傷時被敵人包圍，再度負傷後昏迷被俘。趙一曼的左腿被威力巨大的七九式步槍擊中，據日本戰犯大野泰治回憶：趙一曼穿著一件黑棉衣，褲管都被血灌滿了，不斷地往外滲，碎骨頭散亂在肉裡，共有24塊。
日軍對她施以各種酷刑，扎竹籤，坐老虎凳，拿木棍捅傷口，灌辣椒水和涼汽油，整個過程持續了九個月。但她寧死不屈，沒有透露敵人想要的任何資訊。日軍檔案裡這樣記載：“在長時間經受高強度電刑的狀態下，趙一曼女士仍沒招供，確屬罕見，已不能從醫學生理上解釋。”
趙一曼傷勢嚴重，敵人為了獲得重要口供，將她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進行監視治療。頑強的趙一曼教育感化了看守警察董憲勳和女護士韓勇義，董、韓二人幫助趙一曼一起成功“越獄”。
在準備奔赴抗日遊擊區的途中，三人不幸被追趕來的日軍捕獲。董憲勳慘死獄中。韓勇義被判刑4個月後釋放，後因酷刑造成的疾病復發，1949年2月去世，時年29歲。
敵人無法從趙一曼口中得到有用的資訊，決定將她處死。1936年8月2日，趙一曼被押往黑龍江珠河縣。在去往珠河的火車上，趙一曼向看守要來紙筆，用被敵人拔掉指甲的雙手寫下兩封絕筆信，道盡了這位偉大母親對兒子無限的眷戀和不捨，那年她才31歲。
信中這樣寫道：
“寧兒：母親對於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趙一曼遺書謄抄件
且說趙一曼的真實身份被揭秘後，李坤傑的尋親之路仍在繼續。蒼天不負有心人，經過多番打聽，她終於找到了趙一曼的小姑子，即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陳琮英。
1955年元月，她給陳琮英寫了一封信，詳細講述了事情原委。陳琮英接信後，立即給李坤傑回信，告訴了陳達邦和“寧兒”陳掖賢的情況：陳達邦現在人民銀行總行國外局工作。陳掖賢二十四歲，已從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在北京工學院工作。
陳琮英把來信內容告訴了哥哥陳達邦。
陳達邦和陳琮英
自從妻子離開莫斯科後，陳達邦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她。1931年收到妻子的來信後，他把那張合影照放在床頭，每天看了又看。
那時的陳達邦，任莫斯科外國出版社中國印刷部主任，專門負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印刷業務。1935年，黨在巴黎創辦《救國時報》，作為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的機關報，陳達邦被派去擔任《救國時報》印刷廠廠長。臨走前，他將妻子的來信和照片存在共產國際檔案室裡，這也為他以後的尋親之路埋下隱患。
1942年，陳達邦終於踏入魂牽夢縈的祖國。他四處打聽妻子的下落，聽人說妻子把寧兒送走之後，再也沒有回來過。後來還聽說她去了東北，以後就沒了訊息。
此時的陳岳雲已把紙印公司遷到重慶南岸，創辦“中國印刷廠”，寧兒也一同前往。陳達邦輾轉來到重慶，當五哥五嫂把寧兒叫到他的面前時，已經13歲的孩子望著這位頭戴禮帽、身穿西裝、腳蹬皮鞋的人，怯怯地喊了聲“八叔”。陳達邦撫摸著兒子的頭，泣不成聲。終於團聚了，此刻要是妻子也在一起，那該多好啊！
陳達邦留下來和五哥一起經營印刷廠。1950年，妹夫任弼時在北京逝世，陳達邦趕去弔唁。在那裡他遇見了在巴黎辦報時的老領導吳玉章，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建立人董必武。兩位老領導對陳達邦的業務水平十分了解，聯名推薦他到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任綜合科科長，具體負責人民幣的印刷工作。
建國之初，我國印鈔技術比較落後，只好請求蘇聯方面幫助。陳達邦臨危受命，作為全權代表，秘密赴蘇處理我國印鈔事務。原先由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審定的人民幣樣版，因為技術上不達標，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但因原來的漢字題字沒有墨稿，製版再次受阻。
經請示，國內答覆：在儘可能保持原有風格的前提下，可由技術人員作靈活處理。於是，具有深厚書法功底的陳達邦，揮筆題寫了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在內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這些題字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幣當中。
人民幣樣版
就在陳達邦繁忙工作之際，他從妹妹陳琮英那裡得知李一超即趙一曼的訊息，他震驚了，流淚了，多少年的苦尋終於有了結果。
“寧兒”陳掖賢給姨媽李坤傑回了封信，詳細彙報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告訴姨媽他很想知道外公、外婆、舅舅、姨媽們的情況。收到外甥的來信，李坤傑落淚了，有種喜極而泣的感覺，妹妹雖然犧牲了，但她的兒子已長大成人，她的生命由兒子來延續，泉下有知的她或許可以安息了吧。
陳掖賢得知媽媽就是趙一曼後，來到東北烈士紀念館，他意外地發現了母親留下的兩封遺書，嚎啕大哭，幾度暈厥過去。他把遺書抄了一份，回家後的他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用鋼針蘸著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虔誠無比地刺下“趙一曼”三個字，以表示對母親刻骨銘心的愛戀和崇敬。
其實，這兩封遺書並非趙一曼當年親手書寫的原件，真跡已無從尋覓，它的日文內容被敵人隱藏在審訊檔案裡，很長一段時間無人知曉。據趙一曼紀念館館長陳懷忠介紹：這封遺書發現的時候都是日文，最後從日文翻譯成中文，才有了今天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內容。
趙一曼遺書，陳掖賢手抄件
民政部門按規定給烈士家屬發放撫卹金，陳掖賢卻不肯去領，他說：“我不要，作為趙一曼的子女，繼承的只能是她的精神和遺志。”就這樣，他沒有烈屬證，也沒有享受任何的烈屬待遇。
陳掖賢骨子裡有著趙一曼的那種無私無我的品質，在中南海時，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時常去看他，還曾對他說：“你媽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英雄，你有什麼困難，儘管可以跟組織上提。”可是，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的陳掖賢，選擇了做一名普通無聞的高校教師。
陳掖賢
隨著中蘇關係的逐漸緊張，有著在蘇聯長期工作經歷的陳達邦，受到錯誤打擊。在後來的那場劫難中，作為“蘇修特務”的他不堪重負，於1967年8月10日自行結束了生命，時年67歲。1979年，國務院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追悼會，為陳達邦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父親得到平反，著實令陳掖賢高興了一陣，但災難再次襲來。1982年，8月15日，在這個對趙一曼的家人們有著特殊紀念意義的日子裡，陳掖賢選擇了和父親一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終年55歲。
他隨父母而去，為後人們留下一個難解的謎。一同留下的，還有寥寥數語：
“不要以烈士後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給組織上添任何麻煩。以後自己的事自己辦，不要給國家添麻煩。記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則，就是對不起你奶奶。”
這份遺書是寫給女兒的。陳掖賢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陳紅，小女兒陳明。陳紅1958年出生於北京，遠在宜賓的李坤傑得知妹妹趙一曼有了孫女，相思之情甚切，多次給陳掖賢寫信，希望把陳紅交給她來撫養。就這樣，陳紅回到了宜賓，在奶奶趙一曼的故鄉讀完小學、初中和高中。陳掖賢的另一個女兒叫陳明，1990年到匈牙利經商，後來定居海外。
陳掖賢全家照
十幾歲時，陳紅有次回京，在和爸爸一起洗衣服時，發現他手臂上刻著的“趙一曼”三個字，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親不好意思地笑了，說：“媽媽在我心裡就行了。”直到去世，那三個字還在他的手臂上留著。
陳紅經歷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難，加上父親的遺訓，使得她為人低調內斂，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知道她就是趙一曼的孫女。
2004年，陳紅所在的公司裁員，45歲的她正面臨女兒上學用錢的困難。無奈之下，她試著給四川省委黨史辦和黃埔軍校同學會寫信說明情況，商量能否讓自己等到女兒畢業後再下崗。很快，陳紅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上，那些和她一起下崗的姐妹們都回來上班了。
陳紅
一年後，中央電視臺拍攝紀錄片《趙一曼》，請陳紅上鏡朗讀趙一曼留下的那封信，她的身世才被單位裡的人知道，“天哪，她是趙一曼的孫女呀！”周圍的鄰居們，也無不感嘆她的低調和務實。
陳紅心裡最大的壓力，就是怕做一點對不起奶奶的事。她推掉了很多想借用趙一曼的名氣開酒樓飯店之類的邀請。
一個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找到陳紅，希望能對趙一曼的後人當面懺悔。陳紅卻說：我不能接受。你老了，要在良心上得到解脫，可我的國恨家仇怎麼辦？再說了，貴國政府一向的態度，都使我不能接受你的懺悔。日本老兵又想對陳紅進行經濟補償，她拒絕了，她說：趙一曼的孫女，怎麼可能要日本人的錢呢！不但是我，就是別的中國人也不會。金錢不能贖回戰爭的罪惡，請你收回去！
陳紅也這樣要求自己的女兒，她時常告誡女兒，“你的身體裡流著趙一曼的血，要踏實地工作，對得起自己拿的工資”。
